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被合称为《四书》，是中国古代最普及的经典，宋代朱熹所注《四书》，被朝廷列为官书。元代恢复科举考试时，把出题范围限制在朱熹《四书集注》之内，明清八股取士，更是如此。很长一段时间内，《四书》都是知识分子的必读书，只要你认识字，又想在那个时代立足，就得熟读《四书》。当然，现在已经不是那个时代了，但是这些经典依然历久弥新，值得我们再去琢磨。
现在回过头去看，《四书》跟人的功名利禄密切结合，学得好，最容易让人受益。不过，其最大也是最明显的益处还是体现在日常生活中，表现为任何人都对它们不会感到陌生，因为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有没有阅读，这些经典中的某些观念也会通过各种渠道潜移默化到中国人的衣食住行中，流淌在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的血液中，影响着人们的为人处世、判断思考。
另外，从政治的角度来讲，它又与政治势力，与文化教育、典章制度等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也存在弊端，最明显的是会让这些学问变得比较功利。比如，某些经典的理论一旦跟某个专制王朝的政治目的结合，就会变味。历史上很多帝王都曾利用《四书》或者孔老夫子的儒家思想来做其政权“保镖”，最典型的就是汉武帝时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这种时候，《论语》中某些成为政权喉舌的话语，也就是我们称之为“微言大义”的真相，就被扭曲变形了。
自古以来，狭义上的经书是《五经》，即《诗》、《书》、《礼》、《易》、《春秋》。至于那部《乐经》，一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公案，是曾经有过，还是压根儿就没有，抑或后来失传了，没人知道，所以“六经”之说只是个虚名。也有人说《乐经》本来就不是文字，只是《诗经》的配乐，虽然经过了很多人的回溯考证，但至今仍是个悬而未解的谜。《四书》本来不能算作经，至南宋才有所谓的“十三经”的说法，它们分别是《易经》、《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把《论》、《孟》、《学》、《庸》这四本书都收进去了。
《四书》是《论》、《孟》、《学》、《庸》的合编，以整体的名称出现，跟宋代朱熹有关。朱熹为了帮助人们学习儒家经典，从儒家经典中精心挑选出四本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并刻印发行。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四书影响深远，我在开头就已经说过。其中的《大学》、《中庸》本来不是经，它们和《礼经》有关，《礼经》是《礼记》、《仪礼》、《周礼》的合称，《礼记》实际上是《礼经》的一部传。《礼记》共有一百三十篇，传世的所谓《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大戴”指西汉今文学家戴德，“小戴”是戴德的侄子戴圣。大小戴《礼记》主要内容还是在解释礼，当然，里面也有很多精彩的篇章，大家熟悉的“大同”思想就是《礼记·礼运篇》里的一节。《中庸》、《大学》本来都是《礼记》中的一篇，因为这两篇的哲学意蕴深厚，而且体系完备——从形而上谈到形而下，从修身、齐家谈到治国、平天下，既严密又实用，所以到南宋时，朱熹就凭借自己的学术地位，把《中庸》、《大学》从《礼记》中抽了出来，跟《论语》、《孟子》并列成了《四书》。朱熹认为这四部书最能代表整个儒家思想，才把它们编在一起。
《四书》中的《论语》从先秦就开始流传了，内容就是孔子和弟子所发表的言论。《四书》的主体还是《论语》，还是孔子思想。因为孟子曾明确表态，在那么多的圣贤里，他最心仪、最尊崇的就是孔子。一方面他们都是山东人，离得很近；另一方面两人的志趣也很投合。但是《论语》和《孟子》，若以先秦的经、史、子、集来论，只能算“子书”，和《老子》、《墨子》、《韩非子》一样，本属一家之言。但到南宋时把它们当成“经”来看待，它们的意义就扩张了，影响力自然就大了。换句话说，《论》、《孟》都是从儒家的祖师爷——孔子的思想中延伸出来的。这其中更重要的原因是，孔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特别像一道堤坝，他之前对经的所有解释都由他在晚年做了一次总整理，那是一项规模浩大、独具匠心的编辑工程，叫删、订、赞、修，即删《诗》、《书》，订《礼》、《乐》，赞《易》，修《春秋》。所以，《四书》跟孔子的关系非常密切。学《易经》的人都知道，《易传》中，尤其是《系辞传》和《文言传》里，有很多“子曰”。然后，孟子说其私淑孔子，整部《孟子》，当然也是在发扬光大孔子的思想。《大学》、《中庸》就更是如此，里面也有很多“子曰”。
按照过去的讲法，无论是孔子的徒子徒孙编写的，还是记述的，都是孔子思想的组成部分。像《中庸》是孔子的嫡孙子思编的。孔老夫子的儿子不怎么出色，可他的孙子很优秀。夹在祖孙之间的儿子伯鱼就显得有点尴尬了，一方面是子以父贵，另一方面是父以子贵，大家如果到山东曲阜的孔林去，就会看见他们祖孙三代的墓是在一起的，孔老夫子的墓在最后，表示其最受尊崇，前面是儿子伯鱼的墓，还有孙子子思的墓，那叫携子抱孙。子思确实很优秀，《中庸》这部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著作，就是他编撰的。
另外，《大学》据说是孔门七十二贤中的曾参编的。换句话说，《中庸》和《大学》的编撰者一个是孔子的徒弟，一个是孔子的孙子，都是以孔子的思想作渊源来阐发的，所以，《四书》说到底都是在阐扬孔学。孔子跟《五经》的关系也很密切，他不只是费心整理，而且是带有创造性、批判性地整理。《四书》、《五经》合起来就有九部了，实际上不止九部，因为《春秋》又分三传（左氏、公羊、榖梁），又有所谓的“三礼”（《礼记》、《仪礼》、《周礼》），再把《孝经》（《孝经》传说是孔子自作、曾参整理，但南宋时已有人怀疑是出于后人附会。清代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指出，该书是孔子“七十子之徒之遗言”，成书于秦汉之际）、《尔雅》（《尔雅》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专著，也是第一部按照词义系统和事物分类来编纂的词典，是疏通包括五经在内的上古文献中词语古文的重要工具书）拉进去，所以就有了“十三经”之说。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些经典以儒家思想为主，中国最有代表性的主流文化就是儒家思想文化。
大家读《论语》的时候，一定不要存什么功利心，要有点耐性，学会慢慢品味，轻松阅读，不要人云亦云，或者看一些哗众取宠的现代人对《论语》的心得，那样会把原典的品位搞掉，而且会养成不良的阅读习气。大家记住，凡是经典，至少有七八成以上是在很长时期内形成的，是比较稳定且站得住脚的。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的是，整部《论语》全是因机问答、自然流露。我们看到的这部《论语》，是在孔子去世后由其弟子们编辑整理的，当时他的那些徒子徒孙可能也开了好多次编辑讨论会。参与编辑的每个人大概都亲自听过或者听人转述过孔子的课。就像佛门的阿难尊者一样，“如是我闻”，大家在讨论会上互相沟通，印证自己听到的东西，然后将这些内容汇总，再排一个序，最后记下来。如此，《论语》就诞生了，两千多年传下来，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论语》二十篇的格局。
有人把前十篇叫上论，后十篇叫下论。上论从第一篇《学而》到第十篇《乡党》。《乡党篇》是孔子的生活记录，其中有些内容我们现代人读起来会有点吃力，因为现在的社会环境和当时完全不同，当时的衣食住行和娱乐的情形与现在很不一样。下论从《先进篇》开始，至《尧曰篇》结束。除了《乡党篇》比较特殊之外，第二十篇《尧曰篇》也比较特殊，应该算是孔子的遗嘱吧。
《论语》从教我们要终身学习——“学而时习之”开始，慢慢展开，讲道统，讲尧舜，最后提出一个殷殷的期盼，希望大家能将道统发扬光大、传承下去。《尧曰篇》是《论语》的最后一篇，很像佛经中的“付嘱品”——最后的嘱咐。从倡导“学而时习之”开始，到提出一个期望或交待结束，很显然，《论语》的编撰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统一的编辑思想和整体架构的。
另外，过去有个说法是《论语》分成二十篇，到底把什么内容放什么位置，多多少少该有一个编辑逻辑。可是长期以来，读《论语》的人发现，其中的逻辑似乎并不是很清楚。当然，一章之中，有一些关联性非常强的内容会放在一起，但有一些不相干的内容也放在其中。所以，说起《论语》编辑成书的过程，大家就会觉得比较随机、散漫，这就更不容易让人们把握《论语》的思想体系了。还有，既然是定了篇，就要有篇章的名字，依次是《学而篇第一》、《为政篇第二》，接下来是《八佾篇第三》、《里仁篇第四》、《公冶长篇第五》、《雍也篇第六》……最后我们会发现，它的篇名其实是后取的，常常跟每一篇的第一章的前两个字或者前三个字有关，也就是说篇名取得比较随机，并不意味着这一篇里一定有一个系统的主题。这样讲大致是对的，但是也不完全准确，因为若仔细研读，你会发现《论语》的二十篇并不是完全随机的。
尤其是前几篇，它的编辑思路很明确。第一篇就教导我们要学习，所以叫《学而篇》。第二篇是教你所有学的东西要有所用，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所以第二篇就叫《为政篇》。换句话说，《学而篇》有点像古代讲的“内圣”功夫，讲人的内心修为，要好好学习，打好做人的基础。第二篇就是“外王”事业，由“内圣”而“外王”，要人学会做事，以前是从政，现在则包括从政、经商等各种事务。由内而外，内圣外王，这是必然的趋势。如果你所学的东西没有一个平台、道场去印证、历练，那就没办法活学活用。所以，《论语》先谈内在的充实，接着讲事业上的发挥，故曰“学而第一”、“为政第二”。《学而篇》因为开篇有“学而时习之”，所以就叫《学而篇》；而第二篇开篇就是“为政以德”，所以叫《为政篇》。“为政以德”其实就是告诉你，“为政”是要靠“德”的，也就是说，如果要想外王，必须先要有内圣的修为，你的事业要做好、做大、做成功，内在的学养储备很重要。
另外，《为政篇》除了谈政治以外，很多地方依然在谈学习；《学而篇》中也有很多内容是谈政治的，教你怎么做事。所以，虽然篇名为“学而第一”、“为政第二”，但实际上《论语》的各篇内容是交织在一起的。就像《大学》一样，先“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然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推衍出去，一个很圆满的人生就成型了，样样不落空。《学而篇》有十六章，《为政篇》有二十四章，是交叉谈的，《为政篇》中也谈学习，《学而篇》中也谈为政。这样它的思维逻辑我们就比较清楚了，前两篇主要是在教我们怎么学、怎么做。
《论语》的第三篇叫《八佾篇》。“八佾”为古代的一种乐舞，因舞时八行八列而得名。根据礼法规定，八佾之舞只有周天子才有资格享用。后世祭孔的乐舞中就有八佾舞，这是一种礼。“礼”在当时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制度，是人与人之间互动的规范，《八佾篇》里绝大多数在谈礼，这就开始涉及制度了。《学而篇》、《为政篇》还没有对实际的制度层面进行探讨。如何为政？学而优则仕，所学的东西要用在做事情上，那就要建构、发展组织，建立制度，所谓的“为政”要落到实处，一定要有典章制度来保证。而《八佾篇》在《学而篇》、《为政篇》之后，主要谈的就是当时的一些重要制度，还有对那些制度的反省、批判和描述，因为那些制度中包含了太多的礼。
另外，《八佾篇》讲得比较多的是人与天地鬼神之间沟通的祭礼。学过《易经》的人都知道，《易经》中有大量的经文是记录人与天地鬼神之间的沟通的，所谓的“制礼作乐”中的“礼”很重要。用我们现在的话讲，除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遵守规范之外，人与自然生态之间也要实现平衡互动。人类要尊重自然、爱护自然，还要处理与天地鬼神、文化的关系。在《八佾篇》里所谈的宗庙中的很多礼，那是重心所在。有了礼，《学而篇》、《为政篇》才能落到实处，才能真正实现内圣外王。只有在制度层面有所体现，人的行为才有规范、分寸，就像《易经》中的节卦《彖传》所说的“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这就是第三篇《八佾篇》的意思，制度很重要，是社会的规范。
第四篇《里仁篇》，根源于一旦制度定了、实行得时间久了，人们就会慢慢忘掉制定某个制度的依据是什么，有时候会觉得很繁琐，然后就开始敷衍，慢慢地，这些制度就会流于形式。所以，这一篇提醒人们，所有的制度，都是根据“仁”，也就是仁心、仁德来定的。“礼”的核心是仁，而不是约束人。儒家的核心创造力就是“仁”，仁为礼本，所有的制度都不能偏离“仁”。一旦有了“仁”这个核心，你就会觉得那些礼很美，很愿意去遵守。也就是说，当你能欣赏到礼制中最高明的东西时，就不会觉得那是约束了。可是，如果你偏离了仁心、仁德，只讲究外在形式，那些繁琐的仪节就没有生命力了。所以，《论语》在谈完“礼”之后，自然要告诉大家礼的核心是什么，为什么要制订礼，并且指出，我们不必因循守旧，完全可以随着时代的变化制订新的礼。但是，古礼或者新礼，都不能偏离儒家核心的创造力——仁。在《易经》中就是复卦的概念，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系辞传》更是称许：“复，德之本也。”
就这样，《论语》的前四篇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息息相关的思想体系，先从学习到政事，再到讲究制度规范，让你明白制度规范的核心创造力是人与人之间互动的仁。这样一来，一个培养人的模式就大致成型，变得很完整了。
接下来，就需要验收成果了。因此，《论语》在第五篇《公冶长篇》和第六篇《雍也篇》，以及后面的一些篇章里，开始发表对各种人物的评论。换句话说，《论语》前面的四篇是一个标准，指出人要怎样做才能趋向完美，活得自在。事实上，很多人是达不到这些标准的，现实中有很多负面的、失败的例子。知人论世很重要，孔子的弟子中就有活生生的标本。成功的也好，失败的也好，作为典型出现在《公冶长篇》和《雍也篇》里的这些人，以及后面其他篇的出场人物，或者由孔老夫子来谈，或者由学生来问，对这些人进行评论的目的，就是让弟子知人，用前面四篇的理想制度规范来反省自察，看他们究竟能做到多少。
可见，《论语》的篇章结构并不是完全不成体系、任意而为的。但很奇怪的是，古人、今人对于《论语》的理解和解读，好像在这一点上都很少下功夫琢磨，大多数人是直接接受了以往的解释。这有点像什么呢？像我们学《易经》六十四卦，其卦名是先定的还是后定的？我想，很有可能是先有文字，后有编辑架构，比如先有“学而时习之”，才有《学而篇》。
《论语》成书的篇章顺序，并不是按孔子及孔门弟子讲的时间来排的，大概当时这些孔门弟子编辑的时候，把得票最高的放在了最前面，之所以这样编排一定有它的意义。我们读过去的书，什么摆在最前面，什么摆在最后，中间如何铺陈，都很重要。即便像这样的语录体，怎么开始，怎么结束，用《易经》的话来讲就是“始（开始）、壮（发展）、究（结束）”，这就是作品的结构。对我们来说，这也是一个指导，我们写文章要讲究起承转合，怎么开始，怎么结束，中间怎么发展。《论语》在这方面太有代表性了，它教我们终身学习，与时俱进。
上面这些叙述先让大家对《论语》有一个大概的了解，有一点要说明的是，我所讲述的《论语》不是按篇章的顺序来的，是打乱顺序的，是根据蒋伯潜先生的《论语》读本顺序而行。接下来，我们就静下心，开始一章一章地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