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最古老的艺术文学与最新的艺术电影之间的复杂关系，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且可以肯定，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个问题将会变得更加重要。这种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学的一整套反映生活、表达生活的方法，比如小说的叙事手法、结构样式、表现技巧，诗歌的抒情，散文的意境，都为电影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可供借鉴的营养；二是许多电影作品是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这些文学作品中既包括了经典作品，也包括了当代的畅销作品，而改编的主体更多的是叙事性的小说和戏剧。
传统的看法常常将经由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作为援助的附庸，因此对改编作品的评价常常是将其置于被评判并加以对比的地位。电影作为一种新的媒介已经获得了合法地位，然而作为电影世界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改编电影在接受批评的同时，却未被列入作为电影类型之一的相同的评价及批评方式中。
自电影诞生以来，有大量的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如前所述，文学作品深刻的内涵与丰富的表现形式为电影提供了素材。不胜枚举的传统文学名著被拍摄成了电影。近年来，好莱坞更是成为文学与电影结合的主要阵地，20世纪以来，大量的文学作品走上银幕。传统的电影改编注重对原著的忠实再现，电影制作者力图用一切手段来捕捉文学作品的精髓，大批优秀的作品因此涌现，但也因为两种艺术内在的差异性而使改编作品常常招致诸多非议。时至今日，大部分公开放映的电影与文学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以美国电影为代表，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和文化转向的影响，文学作品在屏幕上的再现开始逐渐摆脱对文学本质的刻意追求，电影制作者开始采用更新颖的方式、手段或技巧来展现他们所理解的文学，或者说只是以文学为基础来表达他们对电影、人和世界的理解。
就学科意义而言，关于电影与文学关系的研究是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比较文学实质上是一种“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文学研究，除了对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进行研究之外，还对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和其他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进行比较性的研究，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等诸多方面。[1]对电影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就是将两种艺术形态进行比较，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这种研究将为跨越历史、民族和文化等界限的杂交文本的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模式。
就文化的意义而言，视觉文化逐渐成为主流。电影语言是一种和文学语言完全不同的语言。电影可以借助蒙太奇这样的镜头剪接来自由控制时间和空间，而不会破坏它的真实性；与文学语言相比，电影语言更具视觉的直观性。在网络时代成长起来的年青一代越来越着迷于视觉冲击所带来的震撼效果，以致保守的批评者常常为文学的未来惴惴不安，他们担心电影无法表达文学原作的独特内蕴和魅力。这种担心并非杞人忧天，事实上有很多可贵之处。但是，与其感伤喟叹，不如将文学与电影放在更为广泛的语境中做仔细的探究，或许这样能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当前的文化状况打开另一扇窗。
从文学研究的意义来看，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是三种最主要的途径。[2]电影在发展和成熟的过程当中不断地借鉴文学创作中的手法和技巧，如意识流、黑色幽默、后现代结构主义或者唯美主义等，甚至某些电影还采用了很多先锋的文学技巧，如新小说、超现实主义等。反之，电影的发展也对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电影语言的直观性及其对情节的注重都对当代文学写作有深远的影响。借助电影对文学作品的再现，观众在体验视觉冲击的过程中，也受到了文学的熏陶，这之于观众对文学的理解意义非凡，观影的过程加深了他们对文学史的了解。从批评的角度而言，电影也可被视为文学批评的一种手段。将一部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作品，就是对这部文学作品阐释和批评的过程。事实上，电影制作者既是阐释者又是批评者，其在电影拍摄的过程中对原著所做的选择、删减、增加甚至变形都体现了一种完整意义上的批评态度，因此可将此视为文学批评的一种有效途径。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时间里，文学尤其是小说与电影的关系一直是批评界较为热衷讨论的主题，很多人倾注了大量的热情。源于西方的现代思想和理论对同样源于西方的现代小说与电影的关系的研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传统的研究往往聚焦于这两种艺术在形式层面上的相似与差异。今天，现代的文学批评理论和美学思想在受到后现代与视觉文化的影响之后，已经融于这一研究领域之中。
在西方学界，较早探讨文学与电影关系的重要著作以法国“新浪潮电影之父”安德烈·巴赞（André Bazin）的《电影是什么？》（Qu.est-ce que le Cinema？2008）为代表，此书是巴赞的经典批评文章的结集，涉及电影本体论、电影社会学、电影心理学和电影美学等诸多问题。巴赞也是较早关注文学与电影的关系尤其是电影改编的西方理论家。20世纪50年代初，他就在《非纯电影辩：为改编辩护》一文中指出文学正在成为左右电影演进历程的现象，“电影愈来愈多地到文学和戏剧宝库中取材”。[3]在另一篇重要文章《戏剧与电影》中，他天才地指出：“电影在本质上是大自然的杰作，没有开放的空间结构也就不可能有电影，因为电影不是嵌入世界中，而是替代世界。”[4]尽管戏剧曾经“提携”过电影，但最终是电影拯救了戏剧。[5]德国批评家克拉考尔（Kracauer）的《电影的本性》（Nature of Film, 1960）一书也专门拿出一章的篇幅来讨论电影和小说的相似与不同，并对小说的电影改编提出了质疑，认为大部分改编作品极少能抓住原著的精神主旨，原因在于：一方面小说所蕴含的连续性精神是电影无法吸收的，另一方面电影尚欠缺完美地表现文学的可行性手段。[6]美国学者乔治·布鲁斯东（George Bluestone）的《从小说到电影》是较为重要的研究小说与电影的专著，是一部专门探讨电影改编小说问题的理论著作，全书共分七章。第一章为全书的理论基础，它试图对小说和电影的相关美学原则做一番相当广泛的考察，以便尽可能清楚地指出改编小说的电影制作者所要面对的各种问题。第二章至第七章则具体分析了《告密者》《怒火之花》《呼啸山庄》《包法利夫人》《傲慢与偏见》等作品。他强调电影是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小说拍成影片以后，将必然会变成一个和它所根据的小说完全不同的完整的艺术品”。[7]
在当前西方学界，罗伯特·斯塔姆是对小说和电影这一主题最为热衷的学者，同时也是成就最高的学者，他所撰写和参与编著的三部著作是现在研究电影与文学较为重要的学术资料：《文学和电影：电影改编理论与文学指南》（Literature and Film: A Guide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Film）和《文学和电影指南》（A Company to Literature and Film）以及《电影中的文学：现实主义、魔幻与改编艺术》（Literature through Film: Realism.Magic，and the Art of Adaptation）。[8]其中《电影中的文学：现实主义、魔幻与改编艺术》是斯塔姆的专著，《文学和电影：电影改编理论与文学指南》和《文学和电影指南》都是由多位学者的论文组成的论文集。这三部著作包罗万象，基本涵盖了当今学界关于文学与电影讨论的方方面面的问题。斯塔姆的一个结论值得深思，他说，“改编在某种程度上让各种艺术品变得真实”，因为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派生的”。[9]此外，关于电影与文学的专著和论文为数不少，以上所列举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更多的著作和研究成果将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逐一进行介绍。
一方面，中国关于电影与文学的研究主要是借鉴西方现有的研究成果，正式出版的著作和研究成果如学术论文、学位论文的数量非常多，但特别重要的、有影响力的专著或论文较少。另一方面，国内学界关于此问题的研究又因其与中国本土文学的关联而具有某种读者亲和力。较有研究的学者有北京大学的戴锦华教授，她关于文学与电影的论述散见于《电影理论与批评手册》《镜与世俗的神话：影片精读十八例》《雾中风景：中国电影文化1978-1998》《性别中国：共同铺演中国电影百年的性别风景》《电影批评》等著作中；北京电影学院崔卫平教授的《我们时代的叙事》《迷人的谎言》也有部分内容涉及与电影和文学相关的论题；上海大学陈犀禾教授的《电影语言学导论》《银幕上的意义——电影的观赏与阐释》《跨文化视野中的影视艺术》《多元语境中的新生代电影》等著作推介了国内外影视学术界专家学者的部分最新学术成果，也较早地关注了跨文化与电影的关系；香港专注于此问题的学者首推李欧梵教授，他的《文学与电影改编》是一部关于文学与电影关系的专著，其《人文今朝》一书也专门论述文学经典的改编艺术，尽管不是专业性的学术论文，但因带有强烈的文人趣味而为人所喜爱；香港郑树森教授的《电影类型与类型电影》是另一部重要著作，值得一读；台湾“交通大学”社会与文化研究所刘纪蕙教授的《文学与电影：影像·真实·文化批评》学术性较强，是一本非常重要的研究性著作，尽管其研究对象主要为英国文学的电影改编，但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其他相关研究成果，散见于各种著作和刊物当中，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法国批评家艾·菲兹利埃在论述“文学和电影的关系”时指出，有两个问题最值得研究者关注，那就是“电影能够为文学带来什么，文学能够为电影带来什么”。[10]为此，他曾经花费大量的笔墨来讨论文学（文学知识、文学经验和文学思维）能够为电影家、电影创作者提供什么样的素材和手段的问题。尽管他提出的问题已经过去了好几十年，但这两个基本问题是现在的研究者仍然需要认真面对的。
对于第二个问题，前人已经有很多论述和研究，本书将更详细地回答第一个问题，即“电影能够为文学带来什么”，换言之，“电影之于文学意味着什么”。本书将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在视觉文化与后现代文化相互裹挟的今天，文学与电影所呈现的与以往不同的复杂关系。可以说，当前关于电影研究的最令人兴奋的前景并不在于出现了某种对所有电影或小说进行理解的新方式和新方法，而是在跨文化的视野之下，所有文本都可作为“互文”加以观察，所有的观看都是重读，所有的改编都是重写，从而为审视电影与文学的关系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
除采用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的经典理论之外，本书尽量使用新材料、新视野和新方法，如后现代理论、互文性、文化批评（视觉批评、女性主义、意识形态）等来深入探讨文学与电影的变化与革新，并从以下几方面推进对这二者之间的关系的深入思考。
改编这一看似普通的行为在文学这种文字艺术向电影这种视觉艺术转变的过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就像桥梁一样将人类最古老和最年轻的叙事艺术连接在一起，但人们对改编还存在很多误解，尤其是“忠实性”引发了最大的争论。本书将从文字和视觉这两种艺术的独特性、理解与误读、语境等因素来讨论这一争论的复杂性。在笔者看来，以今天的角度观之，电影对文学作品的改编，表面看是在一种新的历史环境下对传统文学的视觉呈现，实则是以当代眼光来解读历史经典的做法。通过对《改编剧本》（Adaptation, 2002）这一具有强烈自我指涉性电影的分析，我们会更加深刻地理解在改编的过程中，文学和电影因为彼此在艺术形式和内容上的差异，以及所面向观众的差异，必然会出现不断结合又相互背离的状况。
自法国导演梅里爱将奇幻和冒险引入电影以来，电影在本质上对故事有着强烈的追求，因此，将文学转变为电影实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叙事模式之间的转化，这一转化超越了翻译这种纯粹语言之间的转化，因而变得更具挑战性，也更具吸引力。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从日常工作到生活休闲，视觉文化正在影响每个人的生活，文学阅读逐渐式微，表现出一种后现代文化的征候，这也可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人们需要一种新的叙事艺术来顺应这一潮流，而电影所代表的影视艺术正好符合了这一要求。电影以它所特有的视觉诗学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了传统的小说，成为当今最为重要的一种叙事艺术。美国女作家伊迪丝·华顿（Edith Wharton）的小说《纯真年代》（The Age of In-nocence）改编的电影，可以很好地证明影像本身所具有的丰富的象征和隐喻功能，从而使得文字和图像可以形成某种互文互动的关系，这不但不会阻碍正常的叙事，反而会在某种程度上以一种新颖的方式促进新的叙事方式的产生，从而为观众接受和理解文学提供更好的途径。
无论是电影制作人对文学作品的改编，还是观众通过观看由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来加深对文学的认识和了解，这些行为的背后其实都代表着一种新的文学接受和批评方式已经产生，并在未来会变得越来越普遍。尼尔·辛亚德（Neil Sinyard）直截了当地指出：“有些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往往是一种文学评论，电影并非将一部小说的全部内容影像化，而是侧重于文学作品的某些方面……电影改编选取小说的某些部分，对其中的细节扩展或压缩，进而创造性地改写人物形象。由此，电影改编如同文学评论一样对原作做出新的阐释。”[11]
加拿大文学批评家弗莱（Frye）在其名著《世俗的经典：传奇故事结构研究》中提出了这样一种假设，即想象力可以帮助生活于残酷的现实世界中的人更好地理解世界、自然和自我的存在。尽管这一核心观点针对的是古老的神话和传奇故事，但在仔细研究之后可以看出，电影本身所展现出的丰富想象力其实也正是被抛入存在之困境中的现代人认识自我从而更好地面对生活的一种最好的思想工具。通过对电影《改编剧本》的分析，我们会发现，电影改编在将虚构或带有虚构成分的文学作品转变成视觉艺术的过程中，现实的原则会统统失去效果，传奇或想象的原则会支配故事的发展，故事会变得越来越不真实。但事实上，这一不断脱离现实的过程会在最后以一种最为直接的方式影响到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人，包括他的思想和生活中的一切。电影改编因而从一种简单的艺术转换变成了生活与虚构、想象与现实之间的更为深刻的相互适应和调整。这一观察在某种程度上拓展了传统的文学批评的话语空间。
目前，在电影界有很多女编剧家、女导演、女制作人，她们试图通过电影的方式向现代观众展现历史上或真实或虚构的卓越女性文学人物的不同凡响的声音。女性文学在20世纪之后获得了迅猛的发展，其中英国现代主义女作家伍尔芙（Woolf）是最杰出的代表，她的小说《奥兰多》（Orlando，1993）并不是她最知名的作品，却是一部具有鲜明的女性主义倾向且又充满趣味的优秀作品。通过对女导演莎莉·波特（Sally Potter）的同名电影《奥兰多》的分析，可以看出女性这一曾经处于边缘的群体正以一种自身独立的批评视角和方式影响甚至介入电影改编的过程当中，这是一种值得重视的趋势。
在讨论了文学与电影这两种艺术类别之间复杂的跨越性关系之后，我们会发现，在电影对文学作品进行影像性再现的这一过程当中，其实还隐含着传统和革新、历史和今天、西方和东方之间的各种文化对话。从传统名著《呼啸山庄》的重拍这一行为中，可以看出当代的先锋电影制作人为消除传统和权威的影响焦虑所进行的创新甚至革命；而在众多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纳粹暴行的电影中，我们也会发现电影与文学合力以纪录影片的方式，在重现历史的过程中唤醒了人们对往昔的追忆与反思；通过分析黑泽明的名作《生之欲》与歌德的诗剧《浮士德》在形式和内容上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可以发现在对人之存在意义这一本质问题的理解上，来自东方的伟大导演和来自西方的伟大作家在电影中实现了真正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