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改革开放与中国的国际经济组织参与

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从“有限参与”进入“广泛参与”阶段，参与的广度和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总体战略的确定，促使中国的国际组织参与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特点，即不仅在国际政治领域，而且在国际经济领域乃至军备控制和裁军领域都保持活跃态势。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全面铺开，中国对国际组织的政策也发生了迅速的变化，从而为参与国际组织的活动开辟了更广阔的空间。1986年，第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宣布将积极参与国际组织活动明确列为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表明中国对国际组织的功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国际组织已被视为一个有利于中国现代化进程、有利于中国营造良好国际环境的积极因素。自此，中国与国际组织展开了更加积极和具有建设性的合作，通过国际组织融入国际社会，并且更加注重利用国际经济组织的作用，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和多边合作，以便获得资金和技术的援助。在此时期内，中国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理事国。同时，在一些地区性和区域性经济金融组织中，如亚洲开发银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亚太经合组织”, APEC）等组织内也开始出现中国的身影。

一、国际经贸领域

中国已经是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成员，经过多次谈判，中国取得了除美国以外其他发达国家所实施的普惠制。中国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有了更多的联系。到1985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已向中国提供了9130万美元的援助；到1986年，中国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捐款1147万美元和1480万元人民币。1980年10月，中国加入联合国粮农组织。自1980年起，欧洲共同体开始给予中国普遍特惠制待遇。更为重要的是，1982年11月，关贸总协定授予中国观察员国的地位，中国以这种身份参加了乌拉圭回合的谈判；1986年10月，中国正式提出恢复关贸总协定原始缔约国地位申请，以积极的态度要求加入国际多边贸易体系，经过长达15年的艰难谈判，于2001年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这标志着中国与国际经济体系的互动进入一个新阶段，与国际经济全面“接轨”，建立起了与国际经济体系互动的制度化机制。这对于防止经济问题政治化，为改革开放保持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至关重要，中国的国际经济组织参与成为中国参与国际社会的重要考量。

二、国际金融领域

中国在世界银行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国际清算银行等机构中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参与积极性。1980年4月，中国恢复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地位，同年5月，中国正式恢复在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合法席位，中国和世界银行在项目贷款、经济调研、技术援助三个领域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合作。中国1984年加入国际清算银行，1985年加入非洲开发银行，1986年正式加入亚洲开发银行，参加亚洲开发银行的各项业务活动。同时，中国还参加了联合国所有下属经济委员会、发展业务机构和经济性专门机构的活动。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组织，使中国获得了宝贵的项目贷款、技术援助和人才培养。

今天，中国在国际经济组织的领导人日渐增多。开创“中国面孔”高规格参与国际经济事务先河的，是世界银行原常务副行长章晟曼，他于1995年开始担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秘书长。相隔十几年后，林毅夫在2008年被正式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从林毅夫开始，一个个响亮的名字开始频繁出现在国际经济组织的高层名单之中。2011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前副行长朱民正式出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职位，他不仅是1944年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位中国籍副总裁，更成为史上首位进入该组织高级管理层的中国人。此后，林建海在2012年起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秘书长一职；蔡金勇2012年当选国际金融公司（IFC）首席执行官，成为国际金融公司历史上第一位担任该职务的中国籍人士，也成为继林毅夫后近年来又一位在世界银行内担任高职的中国籍人士。2016年1月，曾参与亚投行、金砖银行筹建的财政部官员杨少林被世界银行任命为首任常务副行长兼首席行政官。此外，中国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已经升居世界第三。这些现象标志着中国与国际经济组织的合作日趋深化，中国的影响力逐步加强。

三、区域经济合作领域

中国的区域经济合作步伐加快，与包括欧盟各国、东南亚国家联盟、亚太经合组织等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自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对外开放力度加强，在处理东亚地区一体化和经济合作方面，由强调双边合作朝多边参与的政策转换。与全球范围内的多边贸易谈判进程受挫相反，在中国的推动下，东亚地区的多边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以中国和东盟签订“10+1”自由贸易协定（FTA）为标志，东亚地区的市场一体化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2003年中国和东盟成员领导人共同签署了《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双方宣布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而中国内地与港澳地区的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将为中国与整个东亚地区实现贸易自由化提供通道和实验。从CEPA到“10+1”“10+3”合作模式，中国为亚洲地区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中国赞成建立非政治、非军事化的地区合作计划和开放性的合作计划，同时，从本地区的实际出发积极稳妥地推动亚太地区各种形式的次区域合作，特别是东北亚次区域合作，以此推动更大范围的区域经济合作。

进入21世纪以来，在中国的对外经济交往中，参与国际经济组织不仅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认识中国的重要途径。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为中国在国际组织中采取更为主动的行动提供了相当的物质条件。中国已不再仅仅为国际经济组织被动的合作者，而是以更加积极、开放的姿态，跻身于多边外交舞台，对国际规范的制定与修订发挥着具有建设性的影响力，而如何更有效地参与国际经济组织，争取在保持自身利益独立性的基础上争取更大的发言权，促进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塑造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国际形象，则是我们现在和将来需要特别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