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经济增长的源泉：全要素生产率

生产率是指产出与投入之比，表示生产的效率。而全要素生产率就是考虑了全部投入要素情况的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可以分解为技术进步与效率改善两部分，除了技术进步之外，效率的改善也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因素。当要素投入方式走到尽头之时，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成为促进日本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

（一）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与度量

索罗（Solow）首先采用总量生产函数的方式，分析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关系，并将与投入增长无关的产出增长归结为技术水平的增长。索罗将全要素生产率解释为生产函数的技术进步，即产出与通过生产函数整合后要素组合的差。此后，全要素生产率便被作为一种对技术进步的度量，为经济学界所认知。

最初，全要素生产率仅被看作对技术进步的度量。罗（Law）认为，内燃机的使用、电力和半导体的发明，显然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巴罗（Barro）指出：“增长核算将观察到的经济增长分解为与要素投入变化相关的成分和一个反映技术进步和其他元素的余量。”显然，以上两种观点将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与技术进步等同起来，认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反映了技术水平的提高。

然而，技术并不是全要素生产率所度量的全部内容，全要素生产率还度量其他因素。随着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全要素生产率逐渐被看作是对包括技术在内、影响生产的其他因素的度量。根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定义，全要素生产率是指不能被要素投入所解释的产出部分，全要素生产率的水平反映了生产过程中投入要素的使用效率。赫尔腾（Hulten）指出，全要素生产率的各种影响因素并不能被直接测量，而是堆在一起作为一个剩余要素，不能在一个纯粹的分析框架下处理。

因此，不论是从生产率理论抑或是从经济增长理论方面理解，全要素生产率都是生产增长中除去劳动和资本投入之外的“残差”，即要素投入所不能解释的产出的增加。而这一“残差”之中除了技术进步的因素之外，还包括其他因素。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具有多样性，生产效率、生产组织形式、工艺水平、管理水平、要素的流动及配置等因素都直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水平。唐纳德（Donald）指出，即便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零，也并不意味着技术进步为零。因为这仅意味着技术投资与技术收益相等，从技术进步中所获得的收益被技术研发、生产管理等成本抵消，从而出现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零的现象，但是实际上技术水平仍然获得了提升。因此，对于整个经济体而言，除技术水平之外，对外贸易、产业结构变化以及经济制度会通过改善技术进步之外的因素从而间接地影响整个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可以看作是产出与一组投入加权和的差值，因此为度量全要素生产率，首先需要确定生产要素投入的组合，其次需要考虑如何为生产要素赋权，以确定其在生产过程中的重要程度。度量全要素生产率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

生产函数方法。根据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假设，生产函数是加总的，且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的性质。对生产函数的设定通常为柯布-道格拉斯形式。

因此，全要素生产率可以表示为：

对上面两式的左右两边取全微分可得：

此时，α和β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以资本和劳动在收入中所占比重为生产要素赋权是一种计算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可以通过固定权重法、可变权重法以及统计回归赋权法等方法对α和β赋权，从而计算出全要素生产率。随着统计技术的改进，人们发现柯布-道格拉斯形式的生产函数具有无法反映生产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的缺陷，遂发展出计算全要素生产率的指数方法。

指数方法。除了依据各生产要素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之外，还可以通过指数方法对生产要素赋权。指数方法使用产出指数除以投入指数，即用实际产出的指数除以生产中使用的要素数量的指数。而指数方法中最重要的计算方法是乔根森等人提出的超越对数函数法。超越对数函数可以表示为如下形式：

由2-4式可知，超越对数函数不同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特点在于，超越对数函数反映了生产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可获得更加精确的全要素生产率计算结果。

距离函数方法。通过距离函数方法计算全要素生产率，不是通过对函数赋值，而是通过分析生产实际边界向效率边界的移动，以计算全要素生产率。生产效率的进步和生产技术水平进步这两部分是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增长来源。生产效率的进步体现在生产实际边界向效率边界的移动上，而生产技术水平的进步则体现在效率边界自身的移动上。凯威（Caves）定义了曼奎斯特（Malmquist）指数，用以测算经济体技术水平与前沿技术水平的距离，进而计算全要素生产率。

费尔（Färe）等将曼奎斯特指数分解为了两个指数的几何平均数，从而使得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生产效率进步和技术进步两个部分。

其中，为曼奎斯特指数，分母是在t+1时使用t时技术的产出距离函数，分子是在t时使用t+1时技术的产出距离函数，通过两个距离函数之比以求得全要素生产率的值。表示效率水平的改善，则表示经济体技术的进步。但是，这一方法假定不同国家以及不同行业的总量生产函数是相同的，而在现实中不同国家及行业间总量生产函数有着较大的差异，采用同一总量生产函数估算，很可能导致较大的测算误差。由曼奎斯特指数可知，全要素生产率可以分解为技术进步与效率改善两部分，通过改善技术水平或生产效率都可提高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

此外，在测算产业以及企业水平的全要素生产率时，除了考虑资本、劳动等常用要素投入外，还需要考虑中间投入的影响。宫川努提出，在计算全要素生产率时，不仅要考虑资本、劳动及产出的变化率，还要考虑中间投入组合的变化率，全要素生产率是产出变化率与资本、劳动、中间投入组合变化率之差的残值。

（二）全要素生产率在可持续增长中的地位

对于一国经济增长而言，要素投入驱动的经济增长始终是有限的，一国在最初的工业发展阶段可以采用增加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投入的方式促进经济增长，但随着经济规模的逐渐扩大，生产要素规模报酬递减的副作用则愈发明显，经济增长速度就会下降。劳动供给会伴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而减少，资本投入的持续增加导致经济体资本系数上升，由于资本收入比值是一定的，这会导致资本收益率的持续下降，致使企业丧失进一步投资的兴趣，从而导致资本要素投入的减少。注1

注1假设经济产出符合柯布-道格拉斯形式的生产函数，则资本收益和资本系数的乘积将会是一定的。首先根据预算约束有，（∂Q/∂K）p＝x, ∂Q/∂K＝r/p，而在柯布-道格拉斯形式的假设之下，可以得知，∂Q/∂K＝AαKα-1＝α（Q/K），因此也就有，α（Q/K）＝r/p, rK/pQ＝α，所以资本收益和资本系数会呈现出反比关系。

此外，跨国经济增长核算认为，跨国收入差距的形成原因在于跨国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差异，而非要素差异。新古典增长理论不足以解释由全要素生产率带来的生产率差异，而内生增长理论补充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不足，从技术差异、技术扩散以及制度差异等方面解释了由全要素生产率差异所导致的收入差异。受制于生产要素的有限性，不可能通过无限制的生产要素投入来维系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因此，在投入要素受限的情况下全要素生产率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渠道。

（三）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日本经济的重要性

经济增长的来源包括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加，然而资本和劳动的投入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地增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因此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成为必要手段。在资本和劳动投入对于日本经济增长的作用有限的情况下，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成为促进日本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首先，资本投入的有限性。日本在泡沫经济崩溃后资本产出比（K/Y）日趋扩大，获得同样比例的产出需要投入更大比率的资本。与此相反，资本的投资回报率却日益减小。日本的资本产出比从1984年的1.75上升到了2000年的2.25，截至2016年年末为3.19。而资本的投资回报率则从1988年的6%下降到2000年的4%，至2016年则下降至3.54%。

这意味着与泡沫经济崩溃前相比，每增加一单位的GDP所需要投入的资本更多，资本投入增加对GDP的促进作用逐步减小。不断增长的资本产出比意味着资本的利用效率降低，从资本投入中所获得的收益减少，投资者的投资意愿因此降低，设备投资难以增加，投资需求无法增长。

其次，劳动投入的有限性。促进经济增长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劳动投入的增长，但是日本在实现工业化后，其劳动人口数量出现了下降，劳动投入因而无法成为日本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日本统计局《人口统计》数据显示，日本的人口总数从1950年的8320万人增加到了2010年的1.28亿人，但从2010年开始日本的人口总数开始下降，2016年下降到1.26亿人，预计到2030年日本的人口总数将下降到1.16亿人。日本的劳动人口数量从1955年的4050万人增加到1998年的6804万人，此后逐渐下降，截至2016年日本的劳动人口数量为6648万人。由此可见，日本能投入经济生产的劳动人口数量在不断减少，增加劳动投入变得愈发困难。

最后，日本还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和出生率下降等问题。日本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2010年的23%预计提高到2030年的31%。与此同时，日本的人口出生率也表现出日趋下降的倾向。日本的总和生育率在20世纪60年代保持在2左右，但是进入70年代后开始逐渐下降，截至2005年日本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了1.26。日本厚生劳动省《人口动态统计》的数据显示，2016年日本的总和生育率为1.44，同比下降0.01。持续降低的出生率使得日本的人口更替出现问题，青年人口比例低于老龄人口比例，这导致劳动市场新的劳动力资源无以为继。

此外，日本的劳动质量逐年下降。正规雇佣者随着其工龄的增长，工作的熟练程度也随之增加，劳动质量随之提高。但是由于日本的人口老龄化，这些具有丰富经验的员工退出劳动市场，从而使得劳动质量出现下降。此外，正规雇佣人员有年功序列制度的激励，因此具有较高的工作动力。然而对于身处年功序列制度之外的非正规雇佣人员而言，企业显然没有培训他们的动机，致使他们的生产能力无法得到提高。在泡沫经济崩溃后，企业对未来的发展情况始终持负面观望态度，导致日本企业中低生产能力的非正式雇佣人员持续扩大，进一步降低了日本的劳动质量。

因而，在资本的投资回报率下降、劳动力人口不断减少的情况之下，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必要性凸显出来。伊斯特兰（Easterly）等总结了关于跨国经济增长的程式化事实，并指出各国人均收入水平以及经济增长率的差异原因不在于要素积累，而在于全要素生产率。

随着日本经济逐渐成熟，资本和劳动投入等要素积累方式对于日本经济增长的刺激效果不断缩小。因此，在要素积累促进经济增长受限的情况之下，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增长成为促进日本经济增长的手段之一。

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高会导致生产函数整体的上升，从而使得经济的稳态发生变化，在新稳态时人均产出水平将会高于原有的人均产出水平，经济的产出水平得到提升。此外，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所带来的技术进步会提高资本的使用效率，扭转资本回报率较低的不良投资环境，增进投资者的投资意愿，扩大企业对生产设备的投资，有助于恢复经济的自律增长。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还会提高有限劳动力资源的使用效率，缓解人口少子高龄化对经济增长造成的负面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