第三节 多元主义：美国社会中介组织

美国是典型的多元主义政体国家，这一强调个人和公民社会权利的政治体制表现为权力中心的多元化。多元主义政体在美国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而是由美国的独特的历史背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人们对纯粹民主政治可能导致弊端的担心以及美国社会利益多元化等多方面因素决定的。

从美国早期的建国历程可以看出，美国“国家”的出现不是像其他地区那样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建立起来的，而是由个体→社会→国家这种自下而上的方式来实现的。公民间起作用的仅仅是“社会契约”和“自我利益”关系，国家和政府所起的作用仅仅是维持这种社会秩序，目的是防止公民互行不义，督促他们公平交往。换句话说，美国的政府或国家政权不是计划中的、意识形态上一致的东西，而是一个危机处理的产物。因此，尽管美国的经济极其发达，但政府并没有包揽一切社会事务管理，恰恰相反，是通过积极培育和推动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来承担许多具体的社会服务和社会管理的工作。因此，在黑格尔的观察中，美国没有“国家”，没有统一的民族意志反映的政治秩序，只有个体的自我利益和他们追求自由的热情，而多数欧洲民族的情况则是由国家治理社会。

社会中介组织在美国发展的历史根源是结社的传统、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和基于这种价值观民主的社会现实。现实根源是20世纪70～80年代的政府改革，中产阶级的兴起和社会多元化的发展趋势。社会中介组织维护了自由主义精神，促进了个人从家庭走向社会，提高了政府效能，保证了行政改革的顺利展开。

一 美国社会中介组织发展概况

美国一直被认为是社会中介组织活动的温床，托克维尔是19世纪的一位关于美国制度的敏锐的观察者，他适时地把这种志愿协会看成解决社会平等、公平等方面的社会问题的民主反应，实际上，美国早期的民主政府给社会及组合成的志愿协会留下了足够的空间，甚至在新政时期和凯恩斯主义时期，也限制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权力，给予社会中介组织充足的活动空间。现在美国一半的大学和医院，近2/3的社会服务机构，几乎所有的交响乐团都是社会中介组织。美国全国独立部门1999年所作的关于“美国义务捐赠和志愿者行动”的调查显示，1998年，在美国18岁以上的成年人中，将近56%的人加入了志愿者行列，志愿者平均每周工作3.5小时，41%的志愿者不定期到社会中介组织工作，39%的志愿者则定期前往工作，1.09亿志愿者贡献了199亿小时。

据专家估计，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有各种社会中介组织超过100万个，规模相当庞大，它们同美国公民的日常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合法性及地位而言，美国在其《宪法第一修正案》中明确规定了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它们包括公民言论自由和参与结社的基本权利。《联邦税法》对社会中介组织的影响最明显，在这部法律里明确规定了可以享受税收豁免的社会中介组织的种类，政府对待慈善组织的优惠政策也是很明显的。同时，美国社会中介组织采取三种主要的法律形式，它们包括：第一，非公司形式的协会或社团；第二，公司形式的协会或社团；第三，信托形式的协会或社团。尽管在美国，人们建立社会中介组织十分便利，但是政府对它们的监督仍然通过一定的渠道来实现，其中，最简单的一项措施就是政府采取“公开原则”将所有的社会中介组织暴露在公众的眼皮底下，所有公民都有权查看该社会中介组织的原始申请材料和前三年的税表。并且，任何公民还可以致信国税局，了解该社会中介组织的财务状况和内部结构。这样，政府在人力不足的情形下，减轻了监督成本，也充分扩大了监督的范围，增强了社会中介组织自治的可能性。美国的社会中介组织相当发达，无论从自身能力还是外界环境来说都是处在世界前列的，但仍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不足之处。例如，税收减免待遇就使得一些社会中介组织铤而走险，尽量少缴税或不缴税，隐瞒实情，让社会中介组织也沾染了铜臭味。总之可以说，美国社会中介组织通过提供教育、培训、咨询、扶贫济困等各类社区服务，在满足公民需求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成为美国社会中一支重要的文化、社会和经济力量。

首先，非营利组织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美国共有180万个非营利组织，其中合乎《联邦税法》501（C）（3）条款的慈善机构有70万个，符合501（C）的其他条款的非营利机构有54万个，加上不需要登记注册的各类宗教团体，覆盖的领域有：文化、艺术、娱乐、教育、研究、卫生、医院、托老院、托儿所以及其他卫生机构；社会服务、残疾人救济、难民救济、环境保护和动物保护；经济、社会和社区发展；住宅、就业和就业培训；公民倡导组织；法律服务、慈善、宗教组织、专业或行业组织，等等。另外，美国还有84800个行业协会。美国非营利机构每天为需要各种援助的美国人提供帮助，受益人群分属不同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不同宗教信仰。很难想象美国社区没有教堂、健康诊所、施粥处、博物馆、医院、大学或公民组织会是怎样的情形。

其次，非营利部门在美国是一支重要的经济力量。1990年美国的非营利组织的资产为9960亿美元，2000年达到19000亿美元，2002年达到24000亿美元。年收入为1万亿美元以上，年总支出为6700亿美元，占GDP的9%。美国180万个非营利部门构成6500亿美元的产业，非营利部门雇员有1040万人（占全美支薪雇员的7%）；有志愿者630万人（占支薪和志愿雇员总数的11%）。纽约市一地就有8000多个非营利机构，资产超过2780亿美元，年支出990亿美元。2002年，美国133家最大的基金会资产总额为14980亿美元。有“地方捐助的基石”之称的美国社区基金会总资产超过300亿美元。据《非营利时代》2005年11月1日对100家美国最重要的非营利组织的分析，仅前4名机构2004年的总收入就达141.8亿美元，总费用达113亿美元。

再次，非营利部门在美国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巨大。非营利组织堪与美国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并列，被称为第三部门。有人将美国的公共服务来源描述为三个渠道，一是政府的三个分支（立法、司法和行政），二是政府的三个层次（联邦、州和地方），三是非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在美国经营了大部分的社会部门，其服务几乎占所有社会服务的一半，甚至更高。美国布什总统的助理吉姆·托维（Jim Towey）说：“政府可以提供资金、调动军队救援、提供必要的物资，但是它不能提供更具体的服务，诸如遭受灾害的人群的心理康复、社会关系重建等，而非营利组织能够做到，非营利组织可以通过各种服务，包括志愿服务在人们之间建立起来相互信任和网络，形成社区组织和社会关系。”“9·11”事件后，美国政府投入了几十亿美元的资金，主要用于基础设施重建和基本服务的提供，而美国1339个基金会和法人社团截至2004年9月共提供了超过11亿美元的资金，主要用于食品和住宿等急需服务。纽约的社会服务人道援助机构除提供食宿和咨询外，还组织了成千上万的志愿者。文化艺术机构（几乎都属于非营利部门）为缓解人们的惊恐做了大量工作。慈善机构为纽约人和纽约社区募集了大量资金，支持灾后各种工作。

另外，非营利组织培育了志愿精神和慈善传统。1999年，56%的18岁以上美国成年人参加过志愿工作。2000年，44%的26岁以上美国成年人参加过志愿工作，工作量超过900万个全日制雇员，工值为2390亿美元。2000年，90%的美国家庭向国内外慈善活动捐款。2003年，美国人民捐赠了2410亿美元给慈善组织或公益组织，其中83%由个人捐赠（包括遗产捐赠）, 11%来自基金会，6%来自法人机构。2004年，美国人对100家最大的慈善组织的资助达到49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9.8%。

二 产生动因

美国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国家。美国学者彼得·德鲁克认为，美国的最大特色是普遍的、广泛的社会中介组织这种非营利性组织的存在。社会中介组织虽在美国由来已久，有近400年的历史，而且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的组织形式对美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它在学术界一直备受冷落，在社会生活中也未能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得到改观，这时关于社会中介组织的论文一篇比一篇精彩，研究社会中介组织的专著一本比一本深刻。与此同时，社会中介组织的数量也急剧增加，1967年全美有非营利性组织30万个左右，到1995年就上升到116.4万个左右。这种发展趋势是其他国家所无法企及的，其原因正在于美国的历史沉淀和现实需求。

1．社会中介组织在美国兴起的历史根源

首先，美国有结社的传统。社会中介组织在美国的雏形可以追溯到17世纪初第一批欧洲移民来到北美这块新大陆上为了对抗恶劣的环境以求生存而自发形成的结社之中。正如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所论述的：“他们来到此行的目的地……移民们上岸后第一件关心的事就是建立自己的社会。”久而久之，这种结社以自助的习惯逐渐内化到美国人民的精神血脉之中，成为美国人民光荣而又悠久的传统之一。结社的传统，是社会中介组织在美国产生的首要原因。

其次，美国人的自由主义价值观是社会中介组织在美国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美国人民历来崇尚自由，这种自由主义传统对政府极不信任，同时又十分害怕政府权力扩大以干涉他们的自由，所以，除非万不得已他们绝不求助于政府——以免政府乘机扩大权力——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而是利用结社这一手段结成社会中介组织来自助。

再次，民主的社会现实是社会中介组织在美国产生的又一重要原因。美国是一个民主的国家。托克维尔认为：“在民主国家中，他们几乎不能单凭自己的力量去做一番事业，其中任何人也不能强迫他人帮助自己，因此，他们如不学会自动地互助，就会全体陷入无能为力的状态。”

2．社会中介组织在美国发展的现实根源

首先，20世纪70～80年代的政府改革是社会中介组织发展的最主要的原因。美国一直以来奉行自由主义，政府只承担“守夜人”的角色，只负责制定法律和维持秩序，到19世纪后期，自由主义时代才宣告结束。政府开始加强了对政治、经济领域的干预，《反垄断法》的颁布、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功的战时经济政策、30年代的大萧条中政府在经济复苏中的巨大作用，使西方世界的人民尤其是美国人民接受了政府干预经济的观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政府更是全身心地投入到西方世界国家的重建之中。此时，政府开始对经济、社会生活进行全面干预。

这种“全面干预”的政府模式带来了严重的后果：①政府加强对私人领域的渗透受到美国公民的抵制和反对，这种不合作的态度使政府的行动和计划难以达到预先设定的目标，使政府的能力受到公众的怀疑，政府威信下降；②政府机构的规模随着政府社会责任的扩大也相应扩大，机构中庸才的数目也相应上升，这些人在执行政府的政策时会使政策发生扭曲，使政府计划不能得到正确的执行，使政府满足人们需求的能力下降；③政府机构的扩大使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上升，政府支出的结构中转移性支出和补贴的比重不断上升，使政府对公共工程和基础设施的投入相应不足，所以，民众对政府的服务质量日渐不满，要求政府对自身进行改革。为了缓和这种压力，必须对这种“全面干预”的政府模式进行调整。正因为如此，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有了契机。

其次，中产阶级的兴起和社会的多元化也是社会中介组织兴起的一个重要保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50～70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不仅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且提高了他们的教育水平，更为重要的是经济的发展对社会结构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已经形成。人们的需求开始出现多元化的趋势，人们的利益也相应出现多元化的趋势。政府的行为不仅不能满足这种多元化的利益需求，有时还不可避免地损害这种利益的需求。作为不同阶层群众的利益的代表和维护者，社会中介组织适时出现。

三 运作模式

美国非政府组织经历了200多年的发展史，已经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运作模式和政府管理扶持的模式。

首先，非政府组织成立要向政府提出书面申请，包括写明机构性质、运作计划、服务宗旨，以及用什么方式实施项目开发，并要明确非政府组织基金会成员的构成。政府通过严格审核认定后，发给非政府组织资格表，再予以批准成立。

其次，非政府组织的运作机构一般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董事会，它由出资人、社区居民代表、政治家和社会工作者组成。董事会的职责主要是制订方案、确立目标、招聘成员等。第二层次是执行总裁，它由董事会任免，其工作职责是执行董事会所制订的方案，管理组织资源，开发服务项目，拓展外界联络，争取社会募捐，考核和评估雇用人员。第三层次是带薪工作的职员，主要是协助总裁工作，研究日常工作，开展人员培训与提高，对各方面服务雇员进行评估和监督。

再次，非政府组织在组织社区服务时，始终不满足于现状，他们以寻找和发现新的社会需求为内在动力机制，不断创新开拓。例如，发现一项新的社会需求时，首先自己筹资来开拓这一服务项目，并力求成功，以增强政府对它们的信任；而政府发现这些项目的开拓，确实对社区居民带来了收益，又会加大投入力度，给予支持。所以，美国的非政府组织的运作机制，确实在美国社会的发展历史上起到了先导效应。

最后，政府对非政府组织在进行严格审核批准成立后，从财税政策上给予极大的支持。一是对非政府组织在从事社区服务过程中，每年提供10% ～80%不等的财政资金，但大部分非政府组织都可获得60% ～70%的财政投入；二是给予非政府组织特定的免税政策，既服务所获得的各项收入不需上税，同时非政府组织从事社区服务时所购买的商品，也不需交税，因为美国零售各类商品是实行价外税的，所以从事公益性服务的组织就可以享受到这一政策；三是规定非政府组织从事社区服务所形成的盈利或利润，不得用于个人利益，必须用于社区发展的再投入，为大众服务。

四 美国社会中介组织功能

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的充分发展，社会中介组织已经成为美国社会生活正常进行，特别是政治体制有效运转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在美国，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运作是同非营利部门的活动相辅相成的，美国的发展是其政府、企业与社会中介组织共同努力的结果。一个发达和充满活力的非营利部门的存在，是美国得以成功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之一。这种作用在社会领域、市场领域和政治领域中都有所体现。

1．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

近100多年来，美国一直保持了由公民自主兴办各类社会经济事业的传统。美国不仅有世界上最发达的民间营利性组织，即企业和公司，而且有世界上最发达、充满活力的社会中介组织。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中介组织的扩展尤其显著。20世纪末，在美国政府注册的社会中介组织共有约140万个（不包括宗教组织和政治组织）。社会中介组织的年收入达到约1万亿美元，约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0%。非营利部门所雇用的工作人员约为1100万，约占全国非农就业的8%。如果说政府是推动发展的一只“看得见的手”，市场是推动发展的一只“看不见的手”，那么社会中介组织所凭借的社会机制就是推动发展的第三只手：一只“若隐若现的手”。

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国家与市场虽然各有其必要性和优势，但又各有其缺陷，存在着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在很多情况下，政府官僚体制对新事物反应慢，缺乏及时解决问题的动力，对有些社会需要不知道或者认为无足轻重而不重视。政府通常注重一般的公共需求，但对部分社会成员的特殊需求难以满足。企业则是无利不图，对风险大、不赚钱或利润有限、投资大但资金回收期长的事业尽可能规避。社会中介组织的使命优先、非营利取向的独特性质使它们可以同政府和企业并立，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20世纪后期，随着政府干预事务的范围越来越大，人们开始关注政府提供服务的质量和政府干预社会的有效性。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政府满足民众需求的能力和民众对政府的要求与期望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即政府的效能正在不断下降。具体表现如下：①政府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下降。与同期的东亚新兴工业国GDP以每年10%的平均速度增长相比，美国只能保持3%的增长速度。②维护社会公平的能力不足。虽然美国的人均GDP有所增长，但贫富之间的收入差距却拉大，据1990年的统计数字显示，美国最穷的20%的家庭收入占总收入的4.6%，而最富的20%的家庭收入占总收入的44.3%。③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成本高，质量低。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其关键是政府缩小自己的职能范围，去做自己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这已成共识。政府作为垄断性的、非排他性的、基础性的公共物品和社会服务的提供者（这同时也是它存在的唯一合法性依据），只有把它的能力投注在基础性的工作上才能在其行动中体现出效能。这些基础性的工作包括建立法律基础；保持非扭曲性的政策环境，确保宏观经济稳定；投资于基本的社会服务和基础设施；保护承受力差的阶层；保护环境。对于这种基础性的工作来说，政府是唯一的也是最后的承担者，这一领域是一个垄断性的、不允许竞争存在的领域。美国学者德鲁克也认为：“只有在垄断的条件下，政府的行动才能奏效，只要存在竞争，政府只好束手无策。”也就是说，政府的有效性只能体现在政府行为的垄断性上，对于那些可以有竞争存在的领域，政府应尽量少涉入或干脆不涉入。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传统的垄断性领域——非基础性的工作领域——有了竞争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有两种行为选择：一是政府退出非垄断性领域，二是在该领域中和竞争对手合作，作为一个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通过竞争来提高公共产品提供的质量和效率。这已为实践所证实。这时，社会中介组织存在的必要性和发展壮大的必需性就体现出来。因为政府的责任就是提供公共产品，而现在公共产品竞争性的生产方式并不能改变其产品的公共属性，这只是意味着政府不再是公共产品的唯一提供者。也正是由于公共产品的公共属性，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就不具备提供公共产品的资格，而且它们也不愿意进行公共产品的提供，而社会中介组织由于其非营利性、服务性、组织性和自愿性等特性在社会组织中脱颖而出，成为政府理想的合作伙伴和首选的继承人。这样，社会中介组织当仁不让地和政府分享了提供公共产品的义务。

此外，美国的社会中介组织还是个人从家庭走向社会的中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社会中介组织是美国公民社会化的首要载体，因为美国公民在正式步入职业生涯以前，通常有一定的社区工作经历。这样不仅可以培养社会福利和社会公平这种对人类终结关怀的精神，而且为美国公民提供了就业培训、提高了工作能力、培养了工作技能，有利于以后工作的顺利开展，更为重要的是提供了大量的免费劳动力，节约了社会资本。

2．市场经济的社会环境

美国的市场经济很发达，其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特征尤为突出。在美国的市场经济中，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对立、贫富之间的差距、竞争的激烈程度，都超过了其他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是，这样一种不断产生和激化各种社会经济矛盾的市场经济，竟然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实现了相当高的效率和相对稳定，除了迄今已有较多论述的国家干预的作用之外，社会中介组织作为其社会环境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社会中介组织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平衡器、缓冲器和润滑剂，不仅可以平衡市场经济中各种激烈冲突的因素，缓和其产生的各种矛盾，而且还可以支持和辅助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

社会中介组织的志愿精神和利他主义制衡着市场经济中的利己主义。在美国的市场经济中，利己主义精神得到了很充分的发挥。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精于计算，追逐利润，拼命赚钱。与此同时，在社会领域里，美国人又非常慷慨，自发地、愿意不计回报地帮助别人。2000年，有超过1亿的美国成年人志愿为社会中介组织工作过，平均每人每星期志愿工作4小时。社会中介组织贯穿的是对他人和社会的关心，弘扬的是公益和互惠的精神。

社会中介组织的社会互助制衡着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在市场经济中，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在很多情况下是对立的，人们因竞争而疏离。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一些人的胜利意味着另一些人的失败。当社会成员之间通过各种形式的社会中介组织建立起联系纽带时，人的孤独感和隔阂被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分离与冷漠状况被改变。社会中介组织可增强人的社会归属感和社会共同体意识，使人们拥有对前景的共同展望和共同的价值观。通过社会中介组织的活动，人们会产生相互之间的熟悉和理解，彼此友善和信任，愿意和睦相处、进行合作和互惠互利，愿意通过协商和妥协协调利益关系。

社会中介组织还缓解着因市场经济的运作而产生的各种社会矛盾，如除了政府之外，社会中介组织是又一个进行社会收入再分配的重要机制。

一些类型的社会中介组织对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还起着重要的支持作用。例如，企业的所有者与经营者通过商会和行业协会等形式组织起来。这些组织促进和保护其成员的利益，协调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增进成员之间的交流和理解，进行专业教育和培训，以及提供其他必要的服务等。

3．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

在社会领域中，社会中介组织有效地维护了美国基于自由主义精神的民主政治。美国有悠久的自由主义传统，而且自由至今仍是美国社会充满活力的一大根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自由就意味着多元化，而社会中介组织正是这种多元化的载体。同时，自由也并不意味着随心所欲、不受约束。亨廷顿认为，人可以有没有自由的秩序，但人不能有没有秩序的自由。对自由的滥用不仅是对自由传统的破坏，更是对自由精神的亵渎。社会中介组织由于其组织性而使自由的行使规范化，从而有效地维护了这种基于自由精神的民主政治。可以说，社会中介组织是美国民主政治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社会基础。

公民个人的平等、独立、自主和自愿参与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社会中介组织存在的基本条件。社会中介组织之所以也称为志愿部门，就是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公民个人的志愿投入。公民为了个人的和公共的利益，主动地通过各种方式组织起来开展社会活动，需要具有（而且也培育着）公共意识和社会责任。而公民自觉的公共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则是实行民主政治所必需的。所以，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为民主政治创造着有利的条件。

一个社会的多样性和多元化程度直接关系着民主政治的发展程度。社会中介组织的包容性使美国社会多样性和多元化的潜力得到了较充分的发挥。美国是一个主要由移民构成的国家，其种族、民族、语言、文化等方面的多样性堪称世界之最。美国又是一个对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予以较多保障的国家。美国公民可以比较容易地通过不同形式和不同规模的社会中介组织，宣示自己的意愿、兴趣和追求，实现个人的和公共的利益，在思想、文化乃至地域等方面保持不同群体的特性，形成一个丰富多彩、异同共存的社会部门。

庞大的和高度集权的政府会严重限制民主政治，反之则有助于实行民主政治。发达的社会中介组织使美国相对较小规模的政府部门成为可能。在美国，政府通过赠款、合同分包等方式将很多公共服务项目交由社会中介组织运作，即在政府的引导和资助下由社会中介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社会中介组织还承担着一些公共管理的职能。这样，政府摆脱了因直接提供公共服务而形成的大量具体事务的重负，可以使用较精干的人员和机构，专注于较重要的公共管理事宜。

社会中介组织可使公民广泛地参与社会经济事务，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民众的意愿和利益，促使政府倾听民众的呼声以对各种社会问题作出及时的反应，帮助政府提高效率，促使政府官员对人民负责。

五 发展趋势

从美国社会目前的现状看，社会中介组织已经承担了很多的社会事务和社区服务工作，对社会稳定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从管理角度看，政府还想把更多的事情交给社会中介组织去做，甚至设想让社会中介组织去办监狱，去管理监狱，因为社会中介组织办监狱和管理监狱，更富有人情感化效应。所以，从发展趋势分析，政府与社会中介组织的关系将越来越密切，它们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将随着发展而更富有建设性。

但是，鉴于经济因素的影响和社区建设投入的逐步增加，政府在对社会中介组织的资助有所下降的同时，调整和采取了一些新的政策措施，以充分满足社区发展的要求。首先，鼓励建立工商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使社会中介组织能够充分利用前者的财力、物力和人力资源，开展社区服务业；其次，要求社会中介组织不要完全依赖于政府拨款和社会捐款，而要寻求和形成一定的自立机制，政府允许社会中介组织提供有偿服务，但要求收费标准要与服务质量、服务对象支付能力相联系；第三，政府允许社会中介组织在直接从事有偿服务的基础上，开办营利性公司，逐步形成非营利性服务和营利性服务的相互渗透，并以营利性的收入来弥补非营利性服务的需求，同时要求社会中介组织把行政经费压缩到最低程度，保证服务效率，把钱用到真正需要的方面。

总之，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中介组织在从事社区服务的过程中，还将面临一系列新的发展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