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爆发于2007年8月的美国次贷危机，以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倒闭为分水岭，发展成为一场自1929～1933年大萧条以来规模最大和影响最深的全球金融危机。也有观点认为，这是一场百年未遇、有史以来最大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这场危机不仅是自20世纪80年代金融全球化迅速发展以来的首次全球金融危机，也是若干年来罕见的爆发于国际货币体系中心国家的金融危机。尽管危机的爆发出乎许多人的预料，但也有个别经济学家的悲观预言在危机爆发后戏剧性地得到证实。对于导致危机的主要原因，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是危机爆发前出现的全球经济失衡的加剧。不过，经济学家们对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性持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视其为导致危机的主要原因，而有人则认为其仅仅是促进了危机的形成。

危机不仅导致全球经济在2009年出现了二战结束以来的首次负增长，而且使全球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中长期来看，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可能意味着全球经济与金融发展的新时代的到来，意味着新一轮经济周期的到来。在此过程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在面临各种风险的同时，也拥有难得的转型机遇。而美国作为此次金融危机的策源地和全球第一大经济体，无论是其应对危机的救市政策还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及金融监管体制改革，都为国际社会和经济学界所关注。

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在先后推出一系列救市政策的同时，开始对其经济增长方式进行调整。以“变革”为竞选口号赢得大选的奥巴马入主白宫后，首先通过恢复信心拯救美国经济并打破经济衰退与金融失灵之间的恶性循环，其次确保经济复苏建立在生产性投资和长期增长的坚实基础而不是资产泡沫的脆弱基础之上。奥巴马在2009年11月指出，美国经济要转向可持续的增长模式，即从过去的主要以债务推动型增长转向以制造业增长和出口推动型增长。“再工业化”由此成为美国政府摆脱危机、重建美国经济基础的基本战略取向。这一战略不仅考虑了刺激经济增长和促进就业的短期目标，更着眼于构建美国长远的竞争优势的战略部署和谋划。换言之，奥巴马政府的“再工业化”战略并非要恢复其竞争力已日渐衰弱的传统制造业，而是要为其制造业在全球拥有领先地位寻找新的路径，特别是在技术创新的基础上增强美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

2010年3月，美国政府根据奥巴马在当年1月的国情咨文中提出的出口目标，正式宣布“国家出口倡议”（National Export Initiatives）。该倡议实际上就是“出口倍增计划”。其核心是要用五年时间实现出口规模翻一番；其实质是已经完成经济金融化的美国试图重新依靠制造业，恢复受金融危机重创的美国经济，实现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根据该计划，美国的出口将从当时的1.57万亿美元增长到2014年的3.14万亿美元。根据美国政府的推算，这一增长将为美国创造200万个就业岗位。为实现这一目标，奥巴马总统签署了《国家出口倡议》行政命令。

次贷危机爆发后，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先后实施了五次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尽管总额为3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政策有效地稳定了美国的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但也导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急剧增长。政府债务问题的加剧不仅是长期以来美国借贷型经济增长模式使然，更是危机后凯恩斯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复活的产物。民主党政府和由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在2011年8月就政府债务上限达成一致，将债务上限从14.3万亿美元提高到16万亿美元，但两党并未在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削减计划上达成一致。2013年9月底，华盛顿再度上演了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国债上限之争，导致政府非核心部门关门和美国国债一度濒临技术性违约的边缘。尽管国会参众两院在10月16日表决通过了上调国债上限并全面恢复联邦政府运作的议案，解除了令全球金融市场极度恐慌的警报，但这一事件或许将改变长久以来全球投资者视美国国债为无风险资产和其利率为全球金融资产定价基准的看法。

危机爆发后，为了刺激急剧下挫的经济增长和应对金融市场上的流动性短缺，美联储在短期流动性工具到期和短期利率没有下调空间的情况下，先后实施了四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大规模购买长期抵押贷款证券（MBS）、机构债及长期国债，导致其资产负债表规模迅速扩张。其总资产从危机前的约9000亿美元扩大为3.6万亿美元；其资产结构也从危机前的以短期和中期国债为主转变为以长期国债、MBS和机构债为主；而负债方则主要为非金融企业持有的现金和商业银行存放的超额准备金。这种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作为一种非传统的货币政策操作，是在常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丧失功能之后的一种不得已的政策选择。虽然这一政策有效地摆脱了信贷困境，但也导致全球性的大宗商品价格的急剧上扬和新兴市场国家资产泡沫的扩大。尽管目前还无法对这一尚处于退出过程之中的货币政策的作用进行全面的评价，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不可能解决美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结构性障碍和制度性障碍。

危机虽使美国的金融业遭受了重创，但金融业依然是美国的主导产业，这是由美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及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所决定的。不容否认，危机后美国金融业相关政府监管部门对金融监管调整、恢复与改革的速度，在发达国家中是最快的。2009年6月17日，奥巴马政府公布了《金融监管改革——新基础：重建金融监管》的改革方案。此后，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就该方案提交了详细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并先后于2009年12月和2010年5月在参众两院通过。2010年7月21日，奥巴马政府批准了《2010年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这一自1929～1933年大萧条以来改革力度最大、影响最深远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美国因此而成为全球金融危机后第一个完成重大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的发达国家。该法案充分体现了美国金融监管部门、民众、法律界及学术界对此次金融危机的深刻反思，标志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金融体系“去监管化”的结束。它不仅是美国金融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而且也为危机后的全球金融监管改革树立了新标准。

上述问题是近六年来国内学术界一直关注的热点。除此之外，由于此次金融危机爆发于国际货币体系中心国家，因此危机后美元的霸权地位是否衰落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也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而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的迅速上升，也使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当今全球最具系统重要性的大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及其走势，为国际社会和学术界所关注。为此，我们决定对这些热点问题进行研究，并希望通过这一研究加强与国内美国经济学界的前辈和同仁之间的学术交流。

本书作为吉林大学美国研究所成立后开展的第一项集体研究成果，具体的分工是：第一章由李俊江教授和焦国伟博士撰写；第二章由范硕副教授撰写；第三章由于震副教授撰写；第四章由王达副教授撰写；第五章由孙黎博士撰写；第六章由李俊久副教授撰写；第七章由丁一兵教授和李晓教授撰写；第八章由项卫星教授撰写。全书由李俊江教授和项卫星教授进行最后的统稿。史本叶副教授、王达副教授和孙黎博士，为本书的出版做了许多具体的工作。由于我们的学识谫陋，书中一定存在不少问题，期待学术界的同仁批评指正。

吉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美国研究所所长李俊江

吉林大学美国研究所副所长项卫星

2014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