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柏林当寓公的第一个秋天就遇见了那个女人，那个玛蒂尔达，当时这个世纪和鄙人这条小命都刚刚二十挂零。有人刚刚给我找了一份家庭教师的差使，主人是一户俄国人家，还没有来得及穷相毕露，所以依然靠着圣彼得堡旧习的幻景过日子。教育孩子我以前没有干过——因而对于自己怎么做，跟他们谈什么，脑子里一片空白。两个娃，哥儿俩。在他俩面前我就觉得紧张丢人。

他们一个劲儿地数着我一口一口地抽烟，这种无聊的好奇搞得我把烟卷儿夹成一种古怪别扭的角度，仿佛我这是头一回抽烟似的；我不住地把烟灰洒到自己的腿上，这时候他们明澈的目光就专注地从我的手转向那渐渐摩擦进毛料裤子里的灰白的粉面儿上。

玛蒂尔达是他们父母的朋友，常常过来做客，留下吃饭。一天晚上，她正要走的时候，哗哗哗下起了倾盆大雨，他们就借了她一把伞，于是，她说：“太好啦，多谢，多谢，这小伙子送我回家，再把伞拿回来吧。”打那会儿起，陪她一路回家就成了我的一项任务。我想她对我还是蛮有吸引力的，这个胖乎乎的、落落大方的牛眼睛女人，嘴巴挺大，当她照着小镜子给脸上扑粉时，嘴就撮成一道红褶儿，化作一朵玫瑰花骨朵儿。她的脚踝细溜，步态娴雅，这可有一俊遮百丑的效果。她流露出一股浓浓的暖意；她一露面，我就觉得屋里的热度调上去了，等送她回家丢掉这个好大的活火炉后，我就孤零零地走回来，周围是无情的黑夜里纯柔的细声与流转的光华，我感到冷，冷到恶心想吐。

后来她丈夫从巴黎来了，常跟她一块儿过来吃饭；他这个丈夫跟别的任何丈夫没有两样，我对他也不甚留意，只是注意到他有个习惯：说话之前嘴先对着拳头哼地一声清清嗓子；还有根沉甸甸的亮头黑手杖，每当玛蒂尔达把她跟女主人的别话转化成轻飘飘的独白时，他就用它敲地板。过了一个月，她丈夫又走了，就在我送玛蒂尔达回家的头一个夜晚，她请我上去拿一本书，长期以来，她一直劝我读一读，那是一本法语读物，好像叫《俄国少女阿丽雅娜》什么的。天还是照旧下着雨，街灯周围罩着一圈颤悠悠的光晕；我的右手埋在她鼹鼠皮外套热烘烘的皮毛里；左手打着一把撑开的伞，被黑夜丁丁冬冬地敲打着的伞。这把伞——后来在玛蒂尔达寓所里——撑开搁在暖气片附近，不停地滴答滴答，每半分钟总要掉下一滴泪来，最后积成了一大摊儿水。至于书嘛，我忘了拿。

玛蒂尔达并不是我的第一个情人。在她之前，我就被圣彼得堡一个女裁缝爱上了。她也胖乎乎的，她也常劝我读一本中篇小说（《穆罗契卡，一个女人一生的故事》）。这两个丰硕的女人，在性爱的狂风暴雨中，都会迸发出一种尖锐、惊骇、孩子气的唧咕声，有时候我觉得这好像是白费力气：我吓得要死越过芬兰边界（尽管坐的是特快列车，拿的是实实在在的签证），逃离布尔什维克俄国，其中经历的千辛万苦只不过是从一个怀抱投向另一个大同小异的怀抱而已。再说，玛蒂尔达很快就开始讨人嫌了。她老把丈夫挂在嘴上，我觉得这是个叫人丧气的话题。这个男人呀，她总说，是个高贵的畜牲。要是叫他发现了，他非当场宰了她不可。他崇拜她，而且是个十足的糟醋坛子。有次在君士坦丁堡，他一把抓住一个法国愣头青，把他在地板上撂了几个大马趴，就像撂一块破布片儿似的。他可是只火蝎子，叫你心里发毛，但毒中有美。我总想换个话题说说，可这就是玛蒂尔达的爱巴马儿，两条壮实的胖大腿骑上去就舍不得下来。她所塑造的丈夫形象跟我不甚注意的那个男人的样子简直对不上茬儿；也许这也压根儿就不是她的奇思异想，就在此时此刻，巴黎的一个醋罐子魔鬼感到了自己情况不妙，正在扮演他老婆分给他的乏味角色：切齿咬牙，眼珠子骨碌碌乱转，鼻子呼哧呼哧喘着粗气。我发现在这种时刻做这样的推测太令人不爽了。

我拖着疲沓的脚步一路走回家，烟盒里空空如也，晓风拂面，脸上火辣辣地烧，仿佛我才刚刚擦掉了登场的粉墨一样，一投足，一迈步，脑袋就跟着痛一下，每当这个时候，我往往从各个方面查看一下自己那一星星小福分，又是惊奇，又是自怜，又感到沮丧和恐惧。对我而言，做爱的巅峰只不过是座荒凉的土包，满目萧瑟。毕竟，为了过得快乐，一个男人必须时不时地了解几段完全空白的瞬间。然而，我总是被暴露无遗，总是大睁着眼睛；即便睡着了，我也没有停止审视自己，对自己的生存一点儿也弄不明白，又越来越着迷于千万不能停止对自己的认知这样一种想法，而且对所有单纯的人——职员呀，革命者呀，店老板呀——羡慕不已，因为他们全都信心十足、兢兢业业地干着自己不起眼的工作。我可没有那种外壳；于是在那些可怕的淡蓝色清晨，当我的脚跟橐橐地敲击着踏过这座城市的荒原时，我常常想象着有人疯了，因为他开始明明白白地感觉到了地球的运动：他就在那里，踉踉跄跄，极力要抓住家具站稳身子；要么在一个靠窗的座位上坐下，兴奋地露齿一笑，活像在火车上转身对着你的那个生客那样笑着，嘴里还说：“火车跑得真快，是吧！”可不一会儿，这么不住点的摇晃搞得他头晕恶心；他就开始咂只柠檬，嗍块冰块，然后平躺到地板上，然而全是白搭。运动没有止息，司机是瞎子，哪儿也找不到刹车——车速快得受不了啦，他的心都要迸裂出来了。

我好寂寞啊！玛蒂尔达常忸忸怩怩地问我是不是写诗；玛蒂尔达，在楼梯上，或者在门口，总会巧妙地激我去亲她，只不过是找机会假惺惺地哆嗦一下，充满激情地悄悄说一声“你这小疯子……”；玛蒂尔达当然算不了什么。可在柏林，我还认识谁呢？一个援助流亡者的组织的秘书；雇我当家庭教师的那户人家；魏因施托克先生，一家俄文书店的老板；先前给我租过一间屋子的德国小老太——一张短短的名单。这样，我整个毫无防卫能力的身心就招惹起了祸端。一天晚上，灾祸惹上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