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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相信,我们的记忆过程有时跟宝丽来宝丽来相机是即时成像相机,1948年11月26日由宝丽来公司首次推出。照片的记忆过程相同。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我几乎从未想到过冉森。我们当时相遇的时间短暂。他于一九六四年六月离开法国,而我写这几行文字是在一九九二年。我一直没有他的消息,不知道他是死是活。对他的回忆仍处于冬眠状态,而他却突然在一九九二年初春再次现身。这是否是因为我找到了我和女友的照片,反面盖有蓝色字母图章:冉森所拍,禁止翻印?或者只是因为这两年的春天何其相似?

今天空气清爽,天文台的花园里树枝上的新芽已经爆开,一九九二年四月如同叠印那样,跟一九六二年四月重合在一起,也跟将会来到的其他四月重合起来。对冉森的回忆在下午伴随着我,并将永远伴随着我:冉森将会是我差点没能认识的人。

谁会知道呢?另一个人而不是我会写一本关于他的书,并用将要找到的照片作为插图。有出版社要出一套袖珍本黑封面丛书,著名摄影家专题的。他为什么不能列入这套丛书?他列入这套丛书当之无愧。现在,如果这些书页能使他摆脱被遗忘的状况,我将会非常高兴,对这种遗忘他负有责任,他是故意要让人遗忘。

我感到必须在此记下我收集到的有关他生平的几点情况:他一九二〇年生于安特卫普安特卫普位于比利时北部,是全国第二大城市,现为欧洲著名艺术文化中心。,他对父亲几乎没有印象。他母亲和他是意大利国籍。他在布鲁塞尔就学几年,然后离开比利时,于一九三八年来到巴黎。他在那里为好几位摄影家当助手,后来认识了罗伯特·卡帕。卡帕于一九三九年把他带到巴塞罗那和菲格拉斯菲格拉斯是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北部城市。,从那里他们跟随西班牙难民逃往法国边境。同年七月,他跟卡帕一起参加环法自行车赛。法国宣战之后,卡帕建议他去美国,并取得两人的签证。冉森在最后一刻决定留在法国。德国占领时期的前两年,他在巴黎度过。依靠一位意大利记者的推荐,他为《时代画报》摄影部工作。但他仍然在一次突然逮捕时受到质询,因为犹太人的身份而被关在德朗西德朗西是法国塞纳-圣但尼省城市。集中营。他在那里一直被关到意大利驻法领事成功解救所有意大利侨民。然后,他逃往上萨瓦省,在那里等到战争结束。回到巴黎后,他找到卡帕,陪他去了柏林。其后几年,他为玛格南摄影通讯社玛格南摄影通讯社成立于1947年,旨在忠实呈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影像纪实,创办者都是当时著名的新闻摄影师,如罗伯特·卡帕、布列松、乔治·罗杰、大卫·西蒙。“玛格南”本是一种大桶香槟酒名,当时的战地记者常在生还后与朋友喝这种酒庆贺。由罗伯特·卡帕用这种酒为摄影社命名。工作。卡帕和科莱特·洛朗——就是我在冉森摄影室的墙上看到的照片上的那位女友——这两人死后,他越来越内向。

我说出这些细节就感到局促不安,我可以想象,冉森要是看到这些事已写成白纸黑字,会有多么尴尬。他这个人话不多。他为了使别人把他忘记,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甚至在一九六四年六月去了墨西哥,而且音讯全无。他常常对我说:“我到了那里之后,就给您寄一张明信片,把我的地址告诉您。”我等他寄来明信片,但一直没有等到。我不相信他的地址有朝一日会落笔成书。如果有这种事,我就会收到从库埃纳瓦卡库埃纳瓦卡位于墨西哥南部,是莫雷洛斯州的首府。或其他地方寄来的明信片,上面只写这两个字:保密

没有,我什么也没有收到。我只要看看他的一张照片,就能知道他在艺术和生活中拥有的品质,这种品质十分珍贵,但很难获得,那就是保持沉默。一天下午,我去看他,他把女友和我坐在长凳上拍的照片给了我。他问我以后打算做什么事,我回答他说:

“写作。”

这种工作在他看来无疑是“化圆为方”,这是他使用的术语。确实,人们用词语写作,而他寻求的却是沉默。但词语呢?在他看来应该是有趣的事,那就是能用词语来创造沉默。他哈哈大笑:

“好吧,您就试图去做这件事吧?我就指望您了。尤其是希望您不会因此而睡不着觉……”

他对我说,在所有印刷符号中,他最喜欢省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