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行走在庙堂与江湖之间的学人
与谢刚的结缘纯属一次偶然的机会，记得是出版我的一本散文随笔集，他的认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一个年轻的“老资格”出版人，他那时还不到三十岁，就已经是知识出版社社长了，老成干练、业务熟络的风格作派的确会使一般的学者刮目相看。
20世纪初年正是中国文化转型的节点时期，同时也是中国出版业面临多重选择的关键时刻，作为一个几乎与中国新时期出版业同时发育成长的见证人和实践者，我以为谢刚是最有资格来评述这个行当的。于是，在与之详谈之中，便有意询问了他对中国文化和文学思潮与出版、接受之间的一些问题，从他的回答中，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凭谢刚对中国出版业状况，乃至制度机理的了解，如果让他来做中国出版业与中国文化以及中国文学之深层关系的研究课题，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以他的聪明的才智和分析问题的深刻准确，加之看问题的宏观视野，一定会在这个当时刚刚起步却少有深刻之论的研究领域中独树一帜。基于上述原因，我决定收他为博士生。世纪之交的2000年报考我博士生的人很多，好在谢刚考的成绩也很理想，便顺利入学。三年当中，他的论文选题经过了多次反复的调整、打磨与修改，终于成篇。在论文答辩中得到了许多专家学者的好评。毕业前，我嘱咐他把博士论文再补充些资料后尽快出版。在我认为里，作为在国内出版圈极有人脉和影响的出版社社长，出版自己的论文还不很简单？没有想到的是，十几年过去了，他从知识出版社到法院出版社，再到新星出版社，一路做了几个出版社的老总，却没有把自己的学术论文当回事，一追问，他竟然说论文和许多资料搞丢了，真乃不可思议也。但是，仔细想想，却咂出了另外一番况味：作为一个行走在庙堂与江湖之间的文人，谢刚没有像诸多官员那样为自己的政治颜面去涂脂抹粉，以极尽附庸风雅为能事，作为一个本身就是中文学科出身且又精通业务的官员，如此低调地对待自己的学术成果，也的确是其人品的一种本能表露吧。不过，我仍然希望他将自己在实践过程中的许多独到的见地出版发表出来，为中国的出版事业健康发展提供可资的借鉴。
收在这本集子里的几篇文章，除了第一篇是他论文的基本框架外（尚有许多想法和抽样分析没有付梓），其他几篇是他的论文旧作，从中可以见出论者学术品味之一斑。
谢刚是一个很有自己学术见地的文人，少年老成的他不仅有治学严谨的风格，同时也兼具高屋建瓴的观察视域，更可贵的是他具备了一种发他人所未见的学术素养，几篇论文就可见出其文献考据的功底、站在中外文化制高点上发现真问题的本领、从细微之处寻找学术突破的能力。《美丑尽在情与欲之间——论〈金瓶梅〉的文学地位和美学价值》一文通过对金、瓶、梅三个女性的分析，将她们“还原为中国文学的一个历史环节，进而考察她们在文学和美学中的特殊意义，将直接影响到我们如何认识和评价《金瓶梅》”。为潘金莲翻案的文章甚多，但是将潘氏与李瓶儿、庞春梅一并分析，从而为其进入一个历史和美学的评价通道铺陈了一个新的切入点，由此而来的分析就比他人高了一筹。同样，对莫言作品叙事策略的分析也是我见到的对莫言叙事少有的有自己独到见解的论文，关键在于作者不是在“掉书袋”中发论，没有被淹死在他人、尤其是洋人之论的汪洋大海之中。分析侦探小说更是他的长项，新星出版社作为中国翻译出版侦探小说的第一大社，谢刚功不可没，其中熔铸了他对此类作品的独特见地，从这篇《阅读之前没有真相——略论侦探小说的出版》就可见论点之一斑。
谢刚的工作忙，头绪甚多，行走在庙堂与江湖之间的确不易，可是作为一个本质上的文人，我寄望他不可放弃学术和写作。我还是希望他能够扩充自己的博士论文，当下他更有条件使其日臻完美，不为稻粱谋，只为中国出版业计，也应当有所作为。
是为序。
2013年11月25日
于南京大学文学院仙林校区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