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彬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的核问题专家逐步走向世界，与他们的外国同行进行了全方位的交流。然而，这一交流过程并不总是顺利的。除了国际局势等方面的障碍，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独特的核思维与以美国学界为代表的国际学术思想有所不同。这种差异不仅源于中美不同的实力和安全环境，而且源于两国在长期的安全政策实践中形成的不同的核思维与哲学。下面笔者将首先讨论中国独特的安全研究范式、中国安全问题专家对核武器作用以及相关概念的独特理解，并将其与美国的核思维与方法进行比较，最后介绍本书的起因与结构。
一 安全研究范式[1]
在美国，对国家安全问题的分析往往遵从一个基本的研究范式（paradigm），那就是对“国家安全威胁”（national security threat）进行识别和测量。国家安全威胁通常是可能伤害美国的外部敌人。安全威胁的大小可以用两个指标来测量：能力和意图。如果一个外国（或外国人群体）具有很强的能力和意图来伤害美国，那么，这个威胁就被认定为很大；反之，这个威胁就被认定为很小。在美国，从国际关系专业的学生到对外政策的专家基本上都采用这一研究范式来考察美国面临的安全问题。
以美国在东亚的反导问题为例，学术论文或政策建议大体上需要这么写：首先论证朝鲜拥有伤害美国的导弹能力，其次论证朝鲜具有使用其导弹来伤害美国的意图，由此说明朝鲜是一个严重的安全威胁，最后论证美国如何采用反导系统来应对这一安全威胁。按照这样的思路，冷战中的苏联被看作美国面临的首要核威胁。冷战后，核恐怖主义和核扩散国家被看作美国第一位的核威胁，中国和俄罗斯则被看作第二位的核威胁。[2]
从能力和意图这两个维度来判别国家安全威胁并测量其大小，这种研究范式简洁易懂且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因此，不仅在美国流行，而且也为其他国家的学者和学生广为接受，包括中国学者和学生。久而久之，这种研究范式被看作理所当然的不二选择，很少有人注意到中国存在着不一样的安全研究范式。
中国原生的主流安全研究范式重在考察国家安全挑战。美国认定的国家安全威胁通常是一个外部敌人，而中国认定的国家安全挑战通常是一种危险的情形。如果一种情形可能使中国受到伤害，那么，这种情形就被称作国家安全挑战。由于受到美国安全范式的影响，中国安全问题专家并不排斥安全威胁的说法。通常的情况是将“威胁”和“挑战”并称，例如中国国防白皮书通常会使用“安全威胁与挑战”的说法。但是，国防白皮书所认定的安全挑战基本上都是情形而不是敌人。例如，《2008年中国的国防》[3]把美国对台军售这种可能伤害中国的情形看作安全挑战，其具体说法是：“美国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地区和平稳定。”
中国原生的“安全挑战”研究范式与美国的“安全威胁”研究范式并不完全是排他的关系。某个特定外国具有一定的能力和意图来伤害中国，这种情形可以被看作一种安全挑战。在这种情形下，上述两种研究范式给出的分析就是类似的。但是，大多数时候，这两种研究范式给出的分析是不一样的。
首先，美国认定的安全威胁基本上是外部的。而中国认定的安全挑战的根源可能在国外，也可能在国内，也可能两者都有。例如，“落后就要挨打”是一种被几代中国人普遍关注的安全挑战。《2008年中国的国防》对这种安全挑战的具体表述是：“中国面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占优势的态势。”“落后”这种状态的根源国外、国内都有，但其主要的根源在国内：中国闭关锁国，忽略了西方在科技、军事等方面的飞速发展。不仅安全挑战的根源可能在国内，安全挑战所体现的情形和带来的后果有时候也主要在国内。根据《2008年中国的国防》，中国面临的安全挑战还包括“‘台独’‘东突’‘藏独’等分裂势力威胁国家统一和安全”。这些分裂势力往往在中国国内挑起事端。因此，中国专家在进行安全挑战分析的时候是内外兼顾的。
其次，美国认定的安全威胁大体上都是军事威胁，而中国认定的安全挑战则是多元的，包括很多非军事问题。《2008年中国的国防》将“恐怖主义、自然灾害、经济安全、信息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危害上升”看作中国面临的安全挑战，其中大部分是非军事安全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当中国专家提到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时候，基本上是指非军事安全问题，如粮食供应问题、能源供应问题、核事故等；当美国专家提到非传统安全的时候，基本上是指新的军事安全手段带来的问题，如外空攻击与网络攻击。中国安全问题专家在分析安全挑战的时候，对军事安全和非军事安全都给予了关注。
中国原生的这种安全研究范式现在被发展成为“综合安全观”。综合安全观的特点是综合考察源于国内和国外的军事与非军事安全挑战。汉语的“安全”对应两个英文单词——security和safety，前者表示人为攻击带来的安全问题，大体上对应军事问题；后者表示自然界的原因造成的或者事故性的安全问题，大体上对应非军事问题。这两类安全问题往往造成类似的后果。很多时候，这两类问题还会耦合在一起，因此，它们并不总是清晰可分的。例如，自然灾害可能带来粮食供应紧张，由此引起武装冲突。因此，中国往往会强调以发展来缓和冲突这种综合应对手段。中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到了11种主要安全问题——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4]其中包括了军事安全问题和非军事安全问题。
尽管“综合安全观”是新近提出来的说法，但是其思想源远流长。在中国核政策的制定中，大量采用了中国原生的安全分析范式；在看待国际核问题的时候，中国专家的观点往往也体现了其特有的安全分析思路。按照美国基于能力和意图的安全分析范式，有时候很难理解中国专家的独特思路。例如，美国政府在小布什执政时期曾经考虑发展核钻地弹，当时，中国安全问题专家对此做出了强烈的反应。[5]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一研究项目的投资很小，而且美国当时的思路主要针对核扩散国家。因此，按照美国的安全范式，从美国的核能力增长和意图动向来看，中国不应该将美国核钻地弹项目视作严重的安全威胁。美国的安全分析范式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国专家对该项目反应如此强烈。
按照中国传统的安全挑战范式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中国专家如此担心美国发展核钻地弹这类战术核武器。国际社会中存在着一种抑制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国际规范，这种规范叫作“核禁忌”，国内通常将其称作“使用核武器的门槛”。如果使用核武器的门槛非常高，那么，国际社会就存在着事实上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状态，这对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和中国的安全是非常有利的。发展核钻地弹这类实战型战术核武器则会向国际社会传递核武器可以使用的信息，从而削弱核禁忌、降低核门槛，出现一种核武器更容易被使用的情形。这种情形与中国的核政策与安全利益相悖，因此，理所当然地被中国安全问题专家视作一种安全挑战。
如前文所述，落后就要挨打，或者说，中国面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占优势的态势也是中国所面临的一种安全挑战。如果中国科技人员对新的国防科技一无所知，那么，这是一种最为危险的情形。因此，中国一定会努力掌握最新科技，避免在其他国家新的国防技术面前手足无措。但是，这并不表明中国会部署所有的国防新科技。
在中国核武器发展历程中，很多政策是为了应对“落后就要挨打”这种安全挑战的，其中一个典型案例是中国在中子弹技术发展上所做出的努力。第一代核武器是裂变弹，通常称作原子弹；第二代核武器是聚变弹，通常称作氢弹。氢弹相对于原子弹，其威力提高了几十倍，而且还有进一步提升的余地。毫无疑问，第二代核武器相对于第一代核武器出现了本质性的技术提升。当中子弹的说法出现之后，中国决策者不能掉以轻心，必然会担心这是一种升级换代的新原理核武器。为了避免出现新的技术落差，中国决策者也必然会研究这种新技术，掌握其原理。但是，当中国核武器专家掌握了中子弹的原理之后，就在这一问题上解除了落后就要挨打的顾虑。从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核战略出发，中国政府决定不发展和部署中子弹（见本书孙向丽研究员的文章）。
1983年美国启动“战略防御倡议”之后，中国学者和政府担心美国、苏联和欧洲国家的技术发展浪潮将会拉大与中国的技术差距，再次出现“落后就要挨打”的情形。为此，中国启动了“863计划”，加快追赶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6]其中也包括追踪美国导弹防御技术的发展。对中国学者而言，最大的担心是，美国导弹防御技术的发展过程中，促成了新的科技突破，而中国对此一无所知，其结果可能再次使中国陷入“落后就要挨打”的情形。在西方语境中，这种情形叫作“科学上的措手不及”（science surprise）。不管美国部署中的导弹防御系统的实力和意图如何，只要美国继续发展相关技术，中国的上述担心就不会消失，就会继续进行相关的跟踪研究。按照安全挑战的分析范式，中国进行导弹防御相关的技术跟踪研究并不表明中国已经决定发展特定的导弹防御系统。对中国而言，重要的是进行技术储备，避免科学上的措手不及。由于上述思路遵从的是中国原生的安全分析范式，美国学者对此不大理解，中美之间就这个思路也几乎没有进行过认真的对话。
中国对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还有另外一个担心，那就是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可能削弱中国的核报复能力。这样一种担心既可以用安全挑战的范式进行解释，也可以用安全威胁的范式进行解释，因此，两国专家就这个思路进行沟通更为便利一些。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中美两国专家在中美关系的框架内对导弹防御问题的讨论，基本上都是从两国的能力和意图出发，分析美国的导弹防御是否影响中国的核报复能力。
从中美关于导弹防御的交流可以看出，两国专家在安全范式相近的时候，对话比较通畅，相互理解比较容易；如果安全范式差别比较大，双方可能会由于沟通困难而忽略掉在这方面的对话。
在中国的国家利益研究范式中，安全与经济利益是在一个层次上的。尽管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期对这两个利益的偏重有所不同（见本书樊吉社研究员的文章），这两个利益的层级是相同的。这一点在中国独有的“综合国力”理论中体现得非常清楚。在所有的中国学者对综合国力的定量分析中，经济与军事都处于同一层级；所不同的是，不同学者对经济与军事给出的权重有所不同。在中国国内的政策辩论中，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也在同一个层级，不过在一些历史时期，经济利益得到更多的重视。
在美国，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不在一个层级。尽管实际上一些人会对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进行权衡，甚至更偏重经济利益，但在公开辩论中，没有人会将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放在一个层级上进行比较。例如，在出口管制、制裁这类经济与安全关联的问题上，美国安全问题专家极少会说，为了经济利益而放松管制与制裁。即使放松制裁和管制，其理由必然是安全领域的，例如，来自被制裁方的威胁下降，或者制裁作用不大。只有一种情况，安全需求会让步，那就是经济上的代价根本不可承受（unaffordable）。
在中国，在安全与经济关联的问题（如军备发展、制裁等）的辩论中，安全需求让位于经济发展是非常正常的理由，尽管不总是占上风。因此，在核武器发展、核不扩散制裁等领域，中国的思路往往不容易得到美国学者的理解。
二 核心概念：威慑与强制[7]
在美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威慑（deterrence）是核战略中最为核心的概念，甚至也是常规军事领域的重要概念。长期困扰中美两国核专家的一个问题是，双方对核威慑的褒贬经常不一样。美国学者一般认为核威慑是恰当的，而中国学者往往认为核威慑具有较强的威胁性（见本书徐纬地大校的文章）。这说明一个问题，中美双方对核威慑含义的理解常常是不一样的。
按照美国学术界的定义，威慑（deterrence）属于一种强制性（coercive）的行为，其含义是通过威胁要采用惩罚手段，迫使对手放弃它想做的事情；另外一种强制性的行为是驱使，其含义是威胁采用惩罚手段，迫使对手做它不想做的事情，托马斯·谢林（Thomas C. Scheling）将其称为“compellence”[8]。之所以将这两种强制性的行为分开，其原因在于，二者成功的机会差别很大。在相同的惩罚手段下，驱使对手去做一件它不想做的事情比迫使它放弃一件事情更加困难。[9]
区分威慑和驱使的基本方法是：一个强制性的行为是否试图改变现状。威慑是迫使对手放弃一个行动，结果是维持现状；驱使是强迫对手采取一个行动，结果是改变现状。核威慑就是用核武器作为惩罚手段，迫使对手维持现状；核驱使就是用核武器作为惩罚手段，迫使对手改变现状。
上述的定义十分适合描述孤立的、大型的国际冲突，例如，突然爆发的核战争。当一个国家试图发动突然的核攻击的时候，这种核攻击就是一种改变现状的行为。其对手用核报复来慑止核攻击的则是维持现状，因此，后者属于核威慑。如果一个国家以核打击作为惩罚手段，迫使对手让出大片领土，这就是核驱使。美国学者的总体看法是，核威慑和核驱使是可以区分的；与核驱使比较，核威慑更具有正当性。因此，美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乐于将自己的核政策称作核威慑。
问题是，国际社会中常常出现的是小型冲突，一些大型冲突也往往是从小型冲突升级而来。在小型冲突中，判断谁首先改变现状是非常困难的。有些领土争端、地区性摩擦持续几十年甚至更久，追溯谁首先改变现状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判断威慑和驱使就十分困难了。如果一个国家试图在这种情形下发挥核武器的作用，就很难说这时核武器的作用是驱使还是威慑。我们可以来看一个两步升级的例子，以理解为什么有时候核威慑和核驱使难以区分。第一步，一个国家使用常规武器侵占了对手的领土。第二步，对手准备发起常规反击，夺回被侵占的领土。占领了对手领土的国家这时威胁使用核武器，试图慑止对手的常规反击。如果我们只看第二步，会认为这个国家在实施核威慑，因为其目的是维持占领这样一种状态。如果我们把第一步和第二步结合起来看，则这个国家在进行核驱使，迫使对手接受领土被占领。
上述分析表明，在小型冲突和逐步升级的冲突中，判断谁首先改变现状是非常困难的。中国学者用关联的眼光，重视冲突的升级现象，因此，认为核威慑和核驱使常常是难以区分的。因此，中国学者往往不着意区分核威慑和核驱使。中国学者使用核威慑这个词语的时候，往往包含了核驱使的含义在里面，相当于美国学者使用的nuclear coer-cion（核强制）。
中国学者常常批评核威慑，其实是在批评核强制中的驱使成分。核威慑与核驱使难以区分，其主要原因在于冲突升级中难以找到首先改变现状的一方。如果核武器的作用仅仅限定在大规模冲突中，如用于慑止核打击和毁灭性的常规打击，那么，就能够实质性地排除掉核驱使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政府声明会批评“以首先使用核武器为基础的核威慑”。[10]
三 核力量与战略稳定
对美国学者而言，中国在核武器数量发展上的克制是非常难以理解的。在中美两国的核对话中，美国学者对中国核透明的一项指责就是，不知道如何根据中国的核战略原则（如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推导出中国对核武器数量的要求。在美国，对核武器数量的要求是根据需要打击的目标的数量推导出来的。需要打击的目标越多，需要的核武器数量就越多。实际上，这个原则是似是而非的。第一，一个国家首先发动核攻击还是进行核报复，自己可用的核武器数量有所不同，能够攻击的目标数量也不同。这说明，目标数量不是一个刚性的指标。第二，经过多次美苏（俄）双边战略核裁军，美国部署的战略核武器数量与苏联（俄罗斯）大体对等地减少了一个数量级。这说明美国需要针对的目标也是可以大幅度减少的。所谓由目标数量决定核武器数量只是一个程序性的现象，实质上还有其他更为重要的因素在影响美国对核武器数量的选择。
美国核武器大致有三个作用。第一，慑止核进攻；第二，打赢核战争；第三，维持美国的霸主地位。中国和美国的核武器都有上述第一点的作用。按照经典的战略稳定性理论，为了慑止核进攻，核报复需要给对手制造不可接受的损失，大约上百枚生存下来的核武器就能够发挥这一作用。如果一个国家核武器仅仅发挥慑止核进攻的作用，这种核态势称作最低核威慑。中国核武器数量没有超出最低核威慑的要求，而美国战略核武器的数量长期远超这一要求。这说明导致中美核武器数量差别的主要原因不在上述的第一点，而可能是第二点和/或第三点。
从道义上来说，打赢核战争和维持霸主地位并不值得夸耀。因此，美国对第二点的表述是慑止非核的威胁，同时表示这种作用有实质性下降；对第三点的表述是慑止对盟国的威胁。[11]用核武器来慑止非核进攻，这就意味着可能首先使用核武器。如果对手也有核武器，这会招致对手进行核报复。除非将核武器当作自杀性武器，用来报复对手致命的常规进攻，否则，以核武器慑止非核威胁需要有办法来应对对手的核报复。美国显然不会将核武器当作自杀性武器，因此，为了用核武器来慑止非核进攻，美国必须采用打击对手核武器的做法，以削弱对手的核报复能力。这种做法一般称作“限制损失”（damage limi-tation）。
如果能够基本摧毁对手的核武器，就能把对手的核报复给自己造成的损失减少到可以接受的程度。这样一来，美国就能够随心所欲地用核武器慑止非核进攻。问题是，这需要非常准确地探测对手的核武器的位置并有足够多的核武器去摧毁它们，这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尽管美国有“限制损失”的需求，但很难全面达到这一目标。由于一枚核武器最多只能摧毁一枚核武器，因此，为了实现“减少损失”的要求，美国的战略核武器必须比任何一个对手的核武器数量都要多。实际上，往往需要几枚核武器才能摧毁对手一枚核武器，因此，美国战略核武器的数量必须数倍于对手才能真正做到限制损失。美苏（俄）双边战略核裁军一直是大体对等的，由此可见，美国无法指望对苏联（俄罗斯）能够彻底地限制损失，解除对手的核报复能力。
在针对中国的核报复能力的问题上，美国不同流派有不同的看法。一派不愿意接受中国的核报复能力，声称不能接受美国的脆弱性；另一派认为，这是事实，不能由美国做出选择。[12]可以看出，在限制损失这一问题上，美国从未放弃努力，但不能达到彻底全面地限制损失的目标。限制损失是美国维持核武器数量的一个因素，但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真正影响美国核武器数量的因素是为了维持美国的霸主地位。对美国而言，核武器数量是美国领导地位的象征。美国不能接受自己的核武器数量少于俄罗斯，不能接受自己的核武器数量与中国相当，尽管出现这种情况并不会降低美国与中俄之间的战略稳定性。让美国一些政府官员和安全问题专家忧心忡忡的事情就是中国核武器在数量上与美国持平，即使是美国的裁军派也希望维持美国对中国核武器数量的优势。[13]对这一问题，美国的表述往往是：如果美国核武器数量削减过多会使得它无法向其盟国保证，美国能够保护其安全。这实际上是维护美国领导地位的委婉表述。
中国对自己选择少量核武器的表述两种：（1）精干有效；（2）中国绝不与任何国家进行军备竞赛。精干有效的含义是，中国选择恰当的核武器技术和部署方式，使得中国的核武器足以慑止核进攻，除此之外，中国的核武器没有其他目的。中国不会试图打赢核战争或者用核武器称霸。
军备竞赛实际上有不同类型。一种类型是源于安全困境。相关国家担心对方的军备发展会削弱自己的安全，被迫发展自己的军备。在担心自己安全的动机驱动下，双方按照安全困境的模式进行军备竞赛。从这个意义来说，中国有可能卷入军备竞赛。例如，如果美国持续发展具有战略能力的导弹防御系统，中国担心自己的核报复能力被削弱，会加强突防措施，其中一个选项就是部署更多的进攻性导弹。双方如果出现这样的导弹数量竞争，那就是一种安全困境模式的军备竞赛。中国承诺不搞军备竞赛，并没有排除这种形式的对安全困境的回应。
另外一种军备竞赛是争霸型的。如果两个国家都将自己看作世界领导，都将核武器数量当作自己领导地位的象征，那么，它们就会在核武器的数量上，尤其是在战略核武器的数量上，出现争霸型的竞赛。冷战期间，美苏之间的核军备竞赛总体上是争霸型的，有时是安全困境型的。双方都试图在战略核武器的总数上压倒对方；在发现不可能在总数上压倒对方之后，双方又设法保持不少于对手的数量。
这种争霸型的军备竞赛与安全困境型的军备竞赛有很大的不同。安全困境型的军备竞赛并不一定表现为数量竞争。即使一方核武器数量明显少于对方，只要这些核武器有较高的生存概率，其核威慑效力也是足够的。因此，将慑止核进攻当作核武器的唯一目的的国家能够接受核武器数量少于对手。此外，针对对手的新型武器，如果存在着有效的、巧妙的技术回应手段，也不一定都靠增加本国核武器的数量来回应。例如，诱饵弹头是突破导弹防御的一个巧妙手段。如果这个手段的有效性能够得到广泛接受，中国也没有必要通过增加核武器的数量来回应美国的导弹防御。争霸型的军备竞赛则不同，双方都会对对方战略核武器的数量极为敏感。一旦对手战略核武器的数量有所增加，即使本国核武器的威慑力没有受损，也一定增加本国核武器的数量以作为回应。这是我们看到的冷战期间美苏之间的情形。中国表态不参加军备竞赛，排除的是争霸型的军备竞赛，表明中国不为争霸而与其他国家进行核武器数量竞争。
上述分析的总结如下：中国核武器的唯一作用就是慑止核进攻，因此，中国核武器发展不需要追求数量。中国排除了将核武器用作争霸手段，因此，中国不会追求与美国核武器在数量上的对等。战略稳定性并不要求两个国家核武器数量相等，只要求两个国家核武器具有足够的报复能力。中国促进与美国的战略稳定性就是要提高中国核武器的生存能力与突防能力，数量对等并不是一个必要条件。
尽管中国从不追求与美苏（俄）核武器数量的对等，但是，中国十分在意战略武器技术发展的追赶。中国自发展核武器起，就十分注意在各项核武器技术上缩小与美苏等技术先进国家的差距。在技术发展的问题上，中国的信条是“落后就要挨打”。按照战略稳定性理论，如果一个国家容易挨打，就是战略不稳定了。按照中国从一百多年的历史中总结出的理论，技术落后，尤其是出现技术上的代差，战略稳定性就很低，落后的国家就容易挨打。按照这一逻辑，如果一个国家发展了新的技术手段并将这种技术手段应用于军事，其对手如果缺乏相应的技术，那么，两个国家之间的战略稳定性就会降低，表现为技术落后的一方就会挨打。
美苏（俄）专家在讨论战略稳定性的时候，主要关注的是部署的系统如何相互作用，以及如何影响双方发动进攻的决心。尽管中国专家不一定采用战略稳定性的词语，但他们更关心新技术的发展如何影响国家之间发动进攻的决心，从而影响战略稳定性。因此，即使中国不部署特定的武器，发展和了解相应的武器技术也是十分重要的。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发展中子弹技术，但是不部署中子弹；这同样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会跟踪研究美国的反导技术。
四 关于本书
近些年来，中国核政策的独特性逐渐为学者们广泛注意到。从理论上来说，中国核政策的独特性可能有两个不同的解释。第一，中国的核思维与其他国家没有差别，有差别的是中国独特的资源状况与安全处境。按照这种思路，中国过去核武器数量少仅仅是因为中国经济实力不够。一旦中国经济实力增长，中国必定发展与美苏（俄）同样多的核武器。第二，中国核思维与其他国家有一些明显区别，中国核政策的独特性，很多是因为中国自己的独特的理念以及政策选择原则。上述哪一种解释更符合实际，这是中外学者和决策者都希望了解的。
为了理解中国核政策独特性背后的思想基础，我们以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作为平台，在核威胁倡议协会（Nuclear Threat Initiative）和犁头基金会（Ploughs-hares Fund）的资助下，邀请十多位中国核问题专家，就九个重要的核问题进行了探讨，分析中国决策者、学者是如何思考这九个问题的，制定相应政策的逻辑是什么，中国独特的核思维在这九个问题上是如何体现的。九位中国核问题专家执笔，撰写了相应的九篇文章。
第一，徐纬地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安全环境的历史演变进程，全面且整体性地考察了中国核战略思想，挖掘了中国核战略思想的渊源。第二，潘振强讨论了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的根源，认为这样的政策源自中国的传统战略文化、中国人民军队的军事传统，而且有效地服务了中国国家安全利益。第三，孙向丽考察了中国核武器发展的决策模式，解释了中国发展核武器的唯一目的是形成“起码的还击手段”，“迫使超级大国不敢使用（核武器）”。第四，王嘉回顾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的核裁军主张，分析了中国对不同类型核裁军优先顺序的看法，提出了对未来核裁军的展望。第五，鹿音评述了中国核专家对战略稳定性的看法，提出了综合性地看待和分析战略稳定性的思路。第六，刘冲考察了中国专家对核冲突与常规冲突关系的看法，提出中国将核冲突、常规冲突脱钩的思路，同时也关注常规冲突向核冲突升级的危险。第七，郭晓兵考察了中国对核扩散问题看法的演变，提出中国重视国际安全环境因素对核扩散动机的影响，对核扩散与核恐怖主义危害的担心日益增加。第八，樊吉社考察了中国核不扩散思路的历史演变，分析了决策者对安全与经济利益的不同偏重对中国核不扩散考虑的影响。第九，吴日强分析了中国核透明的形式和动机，认为中国整体主义哲学以及传统文化特征对中国核透明政策有明显的影响。
在上述各篇文章中，作者都介绍了中国政府政策及其指导思想的演变，中国核专家的看法及争论，各种思想的源流及根源，并对上述思想进行了评述。中国的核思维中有一些与西方差距不大，如对战略稳定性的一些评估思路；有一些则差距很大，如对核武器发展的要求。本书力图呈现中国核思维的特征，分析中西核思维的相同和不同点。
除了前述的作者，还有其他一些中国核军控专家也参与了讨论，对研究提出了一些宝贵的意见，他们是邹云华、张沱生、伍钧、段占元等。编者和作者对他们的帮助表示感谢。我（李彬）和赵通对各文章进行了编辑，并对各文章之间的衔接进行了一些处理。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的Jessica Mathews、George Perkovich、Toby Dalton、James Acton、Ilonka Oszvald、Julia Judson Rea、Hilary McGraw、Elizabeth Whitfield等为本项目提供了很多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最后还要感谢核威胁倡议协会和犁头基金会对本项目提供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