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复兴

上古三代间民族发展周期及复兴期

中国民族历史的发展，就其盛衰起伏来说，可分若干周期。因为民族发展的节奏常是非固定的，所以各个周期也常见其不规则的变化。如以春夏秋冬四季来分，时间上的长短久暂是极为错落不整的。

近世中国学者，大都以秦汉为中国民族的形成期，因为秦汉时代对边疆民族已有很多融合之故。唯秦汉以前民族发展的节奏性与周期性，也不容我们忽视，特从黄帝时代说起。

中国民族的开国，可说始起黄帝。自黄帝至帝挚约三百余年为一个周期。黄帝败炎帝，杀蚩尤，逐荤粥（音xūn yù，即匈奴），方制万里，为天下共主。开物成务，文化灿然，气象蓬勃，是春的季节。少昊继之，为夏。及“少昊之衰，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国语·楚语》），是秋的初临。颛顼时有三苗之乱，传高辛时有犬戎之乱，是由秋入冬。帝挚时，南方的黎苗大乱，是深冬的寒洌。昔人谓五帝皆属春季，恐非事实。

由唐（尧）、虞（舜）历夏后氏十七君约五百余年为一个周期。唐、虞为中国上古各民族集团的大和谐时代，因为尧与舜均以天下为公，均能以德教民且协和万邦。可是使民族由衰而盛者，则在尧能平黎苗之乱、舜能杀三苗于三危，因为民族武力的雄厚，始带来民族社会的安定，这是春的季节。禹平洪水，以安天下。他所以能“徏众居民，乃定万国”者，固由他能以天下为公的精诚感召，同时也赖他有强大的武力作后盾。时夏后氏善筑城廓，复发明铜制兵器，故能所向无敌。舜征三苗，禹曾参加作战，有巩固西陲之功。《吕氏春秋·召类》云：“禹攻曹、魏、屈骜、有扈，以行其教。”是禹又积极向东扩土。夏代建国规模远较前代为宏大者，实基于他们强大的武力。可说夏禹时，是夏季的丰盈与壮盛。启灭有扈，天下咸朝，是夏季的延续。太康失国，是秋风的凄飒；少康中兴，是秋阳的温暖。传至孔甲，好方鬼神，夏后氏德乱，从此进入冬季的寒洌。

殷商一代三十君六百余年，可分为两个周期。

成汤以先世的经营，武力本有雄厚基础。他十一征，无敌于天下，代夏放桀于南巢，武力的强大可知。又得伊尹辅助，施行仁政，天下大悦，是春的季节。伊尹放太甲于桐宫，摄政三年，始迎复位，是夏的壮盛。太戊时，伊陟为相，巫咸始王家，为夏季的延续。中丁以后，诸侯莫朝，为秋风的衰飒；祖乙迁邢，巫咸任职，商复兴，为秋阳的温暖。至阳甲时，商大衰，入于冬季的寒洌。

盘庚迁殷，得土地之利，经济繁荣，政基巩固。其时想亦有强大的武力为迁移的后盾，这是另一个春的季节。武丁（高宗）时用傅说为相，修德行政。复克鬼方，平土方，声威大震，天下咸服，为夏季的壮盛。祖甲以后，入于秋。武乙无道，猎于河渭之间，为暴雷震死，开始进入冬季，至纣而覆灭，是深冬的寒洌。

夏后氏从西方兴起，代之者为东方的殷商族。姬周复自西方兴起以灭殷商，从周人看来，这是一种民族复兴。《诗经·鲁颂·閟宫》中说：“赫赫姜嫄……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植穉菽麦，奄有下国。俾民稼穑、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缵禹之绪。”叙周人始祖后稷的事业及与夏禹关系的密切，可以推想周人可能即是夏后氏集团中的一个支族，而与殷商在血统上较为疏远的。周人在其他诗文里，也常提到夏后氏。《诗经·豳风》中的《七月》一诗，有“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句，可知周人早期的农村社会仍用夏历。周有天下后，又曾以“兴灭国，继绝世”为封建政策之一，如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封帝禹之后于杞等，亦复有民族复兴的意味。

如以周的代殷为中国上古的一次民族复兴运动，则周人所以能成就此种大事业者，首赖其武力的强大，其次才为文化。周人文化远较殷人为落后，但其武力却在殷人之上。周人以传统的勤于稼穑，自易养成质朴耐劳的习性，又以远处边鄙，遂复具犷野刚果之风，周人武力建设，即以此为胚基。

据《竹书纪年》所载，周侯季历（王季）在武乙、文丁（太丁）两朝，曾迭伐程、义渠、鬼戎及燕京、余无、始呼、翳徒等戎，武功煊赫。《吕览·首时篇》说：“文丁杀季历。”想为季历的功高震主及武力强大的遭殷室深忌。武乙之死，即为周人所杀，周人讳言之者。文王继之，征虞、征芮、伐密、伐崇、伐昆夷、伐黎、伐邢、伐西戎，二十年间，征灭了很多国家，又把周的势力扩张到江淮河汉诸流域，所谓“化行南国”，只是军事上未遇坚强抵抗而已。殷人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完全是武力的拓展，在军事上也完成对殷的半包围形势。文王与九（鬼）侯、鄂侯被纣封为三公，及文王被囚于羑里，可能均在文王大事兼并期间；封是绥抚，囚是猜忌，而终释放则是畏惧，周的武力强大可知。

牧野战役，纣师七十万。周师为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想均为精锐之兵。诸侯随周师参战的，有庸、蜀、羌、仿、微、滤、彭、濮等国“车四千乘”，其所附属的兵力，依《司马法》所说革车百乘、甲士千人、步卒二千人来计算，四千乘应有十二万人。若依《司马法》另一说的每乘有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来计算，四千乘应有三十万人。此两数均不符实际，只为春秋战国间车乘所包括兵力数字，应依周师的戎车三百乘即有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来计算，则诸侯的“车四千乘”，则共有虎贲四万人、甲士六十万人，与周师合计有七十万人。

牧野战争，规模空前，战争的激烈，当不只为“血流漂杵”。此外《逸周书·世俘解》所记武王的征伐西方：“凡憝国九十有九国，馘磨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竹书纪年》及西周金文中记载西周战役者亦多。《孟子》书中亦说周公伐奄时“灭国五十”，可见周初武功的强大和征伐的繁多。周代种族的合并、领土的扩大、人口的增加，均自强大的武力与征伐而来，实行政治上的封建制度、经济上的井田制度和社会上的等级制度，亦依赖于此。至文化上的建设，则为开国以后的事。

周代八百七十余年，可分为两个周期。

西周自武王灭殷，开始实行封建制度，为春的季节。周公东征，继续封建诸侯以屏藩王室，并制礼作乐，以翊赞治化，至康王而达全盛期，为夏的丰盈和壮盛。昭王南征殁于汉，是对楚族战役的失败，周中衰。穆王征尤戎，远游，周室复振，是夏的延续。共王以下至宣王为秋。宣王南征蛮荆，东平徐戎与淮夷，北伐猴狁，继续封建，声威远震，是秋阳的温燠。至幽王，暴虐无道，死于犬戎之难，时令骤入于严冬。

平王东迁，共主衰微，王命不行。列国内乱迭起，诸侯互相兼并，南夷、北狄的交侵下，“中国不绝如线”，可说是前期冬的延续。庄王时，齐桓公立，得管仲辅助，尊王室，攘夷狄，裁抑篡弑与兼并。凡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建立一世的霸业，是万物萌发、大地回春的季节。晋文公继起称霸，纳周襄王，杀王子带，救宋败楚，召天下盟于践土，功业尤为辉煌，是夏的壮盛。自此霸业常在晋，襄公的御楚侵郑又败狄，厉公的败楚于鄢陵，悼公的抗楚和戎，均为夏季的延续。及各国卿大夫纷起执政，内乱又兴，霸政遂趋衰微，时令入于秋。逮三家分晋，田氏篡齐，已进入战国时代，由封建文化所孕育的霸业，至此完全消歇，世运亦入于严冬。

战国二百余年间，为冬季的延续。七雄竞尚军国主义，内务耕稼，外劝战死，战争杀伐，迄无宁时。霸政时期人物的文雅风流，至此一变为诡谲暴戾，其酷冷与肃杀亦为上古中国民族一个最严寒的冬季，而民族智慧之果，亦于此时达到成熟阶段，为后代孕育新生命的花芽。

上述自黄帝至春秋战国间中国民族发展的六个周期，在时间长短上并不完全一致。各代王室的盛衰，系于诸侯对王室的向背。诸侯的向背复系于王室武力的强弱。凡遭遇失国或亡国之祸者，十九由于王室武力的失去优势，次为文化的堕落。王朝的盛衰，大体上可以代表民族发展中的盛衰之运。因为王室盛，则各民族趋向团结与和谐；王室衰，各民族趋向涣散与矛盾。在新陈代谢的过程中，旧势力愈见衰微，新势力也发展愈迅速；此起彼落，如环的相接。

上述六个周期除第一个周期外，其余五个周期的春季都是由衰转盛，均可称为民族复兴期。即尧、舜、禹之兴，为上古民族第一个复兴期；成汤之兴，为第二个复兴期；盘庚迁殷，是第三个复兴期；姬周之兴，是第四个复兴期；晋文之兴，为第五个复兴期。

秦汉魏晋南北朝期间民族发展周期及复兴期

夏禹时代，部落繁多，号称万国；传汤时有三千，殷末有一千八百；西周迭次封建，约在二百国上下，可见原有各部落在逐渐吞并与融合中，数量一代代减少了。西周晚期，所封诸侯之国已有吞并现象，春秋时代尤为剧烈。据《春秋》及《左传》两书所载，有一百七十国，其中有一百三十九国知其所居，三十一个已亡其处；重要大国，仅有鲁、卫、齐、晋、楚、宋、郑、秦、陈、蔡、曹、吴等所谓十二诸侯。复据顾栋高《春秋大事年表》所载，楚并国四十二，晋十八、齐十、鲁九、宋六，其他不及备举，可见春秋时代兼并之风盛行。至战国只剩七雄，复为七雄之一的秦所统一，可说秦代为中国民族上古的大一统时期，开空前未有的局面。

春秋时代，为诸夏与蛮、夷、戎、狄诸族杂处的局面。蛮居于南方，又称“蛮夷”、“蛮荆”，另有所谓“蛮戎”者，似在西方，复有“陆浑蛮”，则在伊洛上源。蛮族种类的复杂是如此。夷族居于东方，召穆公曾平淮夷。《论语》载“子欲居九夷”，是夷有九种或九族。《魏策》云，“楚波南阳九夷”，则九夷已有移居中原者。可说夷族种类也不少。戎族居于西方，有犬戎、大戎、小戎、骊戎、姜戎、卢戎等别；又有所谓“山戎”、“北戎”者，大抵居北方山岳地区。戎族种类繁多也可知。狄族居于北方荒漠地带及山岳地区，有白狄、赤狄之别，其他种类似仍不少。闵、僖之世，北狄势力极盛，鲁伐邢、入卫、灭温、伐齐、伐鲁、伐郑、伐晋，并蹂躏王室。蛮荆的楚，与诸夏的战争历时尤久。戎、夷两族与诸夏的战争规模却小得多。总之，在春秋时代这四族的人数相当庞大。到战国时代，夷、戎、狄三族十九与诸夏融合了，其中狄族之未被融合者，即退到北方边远地区重度他们的游牧生活。秦的统一六国，为诸夏与夷、狄、戎、蛮四族的大融合，也开空前未有的局面。

此外，秦人废封建，实行郡县制度与中央集权制；划一各种文物制度，如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对内的收军器、堕城郭、决川防、夷险阻；对外的开拓边疆、筑长城及戍五岭等，使秦人建国规模之大远迈前人。不料以役使民力逾量及严刑峻法之为人民所不能忍，致不旋踵而告覆灭。

秦、汉大一统的创造，秦人开其端，汉人完成之，故秦汉二百七十余年间为一周期。

当秦的统一六国，时序应由冬入春。不料秦的暴政使人民如陷水深火热，畏惧战栗，民族生机为之窒塞。冰雪盖地、寒流凛冽，初春的酷冷，仍有似严冬。

楚汉之争，汉胜而天下定。虽政制多沿秦旧，而繁苛已删，春的生机已动。历惠帝及恭、弘两少帝，为萧何、曹参秉政时期，君臣均主清静无为，予民以休养生息机会，可说春的生机已由萌发而蓬勃。文景之治，民生康乐，社会益趋繁荣，政治清明，天下太平，可说是春光如海的时候。至武帝时，罢百家而尊儒术，兴礼乐而崇文化，为汉代文治极盛时代。复北伐匈奴、远征西域、定南越、平西南夷，开疆拓土，武功彪炳，是夏的丰盈和壮盛。武帝时北伐匈奴尤为壮举。秦汉之际，匈奴骤盛。秦人曾北逐之并筑长城以阻其锋。汉初高祖轻敌，曾被匈奴困于白登，以和亲得免。至武帝时已经六十年的休养与准备，始大举挞伐，这是汉族对边疆民族大战争的开始。宣帝的励精图治，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对外武功亦盛，可说是夏季的延续。元帝以后，外戚王氏擅权，则进入秋季。王莽改制失败，农商失业，食货俱废，盗贼蜂起，四夷叛变，是酷寒的严冬季节。

东汉及三国二百四十余年间，可为一个周期。

光武的设戈讲艺、息马论道，终能平定天下。中兴汉室，是另一个春的季节。明帝、章帝、和帝继之，民族元气由恢复而壮盛，对外武功亦丰，是夏的季节。自此以下，外戚与宦官更迭用事，政纲解纽，国力随之而衰，是为秋季。桓、灵之世，内有党锢之祸及太平、黄巾之乱，外有西羌之患，政治紊乱，民生憔悴，已进入冬季。至献帝时，汉室土崩瓦解，人民以遭遇战争饥馑而死者十居六七，是冬季的严寒与肃杀。

魏、蜀、吴三国的鼎立形势完成后，民生稍舒。魏曾开发东北并使日本受封，蜀曾平定南蛮，吴曾向东南及海外发展，唯均无法使世运由冬季转入春季，仅为冬季的温暖时日而已。

两晋及南北朝三百余年间可划为一个周期。

司马氏的篡魏、灭蜀、平吴，为秦汉统一政府的回光返照。刹那间光明，即继之以黑暗。一阵轻微的春风后，大地又布满了冰雪。八王之乱方平，五胡之祸又起，怀、愍二帝被虏而西晋覆亡，距司马炎平吴仅三十余年，中国又告分裂。

晋室东迁，衣冠南渡，北方广大民族社会陷于五胡十六国的长期纷扰中，民生憔悴之极。东晋君臣，多无远志，初作新亭的对泣，久而乐不思蜀。成帝时进入小康局面。桓温三次北伐，均有建树；最后以粮运不济，为慕容垂败于枋头，清淡之士反引以为快。晋人互相猜忌与牵制，实为世运不能扭转的大因素。谢玄的淝水大捷仍不能乘机光复中原者，亦由于此。刘裕北伐的功亏一篑者，为急于南归篡晋，以个人利害重于民族利害，世运怎能转移？所以东晋一百零四年中，仍属极酷冷的冬季。以整个民族发展来说，则始终滞留于冬、春之际，生机未萌。

刘裕篡晋，为南北朝对峙的开始。南朝的宋、齐、梁、陈，循环篡夺，此起彼伏；建国时期均极短，如繁音促节，细碎之甚。所谓六代豪华，实为淫逸绮靡的代词，玉树歌戏，而南朝的气运已尽。

当南渡衣冠竞尚玄谈之际，滞留北方的士大夫则为向慕汉族文化的胡人所礼敬，致儒术传统赖以延续未断。苻秦及慕容廆均大兴文教；刘渊、石勒、姚兴、姚泓辈亦无不重道尊师，因而逐渐导致一种新生的机运。

元魏（即北魏）自拓拔珪建国，即崇尚儒术。及拓拔焘统一北方，罗致儒生经师尤多，文化一时称盛。孝文帝元宏迁都洛阳，汉化益深。高洋篡东魏（为北魏孝文帝之曾孙元善初始）而为北齐，任用经学名儒杨愔，文治赓续演进。宇文觉篡西魏（西魏为北魏孝文帝之孙元宝炬所立）而为北周，儒者苏绰、卢辩依“周礼”定官制，为后来隋唐树立政治楷模。至北周武帝邕灭北齐，北方复归统一。漫漫长夜后，曙光已露，冰雪消蚀了，世运正转向春季。

东晋时代，南胜于北；南北朝时代，北转胜于南；世运的回旋如此。

上述自秦、汉迄南北朝间中国民族发展的三个周期，在时间长短上，亦不完全一致。从春秋、战国之际的纷乱扰攘来说，秦汉之兴，是中国民族的复兴期；光武的中兴，又是一个复兴期。自此以下，世运愈益下降。晋的民族复兴运动失败了，使这第三个周期无显明的春、夏两季，始终逗留在冬季与春季之间，顶多稍稍恢复秋阳的温暖而已。可说这第三个周期，仍为第二个周期冬季的延续。

把这三个周期合起来，共约八百二十余年，与东西周合计的八百七十余年比，略短四五十年。两者大体上颇为相近：秦与西汉，相当于西周；东汉三国，相当于春秋时代；两晋及南北朝，相当于战国时代。对比这两者大的周期，不仅时间上长短相近，而且民族发展的节奏，也完全相近，也即成为两个大的循环。

隋唐至民国间民族发展周期及复兴期

隋、唐的统一和秦、汉的统一一样，是汉族和边疆各民族的大融合。两汉武功盛时，塞外部族降服者大都被安置于近边或迁至腹地。汉末大乱，内徙者日众。晋室南渡，北方遂成为他们的天下。所谓五胡——匈奴、鲜卑、羯、氐、羌，各割据建国。匈奴族曾建后汉、前赵、北凉、夏；羯族曾建后赵；鲜卑族慕容氏曾建西秦；氐族略阳蒲氏曾建前秦，略阳吕氏曾建后凉；羌族烧当羌姚氏曾建后秦。此外，鲜卑族的段氏又曾建辽西，拓拔氏曾建元魏（后分东、西魏），宇文氏曾建北周；皆在十六国之外的建国。从上述建国之多，可以想见他们入中原的人口数字的庞大。五胡自相残杀，史不绝书，如石勒灭刘曜，坑其王公以下万余人；冉闵杀胡羯二十万人，诛石虎三十八孙，石氏因而灭尽等，均为显例。然胡人入中国后繁衍的总数，当于此若干倍的。元魏的统一北方，为五胡各族的大融合；孝文帝室矩的禁胡服、屏胡语、禁归葬、变姓氏、奖婚姻，是汉、胡空前的大融合。据《魏书·官氏志》所载，其时胡人改为中国姓氏者，凡一百十八姓。至宇文氏建北周，再度统一北方，不仅五胡间的界限消泯了，连汉、胡之间的界限也逐渐消泯了。所以在隋唐的大统一中，中国民族已增加无数边疆蛮族的新血液，汉族生理组织与机能虽然未见退化，而汉、胡融合对中国民族新生命的创造，仍不无有所贡献的。

隋、唐、五代三百七十余年间，可划为一个周期。

隋与秦的情形相仿佛，均为中国民族历史的转捩关键——各各结束了长期分裂与混乱的时代而下开一个辉煌统一的盛世。秦为汉的先驱，隋为唐的先锋，历史的重复，节奏的重叠，何等有味！

隋文帝篡周灭陈，均未经甚大的战祸。北朝吏治，早具规模，隋沿其旧，复加改进，故天下易趋太平。古代贵族封建及魏晋以来的门第，至此完全消蚀，不仅中央政令统一，政治纳于正轨，即人民负担亦骤见轻松。王室生活的节俭，民间的轻徭薄赋，致历时仅十余年，即国富家足，社会臻于繁荣之境。这是春的季节。炀帝的营建东都，开凿运河，修筑长城，远征高丽，未尝不具远大的建国理想，可是亦病于役使民力逾量，招致了覆灭的命运，与秦何其相似？至炀帝广筑离宫别馆，亦犹秦的营建宫殿陵阙，均属淫奢的表现，民族生机至此窒塞，群雄并起而天下糜烂，此种寒流的侵袭，使春意全失。

唐高祖李渊剪灭群雄，使中国民族复归统一；轻徭薄赋，予民以休息，是春二月的和暖花开的季节。历太宗、高宗两世，内而政治清明，民生康乐；外而武功彪炳，震铄古今，为亚洲盟主，是春三月的万花怒放、春光如海的季节。历中宗、睿宗而至玄宗的开元天宝间，是夏的丰盈、夏的壮盛。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乱起，唐室中衰，民族之运亦随之入于秋。安史乱平，藩镇复成割据局面。德宗时的讨魏博、平淮西，为秋阳的温暖。宪宗时的削平诸镇，唐室中兴，为秋花的烂漫。及宪宗为宦官所弑，藩镇复叛，时令已进入冬季。穆宗为宦官所立，敬宗为宦官所弑。自文宗以下至昭宗六帝，皆为宦官所立。唐室内有宦官的操纵，外有藩镇的跋扈，政权的动摇可知。牛、李党争，为唐代士大夫的大分裂，民族精神也整个趋于衰颓与涣散。懿宗时有浙东贼裘甫之乱及除州军庞勋帅桂州戍卒之乱，唐室开始崩溃。及僖宗时王仙芝、黄巢乱起，已是严冬的寒洌，唐室随之覆灭。

五代十国为唐室藩镇的延续。五代开国之君，不为胡人，即为流寇与募兵，人物卑琐之至。计五代仅得五十四年，已有八姓十三君。国祚的短促、君主的复杂，尤属于繁音促节。民生的凋蔽、社会的黑暗可知。可说五代仍为唐季冬的延续。

十国气运较长，文物亦颇丰盛。其时有八国君主为北人，因而北人南渡者极众，为东晋以后第二次大迁徙。文物之盛，以吴、南唐、前后蜀最著，次为吴越、闽、楚；即南汉、北汉、荆南，亦均较五代为优。中国民族生机未完全窒息者，实赖于此。

两宋共三百二十年为一个周期。

宋初统一南北，是春季开始。唯其时版图，去汉唐远甚。契丹复崛起于东北，带甲之兵百余万，为宋劲敌，太祖杯酒释兵权及重视禁兵萃精锐于内，纯出于私心而国防武力因之大为削弱，此民族生机不能大开发的因素。太宗两次北伐，皆为契丹所败，宋的脆弱已极显然。不久西夏陷灵州，另一强敌又起。澶渊之盟，开宋辽一百二十年和平之局，陕西用兵的结果，也是以和议了事。宋室对辽夏岁输的银绢，何可胜计！外部和平，带来内部的安定与繁荣。由仁宗至神宗时，为春的蓬勃；由哲宗至徽宗时，为夏的丰盈。金人崛起，陷汴京，掳二帝，民族气运骤入于秋。百草凋落，西风凄飒，令人哀悲。高宗南渡，成偏安之局。岳飞、韩世忠、刘琦等屡破兀朮，虞允文挫海陵王于釆石、京口，皆秋阳的燠暖。宁宗时，蒙古成吉思汗崛起，不久灭金。而宋室奸相则陆续出现，专权误国，正气荡然，民族气运已入于冬。文天祥的成仁取义，则为此冰天雪地里的苍松翠竹。

辽、金为中国边疆民族所建的国家，其兴灭亦均各成一个周期，有如大圆环之外的两个小圆环。

辽自阿保机建国称帝，开疆辟土，创造契丹文字起，是春的生发。太宗德光得石敬瑭所献燕云十六州之地，并南侵至汴，是春的蓬勃。圣宗时与宋盟于澶渊，建五京，是夏的丰盛。道宗起，辽始衰，入于秋。及天祚帝荒淫无道，复进入冬季。自立国迄亡，共二百一十年。至耶律大石入中亚建立西辽，则又为辽族的余波。

金为女真族，自阿骨打叛辽建国，是春的萌发。太宗吴乞买灭辽，破汴京，回国后设庠序，定礼乐，开科取士，是春的蓬勃。至世宗“乾道和议”，国势益盛，是夏的丰盈。章宗时，文物灿备，是夏的延续。宣宗时，蒙古南侵，迁都于汴，是由盛而衰，入于秋。哀宗时，蒙古窝阔台大兵三路攻汴，如狂风骤雨，金室遂陷于崩溃之境，是严冬的季节。金人虽感于哀宗的奋发，忠勇苦战，以敌人的强大，终难挽回覆灭的命运。

契丹与女真均属边疆民族，以吸收汉族文化均曾使其本身文化一度开花：辽圣宗时，为契丹文化的开花期；金世宗至章宗时，为女真文化开花期，过此均趋岑寂。契丹文化仅有一个固定的周期和只有一次创造力的发展。女真文化中断四百年后，始在明清之际再起。

元人黩武，不重文治，与中国传统的政治背道而驰。且划分蒙古人、色目人、汉人（黄河流域曾受金人统治者）、南人（长江流域及以南受南宋统治者）四个阶级，造成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军事上各种不平等。复以儒丐同例，贬抑士大夫阶层，对汉族的防范与猜忌，借里甲制度作极度表现：凡二十家为一甲，以蒙古人为甲主，监视汉族人一切行动。衣服饮食唯所欲，童男少女唯所命，骄纵淫暴，毫无顾忌。并禁汉族人民田猎、习武、持兵器、集众祠祷、集众买卖、夜行等，不一而足。

因而蒙古统治中国的百年间，为宋末冬季的延续，而且是大风雪、大冰冻、大寒流的严冬。

然以蒙古自身的发展来说，其盛衰起伏亦成为一个大的周期。铁木真兼并同族诸部，统一大漠南北，受诸部拥戴为成吉思汗（宇宙皇帝），即西人所谓“万王之王”（King of Kings）者，是蒙古族春的季节。嗣成吉思汗败金，灭夏，取西辽，亡花剌子模；并乘胜西征，破钦察等部，歼俄罗斯联军于顿河，至里海北岸而还，为春的蓬勃。窝阔台灭金后，蒙军二次西征，平定今日欧洲俄罗斯全部。复分兵西进：一路向波兰，破日耳曼联军于柏林东南；一向马加尔（Madjars）深入今南斯拉夫境，直抵亚得利亚（Adriatic）海岸，为由春入夏。宪宗蒙哥第三次西征，定波斯全境，灭东大食，入阿拉伯，平叙利亚，另分兵侵宋，为夏的炎热与长成。忽必烈灭宋，平缅甸，降交趾，定云南西境金齿十二部及西南八百媳妇国（今老挝），又使占城及爪哇降附，真腊、暹、逻斛、苏门答腊、马八儿（Mabor）、俱蓝（Kulam）等均受招抚，是夏的丰盛。其时元人的天下，除中国本部外，尚有窝阔台、察哈台、伊儿、钦察四大汗国，幅域之广，空前无匹。不久三王之乱起，内战迭兴，乃入于秋。及顺宗时，荒淫无道，群雄纷起，又进入冬季。

元人四大汗国，除窝阔台汗国建国时期较短，为察哈台汗国兼并外，其余三汗国，亦莫不各自形成一个周期。当拔都建设钦察汗国时，以自己所建都的萨莱为金帐汗，又别封其兄斡鲁朵于里海以北康里一带为白帐汗国，封其弟昔班于乌拉河以东为青帐汗国，均隶属金帐汗。传至月即别汗，信奉伊斯兰教，文化顿盛。实行以俄治俄之术，扶植莫斯科大公伊凡使总管税收。伊凡借以统一俄人各部落，而钦察汗反渐衰落。

察哈台汗国兼并窝阔台汗国后，不久分裂为东西两部。元亡后七年——1368年，驸马帖木儿统一东西两部，1411年又灭伊儿汗国，与朱明分据亚洲东西，是蒙古族的复兴。蒙古族虽文化落后，然以人口众多、民性强悍，故其生命力甚为强韧。

明代二百九十四年间可为一个周期。

明太祖驱逐元人，削平群雄，恢复汉官威仪，复兴开始，是春的季节。唯其封建诸子、诛戮功臣、废宰相而为君主的独裁，则为春寒的料峭。科举上以八股取士，束缚人心，阻碍工作发展，又为其病；至实行学校贡举与翰林院制度以培育人才，实行察举制度以发掘人才，及奖励人民上书言事，使下情上达等，又均为其长。成祖时，北破蒙古瓦剌，西服哈密，南并安南，派郑和出使，招致南洋诸国，大汉声威，远震异域，是夏的丰盈与壮盛。其后王室虽迭遭变故，如土木之变、夺门之变、宸豪之变，而民族元气未损，为夏的延续。世宗时，严嵩弄权，吏治始坏，军伍废弛，边患又起，入于秋。穆宗时，张居正为相，名将戚继光、俞大猷除倭寇，迭著奇勋，是秋阳的温和。神宗时代后期，东林党起，士大夫分立门户，互相诋毁，为深秋的凄飒。熹宗宠阉宦魏忠贤与客氏，诛戮东林党人，朝中善类，为之一空，为凛冽的冬季。及流寇李自成、张献忠等大起，满族复乘机而入，是雨雪交加的严冬季节。南明十七年，则为此严冬的延续。

朱明驱除蒙古后三百年，关外的满族复入主中国，为狭义部落政权的再造，亦为金亡后女真族的复兴。

满族自建州女真，自太祖努尔哈赤建后金汗国至太宗皇太极改国号为清及入关破北京，历时仅三十年，虽由于明室的腐败无能所致，而其民族的强悍刚健，亦为其发展迅速的大因素。从满族的盛衰起伏来说，亦可分为一个周期。

清世祖、圣祖两朝，初赖降将之力，经略中国南北各地；嗣平三藩、台湾与外蒙古，天下已定，可说是春季。世宗时，青海、蒙古略定，西南苗疆平，为春的延续。高宗在位六十年，两平准噶尔，一平回部，得地二万余里；两降廓尔喀，两扫大小金川，一靖台湾，并降缅甸、安南各一，所谓“十全武功”，是夏季的丰盛。高宗末年，民变即起，大者为川楚教匪，至仁宗年间始平。而浙闽海寇及山东天理教更迭互起，满族武力已不足平乱，唯赖民间乡勇；清室遂见中衰，进入秋季。宣宗时对外有鸦片战争，国内太平天国复起事；文宗时又有英法联军之役；穆宗时，洪杨及捻回虽均平定，以全赖汉人力量，自身益见腐化无能，可说是深秋季节。德宗时，有中法、中日两次战役的丧权辱国，有戊戌政变的刺激人心，复有拳匪之乱的昏瞆糊涂，是冬的萧杀与毁灭。至宣统而清室亡。

清二百六十余年对中国的统治，如使蒙、回、藏各族与汉族的隔离，如使学术文化与政治社会脱节而流于空疏等，不一而足。因此从整个中国民族发展来看满清的季节，则春非春、夏非夏、秋非秋、冬非冬。清代所谓春夏者，乃为整个民族的秋冬，清代所谓秋冬者，乃为整个民族的春的萌发。

上述自隋唐迄清间中国民族发展的三个周期及各族的各个周期，在时间长短上仍不完全一致。如纯以唐、宋、明三朝来说，则时间上却颇接近，均在三百年左右。如以秦汉为中国民族的形成期，则隋唐即为一个空前的民族复兴期，是中国民族发展的最高峰，物质力的闳肆和文化的灿烂在彼时世界上无与匹敌。五代是中国民族发展之停顿与间歇，宋代又是一个民族复兴期，但气势已较唐为卑，格局已较唐小。元代复为中国民族发展的停顿与间歇期，明代之兴则又为中国民族复兴期，气势、格局复较宋为下。清代又为中国民族发展的停顿与间歇期。中国民族复兴的机运，正待升起，此有待今人予以莫大的努力。

至契丹、女真、蒙古、满州诸族发展的周期，有的只有一个固定的周期，有的虽有两个固定的周期，却很难再作单独的发展，因为他们陆续与汉族融合，已与汉族不可分割了。

上面三节，叙述中国民族在过去四千余年中已有许多次的民族复兴。剥极必复，否极泰来，希望今人以无限热情与坚忍精神，来迎接此新的民族复兴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