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景春兄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地域文化视域下的杜甫研究”告成，索序于我，并传来电子稿。我最近因应付《杜甫全集校注》出版后几家新闻媒体的采访，又急于趁回国之机处理两部较大书稿的繁体字版，忙得焦头烂额，实在抽不出时间。但景春兄几次催促，盛情难却，故答应他回美国后抽暇撰写。回到美国，我即拜读书稿。不想一读之下，即爱不释手。“眼见异书分外明”，一连几天，我废寝忘食地读完了这部五十多万字富有新意的大作，受益匪浅，感触颇深。

近几年来，地域文化研究成为热门话题。地域文化的重要性，也越来越被人们重视。早在2004年8月，《文学遗产》编辑部和新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在乌鲁木齐共同主办的“《文学遗产》西部论坛”，主题为“中国文学与地域风情”。我在论坛宣读的论文《唐诗繁荣的西部因素》中曾指出：“关于唐诗繁荣的原因，过去曾进行过热烈的讨论，众说纷纭。但对唐诗繁荣的地域因素，特别是西部因素，很少论及。其实，不论就自然地理环境，还是人文社会环境，西部地区对唐诗的创作和繁荣都至关重要，不可忽视。”并进而论证说：“据周祖主编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载录，唐五代可考的文学家总共不到4000人，而籍贯属于今天所说的西部地区的，就有500多人，占总数的1/8强。单就诗歌创作而言，据中华书局版清编《全唐诗》（含《全唐诗逸》）和陈尚君辑校《全唐诗补编》，共收诗（包括部分词）55796首，作者3558人。而籍贯（此籍贯的认定以我所主编的《全唐诗大辞典》所载为准）属于今天所说西部地区的作者就有472人，占作者总数的13.27%；作诗12060首，占总数的21.61%。其中国都长安所在的陕西省，作者295人，占总数的8.29%；作诗8059首，占总数的14.44%。而著名的诗人，如上官仪、上官昭容、杨炯、陈子昂、苏颋、王昌龄、李白、裴迪、韦应物、李益、权德舆、王建、薛涛、白居易、杜牧、曹邺、曹唐、韦庄、韩偓、鱼玄机等，都是西部诗人。他（她）们20人就有诗7837首，占唐诗总数的近1/7。这还不包括敦煌唐诗写卷中诸如马云奇、毛押牙等所谓‘落蕃人’及无名敦煌人所写的诗。如果再联系到杜甫祖籍为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又自称‘杜陵布衣’‘杜陵野老’‘杜陵野客’‘少陵野老’，在长安居住了十多年之久，又长期‘漂泊西南天地间’，这一不平凡的经历，直接造就了伟大的诗人。李贺郡望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常自称‘陇西长吉’‘刺促成纪人’，他对‘异域’风情的奇瑰描写，如《昆仑使者》《龙夜吟》《蜀国弦》等，真有亲临其境之感，说他是西部诗人似不为过。岑参的诗大多写于西部地区。西部诗人和非西部诗人写于西部或吟咏西部的诗，粗略计算，恐怕要占今存唐诗（含五代诗）总数的将近一半。这都充分显示了西部地区和西部诗人在唐代诗坛的重要地位和巨大影响。”如今关于唐诗与地域文化的研究，已陆续有著作出版，如戴伟华的《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中华书局2006年版）、胡可先的《唐诗发展的地域因缘和空间形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等，都是相当有分量的著作。而地域文化研究与具体的唐代作家的个案研究，如蒋志的《李白与地域文化》（巴蜀书社2011年版）也应运出版了。但关于杜甫与地域文化关系的全面综合性研究，至今仍未有一部专题著作出版。《杜甫与地域文化》的结项出版，正适时地填补了这一缺憾，开辟了研究杜甫的一个新视域，对杜甫研究的深入发展，将起到推动作用。

《杜甫与地域文化》的作者视野开阔，高屋建瓴，详尽而概括地论述了杜甫一生所经历和生活的各地域的自然环境、民俗风情、文化精神、思想传统诸方面对他的影响，以及杜甫对该地域文化的影响，旁征博引，条分缕析，议论风生，使人们对伟大诗人的思想发展历程及其诗歌主要风格的形成、风格色彩的多样化、文化内涵的丰富性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由于作者身处杜甫的故乡河南，景春兄又主编过《杜甫与中原文化》（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故对杜甫与中原文化特别是两京（长安与洛阳）文化的关系，论述尤为精到：“杜甫是两京文化培养出来的诗人。他在青少年时代主要受到的是东都洛阳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形成了他坚守中原儒家文化‘仁义礼智信’（《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的信念和‘奉儒守官’（《进雕赋表》）的家庭传统。对佛、道二家思想虽也有过濡染，但并不占据其思想的主要方面。中原文化中直面现实的人生态度，则奠定了他一生的思想基础。他的中年是在长安度过的，长安复杂的政治文化和贫富两极分化及统治者的穷奢极欲，训练了杜甫敏锐的政治嗅觉，培养了他的批判意识与忧患意识，使他的思想逐渐由致身公卿的‘致君尧舜’的理想，改变为‘穷年忧黎元’（《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民贵君轻’（《孟子·尽心下》）思想，从而展开了对统治者荒淫生活的批判及对下层百姓苦难生活的同情。这种以‘民为贵’‘以民为本’的先秦原始儒家思想，是他思想中的精华，从而使杜甫跃入唐代诗人中思想最先进的优秀诗人行列。他的诗歌艺术也是如此。京城和谐典雅、精致优美的诗学传统，提高了杜甫审美的眼光和艺术境界，家学传统形成了杜甫作为诗人的使命感，而出京之后的广阔人生阅历和深入民间对底层百姓民生维艰的生活体验，则使他扎根于文艺创作的源泉和土壤，使他的诗歌源远流长，具有现实生活的生命力，取得了杰出的艺术成就。”“可以说，杜甫的忧国忧民思想基调和写现实的诗歌道路，都是在以两京为首的中原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并成了他一生思想和诗歌的主调。”这真是深中肯綮的精辟之见。他对吴越文化、陇右文化、蜀中文化、夔州文化、荆湘楚文化与杜甫的相互影响，都有精彩独到的论述。

我与景春兄相识甚早，是诚挚而纯粹的文字之交。他是詹锳先生的高足，是詹锳先生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的主要撰写者之一。因此他早期的学术著作多是关于李白的，至今已有十来种之多，有的堪称李白研究的经典之作。所以我称他是真正的李白研究专家。他既是中国李白研究会的副会长，又是我们中国杜甫研究会的副会长（还曾兼任秘书长）。李白和杜甫是诗国的双子星座，情同兄弟，由李白而研究杜甫，自有独得之利。他的《李杜之变与唐代文化转型》（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就是极富创见的李杜研究的力作。正因深知李白，故亦深知杜甫。在《杜甫与地域文化》中，论及杜甫在秦州写的怀念李白的几首诗时，作者别有会心地揭示出：“怀念李白的四首诗，是杜甫全面认识李白的思想总结，也是他对李白感情的升华。……他清醒地认识到，他和李白在政治上都是失败者，最后的命运都是逐臣，因此他对李白在政治命运方面有很强的认同感。在诗中杜甫悲李白也是悲自己，为李白鸣冤，也是为自己鸣不平。这是对李白一生政治命运的总结，也是对自己政治人生和道路的反思。李白的成功，是以其诗歌的杰出成就，成为‘千秋万岁名’的伟大诗人。杜甫也认识到，他与李白本质上只能是诗人，都不是做官的材料。李白成功的诗人之路，也是他将来所要走的路。虽然这条路很艰辛，也很寂寞。受到李白的启示，他从此决定远离朝廷，走一个和李白一样的能够赢得‘千秋万岁名’的诗人之路。”心有灵犀一点通。景春兄真可为李杜的知音了。

张忠纲

2014年7月12日写于美国旧金山

（本序作者为山东大学原文史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杜甫研究会会长，《杜甫全集校注》全书终审统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