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优化经济结构

以代际传承为契机促进上海产业升级

朱妍 吕鹏

截至2015年底，非公经济占上海市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51.8%；私营企业133.82万户，占各类市场主体总数的69.9%。据全国工商联、国家工商总局等单位组织实施的“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2014年上海市民营企业家中年龄在50岁以上的高达38.6%。据此推算，上海市大概有40%（约53.53万户）私营企业在未来五到十年内可能存在代际更替的问题。

在此背景下，我们通过座谈、访谈等形式在上海调研了54位年轻企业家及33位父辈企业家，行业涉及制造、化工、通信、电子、物流、建筑、批发零售、住宿餐饮、金融、房地产、教育、文化等主要产业。调研发现，这些行业均存在代际更替的问题，而制造业、建筑业等实体经济问题较为突出。此外，“创一代”和“创二代”在教育和能力积累、社会网络培育、企业管理理念等方面与其父辈有显著不同，这种代际差异将为交接班后的企业发展与运营带来变革动力。这就要求我们要充分把握企业传承中的变量与常量，在市场、管理、技术等方面给予适当的政策引导与制度性培育，根据上海各区特色和优势制定政策，为促进产业升级、推动社会进步、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奠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一 代际交接带来的变化及原因分析

1．拓宽企业产业链，助推行业转型升级。据调查，如果父代从事的行业是传统制造业，子代接手并延续父代产业的比例仅为10%左右。大多数子代会拓展父代经营的产业，甚至“另起炉灶”。一些年轻企业家会根据市场形势，重新选择企业的经营方向，放弃原先粗放式、标准化生产型，选择面向小众和缝隙市场的精细化与个性化生产。金山区一位企业家从父辈手中继承了一家啤酒厂，他考虑的是如何利用既有对啤酒酿造的知识和啤酒包装工艺，尝试做精酿啤酒。另一些企业家则试图“在螺蛳壳里做道场”，把既有的生产经营做精做深。调研走访的几家金属加工企业的新掌门人都表示，正在新辟业务做定制生产，在传统行业基础上创新。引起这种变化的原因有多种：一方面是初始动力变化，这是由年青一代的教育背景与“圈子文化”带来的。另一方面则是年青一代更关注自身的独立性和个体价值的实现。

2．促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信号，但私营企业往往难以接受或寻觅到靠谱的经营者，因此企业决策与日常管理大多还是由企业所有者负责。然而，本次调查显示，年青一代企业家对于分离所有权和经营权、聘请职业经理人、组建经理会或高管会来做战略与日常决策等制度安排持更开放的态度。调查发现，聘请职业经理人作为核心管理者的企业中有近7成表示是为了适应企业多元化经营、提升企业规模的需要。二代接班会提高企业经营范围的多样性、进一步扩大企业经营规模，从而促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二 代际交接之变带来的影响

1．增加企业间协作与合作，提高资源整合效率，发挥企业比较优势。年青一代企业家在建立社会关系网络上以兴趣为导向，更容易跨界建立或参与不同行业、不同领域、不同部门的代表组成的社交网络。这与其父辈有较大差别，后者往往更务实，对于合作也持更为保守和审慎的态度。一位上海的年青企业家在受访时表示，“父辈都是单打独斗，而我们这代人习惯众筹、资源共享，更会合作，也更需要合作”。近年来，企业家的非正式组织如火如荼，其中以年青一代尤为活跃，他们业已建立了大量的线上线下非正式组织，且其数量仍在快速增长。

2．企业能够在更高层级上“反哺”传统产业。上海乃至长三角等地的私营企业在初创期往往生产较为低端的生活、工业快速消费品，或初级的农业、畜牧业加工养殖品，属于转型较为乏力的传统行业。调查发现，大多数二代企业家接手而来的企业都面临很大的创新升级压力。有趣的是，两代人虽然在转型创新和经营理念上有很大差异，但子代却不会放弃父辈打下的天地，他们选择的路径是“企业内部反哺”。一位二代企业家表示，“如果另起炉灶，肯定增加了企业风险，但不改变也是万万不行的。我的策略就是先把新的一块做起来”。这家企业是做农业种植起家，子代接班后对企业风险做了评估，认为农业企业太容易遭遇不可控风险，于是尝试了多元化发展，在有一定基础后回过头改进传统农业，改做有机农业、土地改良、面向小众的定制型深加工农产品等。

3．交接班形成的产业结构既可以解决成本分担难题，也可以促成更为层级化的产业体系。“回到原点、内部反哺”的思路在交接班后的私营企业中并不少见，这种做法有两个优势。从微观上看，它解决了传统行业升级过程中的“试错成本”无人埋单的麻烦。有些传统行业并不是无法升级，而是升级需要技术革新、设备更新、人员培养、市场扩展，这些都需要资金和人力投入，且有可能一无所获，企业内部反哺可以有效解决转型升级的成本分担。从宏观上看，它可以不完全偏废传统行业，能够兼顾各个层级的产业发展，或是在同一产业内部细分不同“缝隙市场”，以满足不同目标群体的需求。

三 政策建议

1．建立新生代企业家创业交流平台的孵化机制。当前大量的企业家自发形成的非正式聚群或社团，存在于统战部门视野范围内的只是冰山一角。目前政府部门对于这些非正式组织的工作策略比较被动。地方政府可以给予一定的引导，帮助这些组织先“浮出水面”，便于相关部门了解并追踪其发展，等到相应的办事人员、办公地点等有着落时，再适时地建立实体组织。不少地方的操作是，先鼓励成立联谊会性质的“青年企业家联谊会”（青企联）、“青年创业者联谊会”（青创联）、“女性企业家沙龙”等组织，不断正规化之后再正式注册成为商协会，这些商协会早期的雏形可能就是一个非正式的交友平台，但当地政府注意到并主动提供服务引导，由此促进了政企合作共建。

2．提供法律和政策的学习、沟通平台及立法推动平台。二代企业家对于法制的诉求明显强于父辈，他们大多在海内外修习了正规的工商管理，十分看重政策稳定性和公平性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当遇到政策和法律的模糊或灰色地带时，也会特别谨慎。当企业对于合作、股权等制度安排变得越来越开放时，市场上会随之出现更多合作公司及交叉持股、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情况，法律能否明晰有效地界定契约当事人的权益，司法过程能否公正透明，这些问题都会受到企业主更多的关注。当行业划分越来越细，企业家就会发现，他们踏入的行业也许缺乏行业标准，并可能由此引发危机，这都会促使企业家积极倡导并介入相关法律政策的制订与执行过程。

3．增加常设性和临时性的政企沟通与交流机制，促成类似“大联动”机制的多部门平台。目前对接企业和企业家的行政部门十分零散，有工商联、统战部、经促会，甚至还有专注于女企业家的妇联、专注于青年企业家的团委、专注于海归创业或接班的侨联等。对于有些企业家来说，在政府需要时，他们往往面临多个部门的吸纳与整合，疲于应付，而当他们需要对接政府，了解最新政策时，又往往不太清楚该找哪个部门，让人一头雾水。而执掌着面临创新转型的企业的年青企业家，与政府多部门交流、了解相关政策的需求会特别强烈。建议增加设立多部门参与的平台，打破条块，将企业运营过程中可能会需要沟通与对接的部门整合在一个平台上，降低信息与沟通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