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年一月为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讲习会讲演
日昨曾说明本院开办讲习会之意义，并非欲在此短时期内传授诸君以知识技能，赶着应用，一如普通之速成班；本院的意旨是因为吾们皆身在问题中，又生于问题最严重之中国，吾们聚合一处，商讨吾们的问题，找出路子，解决烦闷。
今日所讲之内容将先说明我自己，在说明我自己时最可使诸君明白上面“解决烦闷”之意。今日所讲与日昨所讲实相连贯，诸君如已经看过我所发表的文字，其中有两篇皆是说明我自己的。其一即《如何成功今天的我》，见《卅后文录》（商务印书馆发行）。此文系民国十七年在广州中山大学的讲稿，在此文中我曾说明，外间对于个人，往往有许多不同之猜测，以为我为一学问家、哲学家、国学家或其他专家，仿佛看我为学问中人；其实我并无学问。我省思再四我自己认识我，我实在不是学问中人，我可算是“问题中人”。如果有人问我，我现在何以有一点关于哲学、佛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各方面的知识？何以在社会中的有此地位？我的答复，乃是由于问题逼出来的。我当初并无意于求某一方面的学问，或者是哲学，或者是佛学，乃至于政治学、经济学等等，而结果则都知道一点，其所以致此者，问题逼之使然也。当初我亦无意于社会中如何做哪种事业，成就一种地位，而结果能做点事业，有点地位；其故无他，亦问题逼之使然也（看下文自明）。
最近我有《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书的出版，此书系汇集我在《村治月刊》各期内所发表之论文而成。其中第一篇《主编本刊之自白》一文也是表白我自己，说明我自己所以成为今日的我，所以主编《村治月刊》的原因，无一非问题逼迫我，不得不如此也。诸君如已看过这两篇文字，皆可以了解我；但我在今日讲辞中仍愿为诸君说明我自己。
因为本院招收讲习会会员时，曾嘱诸君先写一篇《自述》，俾本院同人对于诸君有一了解；以故我亦应为诸君叙述我自已，使诸君对于我亦得以了解。我之所谓今日所讲与日昨所讲彼此有关系者，意即在斯。以下且先说明我自己。
我之籍贯系广西桂林，我之祖父生于桂林，先父与我则皆生于北京，先母为云南籍。我生于清光绪十九年，今年为四十一岁。我生后身体极弱，较之于寻常儿童皆有不及。六岁时，头目时刻晕眩，有时顿感地动天摇，自己无力支持。医生曾语先父，此子恐难永年，殊可忧也。
八岁时，入北京中西小学堂，此处系北京最先设立之小学堂。入中西小学堂后，即读西文ABC……与教科书等；所可惜者，西文程度迄未见好耳。此中最可注意者，即我从小时候即读教科书，未尝致力于中国学问，读《四书》、《五经》等等。大约凡与我年相若之友朋，类皆读过《四书》，而我则始终未之读也。我之所以从小时候即入学堂读教科书，实因先父之思想趋向“维新”，不欲我讽诵古籍也。
小学未届毕业，即入顺天中学（北京原为顺天府），十九岁时中学毕业。我之受正式教育的时日，即止于此。此后即未能再受正轨的教育，入较高的学校求学。因此之故，诸君或可明白我不够讲学问，亦无学问可讲。良以讲学问必须具有相当的条件与工具。讲中国学问，非知道文字学（即小学）、经学等不可；讲西洋学问，西文不具备相当之根基，亦实不可能。兹二者我皆未尝下过功夫，我又何能讲中国学问或西洋学问？我当初所受的教育，如此浅薄，讲学问的工具，如此不够用，而一般人视我为学问家，目我为学问中人，宁不可怪？然我对于种种学问又似乎都知道者，实即上文所说，问题逼之使然也。我所知者，实是于不知不觉中摸索得来，当初自己并未能料到，乃是误打误撞而来，自已实未尝想到学问究属何事也。
某年，应清华大学之请，作短期讲课。当时梁任公先生介绍我说“梁先生（指我）家学渊源”，我即刻声明，我实在缺乏学问，更谈不到家学渊源。但从别一方面言之，我之一切，受先父所影响者，却又很大。所谓渊源，无宁谓之为性情脾气渊源之为愈也。因此之故，在未说明我自己之前，又不得不先说明先父之为人。
先父为人，天资并不算高，只是太认真，太真实。此点由其思想上可以看出，先父有他个己的思想。本来，为人子者，似不该用批评的口吻，纵论其父若祖；但欲诸君了解我，与了解先君之为人能清楚计，又不得不尔。征实言之，先父之思想，原是浅薄，但他有思想。所谓有思想，即是肯认真，以为这样是对，那样则是不对。他有主见（即是思想），所以有主见，因为他肯认真。徒以天资不高，虽有主见，而所见者甚单简耳。
最可怪者，先父之思想，实与西洋思想相近。他实在是一个功利主义者，他时时持有一个标准，而依此标准评论一切。他所持有之标准，即是“有用处”三字。他批评世间一切事，有用处即是好，无用处乃是不好，此点仿佛与詹姆士（James）、杜威（John Dewey）等之思想相近——所谓实用主义。他自己虽也曾读书中举，但他最看不起读书人，最看不起做文章的人；因为读书人不中用，因为文章亦不中用。依之，读书人要不得，文章亦不必要。他最不惯看人做诗词写文章，他时常叹息痛恨中国国事为文人所误。一个人如果读书中举，便快成无用之人，如再中进士，点翰林，则更将变成废物而无用。
先父思想之所以如此者，不外下列数种原因：其一，由于他的天资不高，所见未免着重事物，稍涉虚渺处即不能知之，于是所见者皆甚单简。其二，由于当时之社会国家情势，予先父以莫大之刺激与影响。彼时正在曾、胡用兵之后，开出崇尚“事功”的风气，与在乾隆、嘉庆时中国的风气，正是讲汉学者不同。讫于光绪中叶，国际侵略日加；甲午一战，关系尤大。在在使先父感伤国势之危殆，问题之严重，不能自已。同时先父又看到西洋各国之强盛，事事有办法、有功效、有用处，而反观中国，则一无办法，事不见功效，人又无用处。先父之倾向于维新者，实即其人感情真挚，关切国事，及其一种实用主义哲学，主张务实不务虚之故。唯其如此，故不令我读经书而使我入学堂也。
以下须转归说明我自己。我自己的性情与脾气，颇多相似于先父之处。先父天资不高，我自己亦甚笨。我越幼小时越笨，此点诸君或不肯置信，而实则我自己反省时确确如此也。在我说明我自己时，仿佛我站在旁边看我的为人，全是客观的态度。用好字样讲自己的好处时并非夸大，用不好的字样亦不是谦虚，此点最盼诸君能加留心。
我为人的真挚，有似于先父。在事情上认真，对待人也真诚。即先父之视我，亦自谓我与他相似。当我十七岁时，先父曾字我曰“肖吾”，于此可见。在今日我自己反省时，我感觉到我的所以如此者，无一不是由于我的性情脾气所造成。诸君能了然于此后，请进而言事实。
吾人幼小时，心胸中空空洞洞，势不免于先入为主。况加我之性情脾气既同于先父，于是先父的思想，乃成为我的思想。先父为一实用主义者，我亦随之而成为一实用主义者。我入中学时十四岁，国文教师教我的唐宋八大家的古文，我最不高兴。国文讲义，我向例不看，尤其不喜欢空洞的议论，如苏东坡之万言书。至若《庄子》上的文字，更叫我头痛痛恨。因为《庄子》上的文字，富有哲学意味，玄妙极顶。类如“此一是非，彼一是非，是是非非，非非是是”，实在是故示玄妙，完全骗人误人的东西。所有《庄子》、《老子》一类书，我全不以为然。其他如古文、词章、文选派之六朝文章，我无一不厌恶。我从来没有在国文上下过功夫，由此种至狭隘之见解中，亦可以看到我之愚笨为何如，我之认真为何如。此种狭隘之见解，二十余岁以后，才渐次解放。我所有的这半生中，变化极多，许多事从前与日后完全不同样，俨若两人。这在我当初实不及料。在今日我反省过去，我却有以下之“四不料”，其第一不料，即当初最反对高玄最嫌厌哲学，却不料以后反到大学中去讲哲学，致为人目之为哲学家也。
我的至狭隘之见解，几经变化才得逐渐解放。第一次发生变化时，即在顺天中学。同学中有郭君其人者，年长于我两岁，在校中则较我低一班。此君天资极高，彼时不过十八九岁，专看《佛经》、《易经》、《老子》、《庄子》等书，因为我们不同班，不多往来。某日，在校内假山上遇见，乃相偕攀谈，我述我的思想，我说我愿为社会为国家做一番事业，慷慨陈词，自命不凡。郭君笑而不以为然。彼所以语我者，认为我即是想做事业，自己必须先有身心的修养。我语之，我亦看《理学宗传》、《阳明语录》等书。彼又语我，吾人必先将世间之得失成败利害等等，看来无动于衷，由此方可有大无畏之精神，不因稍感挫折而遽尔心灰意懒。如果以我如此之拘谨、狭隘、呆板，专讲有用之学，实不能成大事。必须先明白了很高之学问，日后才有办法。郭君一席谈话，打动了我的心肝，因为这些话无一不是就我当时的思想而加诱导的。自此之后，我不时与他亲近，不时相与往还。他最爱讲谭嗣同之《仁学》，郭君每为我讲时，我即记录其说话。我不敢认他为同学，乃尊之为郭师。每日课后即前往就教，他讲我听，且一一记之，在记录之簿本上题名为《郭师语录》。由此亦不难看出我之认真与愚笨，但好处即在于愚笨与认真。因为愚笨，思想的过程，不能超过他人先走一步，必须走一步后，碰着钉子，乃又反省、转移、变化；“每一步皆是踏实不空，以后又继续追求，向前走去，追求时碰着钉子，乃又反省、转移、变化”，以故我此生时时在变化中。因为有变化，先前狭隘之见解乃得渐次解放，不敢谓佛老为绝无道理矣。以上可说是第一次的解放。
第二次的变化，亦即是第二次之解放，乃是从人生问题烦闷中发生厌世、出世之思想而转变了我之为人。关于我的所以发生厌世思想种种，说来话长，非在此短时期内所可言之无遗，《卅前文录》（商务印书馆发行）有《究元决疑论》一文可以参看，此篇文字系一出世主义之哲学，今日不必在此再赘言之。原其所以然，盖由三层原故：一、感情真挚易多感伤感触，佛家所谓烦恼重。二、事功派的夸大心理易反动而趋消极。三、用思太过，不知自休，以致神经衰弱而神经过敏。但在主观上则自有一套理论，持之其坚且确。因为发生厌世思想，则根本否认人生，更不再讲实利，于是以前以狭隘实利主义乃大解放矣。
我的看佛学书，是自己已经先有了与佛家相近之思想，而后才去看佛学书。我看任何书都是如此，必是自己先已经有了自己的一些思想，而后再参考别人的意见。从未因读书而读书。看西洋哲学书亦复如此。友人张崧年（申府）先生以我之思想与叔本华之思想相近，于是乃将叔本华之著作与相关之别人著作介绍给我，这是我看西洋哲学书的起缘。总之，我自己必先有问题与思想然后才去看书。如此展转，如此过渡，如此变化，乃成为今日的我，乃有今日的思想。
讲到这里，可以结束我今日的说话。关于我的人生思想之转变或是哲学的变化，可分为三期。第一时期为实用主义时期，从十四五岁起至十九岁止，以受先父之影响为多。第二时期即为上文所讲之出世思想归入于佛家，从二十岁起至二十八岁止，在此时期中一心想出家做和尚。第三时期由佛家思想转入于儒家思想，从二十八九以后，即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之际。在此三个时期中，令人感觉奇巧者，即是第一个时期可谓为西洋的思想，第二个时期可谓为印度的思想，第三个时期可谓为中国的思想。仿佛世界文化中三大流派，皆在我脑海中巡回了一次。
我本来无学问，只是有思想。而思想之来，实来自我的问题，来自我的认真。因为我能认真，乃会有人生问题，乃会有人生思想、人生哲学。不单是有哲学，因为我不是为哲学而哲学。在我的出世思想必要出家做和尚而后已，当初我的思想是从实在的问题中来，结果必回归于实在的行动中去。譬之佛家的实在处所，即在不吃荤、不结婚、出家做和尚，我当时即要如此做去。我二十余年茹素习惯即由彼时养成。我中学毕业之后原须升学、求学问，但当时的我，一心想做和尚，则又何用升学为？
我之所以能如此者，先父之成就我极大。因先父从来不干涉我，勉强我；从未要我准备功课，督促我升学，此实常人所难及也。先父甚不喜欢佛学，但他不禁止我看佛经；先父希望我升学，但他未尝明白语我要升学；先父希望我结婚，但他从未一言及我应当早日结婚。而在我自己，亦未尝不明了先父之意旨，希望我升学，希望我不要研究佛学，希望我结婚。当民国七年，先父以感伤国家的多故，痛心社会的坠落，早怀自杀之念。废历十月初十日，系其生辰，在他六十岁生辰前三日，从容留下许多信件，即行自尽。此中种种，商务印书馆出版之《桂林梁先生遗书》可以参看。普通人一值晚年，类皆希望有后代，能见到后代，先父当亦如此。在他怀下自杀之念时，家兄结婚已十年，未尝有子，此在旁人必督促我结婚，而先父则始终未肯言之。我每念及此，未尝不眷眷于先父之不强逼我，其玉成我之重大也。
在我过去之半生中，从最初迄于今日，我皆有我的意志，由我自己去碰钉子，发生转变，自己摸出路子来。如果有人稍加干涉，则步骤必乱。先父不强逼我升学、结婚，一任其自然，实所以成就我；给我以绝对的自由，让我上前追求、转移，用自己的力。否则今日的我，必非如此。我又推究先父对待我所以如此者，盖其心目中以为此子现在要这样，又要那样，事虽荒谬，而动机则为向上心的驱使，处处是要好，并非自甘沦入下流；所行所为心中经过揣量审决，并非一味乱来。现在虽不能“对”，在将来，他总会有改转“对”的一日。如果我是趋于下流，则亦必加以干涉与督责了。实则彼时先父如果干涉我，我亦不受，要我听他的说话，我亦是不听，因我意志太强。但我推究先父的心理，他确是了解我，而信任我。（二十三年一月三日讲）
今日将继续日昨之讲词仍说明我自己的为人。日昨曾提及我二十岁起，倾向出世主义，意志异常坚决，而先父不干涉我，一任我之自然，虽然他心目中不愿我如此。先父在世，未能目睹我之转变，且亦未知我日后果有转变。在先父辞世后二三年间我即转变，由佛家思想转变到儒家思想。关于转变种种，前因后果，在此有限之时间内，实无法详细言之。语其时期，则在民国九年至十年春间。此次转变之深刻，前后绝不相同。我编完先父遗书（即《桂林梁先生遗书》商务印书馆有版本）之后，曾有《思亲记》一文之作。在此文中有下列一段说话：
溟自元年以来，谬慕释氏。语及人生大道，必归宗天竺；策数世间治理，则矜尚远西。于祖国风教大原，先民德礼之化，顾不知留意，尤伤公之心。读公晚年笔墨，暨辞世遗言，恒觉有抑郁孤怀，一世不得同心，无可诉语者；以漱溟日夕趋侍于公，向尝得公欢，而卒昧谬不率教，不能得公之心也。呜呼！痛已！儿子之罪，罪弥天地已！逮后始复有寤于故土文化之微，而有志焉；又狂妄轻率言之，无有一当。则公之见背既三年矣，顾可赎哉？
顾可赎哉？
由上列一段说话中，亦可看出我转变之概略。先父辞世后三年，我即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之发表，以阐明中国文化之深微。不知我者恒以为我之喜欢讲中国文化，系受先父之影响，实则先父在日，我最不留心中国文化，此在“语及人生大道，必归宗天竺；策数世间治理，则矜尚远西”数言中，以及上文所讲种种，不难知之也。
我转变之后，即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在此书最后所下之结论，我认为人类的最近的未来，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书中赞扬孔子阐明儒家思想之处极多。诸君聆我之讲话到此际时，至须注意，《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之所以产生，实系问题逼出来也。
民国六年，我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孑民先生之邀入北大教书，其时校内文科教授有陈独秀、胡适之、李大钊、高一涵、陶孟和诸先生，陈先生任文科学长。兹数先生即彼时所谓新青年派，皆是崇尚西洋思想，反对东方文化的。我日夕与之相处，无时不感觉压迫之严重（我对于儒家思想之了解系先前之事，而思想转变由佛家而儒家则在此时之后也）。我应聘之前，即与蔡、陈两先生说明，我此番到北大，实怀抱一种意志一种愿望，即是为孔子为释迦说个明白，出一口气（出气二字或不甚妥当）。其时文科教授中诸先生有讲程朱、老庄之学者，更有其他教员亦是讲中国的学问。《新青年》杂志之批评中国文化，异常锋利动听，在他们不感觉到痛苦；仿佛认为各人讲各人的话，彼此实不必相干；仿佛自己被敌人打伤一枪，犹视若无事也。而我则十二分的感觉到压迫之严重，问题之不可忽略，非求出一解决的道路不可。在我未肯定我的答案以前，我一时可以缄默不言，但必是时时去找路子，探求答案，不稍甘一如他人之漠不关心也。
民国九年，蔡校长出国赴欧洲考察，北大同人为之饯行。席间讲话，多半认为蔡先生此行，于东西洋文化之沟通关系颇大。蔡先生可以将中国文化中之优越者介绍给西方去，将西方文化之优越者带回到中国来。在各人讲话完了之后，我即提出质问。我说：诸先生今日的说话，似颇耐听，但不知东方文化中有什么可以介绍给西方去？诸先生如不能确实言之，则今日一席话，实有类似于普通饯行之客套语，甚少意义与价值。
由上以言，可见我凡是成为问题的，在我心目中从来不肯忽略过去。推究其故，还是不外我肯认真，不能不用心思，不能不加以考究，决不容许我自己欺瞒自己。如果我们说不出某一个问题中的道理，即是我们没有道理；我们看到别人家是好或是对，则别人家即是好或是对，这点不能有迟疑的。我往常恒以旁人之忽略对方的意见，对方的见地之可怪。因为每一个人都会有他自己的见地，即便为荒谬的见地或意见，亦必有其来源。我们须认清了解对方（即是与我不同者）的见地，明白对方的意见，是一件极重要之事，而普通人往往不能注意及此，宁不可怪？诸君中如曾注意阅读我业经发表之文字，可以看出我写文章的方法，多半为辩论体裁，先设身处地将别人的意见，叙述得有条不紊，清清楚楚，而后再转折说出我的意见。我已往凡是批评西洋的民主政治，以及批评俄国现行的制度，无一不是先把人家的意见，研究过透彻，说得明明白白，然后再转折到我的批评，批评其不通，批评其不行。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我对于西洋文化的优点先阐明无遗，东方的不行处说个淋漓痛快，然后归折到东方文化胜于西洋文化之处。我原来并不曾想到著书立说、谈学问，只是心目中有问题，在各个问题中都曾用过心思，无妨将用过的心思说给大家听。因为我的问题，实即是大家的问题，我自己实实在在，无心著书立说、谈学问也。过去所以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原因是如此，现在所以讲“乡村建设理论”的原因仍复如此。
我讲话至此，愿附带为诸君言者，即是我心目中愿写出以下四本书：第一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此已有讲稿出版。第二为《人心与人生》，此书内容于十六年春曾为北京学术讲演会讲于三月，约得原书之半，全稿则未暇着笔。第三为《孔学绎旨》。第四为《中国民族之前途》（亦名《乡村建设理论》），即此次为诸君所讲者，拟将纪录稿加以修正，再行付梓。所以想写《人心与人生》的原因，乃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发表之后，我自己又发觉了自己的错误。在此书中赞扬孔子与阐明儒家学说之处，不幸有两大不妥。我在此书第八版《自序》中曾有下列一段说话：
这书的思想差不多是归宗儒家，所以其中关于儒家的说明自属重要；而后来别有新悟自悔前差的亦都是在此一方面为多。总说起来，大概不外两个根本点：一是当时所根据以解释儒家思想的心理学见解错误；一是当时解释儒家的话没有方法，或云方法错误。
大凡是一个伦理学派或一个伦理思想家都必有他所据为基础的一种心理学。所有他在伦理学上的思想主张无非从他对于人类心理抱如是见解而来。至我在此书中谈到儒家思想，尤其喜用心理学的话为之解释。自今看去，却大半都错了。盖当时于儒家的人类心理观实未曾认得清，便杂取滥引现在一般心理学作依据，而不以为非，殊不知其适为根本不相容的两样东西。至于所引各派心理学，彼此脉路各异，亦殊不可并为一谈，则又错误中的错误了。
《人心与人生》一书的内容，即在于纠正《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的此种错误。至若《孔学绎旨》一书之所以必须写出，亦复根由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因为在此书中我引证古书、解释古书时又缺乏方法，与从前的人犯了同样的病症，随随便便地说来，漫无准则，有意地或无意地附会牵和，委曲失真。从前的人解释古书时往往如此，譬如大学上所讲之“格物致知”，各人即有各人的解释，朱子（熹）有朱子的解释，王阳明有王阳明的解释，其门下人又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有人统计过，关于“格物致知”的解释，古今有六百余种之多。如果我们解释古书有一种方法，而此种方法又为人所公认，则路子相同，结果亦必相同也。《孔学绎旨》一书之内容，即愿在这一方面有所贡献，能说明出讲孔子学说以及解释中国古书的方法来，同时亦即是纠正《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的错误。总之，《人心与人生》、《孔学绎旨》两书之导源，皆系来自《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而《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之产生，实由于我对于人生问题的烦闷。因为我对于人生问题的烦闷，乃由实利主义的思想转变为出世的思想，又由出世的思想——即佛家思想，转变为儒家的思想。这都是沿着人生问题而发生的变迁而产生的答案。日昨曾讲及最近我省思我的过去，竟不自知会有“四不料”，以下乃可以结束上文，讲到第二个不料。
第二个不料，我小时候未尝读《四书》、《五经》，而后来乃变为一个拥护儒家思想赞扬孔子的人。普通人以为我赞扬孔子，阐明儒家的思想，必是曾经熟读过古书。殊不知我对于中国重要古籍，不过仅如看闲书、看普通杂志般的浏览过。我须引征古书时，必须翻检原文，而且常常不能寻找得到。拥护儒家、阐发孔子思想，乃偏偏出于我这样一个人，实所不料也。
我的问题虽多，但归纳言之，不外人生问题与社会问题两类，以上所讲皆涉及人生问题。以下请进而为诸君讲我的中国社会问题，此处所谓中国社会问题是以中国政治问题为中心。我今日所提倡并实地从事之乡村建设运动，即是我对于中国政治问题的一种烦闷而得来之最后答案或结论。至若我之与社会问题，社会问题对于我的刺激究竟如何，此有待于按步说明下去。
日昨我曾为诸君讲及：我肄业顺天中学时，我即很想做一个有用之人，为社会、为国家做一番事业，有所建树，于此亦可看出我之关切大局，热心爱国。我记取彼时因为发生国际问题的原故（究为何事已不复记起），全校同学，莫不慷慨激昂，痛心疾首，自愿受严格之军事训练，作御侮之准备，一若“九·一八”事件发生后各地学生之行动。其时我与同学雷国能君被举为军事训练队队长，要求学堂监督（校长）聘请军官到校授课，此一事也。日昨又曾为诸君讲及我对于国文一科从来未曾下过功夫，可是我一向爱看爱写。其时最爱看之杂志，即是《新民丛报》、《国风报》（此系《新民丛报》之后身）两种；又极爱看普通之日报，每日不看报，则无异于未曾吃饭饮水，这也是留心时事与关切社会问题的表现。当时国内政见有两大极不相同之派别，其一为立宪派，即梁任公先生所领导者；又其一为革命派，即孙中山先生所领导者。革命派的文字，因其时北京尚在皇室统治之下，不易多得，但胡汉民、汪精卫诸先生之见解，亦有若干小册子，由日本转寄得之，可以看到。至若立宪派之文字则取阅较易。当时我最爱看《立宪论与革命论之论战》一书，因书中系搜集双方不同意见之文字而成。我与此书，几于无时或离，日间则携之而走，夜间则枕之睡。又因其时年岁尚小，无法参加立宪论与革命论之大战，乃参加小战。因彼时校中有同学甄亮甫者（曾入同盟会，后来担任中山先生秘书，现在在美国）系一赞成革命派之人，而我则赞成立宪派之意见，于是乃互相辩论，以书信体之文字发表，给与同学互相传观，此又一事也。在此种事实中，无在不是表示着我对于社会问题的关切或兴味。
革命论、立宪论，皆是当时改革政治的主张。因为大家看出清廷无诚意实行君主立宪，所以许多人由立宪论者而转入为革命论者，辛亥革命随之而发生。其时我亦已由立宪论者而转入为革命论者，并参加秘密工作。民国元年我乃与甄先生办报纸，做新闻记者。在此时期（即二十岁）曾有一短期间，非常热心于社会主义。当时中国本有所谓“社会党”，虽有声势，但内容颇空虚，颇不健全（按即江亢虎所领导者），我并未与之发生关系。其时我偶然从故纸堆中检得一本张溥泉（继）先生翻译的日本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所著《社会士义之神髓》一书，阅后，心乃为之大动，且深深地反对私有财产制度，认为世间一切罪恶，皆渊源于私有财产制度。私有财产制度一日不废除，任凭世间有很严的法律，如军队、警察、司法官维持着不许大家轶出范围，结果都属劳而无功。当时曾有《社会主义粹言》一书之写作，自己向人借来钢板钢笔，自己缮写，自己印刷数十份，分送友好。此点在《卅后文录》一书《槐坛讲演之一段》一稿中曾经提到。槐坛者，山东曹州第六中学唐槐下之讲坛也。但此时期（即热心社会主义之时期）颇短促无多日，由此时期乃一变而入于佛家思想、出世思想。此种变化，乃在热心社会主义思想之后。换言之，即是否认了社会主义理想社会之后，乃确定了我的出世思想，转入于佛家一途。这应归并于人生问题中言之而无用在此论列也。
我二十岁至二十四岁期间，既不欲升学，又不欲做事，谢绝一切，闭门不出，一心归向佛家，终日看佛书。在此时期内，自己仍还关心中国问题，不肯放松，不肯不用心想。此点在《思亲记》一文中亦曾言及：
公尤好与儿辈共语，恣之言，一无禁。吾兄既早就外傅，及长又出国游；两妹则女儿稚弱；健言者，惟漱溟。公固关怀国家，溟亦好论时事，于是所语者什九在大局政治、新旧风教之间。始在光宣间，父子并嗜读新会梁氏书。溟日手《新民丛报》若《国风报》一本，肆为议论；顾皆能得公旨。洎入民国，渐以生乖。公厌薄党人，而溟故袒之。公痛嫉议员并疑其制度，而溟力护国会。语必致忤，诸类于是，不可枚举。时局多事，倏忽日变，则亦日夕相争，每致公不欢而罢。然意不解，则旋复理前语；理前语，则又相持。当午或为之废食，入夜或致晏寝。既寝矣，或又就榻前语不休。其间词气暴慢，至于喧声达户外者有之；悖逆无人子礼。呜乎！痛已！儿子之罪，不可赎已！
在彼时我父子两人，既非党员，又非议员，自己皆不在旋涡中，原可闭户安居，而仍如此争辩者，亦无非我父子二人对于社会问题之不肯放松，一种呆气耳（在《卅前文录》中有《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一文，亦系此时所作。当时关切时局战祸的心情与对政治问题的见地，文中颇可见）。
先父六十岁生辰将届之前数日，家人原拟邀约亲友，举行祝贺。因屋宇须加修葺，乃请于先父，先父认可，即去北京城北隅一亲戚家小住。该处有湖名净业湖，其后即投水自尽。先父离家时系在早晨，在他心意中早怀下自尽之念，唯家人不之知耳。临行前偶从报上一段国际新闻引起闲谈，尚忆及他最后问我：“世界会好吗？”我答复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他点头说：“能好就好啊。”从此再没见到先父。父子最末一次说话，还说的是社会问题。自从先父见背之日起，因他给我的印象太深，事实上不容许我放松社会问题，非替社会问题拼命到底不可。（二十三年一月四日讲）
日昨已叙述到我从前对于社会问题之关切情形，但尚未说明我如何从对于社会问题之关切而转变到“乡村建设”的主张。今日将为诸君讲述此中种种，亦即是我对于社会问题之所以有此项答案之缘由也。
此中种种，即从头至尾，转变之历程，似可分为若干段落说明。其最初一段即是上文业已说过者：我从前是非常之信佩西洋近代政治制度，认为西洋政治制度是非常合理的，其作用是非常巧妙的。我彼时总是梦想着如何而可以使西洋政治制度到中国来实现，从十五岁起一直到二十余岁都是如此，所谓“策数世间治理，则矜尚远西”者是也。在此际亦正是与先父的思想背道而驰的时候。诸君如果需要明白我彼时对于西洋政治制度之了解与思想，可参看《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书中第四篇《我们政治上第一个不通的路——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一文。此文前半篇皆是阐明西洋近代政治制度之优良、巧妙也。
日昨又曾为诸君讲及我在清末时原为一立宪论者，其后又转变而为革命者。当我所以赞成立宪论时，实鉴于美国、法国的制度不若英国的制度。当时我对于中国问题之见解，以为最关紧要的是政治改造问题，而不是对满洲人报仇问题。如果认作是报仇问题，则推翻满人，赶回满人到关外去固甚当也。因为认作是改造问题，而西洋政治制度安排最妥善者莫如英国，则趋向于英国，乃自然之理。迨至清廷对于立宪无诚意时，大势所迫，不得不转而革命，但我之视辛亥革命仍是认作一种政治改造运动。民国成立之后，我以为政治改造之要求已属达到，或可说已有希望，而事实上乃大不如此。反至一年远似一年，一年不如一年，开始时还似有希望，而日后则越来越绝望。当此时也，一般人类多责难彼时三数强有力者之破坏政治制度，如袁世凯之破坏约法，以及其他军阀之攘夺竞争；而在我则始终认为这决不是某几个人所能破坏的，我们仅责难少数人，实已蹈于错误之境地。即如今日之国民党，党内种种不健全和失败，亦决不是某一个人的过失，或是某某等几个人的过失。我常喜欢对人如此说：我们看任何事，不要只看中心点，须看四周围、看背景、看环境；不能只看近处，还须得看远处；不能只看浅处，还须得看深处；不能只看一时，还须得看过去所以如此的成因与由来。所以在当时一般人都责难袁世凯和其他军阀有力者，而我则不然。我由此而转变到第二段思想中去。
我深悟到制度与习惯间关系之重大，我深悟到制度是依靠于习惯。西洋政治制度虽好，而在中国则因为有许多条件不够，无法建立起来。许多不够的条件中最有力量者即习惯问题。或关系其他条件而可以包括许多其他条件者即为缺乏习惯这一极重要条件。因为中国社会、中国人（一切的人）缺乏此种习惯，则此种制度便建立不起来。
我常如此说：我之看一个人，就是一团习惯；一个社会（不论是中国社会、意大利的社会，乃至于其他的社会）什么都没有，亦不过是一团习惯而已。中国社会之所以成为中国的社会，即是因为中国人有中国人的习惯。吾人须知道人类与其他动物不同，人类受后天影响极多、极大，而其他动物则不然，以先天所形成者为多。人类之生长，即习惯之生长，此在稍稍了解教育学、心理学者，类皆能知之也。吾人一举一动、一颦一笑，皆有其习惯。所谓“习惯”，换言之，即是“路子”。譬如我写字时，有我的习惯，有我的路子，一提笔即是如此。推而至于说话，亦复如此：两唇一张，即“那么来”。中国人一向就是“那么来”，有他那种习惯，有那样路子，而他的路子与西洋人本不相同。夫然西洋政治制度不能在中国建立起来，何足怪异？
民国元年公布之临时约法（即或是其他的新法令、新制度，如国会议员选举法等），在彼时虽然订成，虽然实行，但是这一件东西，只不过投入吾们大社会中一个很小之因子而已，只不过投入很有历史、很有旧习惯之社会中一个新的因子而已。这小因子（如上文所说国会选举法）投入社会之后，虽然因着刺激也可以发生反应的事实（即是大家选举国会议员），但是吾人应该明了，任何事实之构成，因子至多，决不是单纯而简单的，新投入之小因子，不过很多因子中之一极少、极小部分，其比例必不及九与一，即新因子不迨旧因子之什一也。以故所得之结果有十分之九不是新的。此种结果，当然不是吾人当初所预期之结果也。征实言之，在公布临时约法时，其希望超过事实上所可能做到者。约法之破坏，在一般人视为出乎意料之外，而在我则视为并非意外之事，应该认那最初草订临时约法者自己错误了。因为他们看着社会如白纸一般，看社会中人与软面条无异，可以任凭染色，任凭改变；欲红则红，欲绿则绿；欲长则长，欲短则短。而不知事实上所诏示于吾人者，乃大谬不然。我们虽然给予刺激，虽然看到反应，但不过动一动而已。其结果决非若吾人当初所预期者也。总之，小的因子，决不能有把握要社会到怎么一种地步去。
所谓因子多，即是条件多；所谓旧势力大，即是旧习惯深。民国初年之后，国事日非，当时我并不责难某一个人或是少数人，我唯有深深叹息，叹息着中国人习惯与西洋政治制度之不适合。此时我已不再去热心某一种政治制度表面之建立，而完全注意习惯之养成。唯其如是，又从而引入了以下之转变。
当我注意到养成新政治习惯时，即经想到“乡村自治”问题。此中过程颇明显，因为我心目中所谓新政治习惯，即团体生活之习惯。国家为一大团体，国家的生活即团体的生活。要培养团体生活，须从小范围着手，即从乡村小范围地方团体的自治入手，亦即是由近处、小处、短距离处做起。我心目中所谓新政治习惯可分两方面言之：其一即团体中之分子，对于本团体或公共事务之注意力须徐徐培养起来；又其一即为培养其活动力。因为既经有了注意，即有“要如何”之方向，发生是非利害、赞成反对等意思并奔走活动。希望活动力大，非团体中人对于此种活动发生兴趣不可；活动力不大，则团体无生气、无进步。我们要培养新的政治制度习惯，即是要培养分子的注意力、活动力，或即是团体力。因为我有这些觉悟，所以特别注意乡村自治，今日从事于乡村建设运动实萌芽于彼时。简要言之，即是从政治问题看到习惯问题，从习惯问题看到团体力之培养，从团体力之培养问题看到由小范围做起，于是有乡村自治之主张也。
关于上文所述种种，即是我的思想在此一阶段中转变的历程。忆民国十七年在广州政治分会曾有《开办乡治讲习所建议书》之提出，此稿现在尚可看到。其中即从养成新政治习惯立论也。又有《乡治十讲》之笔记稿一束，即在广东地方警卫队编练委员会为各职员所讲述者。唯未暇校正，时下亦未印行耳。
我彼时注意政治习惯问题很自然的转变到乡村自治（即今日之乡村建设）的主张，实在说来，尚不能算是深刻。因为彼时我虽然觉悟到中国如果要实现西洋式的政治制度，非先从培养此种制度之基础即养成新习惯入手不为功。而未悟此种制度原不能实现于中国。日后我乃觉悟到决无法使中国人养成西洋式的政治基础（即是新习惯），决不能培养成此种新习惯，因为其中有梗阻处，有养不成处。而其梗阻则由中国数千年文化所陶铸成的民族精神不同于西洋人而来。我所谓民族精神系包含以下两层：其一是渐渐凝固的传统的习惯；其二是从中国文化而开出来的一种较高之精神，这两层皆为养成西洋式政治制度或政治习惯的梗阻。关于第一层之所以成为梗阻者，还容易看到，因为中国人，类多消极怕事，不敢出头，忍辱吃苦，退缩安分。此项阻梗或可矫正，不过比较费事耳。但在第二层则成为真的梗阻，真的不可能，而又为一般人所不易看出者，因为西洋的政治制度或是习惯，较之于中国民族文化开出来的一种较高之精神为粗浅、为低下，在已经开发出较高的精神，实无法使之再降低，使之再回转过来。关于第一层乃是吾们中国人的短处，但在第二层则为中国人之优越处。而此优越所在，即是西洋近代政治制度不能在中国建立起来的根本窒碍，无可设法解决的困难。中国人将不能不别求其政治的途径。至若什么是中国文化较高之精神，中国文化较高之精神为什么回不过来，我在《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书最前四篇论文中已分析言之矣。其中尤以第三篇《我们政治上的第一个不通的路——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一文之后半节说得透彻。诸君可参看原文，兹不申论。
我们回想最近二三十年来的经过，是不是政治改造运动失败史？较远之辛亥革命运动，以及十五年国民党北伐后厉行之党治，乃至于其间各次的政治改革，哪一次不是失败？有哪一次未曾失败得到家？我们回想其间的原因，固然由大多数人不习惯、不明白为障碍，更有一种积极的力量，即是那些从事于政治改造运动者，他们不自觉地反对他、否认他、取消他自己的政治改造运动，此乃真正失败原因之所在也。从他们意识方面而言之，可以说他们是向西走，或向南走，走向西洋政治制度的路子上去；而一究其实则是向东走，或向北走，不向西洋政治制度的路子上走去，不自觉的背道而驰，或者说是一足向东，一足向西。而所以使他们如此者，实由于他们本身有不好的习惯，而同时又有较高之精神，要他们否认他们自己所要的路子，要他们自己拒绝自己的要求，这却是一般人所未能见到之处。
吾人今日所处之地位为最苦闷，即是因为政治上旧的、新的道路都没有了。旧的道路再不能走回去，因为我们在意识上明白地积极地否认了它。在此情势之下，实无异乎吾人的当前筑起一面高墙，阻着道路，想回去亦无方法通过也。从别一方面言之，新的道路又未能建立起来，不特未能建立起来，而且又在无意中、不知不觉中挡住了自己的前进，否认了自己所认为的新的道路。以故新轨之不得安立，实与旧辙之不能返归，同其困难，此亦为世人所不之知者。
这种觉悟（即是上文所述各节），比较稍迟，民国十年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时犹未之知也。彼时一方面固然觉悟到中国文化开发出来的一种较高之精神，但在同时仍信服西洋政治制度为必由的途径；如果中国能建立西洋政治制度，则经济、工业等等皆可有办法。洎乎民国十一年至民国十六年间，才切切实实认识了、决定了西洋政治制度与中国不能相连。中国虽然可以有政治制度，但决不是近代西洋的政治制度。经过此番觉悟之后，即坚决而肯定了我的主张，从乡村起培养新政治习惯（与先前所主张者，表面上虽相同，而实在则有别也：其大别不在答案之形式，而在有此答案之由来），培养中国式的新政治习惯，而不是西洋式的。培养之方，唯有从乡村起为最适宜。舍此以外，别无方法。并且我相信中国今日之地方自治，都市的成功一定是在乡村自治成功之后。从表面上看来，似乎都市中的自治容易办，因为都市方面物质较富，人民有知识，可以开会，会选举，仿佛具备着相当的条件。而其实都市自治，要想办成，虽圣人亦不能也。当初的我，是从小范围的观点上注意到乡村，这时的我却是从新习惯之必为中国的而更加注意到乡村。（一月五日讲）
明日当开始讲述乡村建设理论，今日将结束我的自述。日昨曾讲起我觉悟到中国人不能用西洋制度，于是吾人遂觉悟到一切现成政治制度于我们皆用不上。换句话，要吃现成饭是不行的，必须自己创造。我希望大家明了此一项确定的重要，因为我们既经明白了中国之旧有制度，以及欧洲近代之政治制度，乃至于俄国式的政治制度，皆无法拿来应用，则我们非从头上来不可。前者所云，必须培养新习惯，从小范围、从乡村做起，这虽也是从头上来之觉悟，但此种觉悟、尚未到家。待至此时恍然知无可假借，非从根芽处新生新长不行，这才是到家的觉悟。我有这样的意思，在心头盘旋往还，在上文内业已讲及开始于民国十一年，但心头上老是不能决定，老是迟疑，因为还希望眼前能有一个对付的办法，可以使国家略好。盖此心颇不忍国家命运之日濒于危境。直到民国十六年之际，我方始明确断定，在政治上，当前实在没有办法。虽然在民国十五年国民党北伐时，胸怀中曾也满储着希望，以为这或许是一个转机，或许是一个办法，而且在彼时既有种种传说，又有种种事实，不由得不使我怀着这种观望。迨至民国十五年底十六年初，我先前从朋友中分出的人由南方回北平之后，为我报告此行所得印象与感想等等，其时虽在国民党气势极盛之际，我即已明白了这条路子还是走不通，还是非失败不可。因为中国人都不会走西洋路，一切现成的制度，都无法拿来应用。
民国十六年五月间，我因南方诸友好之殷殷邀约，乃偕友人南行抵广州，晤会李任潮（济琛，按即济深）先生（时李先生以总参谋长代总司令留守后方）。此中经过情形，我于《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书《主编本刊之自白》一文中第三节曾有所叙述，现在不妨把原文引征于下：
自民国九年底，任潮先生离北京回粤，我们已六七年不见。我一见面，就问他，从他看现在中国顶要紧的事是什么？任潮先生原是“厚重少文”的一位朋友，向不多说话。他很迟重地回答我：“那最要紧是统一，建立得一有力政府。”他又慢慢地申说，从前广东是如何碎裂复杂，南路邓本殷，东江陈炯明，又是滇军杨希闵，又是桂军刘震寰，以及湘军、豫军等等；人民痛苦，一切事无办法。待将他们分别打平消灭，广东统一起来，而后军令、军制这才亦统一了，财政、民政亦逐渐都收回到省里了；内部得整理有个样子，乃有力出师北伐。所以就这段经历而论，统一是最要紧的。现在的广东，实际上还有不十分统一之处，假使广东的统一更进步些，那我更可作些事。一省如是，全国亦复如是。我问他，怎样才得统一呢？他说：“我是军人，在我们军人而言，其责就要军人都拥护政府。”他更补说一句：“这所谓政府自是党的政府，非个人的。”我冷然地说道：“国家是不能统一的；党是没有前途的；凡你的希望都是做不到的！”他当下默然许久不作声；神情间，似是不想请问所以然的样子——我们的正经谈话就此终止。
当时李先生的说话真是根据事实而来的。他既不再说话，我亦不愿多说。因为其时他负有坐镇后方之责，我何敢扰乱他的心思。我乃离开广州城回到乡间（即新造细墟）去住。其后任潮先生似乎有点回味我那初见他时所说的怪话，我才和他在一起共事，替他帮忙（担任政治会议广州分会建设委员会代理主席——代李先生）。关于民国十六年以后，十七、十八两年政治大局种种，将来或另行为诸君讲述。总之，在此时我觉悟到一切现成的政治制度都无法拿来应用于中国。中国在最近的未来，实际上将不能不是些分裂的小局面，每个小局面都还是大权集中在个人之手，将无法统一；即使统一，亦不过表面形式而已。换言之，将成为一个军阀割据的局面，所以不能避免此种局面的症结之所在，仍是由于中国无现成之政治制度可由轨循也。任何政治制度决不能在此短时期内建立起来。
在此际，我的用思，有一开展。我很迅速地从政治制度问题而旁及于经济问题，从政治上之无路可走而看出于经济上之无路可走。原来，经济进步、产业开发不外两途：其一即是欧洲人走的而为日本人所模仿的路子，即是近代国家制度能确立、社会有秩序、法律有效力，各个人可以本营利之目的以自由竞争成功资本主义的经济；其二即是俄国的制度，由政府去统制经济，若工业之收归国有、农业亦徐徐因国家经营农场之故而改变其私有的局面等等。这两条路，不论是自由竞争，或是统制经济，都须有其政治条件或其政治环境，如前者之须有安宁的社会秩序，后者之须有强有力的政府。而此两大前提，在中国则全不具备。夫然又何能走向欧洲或俄国的路子上去？但在另一方面看，舍此而外，又别无第三条路子可走，委实令人苦闷、彷徨、没办法。（在民国十八年时，我准备写《中国民族之前途》一书时，曾列有我们政治上的第一个不通的路、第二个不通的路，我们经济上的第一个不通的路，第二个不通的路四章）
我又很迅速地开悟出中国经济的路子须与先前所觉悟到的政治制度或习惯，同时从乡村培养萌芽起，二者可算是一物之两面，政治习惯之养成有赖于经济问题之解决，经济问题之解决又有赖于政治习惯之养成。所谓政治习惯，在上文内曾一再申说即是团体生活的习惯；而团体生活之培养，不从生计问题上培养不亲切蹈实；同时生计问题要有一解决，又非借结合团体的办法不行也。因此之故，我又看透了中国社会本来所具备的那全套组织构造，在近数十年内一定全崩溃，一切一切只有完全从头上起，另行改造。我先前则以为政治制度是如此，现在却明白整个的社会、社会的一切，皆是如此，总须从头上起，另行改造。从哪里改造起？何从理头绪？何处培苗芽？还是在乡村。
我的思想上开展之处，尚不止此。当我看出中国社会组织构造已属崩溃时，便在比较中西社会组织构造之不同中，一方面寻求西洋社会的组织构造，如何从历史之背景演变而来，我们何以不能成那样的社会。依之，过去是那样，现在当然另是一个样子，将来又是一个样子。于是我先前所用之心思，所有的思想，遂随即落实而不是流入于空洞之处，我的主张便更坚决不疑。在这些地方，得益于马克思和共产党各方面之启发不少。我的主张虽不相同于马克思和共产党，正因为不相同而思想上获得许多帮助也。先前喜欢比较地研究东西文化，现在更上下沟通成为一体。如上文所提及之中西社会组织构造以及历史背景等等，其间何以不相同，《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实开发出一副窍门也。我的许多实际而具体的主张，无一不本诸我的理论，而我的理论又根由于我对于社会之观察，以及对于历史之推论分析等等。在观察社会与推论分析历史时又无在不有关于东西文化之分析研究也。征实言之，我使用心思时，有如左图所表示者——
圆圈所表示者为思想范围之横的扩展，箭头所表示者为过去未来之纵的通达。因为我是看的通体，是看的整个，不是看的片面，不是看的局部，便不由得向上追寻，向下推究。越向上追寻，越会看清楚下面；越看清楚了下面，越会知道上面。在这样看透了通体整个之后，我一方面很快慰地认清过去对于东西文化所研究，一方面更成熟了我今日乡治的主张。此项主张之成立，过去对于东西文化之研究，启发实在很多。
我提出“乡治”的主张是民国十七年的事；而主张之前后贯通，完全成熟，则近三年间事也。此中详细经过，日后必须为诸君讲及。在此际唯有一点须先为诸君提撕者，诸君须认清我之用思过程，乃是从眼前实际问题起（如先前因为对于中国政治问题之烦闷，以迄于日后归究到培养政治习惯等等，无一作眼前实际问题也），绝非从高处理想起。因为是从眼前实际问题起，最初乃有一种很浅之觉悟或主张（如先前所主张之培养政治习惯须从乡村起），有此主张之后，乃实际去做或继续不断地研究、探索，于是辗转而入于深微之处，辗转而入于比较抽象之处，或者说是入于哲学方面去了。可是，关于这一点，我所见到者与罗素则不相同，应该在此附带作一声明与叙述。
英儒罗素对于中国文化与精神，颇致佩服与爱赏，他由中国回归英土之后，时常讲到中国的文化。我数曾引征之。他说：
中国今日所起之问题，可有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之区别。三者互有连带关系，不能为单独之讨论。唯余个人，为中国计、为世界计，以文化上之问题为最重要。苟此能解决，则凡所以达此目的之政治或经济制度，无论何种，余皆愿承认而不悔。（见罗素《中国之问题》一页）
他又说：
余于本书，屡次说明中国人有较吾人高尚之处，苟在此处，以保存国家独立之故，而降级至吾人之程度，则为彼计、为吾人计，皆非得策。（见前书二四一页）
罗素认为中国文化，决不可有损伤，这是他的成见；而在我心目中本来却一无所有，空空洞洞，但是从眼前实际问题起向前去追求，凡可以解决实际问题者，我皆承受，其损及中国精神与否我是不管的。但追求的结果，乃识得“中国文化”、“民族精神”这两个东西——虽说像是抽象的、不可捉摸的，但从别一方面言之，却又是实在的，可以看出的。它好似一面墙壁，如果不依顺它，则不能通过这墙壁，而达到此面墙壁时非转弯不可，非至一定路程时亦不能转弯也。所以我又说它不是空洞的东西，可以拿出来也。
曾有人因为我好标举“民族精神”这名词，乃以什么是“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在哪里？两问题相垂询。推测问者的用意，或是以为我讲空话。其实我在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尚未曾用到“民族精神”这名词——此不难于原书中得其证明也。其后发现了这个东西，遂名之曰“民族精神”。在上文中我曾屡屡说及，我个人是呆笨认真的一个人，你便让我空空洞洞不着实，我都不会。我非把捉得实际问题争点，我便不会用思、不会注意，我是步步踏实在的。我非守旧之人，我因呆笨认真之故，常常陷于苦想之中，而思想上亦就幸免传统的影响、因袭的势力。“民族精神”这回事，在我脑筋里本来没有的；“东方文化”这大而无当的名词，我本是厌听的。我皆以发见实际问题争点，碰到钉子以后，苦思而得之；原初都是不接收的。这点以后当慢慢向诸君道来。（按：本节说话系梁先生答张廷健先生书中一节，见《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初版第三二三页）
实在，在罗素先生他本人尽可放心。我们如果要在政治问题上找出路的话，那决不能离开自己的固有文化，即使去找经济的出路，其条件亦必须适合其文化，否则必无法找寻得出，因为这是找的我们自家的路，不是旁人的路。所以我们在先前尽可不必顾虑到中国文化、中国民族精神，在问题追求有了解决、有了办法时，一定不会离开他。许多人的用思，起于理想要求，这是一个绝大的错误；我之用心，乃是从眼前实际问题起。罗素悬一个不损及中国文化的标准倒使人无法解决实际问题了。
我所主张之乡村建设，乃是想解决中国的整个问题，非是仅止于乡村问题而已。建设什么？乃是中国社会之新的组织构造（政治、经济与其他一切均包括在内），因为中国社会的组织构造已完全崩溃解体，舍重新建立外，实无其他办法。至若应用这个名词亦有几度修改。十七年我在广州时用“乡治”。彼时在北方若王鸿一先生等则用“村治”，如出版《村治月刊》，在河南设立村治学院等等皆是也。民国十九年河南村治学院停办时，今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向方（复榘）先生邀约在豫办理村治学院诸同人来鲁创办类似于村治学院性质之学术机关。我等来鲁之后，佥以“村治”与“乡治”两名词不甚通俗，于是改为“乡村建设”。这一个名词，含义清楚，又有积极的意味，民国二十年春季即开始应用。但我之主张，则仍继续已往之村治主张，并未有所改变也。还有我们所主张之乡村建设可以包括一般人口中所常说的“乡村建设”，但一般人口中所常说的“乡村建设”则不能包括我们所主张者：因为他们的主张，还多是局部的，非若我们之整个也。最近六七年来，我皆是在研究并实际从事于此种乡村建设运动中。
在上文内，我曾提及，我现在反省我的过去，我发觉到自己有“四不料”。第一个、第二个不料都已说过。第三个不料也已经说得分分明明，即是不料我自己生长于北京而且好几代皆生活于北京，完全为一都市中人，未尝过乡村生活，而日后乃从事于乡村工作、倡导乡村建设运动。以一个非乡村人而来干乡村工作，真是当初所不自料的事！现在再继续下去讲第四个不料。
第四个不料即是当初我不自料乡村建设运动与民众教育或说是社会教育为一回事。记取十九年率领河南村治学院学生赴北平参观时，现任师范大学校长李云亭（蒸）先生招待同人等于公园内，席间他演讲曾提到，在他心目中看，村治学院亦是民众教育的工作（李先生为一热心倡导民众教育者，曾先后任江苏省立民众教育院劳农学院——即今日教育学院之前身——教授、实验部主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彼时我心实未敢苟同此意，以为我们所办理的，明明白白的为乡村自治自卫，我们何尝从教育出发？何尝在办教育？但过了数年到此时我已经回味到李先生说的不错，乡村建设也就是民众教育。民众教育不归到乡村建设就要落空；乡村建设不取道于民众教育将无办法可行。在事实上无处不表现出这个样儿。我们不妨提出几种略加说明：
去年夏季七月半前后，在邹平举行之乡村建设讨论会（其后改为乡村工作讨论会），前来参加者，以教育机关为多，如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无锡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等。明明为一乡村工作讨论会，而乃以教育机关前来参加者为最多。又如去年八月间中国社会教育社举行第二届年会于济南，本院亦前往参加，年会讨论之中心问题且为“由乡村建设以复兴中华民族”。明明是一个教育团体的年会，而讨论之中心问题亦复是“乡村建设”。本院定名为“乡村建设研究院”，并未标榜其目的在谋中国教育之改造，而中外人士之视本院，则多认为本院乃是从事于教育改造工作的机关，如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霍金、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格等来华考察教育之结果，莫不视本院是一个谋教育改造的机关。广州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主任庄泽宣先生（现已不担任此项职务）于去年赴欧参加世界新教育会议，讲及中国之新教育运动时，特于本院在邹平之工作介绍颇多。各省人士来本院参观之后，多北上又去定县参观。本院与定县双方自身并未自己说我们是相同的工作，而外人之视本院与定县则为同样工作。这些都是事实。
又如二十一年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召集之全国第二届内政会议，被邀参加者有本院，有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有无锡教育学院。本来，内政会议讨论地方自治问题而请本院出席，原无足异；但又邀请定县与无锡参加者，可知在内政部方面看，不论邹平、定县、无锡，皆是做的地方自治的工作。又事前曾简派各省地方自治筹备员，山东为我，河北为晏阳初先生，江苏为高阳先生亦可见。再次，二十二年一月间教育部召集之民众教育会议，定县、无锡被邀出席，固极应当；但亦请本院参加，可知教育部的看我们，都是从事于民众教育工作者。当真的我们乡村建设之推行机关所谓乡农学校或乡学村学者，亦就是民众教育机关。因此之故，不待为理论之申明，乡村建设与民众教育已不可分，事实上已合而为一矣。
我们再推究其间的原因，即是这两个方面的所以合流，不难知道这是由于中国社会问题的管束，使之不得不然也。因为大家身躯上都有中国社会问题的负担与压迫，在探求方向时，在寻求自家工作或自家事业如何办法才对之时，不期然而殊途同归。办教育者除非不想办真正的教育，如果想如此，非归到乡村建设不可；从事于乡村建设工作者，除非不欲其工作之切实，欲其工作之切实，亦非走教育的路子不为功。乡村工作者在探求方法时只有归之于教育，教育者在寻找方向或目标时也只有归之于乡村建设，这都是中国社会问题逼迫他们如此走。
回想到去年夏季在邹平举行之乡村工作讨论会，我敬聆各方面的报告，得有一个很好的启发，即是今日社会中有心人士来从四面八方各不同的方向，无一不趋归于一处，即是趋归于乡村建设。这也是他们在当初所不自料的。譬如我们听华洋义赈会、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华北工业改进社、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办之清河试验区，以及来自河南村治学院同学会，镇平、汲县、遂平各处友好的报告（如由上列每个团体工作进行之经过与转变考究之，亦可得知以下之结语），不论他们办事业的最初动机，在救人、在提倡识字、在训练工商业应用人材、在研究学术、在乡村自救（或自卫），而演变结果，皆归到乡村建设来，均认定于此处着手，方始根本有办法。此点实给予我们一最大最关切要的启发。我们与其说乡村建设运动是人为的，真不若说是自然而然的；我们与其说乡村建设运动倡导于我，不如说这是历史的决定。我亦是被历史决定的，所以我亦料不到我自己啊。
关于中国教育的改造，指示其应以社会教育为主，以尽推进文化、改造社会之功用，而适应此时期之社会问题，我曾有《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一文，诸君可以参看，兹不备论。（廿三年一月六日）
编者按：本文原载于梁漱溟著《乡村建设论文集》第一集（邹平：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193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