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领导的多重意蕴

在萨乔万尼看来，领导可以分为领导之脑（他所认为有价值的和所信仰的）、领导之心（对世界如何运作的心智图景）、领导之手（领导的决定、行动和行为）三个层面，其中领导之心塑造了领导之脑，领导之脑驱动了领导之手，而对决策和行动的反思又肯定或重塑了领导之心和领导之脑。

借鉴萨乔万尼的理论和结合文化的内涵，我们认为，所谓的文化领导就是通过价值、道德、心智及情感而实现的柔性领导，是在价值领导统帅下的道德领导、心智领导与情感领导的多元统一。道德领导的权威来源于共同的信念、责任、德性等深层的文化表现，道德领导是与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信仰、价值观、德性、愿景等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我们也可以说道德领导是文化领导之脑。在社会意识活动中孕育出来的心智图式是文化的内涵，基于心智模式变革的心智领导则是文化领导之心。与依靠行政组织、规章制度和硬权力发挥作用的刚性领导不同，文化领导是通过文化影响力实现的领导，是依靠文化这种观念的、意识的、精神的、情感的柔性力量所实现的领导。因此，文化领导又是一种情感领导，可以说情感领导是文化领导的艺术，是文化领导之手。但实际上无论是道德领导，还是心智领导、情感领导，都深受价值观的规约和范导。“对道德领导的最终检验，还是要看领导能否超越日常欲望、需要和期望的多样性要求，能否回应更高层次的道德发展，以及能否将领导行为——他的角色、选择、风格、承诺——与一套理性的、相对明确的、有意识的价值观念联系起来”。道德领导受到价值领导的范导，而心智领导和情感领导同样应遵循特定价值观的规范和制约。因此，文化领导的最高境界又体现为价值领导。文化领导的多重意蕴和内在关联，如图1所示。

（一）文化领导之核：价值领导

“在任何政体中，领导的本质都是认识真正的需要，揭示和利用各种价值观念之间、价值观念与实践之间的矛盾，重新组合各种价值观念，进行必要的机构重组，以及改变管理方法。”价值观是文化的最深层表现，通过价值进行领导，是文化领导的最高境界。

价值领导的实现是价值观扎根、开花、结果的过程。价值观在决定领导实践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将个人愿景与内在的价值体系融为一体的思考，就成了领导策略和行动的基础。”美国著名学者豪斯（House）于20世纪70年代就提出了价值领导理论。所谓价值领导，通常是指领导与其下属之间以价值观为基础，领导运用核心价值观去引导、整合和规范组织成员个体价值观，使组织成员认同并奉行组织核心价值观，从而通过价值实施领导、实现组织共同愿景的过程。价值领导之所以是普遍有效的，是因为以共享价值为基础的领导，一旦真正获得认同，会赢得组织成员较为稳定的、持久的支持。价值领导能够通过明确的愿景表达，向组织和工作注入价值观，并与下属或追随者所持有的价值观和情感发生共鸣，从而唤醒人们对组织和集体愿景的认同，进而还能促使追随者自我功效和自我价值的提高。豪斯认为，价值导向的动机比实际导向的动机更强、更广泛、更持久，价值领导能够导致跟随者对领导者和其为集体提出的愿景及对集体产生极强烈的认同；对领导者信奉的使命和集体的内部化的承诺；唤醒跟随者与实现集体愿景相关的动机；跟随者愿意作出实质性的自我牺牲，并且作出超过岗位责任制所要求的努力。将愿景和内在的价值体系融为一体的思考，成了价值领导的实践基础。价值领导的优势在于领导者把组织价值理念内化到个人内心，并以此为基础孕育组织文化，通过愿景表达和管理实践，与下属共同分享一种强烈的、内在化的愿景，达到上下一致，激励使所有成员发挥最大效能而达成组织目标，提升组织绩效。

核心价值观是文化的基石，也是一个组织DNA的重要部分。文化领导必须要有价值指引，领导者要善于通过实施价值来实现文化领导，以此赢得认同，凝聚力量，创造更好的事业。作为文化的核心和深层表现，价值观已经成为组织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这也就是几乎所有组织或企业都要建构自身价值观的原因，但仅仅有价值观还是不够的，领导者还应当从建构价值观走向管理价值观，进而再走向价值领导。无论是一个组织，还是领导者自身，之所以能够取得持续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都与信守核心价值观，善于价值领导有关。

（二）文化领导之脑：道德领导

道德领导是文化领导的中枢神经，是文化领导之脑。道德观念体现为一种文化。作为一种新型领导，道德领导是基于道德权威的领导。道德、情感及社会契约共同构成了以道德为本的领导背后的假设。早在古希腊时代，哲学家们就探讨了文化与道德的内在关系。苏格拉底认为，美德即知识，并认为“知善”乃能“行善”。

道德领导是以道德权威为基础，借助专业和道德的权威，通过建构一种“学习共同体”，超脱外在的利益交换，与组织成员一起建立共同的价值观与信念，并基于责任和义务而致力于为组织目标自觉自愿地奉献、共谋组织永续发展的一种领导形态。

道德领导是与德性、责任、诚信等概念联系在一起的，因此，道德领导又呈现为德性领导、责任领导、诚信领导等。

德性是道德的内在规定，是道德的灵魂。爱因斯坦认为，德性是一切人类价值的基础。德性使人成其为人。古人说得好，“富润屋，德润身”。德性也使领导者成其为领导者。作为道德领导的内涵之一，德性领导一方面是指领导者以其德性示范，影响和吸引下属，实现有效的文化领导；另一方面是通过德性与追随者或下属建立起心理契约，促使追随者或下属实现自我领导。德性往往以人格为其整体的存在形态。因此，德性领导常通过塑造道德人格，造成一种时势，凝聚人心，以人格感召而获得众人的响应。

在叔本华看来，道德起源于对责任的认识。道德的责任无时不有，也没有边缘，无处不在。责任永远和社会角色联系在一起。领导者扮演的角色越多，所承担的责任也就越多。道德德性的魅力在于履行职责中的崇高责任心。人的尊严由德性所系，而德性的尊严首先出于责任的崇高。在康德看来，德性则是在责任的恪守中人的意志的道德力量，所以道德的力量也就是把责任的“应然”转变成“现实的力量”。道德领导又可具体化为责任领导。领导就是责任，既敢于负责，又善于负责，是对现代领导者的根本要求。勇于承担风险，敢于担当责任，是领导角色的意义所在。一个有担当的领导者，会在组织中立下更高的威信，拥有更忠实的下属，具备更高的个人魅力，从而能够更出色地做好领导工作。

“诚信”是一种内诚于心的道德文化价值观。诚信，是永恒的道德。诚信领导是道德领导的内涵之一。诚信领导是指领导者在领导过程中能够表现出诚实守信、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诚恳负责的品质和行为。领导者的内在积极心理特质是诚信领导力的来源，而领导者自我意识、内化道德观、与下属之间透明的关系、诚信行为及信息无偏见处理等是诚信领导的核心内容。

（三）文化领导之心：心智领导

心智领导，是指基于心智模式变革的领导。作为采取行动的基本假设，心智模式是文化中最基本的层次，所以，心智领导也是文化领导的意蕴之一。领导者对世界所形成的心智模式是领导之心，构成了领导决策和行动的基础。彼得·圣吉认为，所谓心智模式“是根深蒂固于心中，影响我们如何了解这个世界，以及如何采取行动的许多假设、成见，甚至图像、印象。”

心智模式深植于人们心中，是人们由于过去的人生经历、习惯、知识、素养、价值观等形成的较为固定的心理图式或心理模式。心智模式通常不易被察觉，但根深蒂固的心智模式常常导致先入为主的主观成见，从而影响到人们的判断。

潜藏的心智模式影响既深且广，尤其当它成为共有的心智模式时，影响更大。在领导实践过程中，很多新的想法无法付诸实施，实际上不是根源于企图心太弱，意志力不强，而是因为根深蒂固的心智模式使然。在领导活动中，心智模式不仅决定我们如何认识周遭世界，而且影响着我们如何采取行动。哈佛大学从事心智模式研究三十多年的阿吉瑞斯也如此说道：“虽然人们的行为未必总是与他们所拥护的理论（他们所说的）一致，但他们的行为必定与其所使用的理论（他们的心智模式）一致。”因此，改善心智模式是领导者进行有效领导的基础性任务之一。每个领导得经常不断改善本身的心智模式，这样既能把事情做得更有效果，还能调动被领导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从而不断提高领导力。

（四）文化领导之手：情感领导

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历程中，人性假设经历了“道德人”“理性人”“经济人”“社会人”等阶段，现在正向“文化人”发展。领导科学的发展也不例外。这意味着领导学理论越来越重视对人的非理性因素的研究，领导科学也逐渐由科学主义、理性主义趋向人本主义。文化领导是一门艺术，更甚于是一门科学，就是说，文化领导具有情感性更甚于认知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文化领导就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柔性的情感领导。英国文化理论家雷蒙德·威廉斯甚至提出了“情感结构”（Structures of Feelings）概念。他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情感结构就是一个时期的文化。因此正如前所说，文化领导是一种情感领导，可以说情感领导是文化领导的艺术，是文化领导之手。而所谓情感领导，就是一种以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为中心的领导方式，即以“人”为中心的领导方式，是一种人性化的领导方式。

情感领导是创造优异绩效的“隐形推手”，是实现变革的重要因素。在领导过程中，情感领导重视发挥情感的积极效应，领导者将注意力集中在“人”上，通过与被领导者之间建立起亲切、真挚的情感，从而使被领导者以更加积极的情绪投入工作，创造出优异绩效。正如古人所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尊重人，信任人，关心人，爱护人，实现人的价值，是激发人们热情的关键。领导者把感情活动置于领导工作的始终，可以收到物质激励所起不到的效果。情绪智商专家丹尼尔·高曼在《哈佛企管评论》中撰文也说道，领导者的情绪“就像电会随着电线到处跑，情绪智商会在整个组织中蔓延”。善于情感领导的领导者，会以正面乐观的积极情感，激励鼓舞下属创造出更好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