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是民族的灵魂。每个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都会形成一个价值系统，正是这一价值系统主导着不同历史阶段的意识形态，指引着不同时代的社会发展方向。本书所要研究的就是中国价值的历史生成和历史传承，研究中国价值的现实意义及其对未来可能产生的影响。
一 中国价值的起源和中国价值传统的经世意义
西方价值源于“逻各斯”，中国价值源于“道”。中华民族在历史实践过程中，观乎天文，观乎人文，彰往察来，微显阐幽，从而体悟到了这个“道”。这个“道”是纯粹的“国道”，沿着这个“道”，中华民族形成了自己的历史和民族精神，而这种民族精神又经历史的提炼而成为了中国价值和价值传统。
道可以分为道体和道心。道体就是价值实体，是价值赖以依存的实体，也就是天地与人。与道体相对应的概念是道心。天地本无心，但人有心，是人为天地立心，赋予天地以价值，这就是道心。但人心与道心不同，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心可变，道心永恒，人心与道心相合就是“仁心”，而“仁”就是价值。当然，中国价值并不仅仅是“仁”，而是随着历史发展不断地丰富，并形成一系列独特的表征，如天人合一，以人为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乐天知命，率性自由；中庸中道，和而不同；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等。
道是永恒的，但道不是静止的而是永恒运动的，从而有“道体流行”。“道体流行”决定道心与人心的变化亦即价值思想的变化。但人心基于道心，因而就形成持久的价值传统。中国历史上形成的这个价值传统就是中华道统。
作为价值传统，它决定一个民族持久稳定的行为方式，而作为道统，则决定一个国家的执政理念以及政权的合法性基础。所以历朝历代都重视这个道统。任何政权的建立，都必须符合这个道统。也就是说，政权的合法性取决于其所代表的价值。就中国价值和价值传统来说，这个价值是源于天地人心的，所以，任何政权要取得合法性，都必须符合历史规律并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愿。而不合民心、不施仁政的政权就不具有合法性。基于价值传统和道统的合法性，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文化合法性，而要取得文化合法性，就必须重视文化传统的重建，包括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二 中国价值传统与历史上国家意识形态选择
社会发展依道而行。道是客观存在的规律，社会发展必须遵循这个规律。道体实际上就是天地自然与经济社会，道体流行就是天地自然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和变革，也就是历史。天地自然与经济社会的变化，决定社会价值的变化，本质上讲也就是人们对历史规律的认识和认知，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价值和观念。历史变化了，社会价值和观念不能不变。这种变化基本上是渐进的，但变化的积累最终会出现根本性的转变，这就是价值革命。通过价值革命，社会价值体系与社会历史发展需要相适应，这就是与时俱进。因而，价值革命就是一定的价值系统从解体到重建的过程，也就是价值与社会发展变化从不适应到相适应的过程。
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价值，决定一定历史时期的国家意识形态。道体流行决定价值演变，价值演变就是人心依于道心的变化。社会价值围绕着道变化，时而偏离时而回归，最终形成一个循道运行的轨迹，即形成一条价值轴心线。这个价值轴心线就是道统。相应地，国家意识形态建构也存在一个原则，这就是“执两用中”。在中国价值传统中，“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尚书》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还说“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就是“十六字心传”。“执两用中”的核心是“用中”，但“用中”必须以“执两”为条件，没有“执两”就无可“用中”。所以，“执两用中”不仅是国家意识形态选择的原则，还是国家治理方式选择的原则，是中国传统社会执政艺术的精髓。在中国历史上，社会价值经历了一系列演变，但其核心不变，轴心一贯，国家意识形态也经历了一系列演变，但始终是以“执两”来“用中”，形成持久的执政理念。这个理念就是“中道”。
三 中国新时代历史方位和中国价值的革命
中国传统社会历史上经历了三次价值革命。第一次是周文革命，第二次是儒家革命，第三次是理学革命。中国价值传统是通过这三次价值革命形成的。但这三次价值革命都是在传统社会内部的变革。长期以来，中国传统社会一直没有受到根本性的挑战，因而也就没有经历根本性的变革。但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社会走向衰落，中国传统价值也陷入危机。要拯救中国社会，就必须进行社会革命，而社会革命要从观念变革开始。这次根本性的观念变革就是中国价值的第四次革命。
这场新的价值革命是从“五四”开始的。“五四”提出重估一切价值，通过一场“离经叛道”的学术思想革命促进社会观念革命，使中国价值的旧有传统迅速消解。然而，此后中国的社会变革断断续续，传统价值消解了，但价值重建难以为继。只有当我们引入了马克思主义以后，中国价值革命才由被动转为主动，中国社会革命也走上正轨。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价值革命的枢纽，是中国价值重建的起点，也是中国新的价值传统的核心。
在中国共产的党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通过三大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经过改革开放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社会主义建设，初步实现了现代化；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取得了新的重大进展，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就使中国价值革命进入新的阶段。可以说，中国当下的价值革命，是由新时代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决定的。
现代化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经之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们基本上实现了经济现代化，并即将进入小康社会。但现代化和小康社会并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我们还要继续发展。但另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化也出现不少弊端。这是受西方现代性价值影响所致，是现代化异化的结果。而要避免这些弊端，不能靠西方现代价值提供解决方案。所以，新时代需要中国价值传统的回归，需要创新中国价值以解决现代性的矛盾。
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中国价值也必将走向世界。但中国价值并不追求“普世性”，而是用中国价值协和世界，坚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追求“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目标。这就决定中国价值具有最大的公约值。用中国价值协和世界，就是彻底摒弃“丛林法则”，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天下一体之仁。
四 新时代中国价值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新时代中国的历史方位和历史任务，决定中国价值革命的方向和任务。党的十八大确立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
中国价值革命的方向和任务，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引入，使中国价值革命由被动转为主动，并实现了中国价值的创造性转化，即由传统转向现代。当下，中国的现代化仍在路上，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的共同理想。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
第二，重建中国价值传统。传统不是旧物，而是“日日新”的价值传承。经过百年来的奋斗，中国的现代化取得初步成功，中华民族也逐渐走向新的成熟，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自己民族的理智来思考。所以，我们必须坚定地确立文化自信，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实现中国价值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第三，推进综合创新。在近代以来的中国价值革命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西方现代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始终是相互矛盾和纠缠的三种思想力量。经过百年的现代化历程，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现代价值已逐渐中国化，并与正在复兴的中国价值传统共同构成三种新的价值传统。而当代中国价值的革命，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吸收西方现代价值，重建中国价值传统，通过一个新的综合创新过程，创建一个全面的价值体系。
20世纪初李大钊提出，中国农业文明“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方工业文明“疲命于物质之下”，世界文明的未来必有赖于“东西文明真正之调和”的“第三新文明之崛起”。如今，距离李大钊的时代已经过了近百年。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经过这百年奋斗，吸纳了西方文明，同时也保留了自身的文化元素，正在形成一个新的文明体。这种新文明体的初级形式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中华文明历来强调奋斗进取、革故鼎新。随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随着中国人民在发展过程中认知水平的不断提高，一定会走出一条中国道路，创造出一种全新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