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杜甫与中原地区的史学传统

中原地区有浓厚的史学传统。中原文化与楚文化及蜀文化的重要区别，在于中原文化最重要的特点是史文化，而南方的楚文化和蜀文化的重要特点是巫文化。所以，在唐以前，中国的重要史学家，多出于中原及其周边地区。如春秋的史学家左丘明，鲁国（今山东曲阜一带）人，相传《左传》和《国语》皆出其手。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夏阳（今陕西韩城）人，著中国第一部通史《史记》。西汉史学家褚少孙，颍川（今河南许昌）人，曾补过司马迁的《史记》。东汉史学家班固，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著中国第一部断代史《汉书》。东汉史学家荀悦，颍阴（今河南许昌）人，著有《汉纪》。西晋史学家陈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但入晋后长期在洛阳担任著作郎、治书侍御史，著有《三国志》。西晋史学家司马彪，河内温（今河南温县）人，晋室皇族，著有《续汉书》。东晋史学家袁宏，阳夏（今河南太康）人，著有《后汉纪》。南朝宋史学家裴松之，闻喜（今属山西）人，为《三国志》作注。其子裴骃，著有《史记集解》。南朝宋史学家范晔，顺阳（今河南淅川）人，著有《后汉书》。北齐史学家魏收，下曲阳（今河北晋州市）人，著有《魏书》。唐代的史学家，也多为北方人。如著《陈书》的姚思廉，万年（今陕西西安）人；著《隋书》的魏徵，馆陶（今属河北）人；著《北齐书》的李百药，安平（今属河北）人；著《周书》的令狐德棻，宜州华原（今陕西铜川市耀州区）人；著《南史》、《北史》的李延寿，相州（今河南安阳）人；史学理论家刘知几，彭城（今江苏徐州）人，为武则天时代的史官，著有《史通》，《则天皇后实录》等；著《贞观政要》的吴兢，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今天所谓的二十四史，其中有七部为唐以前所撰，而唐初就撰有八部，可见唐代对史书的重视。杜甫自称“读书破万卷”，当然也包括他所能见到的史书，尤其是《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这前四史，是唐代文人所必读之书，杜甫当然也不例外。杜甫对前四史特别熟悉，其诗中所引典故多出于此。他也和其他唐代文人一样，在写唐代时事时，常常是以汉代唐，称唐帝为汉帝，称唐廷为汉廷，称唐使为汉使，称唐将为汉将，称唐臣为汉臣等等。他诗中用汉代（包括三国）的典故最多。如“边庭流血如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兵车行》），这里以汉武帝代唐玄宗。“匡衡抗疏功名薄，刘向传经心事违”（《秋兴八首》其三），这里，以西汉的名臣匡衡和刘向自比。“汉运初中兴，生平老耽酒”（《述怀一首》），这里用汉运以代唐运。“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哲”（《北征》），这里，以周宣王和汉光武帝以比唐肃宗。“关中既留萧丞相，幕下复用张子房。张公一生江海客，身长九尺须眉苍。征起适遇风云会，扶颠始知筹策良。青袍白马更何有，后汉今周喜再昌”（《洗兵马》），这里以汉代的良相萧何比肃宗的前宰相房琯，以汉代谋士张良比肃宗的宰相张镐。杜甫还经常以使汉朝兴起的汉高祖和中兴大汉的汉光武帝时的君明臣良的君臣关系，作为唐人学习的样板加以歌咏：“汉光得天下，祚永固有开。岂唯高祖圣，功自萧曹来。经纶中兴业，何代无长才。吾慕寇邓勋，济时信良哉。耿贾亦宗臣，羽翼共徘徊。休运终四百，图画在云台。”（《述古三首》其三）杜甫对三国时蜀汉的诸葛亮，最为佩服，有关诸葛亮的诗有十多首，其中著名的有《蜀相》：“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有《咏怀古迹五首》其五：“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由于杜甫对《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史书的熟稔，所以他写起诗来，对历史典故运用得十分得心应手，有时以古讽今，有时以历史的经验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相联系，有时是通过对历史人物的呼唤和歌颂，来为其现实主义诗歌服务，古为今用，这是杜甫比较常用的手法。

中原史学对杜甫最大的影响和启发，就是他运用“直笔”和“实录”的史学传统来面对和反映、书写社会现实。直笔和实录，是中国史家的优秀传统。史载春秋时晋国大臣赵盾之子赵穿杀了灵公，太史董狐秉笔直书：“赵盾弑其君。”孔子称董狐为良史，秉笔直书，无所隐瞒。春秋时齐大臣崔杼弑其君庄公，齐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杼杀之。齐太史有弟三人，其大弟和二弟接着还是这样写，都被杀了；其三弟执简又如实书写，崔杼只好放了他。南史氏听说他们都被杀了，又拿着简书前去，听说崔杼弑君事已记于史册上了，也就罢了。关于古代史官直笔实录的事迹，杜甫和文天祥都有诗赞之。杜甫也对“良史”和史臣的“直笔”表示首肯。

杜甫“直笔”和“实录”的思想，还来自《左传》。《春秋》是五经之一，是孔子教育北子的历史教材。《春秋》三传中的《左传》侧重历史记载，是一部较为翔实的春秋史，也是我国第一部叙事完整的编年体历史著作。《公羊传》和《谷梁传》则是对《春秋》的阐释和解说，以议论为主，很少有对史实的扩展和补充。由于《左传》是为《春秋》作传，同时具有经学价值和史学价值，所以《左传》比《公》《谷》二传更受后人重视。张国刚、乔治忠等著的《中国学术史》中说：“与《公羊》、《谷梁》二传相比，《左传》着重记叙历史事实，为了解《春秋》所载人物、事件及作者之褒贬、讳讥提供了史实证明，文字简朴，叙事详明，而《公羊》、《谷梁》虽依托子夏、荀子，但经过汉初儒生的大量加工，重义理和微言大义，用以附会现实政治，其学术价值难以与《左传》相比”，也指出《左传》的史学价值，远高于《公羊》《谷梁》。所以，对中国的史学的发展，《左传》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在中原地区，历来有对《春秋左氏传》研究的历史传统。西汉末刘歆曾建议将《左传》立于学官，但未被采纳。刘歆将《左传》传于贾徽，贾徽撰《左氏条例》，并传其子贾逵，贾逵撰《左氏解诂》。尹咸以《左传》授陈钦，陈钦传其子陈元，陈元撰《左氏同异》。在两汉之际和东汉时期，严彭祖、龚胜、扬雄、马融、延笃、谢该、李封、郑玄等人先后都曾传授《左传》。自东汉起，《左传》的传播逐渐广泛起来，影响也日渐扩大。在东汉时期，服虔为《左传》作注，名为《春秋左氏传解谊》。西晋时杜预作《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以后成为研究《春秋》的重要典籍。到了唐代，孔颖达作《五经正义》，采用了杜预注而不用服注，以后服虔注渐散佚不传。杜预因注《春秋左氏传》，受到后人的推崇，因而杜预也成了有名的经学大师和史学名家。杜预在其《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中倡“直言”和“一字褒贬”，其主旨在“惩恶而劝善”（见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司马迁的《史记》就有《左传》的直书传统，班固对其有“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赞》）的评价。这个“直书”“实录”的史学传统，受到了唐代史学家刘知几的赞赏。他说：“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史通》第二四）把史家的直书和实录精神，当作史官的基本原则。

杜甫受到中原史学自《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及其十三代祖杜预所撰《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的影响，将其史学精神或史传手法，移植到诗歌的创作中。杜甫敢于直面社会现实，一方面发挥《春秋》大义，将维护国家的“大一统”和“尊王攘夷”的思想，作为扫平安史之乱，维护大唐统一的爱国主义精神大力发扬；一方面遵循直书和实录的史学原则，用诗歌将社会上的黑暗面和官府压迫百姓的残暴现象，予以暴露与批判，“不虚美，不掩恶”，使其诗歌成为“诗史”，开创了直面社会人生的现实主义诗歌流派。在创作手法上，杜甫写了许多乐府和新题乐府诗，将史传文学的叙事手法和刻画人物的技巧，运用到诗歌中。如他的《兵车行》《丽人行》“三吏”“三别”《八哀诗》等都有对史传手法和技巧的巧妙借鉴和运用。其从陇右到成都的纪行诗，也有“杜陵诗卷是图经”（刘克庄《后村诗话·新集》卷二引宋林亦之《送蕲师》诗）的称誉。杜甫的纪行诗，发扬了史书中地理志和郦道元《水经注》等地理和风俗志书中纪实的传统，对所见的山川和地理，在诗中有着如实的客观描写，而不是像李白山水诗那样充满浪漫的想象。他的五古诗，特别是那些五言长篇，夹叙夹议，“杜之《北征》《述怀》，皆长篇叙事”（《诗薮》内编卷二），也具有“诗史”的特征。杜甫把史书的叙事和描写手法用于写诗，为唐代的叙事诗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