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访谈

道教：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核心——高万桑教授访谈

采访者：秦国帅 整理者：胡泽恒

高万桑（Vincent Goossaert），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Études）道教与中国宗教讲席教授、博士研究生计划负责人，社会、宗教与政教关系研究所（Groupe Société, Religion et Laïcité）副所长（2004～2015年），主要著作有《中国的寺庙之内》（Dans les temples de la Chine: Histoire des cultes, vie des communautés）、《中国的牛戒》（L'interdit du bœufen Chine: Agriculture, éthique et sacrifice）、《北京的道士》（The Taoists of Peking）、《近代中国的宗教问题》（The Religious Questions in Modern China）等。

秦：您为什么会对中国宗教研究感兴趣呢？

高：我致力于中国宗教研究完全是偶然的巧合。在十八九岁的时候，我在一个商学院（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Commerciales）学习职业管理，当时就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看各种各样中国文化的东西，比如文学、美术等。并且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开始学中文，在此之前我跟中国没什么关系，也没去过中国。只看过一些翻译成法文的中国小说（如《西游记》、《水浒传》）和中国画，我觉得中国文化非常的美，就想多一点了解它。我也看了一本翻译成法文的《庄子》，觉得非常了不起，很美妙，marvelous。一次偶然的机会，就在我现在工作的学校——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我碰到了施舟人老师，他开了道教史的课程，建议我说：“你现在做经济和职业管理，能不能帮我们做一个题目，how much does Taoism cost? ”就是道教的经济，其实我没有做过这个研究。然后我开始跟他学习，跟他读博士。

所以就是这样，我开始了对道教的研究，偶然的结果。当然，也是因为我觉得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非常了不起。我现在还有这样的感觉，中国文化是那么美！

秦：也就是说，您选择道教研究，是因为施舟人老师的推荐吗？

高：是的。

秦：您跟宗树人（David A. Palmer）合著的《近代中国的宗教问题》，如果之前您是做道教研究的话，是否从这本书可以看出您开始尝试由道教研究进入更大范围的中国宗教研究？

高：我从开始就有这个看法，中国文化是一体的，我们不要分开它。在西方汉学，有很多很好的研究，也有很多很了不起的学者写的东西都非常精彩。然而，西方汉学太区分不同的领域，特别是将宗教和社会的其他方面分开。当然，美国不太一样，他们有另外的一个传统。法国一百多年以来的汉学传统，一直在研究中国宗教，既有道教也有佛教，这个传统很好很活跃，但是，法国的汉学家有一个问题，就是只关注宗教的文献和宗教本身，在他们看来，宗教是一个与其他领域相分离的独立的（independent）东西。所以，我的一个研究的方向，就是要把宗教放在汉学的中心，讨论宗教和社会生活，宗教跟地方社会组织，跟文学、跟美术、跟音乐、跟政治等各个方面很有密切的关系。我并不是说所有的中国文化都是宗教，我的意思是，不要分开宗教与中国文化。我们写《近代中国的宗教问题》这本书的一个目的，就是让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了解，他们为什么也要考虑宗教。做早期历史一直到唐宋史的历史学家，他们会看到宗教是研究的重要方面，但是到近代史，大部分学者脑子里世俗化的概念，他们普遍认为20世纪的中国完全世俗化了，虽然他们承认一些宗教、信仰还在边缘地带存在，然而一个基本的观点是中国宗教是没什么关键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错误的看法。所以，我们的工作不是为了给专门研究宗教的人看，而是给持上面观点的这些人看。这很不容易，因为他们对宗教的了解不很深，所以我们要比较简单的讲这些问题，比如中国宗教是什么，然后要讲中国宗教、宗教信仰、宗教行为、宗教组织跟社会的其他方面是什么关系。

也可以说，我不是从哲学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宗教。我是一个历史学家，喜欢做田野调查，看社会的事实。每一个庙、一个宫观、一个佛寺、一个教堂，都有它的社会背景，做田野调查的时候，很容易看到。而如果只是在家看佛经道经，很容易忽略这些背景，不容易看它与社会其他方面的关系。因此做田野调查就很有帮助，通过田野调查，我们了解宗教不是与社会分离的东西，而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

秦：这样一种研究思路跟中国学者的研究思路似乎不太一样。

高：其实中国也有学者这样做。不过中国一个现状是，宗教学在各个大学是和哲学系一起的，人大这样，北大也是这样，因此，他们研究宗教思想，看道经、佛经等，都做得非常精彩。但是，把宗教思想放在社会史的框架内，他们的研究可能有的时候就不够成熟。我觉得，讨论宗教问题的时候，应该把文献和田野调查放在一起考虑。既要看教内的文献，也要看教外的文献。比如道教，要看道教内部的文献，也要看道教外面不属于道教的读者对道教的看法，看他们对道教的描述如何。

秦：大家都知道，您的博士论文把全真教作为研究主题。我在您的博士论文的序言中发现一句话：“我为什么会对全真教感兴趣呢，就是因为马钰和孙不二作为王重阳的第一对以夫妻身份出现的弟子，他们的爱情在入道的考验面前瓦解了。那么，全真教有什么比爱情还大的魅力呢？”所以，全真教到底有什么魅力，会吸引您把它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主题呢？

高：其实，我是在选择这个主题之后，才慢慢了解全真教文献里面有很多很美丽的东西。一开始的理由并不是这样。20世纪90年代，西方很少有学者研究全真教，因此选择它作为题目，比较容易写一个很新的、有比较大贡献的论文。全真教的研究是我毕业之后取得较快发展的，但在当时研究的人很少。

另外，全真教是一个living tradition。既有老的文献，也有活的传统，这是一个很好的研究主题。比如研究上清经，我觉得就很难，因为现在上清经的影响我们还可以看得到，但是现在没有上清派这回事了。但是，全真教现在还有这回事，一方面，我们可以看现在的全真教，另一方面看文献，从中可以观察到历史方面的延续性。

再有一个理由是，全真教的文献很多，各种各样类型都有，而我喜欢根据不同的文献看同一个问题。比如，早期全真教有很多教内的语录，我硕士学位论文研究的第一部全真文献是《盘山语录》，就是第三代全真大师之一王志谨的语录，这个语录很好玩，有很多白话。这样的东西，没有太大的哲学理论，但是真实反映当时道士和他们弟子的互动，他们的修炼的过程，等等，很好玩。我们也有教内的《金莲传》等这些教内史学资料（historiography），还有碑文。最好玩的是碑文，有五六百个早期全真教的碑文散落在各个地方，这些碑文从不同角度（有的是称赞有的是批评）展现了全真教的面貌。虽然文献很多很丰富也不好掌握，但是我觉得很好玩，比选择研究一部经这样的研究更好玩。从不同文献和不同的角度写一个宗教的历史，感觉很美丽。

所以，文献多，学者少，这是一个很好的主题。

秦：就法语来说，除了您之外，马颂仁（Pierre Marsone）也是研究全真教。

高：马颂仁比我晚一两年，我们差不多同时开始研究全真教。然而我们的方法很不一样。我是做历史，讨论从王重阳到元末，全真教是一种怎样的组织，马颂仁主要研究王重阳的思想。我们的方法很不一样。

秦：您的博士学位论文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介绍全真教本身的特点，第二部分就是探讨全真教的教义思想是如何扩展到地方社会中去的。像这样一种研究思路，和您刚才谈到的宗教在中国社会中会发生怎样的作用是一脉相承的，您的博士学位论文在选择研究全真教的时候，是不是已经规划好了要看待“宗教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或者说，您为什么以这样的思路去展开您的博士学位论文？

高：这是因为我发现在金元时期，有非常多的全真宫观和道士。因此，怎么理解当时的中国社会为什么会出钱供养他们，要出钱给他们建这么多的宫观，就是一个问题。华北现在还保留很多规模很大的金元时期的全真教宫观。我做田野调查的时候，在河南一些地方，还看到很多这样规模宏大的元代的全真教宫观散落在小村子里。我们知道金元时期华北的经济情况很不好，经历了七八十年战争后，人口不多。然而，为什么这种情况下，很多村落还要出钱为全真教道士建如此多的规模宏大的宫观和供养那么多出家道士？另外，道教的东西都很贵，就是我跟施舟人老师第一次见面时他提的how much does it cost：道士要花很多钱营建道观，做仪式也要很多钱。道士写表文最后都会写“贫道某某某”，这是对的，因为道士都是很穷的，因为他们自己没有钱。道教建庙、作仪式都要很多钱，那么，为什么地方社会出那么多钱用那么多的资源帮助全真教的发展，为什么当时的社会会欢迎全真教，要理解这个问题，我们要看全真教的教义，这很重要；但是从教义出发不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看其他的文献，要从其他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所以我就看了这五六百个碑文，就慢慢了解全真教在社会中的作用，我希望我对这个研究领域贡献就在这里。

秦：您的全真教研究与目前学术界其他人的研究有什么不同？像前面提到的马颂仁，美国的很多学者，比如说姚道中，加拿大学者Louis Komjathy等人。

高：就像我刚才说的，我是用社会史的方法，要观察全社会。我真心地认为，道教是中国社会的中心，不了解道教就不会了解中国社会。金元时期也好，明清也好，现在也好，早期也好，要了解当时的社会组织，就要了解道教。

对我来讲，道教不仅是一个文化领域的很美丽和独特的东西，更是一个社会组织的核心。所以，社会史的大问题都是我研究的前提，经济发展、政治与地方社会的关系、社会秩序、精英跟大众的互动等问题，我们都要用道教来解释。我这样讲，不是说我不看宗教学，不看教义（doctrine）。我也是要看这些的，不过，我的研究不是社会学，而是社会史，社会史还是用历史的研究方法。

秦：为什么你们会认为宗教是中国社会的中心？我们发现很多西方汉学家——比如施舟人先生——认为宗教是中国社会的中心，为什么你们会有这样的观点？

高：我们学术界包括国内外所有的研究中国的学者，对中国的了解还处于一个很初步的阶段。中国有很多的东西我们还不了解，对地方社会、地方文化，有很多地方还没有任何研究。一方面，对一些地方已经有比较好比较成功的研究发表，包括福建和台湾，还有广东；另一方面，有很多地方的研究还不够，比如四川，非常重要，当然，可能也有很好的研究，但是我没有看到，还有很多地方也是这样。我现在最喜欢调查的地方是江南，目前关于江南的有很多书和文章都很表面，只是观察一个大的佛寺，观察很有名的文人在江南，然而对江南这一个地方社会怎么组织却很少有研究。

所以，我说道教是中国社会的一个中心，其实现在还没有办法证明，只是一个感觉，是一个研究方向，我可以举很多案例，然而还是没有办法彻底证明。我只能说，从早期到现在，中国很多地方表现出来的，都是这样，只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研究基础还不够好，证据还不充足，了解还很薄弱。

同时我要说的是，道教是中国社会的中心，并不是排除其他宗教，佛教也是一个中心，所谓的民间信仰也是。我不太喜欢民间信仰这个词，它的含义太模糊，是政府来管理社会的概念，但对学术研究没有什么帮助，并且有它的问题和缺点。我喜欢用地方宗教、地方神明、地方组织来说明，比较好，比较合适。佛教也是，儒教也是，地方神明也是，但是这些都是分不开的。这其中，道教的仪式、道教的神学、思想教义都非常关键，不了解它很难了解地方社会的组织和秩序，我们研究的每一个案例都证明了这一点。有可能有其他的例子，在某个地方某个时期，完全看不到道教，或者道教不在核心，有可能有这样的例子，但是我没有发现。

秦：您目前的研究兴趣涉及了全真教、正一教，近代中国宗教中各种各样的民间信仰和民间宗教等，您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来选择这些不同的主题的呢？

高：我觉得这些都是分不开的，再提一个有可能对你们来说是很奇怪的例子。我们刚做过一个研究计划，是关于巴黎的华人宗教。不同于西方的其他国家，法国华人的历史不长，既没有血缘组织（比如没有大宗族、没有祠堂），也没有地缘组织（比如没有土地庙也没有城隍庙），当然，我希望将来巴黎也建一座城隍庙。巴黎的华人宗教好像没有什么代表性，然而事实上，他们还是表现出中国的宗教文化特征，一方面，在这里各个宗教都有，佛教也有，道教也有，儒教也有，地方神明也有。他们建有会馆，福建会馆拜妈祖，法国华裔互助会（以潮州人为最多）拜玄天上帝，还有吕祖的乩坛，另一方面，我们没办法去区分这些宗教，以佛教为例，在巴黎的佛寺里面，有法华寺，还有佛光山的一个佛寺，还有其他的佛堂。这其中，法华寺是在一个法国华侨华人会（以温州人为最多）以前的一个会长手里建立起来的，而那个会长是一个基督教徒，佛寺建造过程中其他庙也有帮忙捐款。此外，也有一些一贯道的佛堂的人，会去会馆里面管他们的神庙。这样的例子很多，人的流动，钱的流动，信仰的流动，他们不论你是佛我是道，人、钱、思想、概念都是流动的，构成了巴黎华人宗教的特点。因此我们研究这个巴黎华人的宗教，要看全貌，否则根本没办法了解它们是什么。我们也要观察这些人，他们为什么会建一个新的庙，为什么要一个规模很大的仪式。要观察这些人，第一是去佛堂，第二是去教会。这是一个小例子，我觉得在国内也是这样，我们要观察中国宗教的全貌就要把各个宗教全盘考察。我的另外一个研究也说明了这一点。不论是在江南还是在其他地方，有一个普遍的现象是道士不做葬礼和超度的仪式，和尚不做祈福的仪式，他们是分工的。有的学者观察区域道教，没有关注到当地的佛教，就会说，这里的民众不做超度。这明显是有问题的，应该把佛教和道教放在一起观察，因为它们既合作又分工。民间信仰也是这样子，谁给地方的神明做仪式呢，是道士，也是和尚，还有儒生；给这些地方神明写神传的，还是道士、和尚和儒生。

宗教活动的分工是一个核心的东西。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江南地区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道士，就是我在王岗和李天纲编的《中国近世地方社会中的宗教与国家》这本论文集中的文章，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道士、礼生、灵媒（spirit mediums），他们各有自己的分工。另外，我反对的一个观点是，有学者说中国的民间宗教很混乱、没有秩序，你喜欢哪个宗教选择哪个宗教，喜欢哪个神明就膜拜哪个神明。我认为这个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中国社会和中国宗教是很有秩序的，这些东西一点都不会混乱，都有自己的逻辑和组织。你家属于哪一位和尚，或哪一个庙、哪一个宗派（lineage），就是该和尚或庙或宗派的是门眷。这一点非常清楚，组织严密，形成垄断。比如说我是你家的道士，当你做一个祈福仪式的时候，你邀请了别人而不邀请我的话，我就会去衙门起诉，因为你邀请别人做仪式侵犯了我做仪式的垄断权力。结果肯定是衙门的老爷会批评你，因为你这样做是不合法的。直到新中国成立前，一直是这样的。因此说，中国的宗教不是混乱的和没有秩序的，相反，它的结构和秩序非常清晰。因此，我也不同意杨庆堃在《中国社会中的宗教》说民间信仰是diffused religion，是分散性宗教，这个观点很有影响力，但却是不对的，在中国，每个宗教都有它的规律和秩序，从这样一个角度看中国宗教，我们就不会分开道教是什么、佛教是什么、民间信仰是什么。

如果从教义或思想史的角度，还可以说佛教和道教是分离的。但从社会史的角度看，这些宗教教义、这些思想、概念、修炼方法等，这些宗教完全是在一起的。道士天天和其他的仪式专家、和尚、灵媒等分工合作，有的时候也有竞争。无论怎样，在这一点上，他们不会分开。特别是道士和灵媒，他们几乎完全联系在一起。谁来组织一些香客来到道观里面拜神和请道士打醮？是灵媒，江南地区称之为香头。因此可以说，观察道教而不看民间信仰的灵媒，就不会了解道教，因为他们事实上就是一体的。这些宗教类型都是中国宗教这一体系不同方面，我们当然可以集中在一个具体的方面，比如集中在道教上进行深入的研究。当然，我们可以用一模一样的思想和方法来集中在佛教上进行研究，很可惜没有人用这样的方法来研究佛教。我觉得没有人这样做是中国佛教研究最大的缺憾。我很喜欢佛教的东西，对佛教也非常感兴趣，可是由于我自己集中在道教研究，就没有时间和精力兼顾佛教的研究，因此，我需要有别的学者来告诉我佛教在地方社会起什么样的作用，可惜没有人这样做。现在佛教学者写的东西都很有意思，然而对我的研究没有太大帮助。

秦：您的意思是说，在中国地方社会，从学者的角度，可以分为道士、和尚、民间宗教，但实际上它们彼此之间没有太大区别？

高：不，有很大的区别。他们一起建立了一个体系，但是他们之间分工明确。用中文做研究会表达得比较清楚，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在西方，从融合（syncretism）角度来看，这在概念上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有的学者去了一个庙，看到既有老子，也有释迦牟尼，就会说这是syncretism，其实这是不对的。一贯道是syncretism，但是这是很例外、很特别的东西。一般来说，庙里当然会有道教的神像，也有佛教的佛像，还有地方的神明，它们在一个地方，但绝对不是syncretism，不是一种融合。我们通常认为，对中国的老百姓来说，他们不清楚道士、和尚的区别，和尚与道士对他们来说都是差不多的。事实上并不是这样，中国人很清楚道士是道士，和尚是和尚。他们会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不同的宗教，没有什么融合。老百姓要做一些仪式的时候，需要一个道士，做另外的仪式，可能需要一个和尚。这一点非常清楚，没有困惑（confusion），没有融合（syncretism）。老百姓需要的是正统的道教、正宗的佛教，他们不会把道士和和尚混合在一起，没有syncretism。这个区别一直存在，他们也很清楚，道士与和尚有互动也有分工，但这不是syncretism。

秦：那么，按照宗教市场论的说法，这些仪式专家们面对的是一个共同的群体，他们彼此是不是存在竞争呢？

高：我的感觉是，中国文化不太喜欢竞争，所以中国社会有方法来禁止竞争，分工体系就是解决矛盾和竞争的办法之一。相对而言，道士和道士之间、和尚与和尚之间的竞争更明显。当然，历史上佛道之争有的时候也会比较激烈，比如元代初期，但从更长的历史时段来看，竞争是例外，分工合作是常态。此外，涉及庙产的问题的时候会有竞争，比如一个道士的庙，道士离开后和尚接管，然后道士回来了说这个庙是我们的，然后就会产生争执。各个时代、各个地方都有这样的事情，但是The big picture is that there are all kinds of systemsthat control, limit and supervise the conflicts and the competitions。

秦：在您看来，您的研究与其他学者相比有什么不同，或者说您的研究有什么独特性？

高：我研究的独特性好像也是我研究的最大的缺点，就是研究主题涉及了太多不同的东西。因为我是个好奇心很重的人，所以会看各种各样不同的文献，早期的、明清的、近代的，教内的教义、仪式，教外的文学的、艺术的，各种各样的我都要看。我希望通过把各种各样不同的文献，教义的，哲学的，教内的历史文献，教外的历史文献，包括档案资料、碑刻资料和田野调查放在一起来考察，最终慢慢地形成一个宗教在中国社会——特别是在一些地方社会——的全貌描述，这个目标太大，我会一步一步地开始这样做。

秦：用各种不同的视角、资料、方法，促成中国宗教研究这样一个big picture？

高：对！对于同一个时期，中国宗教史的学者会从各个方面进行研究，比如关于近代史，特别是道教研究，道教研究是比较偏早期的文献，一个学者会看早期的道经，如上清、灵宝这些文献，也会做田野调查跟现在的历史。这两者之间有历史的发展和变迁，包括近代史从19世纪到现在的变迁，但是很少有人做这个方面，我觉得很值得做。

这是我对学术领域的一个小的贡献，当然不是我一个人的工作，是跟康豹（Paul Katz）、潘淑华以及张倩雯（Rebecca Nedostup）一起完成。通过考察我们现在可以观察到的东西，包括寺庙的组织和活动、道士做的仪式、老百姓的信仰等，然后和古代的文献比较，去发现它们的连续性在哪里，它们的变迁在哪里。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考察从清末一直到现在的变迁的具体过程是怎样的。我在写《北京的道士》（The Taoists of Peking）这本书的过程中，使用了档案资料，我觉得这个资料非常有用，非常好。

秦：这是比较早用档案来研究宗教的著作。

高：对。研究近代史的历史学家在研究中国清代的历史时，很多用档案资料，但是他们都对宗教不感兴趣，我好像是比较早的用近代史的研究方法来看宗教，这对我们来说非常有用。通过使用这些档案资料，我们可以看这些传统的宗教组织、信仰，怎么慢慢地变迁到现在我们田野调查的时候还可以看到的宗教现象。这样可以有一个正式的对连续性的思考，不然的话，就算你去跑田野，然后看到现在有这样的神啊，看到有道士打醮等宗教现象，然后通过考察早期天师道的仪式如何如何，说现在的和历史上的基本上一样或者不一样，这种研究并不是很好的研究。我们要考虑是这些教义的、仪式的等怎么样从汉代传下来，在传承过程中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仪式的变迁是有它的根据和它的问题的。

档案馆里有很多的东西，此外，清末民国时期的杂志、报纸、书、日记、档案、碑文、抄本各种各样的文献，非常丰富、非常棒，然而却很少有人关注。所以，这有可能也是我研究的独特性。

传统汉学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将传统社会跟现代社会分离。做宗教研究，特别是在西方，有两个取向，做传统宗教学研究和当代社会学研究。前者关注佛经、道藏等文献，后者用社会学方法考察现代社会，但是这两者之间几乎没有互动。宗教社会学研究路向，很少看佛经、道经，不了解里面的教理教义，对佛教、道教的理解非常缺乏。反过来，研究宗教思想的专注于佛经道经，甚至没看到一个活着的和尚或道士，他们不了解当前道教佛教的现状，研究过于抽象。这两个不同的学术传统，很难互动。我的研究是从近代史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宗教，可以将这两个不同的学术领域放在一起，既要了解早期的文献和早期的经典，也可以了解现在可以看到的东西，为什么它们是这样或是那样子，现在看到的东西是如何成为历史发展的过程和结果。有可能我的独特性就是这样，将早期的汉学传统和对宗教现代实践的观察相结合。

秦：关于道教研究未来的发展趋势，您有什么看法？

高：道教研究，相比儒教和佛教的研究，起步很晚，但是也有自身的优势。我认为，忽必烈把《道藏经》焚烧了，当然，这是很不好的事情，但从某种程度上也有它的积极意义。当第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开始编《正统道藏》的时候，他知道宋德方编的《道藏》规模很大，所以他要编的《道藏》不能比宋德方少，然而事实是有很多道经找不到了，因此他就加入了很多新的东西，这些新的东西就是元代和明代新产生的道经和科仪本等，当然，《万历续道藏》中有更多新的东西。正因为这样，这个《道藏》是比较现代（modern）的canon。这就和佛教的《大藏经》很不一样，《大藏经》的核心部分是唐代的或更早期的文本，这些文本不反映近代中国。《正统道藏》有很多反映现代中国的东西，它里面的很多道法、科仪是新的东西并且还鲜活存在，另外一些神明，比如城隍神、妈祖、关帝、吕祖，都是现在比较重要的神明，而且还存在于《道藏》中。所以，看《道藏》可以理解近代和当代的中国。当然，还有一些仪式、一些新的道法，也没有收入《道藏》。

虽然《道藏》是很晚才出版，标点版更晚，比较可靠的电子版也刚开始，都比佛教晚，但是发展很快。做田野调查的道教学者，很多对道教文献感兴趣，并用这些文献和当代的社会的道教现象相互参照，把文献和田野放在一起，从《道藏》可以看到道教与民间信仰——包括一些教门——的关系。

相对而言，由于《大藏经》都是比较古老的文献，佛教研究者大都是研究南北朝的、唐代的思想，比较抽象，很少研究活着的佛教。研究活着的道教的人比较多，与佛教研究相比，这是道教研究的一个优势。

道教研究应该继续这样的发展，要进一步挖掘相关文献，《道藏》也好，其他的如《藏外道书》《三洞拾遗》也好，现在有大量的道教文献已经被重印（reprint），可以看到，这里面的内容非常非常的丰富，然而目前看的人还不够多。我们看这些文献就会了解，道教自宋元明清以来一直没有衰落，因为存在那么丰富的明代以来的有关思想，有关修炼，有关个人宗教、集体宗教、各种仪式的各方面的文献。我们要继续研究这些文献，就可以了解到道教一直在中国文化的中心，并且非常活跃，影响了文学、美术、书法、绘画、音乐、戏剧等各个方面。比如《水浒传》，每一句都跟道教有关系，《西游记》《红楼梦》也同样，其他同时期的小说都一样。以前的学者有可能没有材料来说明为什么道教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而这些材料，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很多。

所以，我感觉非常乐观（optimistic），随着越来越多的材料的出现和使用，最终我们会证明，为什么道教是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