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近代中国是政治制度转轨迅速、社会动荡剧烈的时代，在新旧交织、西学东渐的文学思潮中，近代文学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散文”作为传统文学样式，得到空前发展，涌现众多的作家和作品。
道光年间，国门初开，鸦片战争发生。接踵而来的是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英法联军入京，内忧外患丛生，天灾人祸交加，大清帝国元气大伤。更因政治体制落后，士习衰恶，人才枯竭，吏治腐败，加剧了时势的衰变。由云龙说：“道咸以来，国事日非，非讲求经世之学，不足以济时；非主张通变之道，不足以应用。于是今文之学兴，公羊三世之学盛。其时学者如龚定庵、魏默深，皆今文学家，喜谈经济。”
龚定庵即龚自珍，浙江仁和人。早在鸦片战争前夜，他就觉察到这个时代“士不知耻，为国家之大耻”，“如是而封疆万万之一有缓急，则纷纷鸠燕逝而已”；魏默深即魏源，湖南邵阳人。他担心乱世将临，落入“乐生乱；乱久习患，患生忧……”的地步。
同治年间，依靠湘军与皖军的相继崛起，挽救了清朝廷覆灭的命运，史称“同治中兴”。随之而来的光绪年间的甲午战争，中国惨败，给国人以极大刺激，要求变法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光绪帝谋求变法以致富强，抵御外侮，支持变法的官员与在野的有识之士形成互动之势。其时，西学东渐，维系国脉纲常的儒学与礼教也开始动摇，尚变维新思潮起伏。其时陈宝箴在湖南推行新政，康有为在京中联络当时的进步人士成立强学会，大造变法舆论。这一时期，江西籍人陈炽、文廷式、陈三立等均积极为变法奔走著书。陈三立不仅列名强学会，而且在湖南佐其父推行变法，引荐梁启超主办时务学堂。然而，以慈禧为首的后党发动戊戌政变，捉拿维新党人，令“天下寒心”。继而是八国联军入京，慈禧挟光绪帝西逃西安。维新变法失败后，社会危机更加深重，伴随着思想文化领域内的除旧布新，各体新派文学相继崛起，士人不满情绪日益高涨。此时封疆大吏张之洞仍在继续调和汉学宋学之争，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也就是近代以降的时势变化。
近代江西先后出现不少古文大家。他们既以文学成就名重一时，而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作品，反映了这一时代的现实，国门洞开，英夷不断以鸦片荼毒生灵，随后而来的太平军攻入江西，对江西地方上造成极大震荡。这样的惨痛历史，在江西文人笔下，无不有切肤之恨、百端之忧，并为之筹策议论，希望上书朝廷或地方大吏。还有不少作品，补史志之不足，不少勇毅有为之士，才华英彦，在传记、墓志铭中为后人留下了生动具体的记载。
近代以来，学术文化一大变，从文化背景来看，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等提倡经世以致用。康熙、雍正时期，宗法程朱，理学盛行，是谓宋学。至乾隆、嘉庆间，屡兴文字狱，学者多遁入书斋，缄默不言政治，海内竞尚考据，汉学盛行。于是宗宋学者讥笑汉学为饾饤，为琐屑，而固守汉学者则攻击宋学为空疏无用。在越来越严重的社会矛盾与危机中，无论是汉学还是宋学都无力解决面临的危机。儒学要继续发挥其社会功能，就必须适应形势而有所创新。此时出现汉宋调和、汉宋会通或汉宋融合的趋向。而在江西作家中，他们对汉学、宋学都提出自己的见解，同时敢于批判传统儒学，特别表现在刘孚京、陈宝箴父子等人的论说中。
江西三面环山，北峙庐山，鄱阳湖汇入长江之口，又耸起石钟山；南昌附近蟠结西山、云居山；东部绵亘怀玉山、三清山、鹅湖山、龙虎山；东南拔起麻姑山、华盖山；赣中盘踞青原山，西障井冈山、武功山；赣南横迤大庾岭等。其间众多山岭难以尽数。赣江、信江、抚河、昌河、修水五大水系注入鄱阳湖。山雄水秀，清代刘献廷比较江西与江南（江苏一带）山水时说：“江西风土与江南迥异：江南山水树木，虽美丽而有富贵闺阁气……江西则皆森秀疏插，有超然远举之致。吾谓目中所见山水，当以此为第一。”江西每一处山水名胜，都有其儒佛道文化，都有美好的传说，都有人杰活动于其间，人文底蕴丰厚。近代江西文人作品中，有不少游记，描述了江西山水自然美、风俗人文美。
道光、咸丰年间，禁鸦片烟名臣黄爵滋，既在古文实践中有较高成就，诚如自言“谬窃时望”（《仙屏书屋初集文录自序》），又在古文论方面有树立旗帜的言论。他曾追溯古文变通之道，反对“作者斤斤侈言家数，不思文以足言，言以足志，百变一宗，曾何畦畛？”主张“但应求之真，亦有本来。妍丑之实，岂能自掩？……文之为物，在唐宋而变益通，洎元明而变亦穷。虽然，变穷于文，不穷于道。以言乎文，则自皇古以历三代，其变已甚；以言乎道，则自秦汉以迄于今，其不变犹是。故曰修辞立诚，不诚无物，尔曹但无妄作可也”（《仙屏书屋初集文录自序》）。黄爵滋的论说、序论、书信、记叙文、游记，往往从高处、大处着眼，特别是奏议，注重国计民生，针对性强，反复申说，多方设譬，屡用排比，气势充沛。
黄爵滋与其友人徐湘潭、郭仪霄、吴嘉宾、杨士达、陈偕灿，形成以抚州、吉州文人为主的群体。徐湘潭才大心细，其文擅长立论而翻新出奇，如“晶霜肃轹”，其对仗则阳开阴合，气象万千，恢宏而精密，纵横而谨严。人以为“世道人心所不可少之文”。陈偕灿的古文，声情并茂。他在《仙屏书屋初集诗录自序》中说：
夫九州大而四海遥，山林奇崛之士，未能遍观而尽识也。然以予生平所知，若徐子东松之严于许可，张子亨甫之宏于裁鉴，郭子羽可之善于激发，艾子至堂之慎于规守，汤子海秋之敏于攻错，门人潘四农之精于审择，家兄寿泉之密于体察，赏奇析疑，肝膈尽吐，故予所就商者，数君为多。
此皆黄氏之知音，虽只是品评诗风，但也可见这一群体在一起作诗论文商榷之频繁。
稍后有“不事摹仿、不求工巧，自然流露”而“见其真”的刘绎（江西最后一名状元）。他后来归故里守孝，遭逢太平军战事，遂未回京城，而是隐居故里，讲学白鹭洲书院。刘绎的古文，以记叙文、序文、书信、墓志铭为主，情真气足，他虽然名重一时，然作文往往目光向下，记下层人物的悲欢遭遇，深刻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
以刘绎为首，形成庐陵文人群体。其弟子胡友梅，古文利落，情深于文。另一弟子龙文彬的古文，“明通透辟，有大纯而无小疵”（何邦彦语）。还有大弟子萧鹤龄，从游三十余年，得其指授，古文明达峻洁。另一弟子何邦彦，何曾一度师从徐湘潭。他关心时局，对江西诗文传统有很精辟的论述或卓识。他下笔有波澜存风韵，气体舂容，脉络丝丝相贯，文气畅达。其文“气体清高，议论精警，意主训诫，不为游词蔓语”。刘绎序其文曰：“议论多闳肆，纵横上下，辄成汪洋大篇。其诸小品亦自具风致，盖其用力也专而蓄积也久，故发而见诸言者皆磊落嵚奇，卓然有以自拔也。”还有永新尹继美，学问淹博，论断精确。所撰《鼎吉堂文钞》收有杂著、记、传、表、序、跋、书、祭文、赋，林林总总，情感充沛，嬉笑怒骂中见挚情刚性。其《铁公祠堂记》一篇，深得两汉、唐宋八大家行文之神韵，为人所传诵。萧质斋评曰：“简明精当，歌辞亦缠绵悱恻，崇节阐幽，必传之文也。”龚蔼人评曰：“高古而深韵，文境至此，无懈可击，歌辞尤雅健。”又有泰和萧鹤龄，二十五年游学于刘绎门下。与黄翔云、龙文彬等人切磋文章，学问大进。性嗜书，好古文，他在阅读中对先贤如韩愈、文天祥充满了敬意，同时对时人不当的言论加以辩驳。时人序其文曰：“先生文盤空硬语类昌黎，而神韵逸出于六一翁尤近。”他的游记也写得整饬有文采。同时，他还记载了当时太平军进攻吉安的战事，虽然他是站在太平军的对立面而作，但毕竟留下了一份实录。
桐城文派在江西有支脉，以新城（今黎川）陈用光为首。陈用光所属的江西新城学人群体由姻亲族戚构成，主要成员程度不同地浸渍于姚学，扩大了姚学的影响。后学如杨士达，羁留京都时，与桐城派古文家梅曾亮、姚莹等人交谊颇深。著有《耐轩文钞》。“下笔省净”，桐城姚元之称其文“渊懿其内，廉悍其外，敛而益肆，洁而愈腴”，“叙事文尤详而有体，赡而不秽，简而思深，于欧阳公《五代》、《史记》为近。”宜黄黄爵滋以为其“才近侯（朝宗）、魏（禧）”。汤海秋以为：“韩豪柳洁兼有之，卓然可传。”惜《江西文学史》均未述及杨耐轩与陈溥。
这一时期还有新建县人丁亨，字简轩。其文词简意深，气势宏博，文笔峭削，气韵风生。武宁县人吴觉的小品文，省净简穆而风趣。金溪县赵承恩，为文古直平正。吉水胡宗元，其文劲直。诸家文字各具风格。
同治年间，临川大文人李联琇与江苏吴县人江湜的诗学辩论，是文坛的有名公案。湖口张宿煌，才华横溢，或骈文，或辞赋，或游记，或序跋，不仅为家乡石钟山、庐山风物之美写下不少动人篇章，且因与故友杨辰三之情挚而发为文章，情辞并茂。其时湖口人高心夔，为湖湘诗派的干将，他的散文高古奇崛，纵横排奡，然时有拗口难读之处。永新龙文彬，是一位史学家，他的史论深刻而新见迭出。光绪年间，有以新建勒深之、陶福祝、丰城欧阳熙、瑞金陈炽齐名的四子当时四人很年轻，相交游而相互评诗并论文。编有《四子诗录》。
陈宝箴在湖南推行新法，拉开了戊戌变法的序幕，他是一位干练大臣，同时诗文俱为上乘。所作《上曾相国书》，郭嵩焘就评说：“此文出笔，兼学韩欧，韩之沉郁，欧之昭晰，与题称也。然如两公遒紧处，觉犹有未至。”
陈炽，字次亮，瑞金县人。始终致力于国家富强，深究天下利病，探寻经国要术，“才雅达时变，有名当世”。其时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救亡是时代的主题，他常痛惜国弱民穷，认为中国当今首务不在“强兵”，而在“富国”，多次抨击洋务派“兢兢于海防而不知其本原乃在商务”。曾游历沿海商埠及香港、澳门等地，详细考察其政治、经济诸情况，旁考群书，尤重西书，综合心得，撰《庸书》百篇，提出发展工商业，反对列强把持海关，倡议实行君民共主政体，采用议院制，要求民权等主张。此书经翁同龢推荐，得以进呈光绪皇帝御览，对以后维新运动的开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光绪二十二年（1896），陈炽在重译英人斯密德之《富国策》基础上撰写了一部振兴实业的专著《续富国策》，以深知中国之利病，更求在农林、畜牧、水利、渔业、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寻求改革。其文切于实用，气势充沛，犀利明快。
萍乡文廷式，其文多忧国改制之作。南丰刘孚京，亦一古文大家，极得陈宝箴赞许。刘孚京，字镐仲，南丰县人。为文多政论、史论、学术评论，观点鲜明，气势充沛，擅长用排比、对比，安插骈句，反复恳到以说明之。“深醇朴茂，直追周秦，不袭而入于古。”陈三立评其文曰：“文体博而义醇，涵演渊懿，蹈于自然，终与其县人曾子固氏相表里。”
赣县胡发琅，是一位年仅29岁就去世的英才。他以西学引入传说实学，陈三立序其《肃藻遗书》云：“好学深思，于世所称义理、考据、词章，皆涉其藩，皆旋寓而旋纵之。其志嘐嘐然，其心休休然。尤究切昭代典章制度、生民利病，蕲可施行，其意不至于古之所谓士不止也。”评价甚高。选入本书中的治河诸议即是他关于治水的主张，恺切而情文并茂。
清末民初，陈三立是驰名海内的古文大师。陈灨一说：“近世以古文为大师者，桐城马通伯（其昶）、义宁陈伯严（三立）其尤著也。尝读《散原精舍》与《抱润轩文》，当知其沉酣经史、笼罩百家。马之严正精洁，尚守桐城师法，陈则雄健挺拔，自成一家之言，亦非可以桐城限之也。”
青年陈三立即以古文出名。李肖聃说：“伯严自弱岁名能古文，光绪六年序《鲁通甫集》，年才二十，文已斐然。”在长沙时还常与郭嵩焘等切磋作文，其子隆恪等说：“先君壮岁所为文，多与湘阴郭筠仙侍郎、湘潭罗顺循提学辈往复商榷，故去取独谨。”光绪六年（1880）四月十七日，郭嵩焘读到陈三立所撰古文一卷，在日记中大加赞赏说：“阅陈三立伯严、朱文通次江所撰古文各一卷。次江笔力简括，而不如陈君根柢深厚。其与袁绶瑜论《汉学师承记》一书，尤能尽发其覆，指擿无遗，盖非徒以文士见长而已。”
陈三立退居江宁，不少学者、文士、诗人以及名公巨卿后裔请他作序或作墓志。李渔叔说：“及戊戌政变后，中丞被议，散原亦落职，自是乃专以文章名世矣。”郑孝胥在《哭顾五子朋》组诗第四首评论陈三立古文，有如李聃与韩非子之文笔：“江西陈伯严，为文有古姿。他年求下笔，窃比聃与非。”徐一士说：“新城王晋卿与散原年相若，亦同年进士，所为文有盛名，时人以‘南陈北王’并称。王氏著作颇多，特以文家境诣论，似犹略逊于散原耳。”他的古文创作也因而成为其文化活动的重要部分。
从陈三立古文渊源来看，转益多师，终成大家。樊增祥认为其文“禀经酌雅”。李肖聃转述梁璧园的看法，认为摹仿过欧阳修的文章：“梁璧园焕奎谓伯严诗文初无定主，中年文拟庐陵（欧阳修）。”此就其文风的迂回婉畅而言。这也许与其父亲的影响有关，郭嵩焘认为陈宝箴《疏广论》“兼有南丰（曾巩）、庐陵之胜……论事理曲折，心平气夷，虑之周而见之远，又足见其所学与养之邃也”。
陈三立主张文章有变有不变，乃因时代、社会有所变，须以古文之变而融通其同与异者。为马其昶文集作序云：“天地之变，文章之变亦与之无穷，然而非变也，变而通其同异，而后能维百世之变者。”他的古文写人记事，为拯救社会、救治人心而作。涉及面广，上至大臣，下至底层平民，内容充实而丰富。文风清醇而雅健，气遒而格严。有恣肆奇峻的气势、蕴藉夷犹的韵味。
陈三立主张古文创作要有益于实用，在《刘斐村衷圣斋文集序》中说：
自尸为新学之风尚炽，见诸文字，例当争言政治，凡非涉富强之术、纵横之策，固皆视为无用之空丈，覆瓿之不暇。然古先贤哲儒素声香臭泽，类假而传之，以渐渍于后死者之心，荡摩神识，绵络运会，有在于是，而况君又为天下后世尤所极哀之一人。
这里强调的是，新学之风兴起，见诸文字，理应议论政治，而不涉及“富强之术”、“纵横之策”的内容，都是“无用之空文”。并以为古代“先贤哲儒”的言行也都是因其有用而流芳后世，其经世致用的目的性可见一斑。这与他在《廖笙陔诗序》中所说“余尝愤中国士大夫耽究空文而废实用”的观点是一致的。
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散原精舍诗文集》统计，共189篇古文。青壮年时以书感为主，多是对古代学术的评论，晚年为人所作的诗集序与墓志铭为多。
序跋多为丛书、文集、诗集而作，能探源举要，精义络绎。既有学术性的论断，片言中的，也有对所序者的介绍，往往体现陈三立的文史观及其学术思想。光绪六年（1880），陈宝箴在河北道刊刻王定甫的《龙壁山房文集》。陈三立序中论其文承接桐城派之绪，阐明他对桐城派长短得失的看法，可谓深中肯綮：
桐城家之言兴，相奖以束于一途，固以严天下之辨矣，而墨守之过，狙于意局，或稍无以餍高材者之心。然而其所自建立，究其指要，准古先之言，皆足达其心之淑懿条贯于事物，倡一世于物，则乐易之途，以互殚其能，而不为奇邪诡辨，淫志而破道，阶于浮夸之尤。
他认为桐城派文论能严明义理，但过于墨守成规，反而束缚才智之士的发挥。他指出为文的理想境界，应是既能不违先哲之言，又能抒其淑懿之心志。这也正是他努力的方向。此文既出，为并时古文家所称赞，也可印证前所引诸人的看法。
陈三立在国势衰微、列强窥伺之际，主张士人要研究实用之学，而非凭意气盲目排外，也不能束手无策，收入本书的《廖笙陔诗序》中即深刻指出，士大夫如果将精力用在苟且偷生、夸饰斗捷方面，想要消弭外侮、匡救国家，是不可能的，必须“变今之法，矫今之习”。
在《书韩退之柳子厚墓志铭后》一文中，他痛心地写到“衰世情伪”、“忧患观变”。柳子厚佐助王叔文，想要收回宦官兵权，立不世之功，失败后反而承担恶名，连友人韩愈也说他“不自贵重”。如此，“吾恐灰志士之心，塞公尔忘私、国尔忘家之义。……兹则为所大惧，而天下万世之所极哀也”。这也说明他对官场社会不思进取、习于敝陋风气的愤懑。
又有《杂说》五篇，或因人因事而作，都是以具体场景、某一侧面寄托针砭时弊之心。第一篇，反对有人认为国家治政在得人之说，认为重要的是建立法纪社会，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一二个能人的出现，否则难免混乱。第二篇记载光绪二十六年（1904）秋大旱，老农向他诉说“饥且死，而科征不可缓，死益无地也”。慨叹“法益弊而吏益巧”，制度败坏，官吏诈巧，更使百姓陷于憔悴不获喘息的惨境。他把败坏的宪法比作陷阱与毒草：“故弊法不可守，犹陷阱之不可迩、毒草之不可尝也，其为害至痛也”。一旦有人提出要改革法制，就会有人反对，说是“藐成宪也”、“莠言乱政”。批判犀利。第三篇记西山豺狼先后啮食行者、二小儿、一老妇人，可是族人畏豺，邻人认为那是人家的儿子，里正认为不关他的职事，老儒以为豺乃神兽，不可杀害。作者愤慨指出这样下去，恐怕是将连族人、邻人、里正与老儒统统吃掉。以寓言讽刺那些祸不关己、最终也将为祸所害的人。
陈三立所作记叙文讲求气韵，受韩昌黎影响，而此类文章则有柳宗元峭洁文风的影响。如《崝庐记》先总写其地方概貌，继写墓地之所与其旁筑屋之状，以及取名之由。可谓叙次整饬而简洁。接着写到崝庐与父亲的关系，其中有对其父为政的叙述。父逝之后，他痛定思痛，在此文中追溯当年推行新法的动因与经过：“初，吾父为湖南巡抚，痛窳败无以为国，方深观三代教育理人之源，颇采泰西富强所已效相表里者，仿行其法。会天子慨然更化，力新政，吾父图之益自喜，竟以此得罪，免归南昌。”正是由于湖南维新变法的艰难与挫折，使他以前车之鉴作反思。然后换一角度，从吾父处其屋中看周围环境之美：
楼轩窗三面当西山，若列屏，若张图画，温穆杳霭，空翠滃然，扑几榻，须眉、帷帐、衣履，皆掩映黛色。庐右为田家，老树十馀蔽亏之。入秋，叶尽赤，与霄霞落日混茫为一，吾父澹荡哦对其中，忘饥渴焉。
描绘生动如画，一个勘破生死大关的旷达老人与此环境何其相契，料想不到的是而今一切都变了，似是而非的恍惚情景与昨日空旷宜人的境界形成鲜明反衬：
尝登楼迹吾父坐卧凭眺处，耸而向者，山邪？演迤而逝者，陂邪？畴邪？缭邪？缭而幻者，烟云邪？草树之深以蔚邪？牛之眠者斗邪？犬之吠、鸡之鸣邪？鹊鸱群雉之噪而啄、呴而飞邪？惨然满目，凄然满听，长号而下。已而沉冥而思，今天下祸变既大矣烈矣，海国兵犹据京师，两宫久蒙尘，九州四万万之人民皆危蹙，莫必其命，益恸彼，转幸吾父之无所睹闻于兹世者也。
先写所见之模糊、所听之幻觉，正是作者哀而疑虑心境的外化。连用九个“邪”字作反问，用排比句式表达其痛苦感受与抑郁情怀，写幽寂之景，兼写孤独之人，情景相融，每句字数或长或多，构成迂回顿挫的气势。然后言今之世非吾父所见之世，反而活着不如早死，写出他对当前局势极端的畏惧感，融入深沉的身世之感、家国之恨，低徊凄惋之情，动人心弦。
铭文既有圹志铭，也有哀祭诔文，如《故妻罗孺人哀祭文》《祭于晦若侍郎文》《祭易实甫文》均附有铭赞。概写逝者之生平，寄托作者之哀痛。夹叙夹议，每句四言，间有七言或用骚体，讲求押韵。情文并茂，荡气回肠，催人泪下。
陈三立古文之成就卓著，在能承前人之所长，深造自得，刻苦经营。吴宗慈曾记他论作文之旨：“应割爱，由篇审段，由段审句，由句审字，必使词不泛设，字无虚砌。”此外，其成就还与其家学、交友以及人品之峻洁、见识之卓荦有关。
其时还有李瑞清，临川人，学术渊博，精通中西文化，诗书画皆工。其序跋诸文字乃精气所凝，奇倔劲健，洵为大手笔。
清末民初，新昌（今宜丰）胡思敬无疑是值得注意的一位大家。他在北京做御史时即以耿介敢言著称，其奏议针对清官场的腐败，即有理有据而又引史为鉴。他勤于著述，如《国闻备乘》《戊戌履霜录》等，留下历史风烟的印记。还在清未亡时就毅然挂冠归故里，后又来南昌建问影庐藏书、搜书、校书，不遗余力，刊刻《豫章丛书》。他写有大量的政论、传记、书信、序论，其气盛言宜，劲峭犀利，观点鲜明，江西人以文章节义著称，在他身上似乎得到了验证。
以胡思敬与南昌人魏元旷为中心，包括都昌黄锡朋、临川黄维翰、以及与胡思敬并称“西江两御史”的南丰饶芝祥，还有稍后的都昌胡雪抱等，所谓民国初年的江西遗老遗少，他们的心态大抵是，有志于事业，而形势所迫，“不志于潜而终潜”（魏元旷《潜园后记》），只有隐居以荷节操，作文以寄托自家志趣，企图维护道统于不坠。他们声气相求，并由此而形成民国初年的江西古文群体。诚如黄维翰所说：
懔亡国改物之忧，发为痛哭流涕长太息之言，既不获从龙比游，则吞炭茹荼以终其身，此退庐胡子之行也；“韩亡子房愤，秦帝鲁连耻”，虽晓然知其不可为，力而犹庶几于万一，此潜楼刘子之行也；其进也，不为仕荣，其退也，不为名高。人皆鹜所徇，我乃立于独，此持庵华子之行也。伥伥乎其身，皇皇乎其心，不拘挛于寻常绳墨之论，而卒蹈乎大方，此剑秋吴子之行也。谓以中国之道，治今日之中国，不假外求而自裕，日发挥而张皇之，修之其身，传之其徒，忽忽乎不知老之将至，此潜园魏子之行也。之数子者，予咸与之友，尝上下其议论，而潜园年最长，咸兄事之。
此段引文分别提到胡思敬、刘廷琛、华焯、吴剑秋、魏元旷等江西籍的清遗老。知其心态性情，写其志节操行。
魏元旷也是一位著述大家，早年在京城作官，即与胡思敬结为好友。民国初年，胡思敬邀请他来退庐一道编刻《豫章丛书》。胡思敬未待书刻完即去世了，剩下的工程即由魏元旷克底于成。他所著《潜园文集》，量多质高，较胡思敬的恺切激昂而不同的是，他的古文娓娓婉达。收入本书中的魏元旷作品，以传记为主，但传主非当时的重臣、名家，而是一系列的下层有作为的士绅，或有才华而不得志的读书人，写来栩栩如生，再现清末民初的社会生活情景。他的一些小品文，清雅别致，堪供品味。
崇仁黄维翰，其史学、文学兼擅，其史论，气息深厚，颇似欧阳修《五代史》小序。因其曾在黑龙江作官，作有《黑水先民传》诸作，考证黑龙江一带地理形势与女真族习俗。其文峻伟朴茂，气骨味三者逼近秦汉古文，雄奇似韩昌黎。《魏潜园七十寿序》，文法从《庄子·天下篇》脱胎而来，笔法苍老。《灵谷云海图跋》以写景为主，奇境奇文，较柳宗元游山诸作，尤为雄壮。令人心旷神怡。
黄锡朋的《蛰庐文略》，其中既见作者史学见解，亦表现其文学美文的细节描写。同时还是研究乡邦文化的珍贵资料。可以了解都昌、湖口一带耕读人家如何起家并进而通过科考走向仕途的艰苦历程。了解到乡村社会人们的生活状态，特别是都昌人到景德镇业陶活动的一些缩影。他的书信整炼遒雅，笔蘸深情，结语折旋以达，得欧阳修古文之态，令人涵泳低徊无尽。所作寿序得作文布置之法，往往在开篇提醒眉目以著笔，振荡而下，词旨警切，不支不蔓，笔法学古，得韩吏部之雄健，有苏玉局之畅达，节节转换，渐入佳境。末乃揭示主旨，笔意超拔而灵动。他的书信见识远，有如高屋建瓴。得楚骚之遗意，有孟子之笔意。条次整雅，昭晰婉至，笔力清劲，能达难显之情。控纵自如，沉挚而淡远。声情之茂，沁人心脾，情愫盎然。
民国以来，代表新学兴起的一批江西文人，虽仍以文言文写作，但思想是新的，观念是现代的，继承传统、又有创新，呈现多彩斑斓的时代特色。最初有被誉为“报界之奇才”“民国初三大名记者”的黄为基，以擅长写新闻通讯与政论文而著称于世，其特点是题材重大，记载翔实；二是针砭时弊，忧国忧民；三是细致详尽，幽隐毕达；四是通俗自然，不拘一格。
清末民初，江西籍的两位学人汪辟疆、王易，同就读于京师大学堂，后来同在南昌心远大学教书。1927年国民政府再定都于南京时，两人一同应聘于第四中山大学（后改名中央大学），后来汪辟疆为中央大学系主任，王易应聘中正大学为系主任。他们都是国学大师级的人物，一位主要研究诗，一位主要研究词，然其宏篇巨著，莫不以文言为之，其特点是锤炼整饬而自如，妙言精彩，读来趣味盎然，声韵铿锵。汪辟疆的《近代诗派与地域》，是中国诗学史中有关地域文学的开山之作，其《光宣诗坛点将录》在诗界影响甚大；王易的《词曲史》在当时是较早用现代学术眼光论述中国词、曲、南戏、传奇渊源、发展、盛衰的学术著作。诚如周岸登在序中评说：“能以科学之成规，本史家之观察，具系统，明分数，整齐而剖解之，牢笼万有，兼师众长，为精密之研究、忠实之讨论、平正之际判断，俾学者读此一编，靡不宣究，为谈艺家别开生面者。”与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之作相比，显得气度更为恢宏。其时还有陈隆恪的《文人画之价值》一文，是二十世纪在国画理论上颇有建树的扛鼎之作。
自1917年开始，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学运动领袖提倡白话，反对文言。更有甚者，钱玄同之流竟然主张取消汉字，用洋文代替国文；将文言写作贬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在东南大学的“学衡派”与在北京大学的新文学领袖胡适之、陈独秀展开了激烈论战。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等文以千百年来的诗文为死文学，白话文为活文学。胡先骕针对胡适之论而作《中国文学改良论》（载《南京高等师范日刊》，1919年《东方杂志》转载），认为文学革命之说偏激，是将中国文学不惜尽情推翻。针对胡适认为只有白话才能写实述意的说法，他认为：“韵文者以有声韵之辞句，附以清逸隽秀之词藻，以感人美术道德宗教之感想者也。故其功用不专在达意而必有文采焉，而必能表情焉，写景焉，再上则以能造境焉”；“如杜工部之《兵车行》……诸诗，皆情文兼至之作，其他唐宋名家指不胜屈，岂皆不能言情达意，而必俟今日之白话诗乎？”认为白话诗不能完全取代旧体诗，要创造新文学，必以古文学为根基而发扬光大之。任何新产生的文学样式，只是为文艺百花园增添一枝花，不应是“我花开后百花杀”。应继承传统，融化西学，创新文学。胡先骕受新人文主义影响，特别是受美国白璧德“艺术即选择”主张的影响，他的论述，其法眼之高、胆识之超卓、见解之公允，一时罕有人可比。当时人们把这次论争称为“南北二胡之争”。
胡先骕列近数十年来具有伟大魄力之作家与学者，将陈寅恪与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王国维等相并列。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所昭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至今为学界常常引述。他的《读吴其昌〈梁启超传〉书后》一文，对近代变法思潮特别是康有为学说之利弊有深刻的剖析，很有考史价值。其时他依然以文言著述，不曲附阿世，纵不能回狂澜于既倒，亦仍独立苍茫对四海。
关于文言文的价值观，陈寅恪在1932年夏应中文系刘叔雅先生之请，为下一学年招生出道国文考试题，想出高招，以出对子方式考验学子的国文程度。之所以如此，他在此信中申述了理由，认为以此可以测验文法程度，了解考生对词类的分辨，考验考生对四声的了解，检查考生有无学问。对成语，须多读古人的书，方能随手掇拾以对偶，因妙对、巧对既要字面平仄虚实尽对，意思也要相对而不同，方能一反一正相合。陈先生出的上联是“孙行者”，答卷中有的对“胡适之”，有的对“王引之”。他以为都可以，不过，最好应对“祖冲之”。“祖”与“孙”相连；“行”与“冲”均为动词，“者”与“之”虚词相对，如此最为合璧。这一题目出得妙，对于文史大师、教授中的教授陈先生而言，连牛刀小试都谈不上，然看似小事，但却表明了陈先生对汉语言文学的特征、美质最有深刻认识。
正是在文言白话彼此消长的特殊时代，江西名家林立，风格多样，不少作品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历史文献。
本书稿按时代先后，精心搜集、整理、选取四十位作家、四百余篇作品。其内容涉及政治、军事、史学、哲学，特别是理学与心学等各个方面。注重江西近代文学作家群体、流派中的散文，注重散文、议论文、奏疏、赠序、碑记、序跋、传记、游记、赋等不同体式以及不同风格的作品，突出重要作家，兼顾中小作家。采取点校加简注方式，每位作家简介其生平与主要成就。其价值在于：一是保存了众多几近湮没的作家作品，挖掘了江西地域文化的精华，从而丰富江西文化的艺术宝库；有助于传统文化的继往开来，作为今天江西文学的兴起繁荣的借鉴；二是为近代江西地域文学研究、史学研究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将研究立足于坚实的文献基础之上。
兹略作简述如上，不当之处，敬希方家指正、批评。
胡迎建写于2013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