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医学与逻辑学

任何科学都是应用逻辑的。仅从最早成书的医籍《黄帝内经》来看，古代医家在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明显地应用了比较、类比、演绎、分析、综合等逻辑方法以及朴素的模拟方法。由于这些思维方法的系统运用，使中医学在中国古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逻辑学在我国古代叫“名”学、“辩”学；在印度叫因明；在希腊叫辩证法。一直到13世纪，才有人把“逻辑”这个词固定下来，16世纪中叶，第一本以“逻辑”为名的书问世。

逻辑是专门研究思维的形式、方法和规律的一门科学。由于人类思维存在普通思维和辩证思维两种形式，因此，又有初等逻辑（形式逻辑）和高等逻辑（辩证逻辑）两种逻辑。

形式逻辑是一门古老的逻辑学，它专门研究初级思维形式结构、方法和规律，因此，又称初等逻辑。辩证逻辑是专门研究辩证法如何应用于思维，特别是高级思维，以探求思维发展变化的形式和规律的一门科学。因此，又称高等逻辑。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都是“探求新结果的方法，由已知进到未知的方法。”而辩证逻辑“包含着更广的世界观的萌芽”。

恩格斯非常重视考察逻辑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本质联系，强调逻辑科学对于自然科学的重要意义。他说：“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列宁也曾指出：“任何科学都是应用逻辑的。”任何一个科学家，不管他主观上是否愿意，总是要接受一定哲学的支配，总是要借助于一定的理论思维和逻辑范畴，都要应用必要的逻辑工具。除了必须应用形式逻辑外，更重要的是要借助于辩证的思维形式的方法，“因为只有它才能为自然界中所发生的发展过程，为自然界中普遍联系，为从一个研究领域到另一个研究领域的过渡提供类比，并从而提供方法。”

中医学理论形成于秦汉之际，除受当时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的极大影响外，还应用了“墨辩”逻辑作为说理和论证的工具，在医学领域中取得了卓著的科学成就，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秦汉时期成书《黄帝内经》和《伤寒杂病论》等医学著作中都具有极为丰富的医学辩证法，它所总结和运用的阴阳分类法、比类取象法、辨证论治原则，及其他一些辩证思维方法等等，不仅丰富了古代形式逻辑的内容，而且还为古代朴素辩证逻辑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用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理论研究中医的思维形式和方法，近年来已引起一些学者的兴趣，并取得一些成果。随着这项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将为中医工作者运用逻辑方法提供有益的经验，大大提高中医工作者在医学研究及临床医疗中运用逻辑方法的自觉性。对促进中医学理论的发展，提高临床疗效，实现中医现代化都有重要意义。

（一）古代逻辑方法在中医学的运用

我国最早提出逻辑问题是在战国时期。其代表是施惠（公元前370—约前310年）和公孙龙（约公元前325—约前250年）。他们逻辑学中，同与异、大与小、名与实，以及概念的外延宽窄等问题，都含有一定的辩证法因素。但其逻辑思想大都是片断的，没有形成系统。《墨辩》总结了逻辑思维和自然科学的成果，是我国古代比较系统的综合逻辑学。所谓“辩”，就是用概念来反应实在（存在），用判断来表达思想，用推理来说明原因。通过抽象把事物的本来面目反映出来。而名（概念），辞（判断），说（推理）则是辩的思维形式。墨子的逻辑学还具有朴素辩证法思想。如他提出了“类”的概念，以及根据“类”概念而采取的类推法，在处理个性与共性的辩证关系上作出了重要贡献。“类”就是共性（一般），共性存在于个性（个别）之中，“类”存在于个体之中。共性（一般）从个性（个别）中抽象出来的带有类型性的东西。反过来，共性可以指导个性，“类”可以指导个体。前一过程的抽象属于归纳，后一个过程的类推法属演绎。这些都是人类认识史上极为重要的思想方法。墨子还提出了因果关系，“故”就是表示因果关系的联结词。墨子察“类”和明“故”，不仅提高了他的议论文的逻辑性，而且推动了古代抽象思维的发展。战国时期的逻辑学成就对中医学产生了很大影响，对中医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概念、判断、推理

概念是反映事物本质的思维形式。每一个概念都有其明确的内涵和外延，这是进行判断和推理的基础。概念的内涵是通过给概念下定义的方法来确定的。早在《黄帝内经》时代，中医学给概念下的定义就是非常明确的，如《素问·评热病论》篇给“风厥”下定义就是其例。“帝曰：有病身热汗出烦满，烦满不为汗解，此为何病？岐伯曰：汗出而身热者风也，汗出而烦满不解者厥也，病名曰风厥。”《伤寒论》给“中风”下的定义也很明确。其曰：“太阳病，发热，汗出，恶风，脉缓者，名为中风。”（2条）中医学还注意到了概念内涵的变化。如“伤寒”这一概念就有所谓广义与狭义之分。《内经》:“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难经·第五十八难》:“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伤寒论》:“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为伤寒。”（3条）《难经》伤寒有五之“伤寒”所指与《黄帝内经》同，即所有外感发热的病，都属伤寒病，后世称此为广义伤寒。《难经》五种之一的“伤寒”，是专指外感寒邪引起的疾病，即后世所谓狭义伤寒，《伤寒论》第三条是给狭义伤寒下的定义。

概念的外延是通过划分概念而确定的。也就是根据一定的标准，把一个外延较大的属概念分成若干外延较小的种概念。如《伤寒论》讨论的“伤寒”为属概念。《伤寒论》又是根据伤寒病发展的不同阶段的病理机制，将属概念的伤寒划分为太阳病，阳明病，少阳病，太阴病，少阴病，厥阴病等六个种概念。在划分概念的同时，又对每一概念作出表述，如“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阳明之为病，胃家实是也”；“少阳之为病，口苦，咽干，目眩也”等等。这些提纲式的表述初步概括了每经病的证候特点，提示了每经病的本质，为辨证论治提供了判断、推理的依据。论中所谓“脉浮者，病在表，可发汗，宜麻黄汤。”（51条）及“太阳病，外证未解，脉浮弱者，当以汗解，宜桂枝汤”（42条）等，就是根据“太阳病”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所进行的推演辨治。

判断是对思维对象有所断定的一种思维形式，即对思维对象有所肯定或否定。判断是人们认识事物的工具，是推理的要素。古代的判断多用特定的句式表示。《黄帝内经》中，对许多病证的判断，充分运用了古代语言中的各种判断句的表述方式。如《素问·平人气象论》篇以“……者，曰……”为形式的有：“寸口脉中手短者，曰头痛。寸口脉中手长者，曰足胫痛。寸口脉中手促上击者，曰肩背痛。寸口脉浮而盛者，曰病在外。”等等。以“……，曰……”，或以“……曰……”为形式的有：“寸口脉沉而横，曰胁下有积，腹中有横积痛”。“寸口脉沉而喘，曰寒热”，“脉滑曰风”，“脉涩曰痹”等等。以“……者，谓之……”为形式的有：“脉滑浮而疾者，谓之新病”等等。以“……谓之……”或以“……者，……”为形式的有：“尺脉缓涩，谓之解㑊”，“安卧脉盛，谓之脱血”；“溺黄赤安卧者，黄疸”，“已食如饥者，胃疸”。“妇人手少阴脉动甚者，妊子也。”《伤寒论》多用“……者，为……”，如“伤寒一日，太阳受之，脉静者，为不传；颇欲吐，若躁烦，脉数急者，为传也。”（4条）或用“……者，……是也”，如“太阳阳明者，脾约是也；正阳阳明者，胃家实是也；少阳阳明者，发汗利小便已，胃中燥烦实，大便难是也”（184条）。或用“……者，……”，如“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无热恶寒者，发于阴”等等。

判断是组成推理的要素。如临床上我们可以根据“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无热恶寒者，发于阴”这一判断，来推论临床病证的阴阳属性。

推理是由一个或几个已知判断得出另一个判断的思维过程。中医学在推理论证方面已注意了严密的逻辑性。现以《黄帝内经》和《伤寒论》为例，加以说明。如《素问·评热病论》说：“黄帝问曰：有病温者，汗出辄复热，而脉躁疾不为汗衰，狂言不能食，病名为何？岐伯对曰：病名阴阳交，交者死也。”为什么“交者死”呢？因为“人所以汗出者，皆生于谷，谷生于精，今邪气交争于骨肉而得汗者，是邪却而精胜也，精胜则当能食而不复热。复热者邪气也，汗者精气也，今汗出而辄复热者，是邪胜也，不能食者，精无俾也，病而留者，其寿可立而倾也。”接着，又从三个普遍性原理出发，进一步证明了死的必然性。其曰：“且夫《热论》曰：汗出而脉尚躁盛者死。今脉不与汗相应，此不胜其病也，其死明矣。狂言者失其志，失志者死。今见三死，不见一生，虽愈必死也。”

这里三个由一般到个别演绎推理的思维过程：

（1）汗出脉尚躁盛者死（大前提），今汗出而脉尚躁盛（小前提），故死（结论）。

（2）脉不与汗相应者死（大前提），今脉不与汗相应（小前提），故死（结论）。

（3）失志者死（大前提），狂言者失志（小前提），故死（结论）。

以上第一个推理中的“今汗出而脉尚燥盛”，第二个推理中的“脉不与汗相应者死”，第三个推理中的“狂言者死”，在行文时已省略。

《伤寒论》亦是以严密的逻辑性来正确地判断和治疗疾病的。如214条：“阳明病，潮热，大便微硬者，可与小承气汤，不硬者，不可与之，若不大便六七日，恐有燥屎，欲知之法，少与小承气汤，汤入腹中，转矢气者，此有燥屎也，乃可攻之；若不转矢气者，此但初头硬，后必溏，不可攻之。”这是用演绎推理法，对各种病情能否使用大承气汤的断定。这一系列的思维活动中，都是应用假言三段式的逻辑方法。

概念、判断、推理是理论思维的基本逻辑方法，中医学就是应用概念、判断、推理逻辑形式和方法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

2．比类取象

·比类取象的含义

比类取象法是通过对客观事物和现象的观察，确定类的概念和特征，将要认识的事物和现象与“类”的概念和特征进行比较、类比，然后推论出要认识的事物和现象的属性。比类取象法是中医学从已知到未知的主要思维方法，这种古典的思维，虽然尚不如近代逻辑学中的类比法和现代控制论中的同构理论那样严密，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运用这种思维方法，由宏观认识微观，以一般推论个别，从抽象到具体，实现了认识的由一个领域向另一个领域的过渡，从而为医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维途径，对中医学理论的形成起到了积极作用。中医学认识人体生理、病理及诊断、治疗等都应用了比类取象法。如《内经》所说：“比类形名，虚引其经，必无所对”。“善为脉者，必以比类奇恒，从容知之”。“夫圣人之治病，循法守度，援物比类，化之冥冥，循上及下，何必守经。”中医学运用比类取象法是在“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的整体观指导下进行的。

·比类取象法在中医学的运用

（1）说明人体生理功能：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古代医家多用自然现象的某些特征类比人体，达到认识人体生理功能的目的。如用日月潮汐等自然变化规律，阐明人体阴阳的变化规律。《素问·生气通天论》篇说：“阳气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月满则海水西盛，人血气积，肌肉充，毛发竖，腠理郄，烟垢著”。用四时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规律，说明人体机能亦有春则人气生，夏则人气长盛，秋则人气收肃，冬则人气固藏等变化规律。用四季气候特征及某些动物的活动规律，说明人体四时脉象变化，即“春日浮，如鱼之游在波；夏日在肤，泛泛乎万物有余；秋日下肤，蛰虫将去；冬日在骨，蛰虫周密，君子居室。”用自然阳光之重要，说明人体阳气之重要。如《黄帝内经》曰：“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张景岳说：“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用月的盈缺现象，说明人体阴气的消长变化。如朱丹溪说：“月，缺也。属阴，禀日光以为明者也。人身之阴气，其消长视月之盈缺。”用古代官职类比五脏，说明五脏的生理功能及特点。如《素问·灵兰秘典论》说：“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等等。

（2）说明人体病理变化：比类取象法是认识病因病理的重要方法之一。如古代医家根据自然界风、寒、暑、温、燥、火的特征，类比出六淫致病的病症特点。即“风性善动数变”,“寒性收引”，“湿性黏滞”，“暑性升散”，“燥性干燥”，“火性炎上”等等。根据季节气候的变化对不同植物的影响，类比人体，说明不同季节气候，对不同体质的影响。如《灵枢·五变》说：“木之早花生叶者，遇春霜烈风，则花落而叶萎。久暴久旱，则脆木薄皮者，枝条汁少而叶萎。久阴淫雨，则薄皮多汁者，皮溃而漉。卒风暴起，则刚脆之木，枝折杌伤。秋霜疾风，则刚脆之木，根摇叶落。凡此五者，各有所伤，况于人乎。”用一年春夏秋冬四季阴阳转化，类比人体，说明疾病昼夜病情的变化。如《灵枢·一日分为四时》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气之常也，人亦应之。以一日分为四时，朝则为春，日中为夏，日入为秋，夜半为冬。朝则人气始生，病气衰，故旦慧；日中人气长，长则胜邪，故安；夕则人气始衰，邪气始生，故加；夜半人气入脏，邪气独居于身，故甚也。”这些对疾病转归规律的认识，符合现代科学的生物节律学说。用日月潮汐的变化，类比人体，说明病理变化。如《灵枢·岁露论》说：“至其月廓空，则海水东盛，人气血虚，其卫气去，形独居，肌肉减，皮肤纵，腠理开，毛发残，瞧理薄，烟垢落，当时之时，遇贼风则其入深，其病人也卒暴。”等等。

（3）在诊断中的运用：中医学认为，人与自然相互影响，诊病要体察自然界的变化，并用自然界的某些特征和变化，类比人体，进行推理，得出诊断。《素问·疏五过论》篇说：“善为脉者，必以比类奇恒，从容知之，为工而不知道，此诊之不足贵。此治之三过也。”中医学根据五行的特征，将人体五脏、六腑、五官、五声、形体、情志、变动与五季、五方、五气、五化、五色、五味、五音进行归类，并用以诊断疾病，是比类取象法用于诊断的典型。如《素问·痿证》篇说：“肺热者色白而毛败，心热者色赤而络脉溢，肝热者色苍而爪枯，脾热者色黄而肉蠕动，肾热者色黑而齿槁”就是其例。

（4）在治疗中的运用：中医学在确定治则治法及说明药物作用时常用比类取象之法。如治法中的“釜底抽薪”、“提壶揭盖”、“导龙入海”等法是从人们生活和社会活动类比出来的。泻白散、泻青丸、导赤散、泻黄散等方名都是按五色应五脏而类比命名的。类比药物作用，如《本草求真》对蝉蜕各种治疗作用的认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曰：“其言能治肝经风热者，因体气轻虚，而味甘寒之意也；其言能治妇人生子不下及退翳膜胬肉满眦者，因其性有善脱之意也；其言能治中风不语者，以其蝉声清响之意也；其言能治小儿夜啼者，以其昼呜夜息之意也”。在针灸治疗方面，用气候冷暖对地冻水冰的影响的自然现象，类比治疗，说明气温对人体气血的影响及其针法。如《灵枢·刺节真邪》篇说：“寒则地冻水冰，人气在中，皮肤致，腠理闭，汗不出，血气强，肉坚涩。当是之时，善行水者，不能往冰；善穿地者，不能凿冻。善用针者，亦不能取四厥。……故行水者，必待天温，冰释冻解，而水可行，地可穿也。人脉犹是也。治厥者，必先熨，调和其经”。用打仗双方进行军事交量的情况，类比治疗，说明针刺注意事项。如《灵枢·逆顺》说：“兵法曰：无迎逢逢之气，无击堂堂之阵。刺法曰：无刺熇熇之热，无刺漉漉之汗。”徐大椿运用类比手法，以作战的战略战术类比医生治病的技巧和方法，以用兵之道说明用药之法，提出了治病的十条原则。他指出：“孙武子十三篇，治病之法尽矣。”

比类取象法，主要目的有二：一是由已知推出未知，以求得新的知识；二是证明或阐发已有见解、经验或理论。但也存一些缺陷，如仅用比类取象法无法辨别人与自然界物质运动变化的质的区别，无助于揭示医学的特殊性，造成中医学理论的封闭性等。这些是今后研究中应注意的问题。另外，比类取象推导的结果，往往具有或然性，还须的实践或科学实验中证实。

3．朴素的辩证逻辑

中医学除应用了以上逻辑方法外，还应用朴素的辩证思维方法。《黄帝内经》和《伤寒论》便是其代表。《黄帝内经》相当自觉地把体现在阴阳学说中的对立统一原理，作为认识理论和方法引入逻辑领域，形成了朴素的辩证逻辑，并将这一思维方法应用于中医学的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和治疗学中，成为中医学认识和解决疾病的重要思维方法。《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中写道：“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这是说，阴阳是自然界事物变化的普遍规律，也是作为人们分析和归纳一切事物的纲领。事物的一切变化，都是由于阴阳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相互作用而发生的，阴阳既是事物发生发展变化的根本，也是事物毁灭消亡的由来。因此，治疗疾病也必须从病情的阴阳变化这个根本上来认识和处理问题。可见《内经》不仅把阴阳之气的变化作为自然界的普遍规律，把阴阳矛盾看作是天地万物生成和发展变化的总原因，而且还把阴阳对立统一原则看作是认识事物、解决问题的准则和根本方法。不仅体现了《内经》的朴素辩证思想，也道出了《内经》的辩证思维方法。《内经》就是用阴阳的矛盾二分法去观察认识人体的生理、病理及疾病的诊断、治疗问题。认为人体是阴阳二气结合而成（“阳化气，阴成形”）；由于阴阳对立，人又有男女之别（阴阳者，血气之男女），人体的正常生理状态是阴阳对立统一的结果（“阴平阳秘，精神乃治”）；人体发生疾病是阴阳失调所致（“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阳胜则热，阴胜则寒。”“重寒则热，重热则寒”）；对疾病的诊断，用阴阳特性（“水火者，阴阳之征兆”）区别疾病的阴阳属性（“察色按脉先别阴阳”，“审其阴阳，以别柔刚”）；对疾病的治疗，要针对疾病的阴阳属性而治（“治病必求于本”），疾病的标本关系变化了，标病危及生命时，要先治标（急则治其标），以及“阴病治阳，阳病治阴”，“善用针者，从阴引阳，从阳引阴，以右治左，以左治右”等等。都是辩证思维方法的具体应用。由此可见《内经》作者将辩证思维的逻辑方法贯穿始终，运用自如，达了相当严密的程度。

《内经》用五行的生克关系来认识世界，包含着一个有价值的思想，这就是有机联系的观念，或称矛盾统一的整体观，这正是辩证逻辑的基本观点。从这个观点出发，《内经》认为，自然界是一个有机整体（“天地一体”）；人体也是一个有机整体（“五脏一体”）；人与自然也是统一的（“天人相应”）。因此，它要求从普遍联系中认识人体的生理、病理，分析病因，以进行正确的推测，作出准确的诊断，实施恰当的治疗。

《伤寒论》在《内经》的辩证思维方法影响下，提出了辨证论治的命题。辨证论治是从疾病发生发展的病变过程中，根据病机的转化，来判明病变的部位（属表属里，在气在血，何脏何腑），分析证候所反映出来的寒热属性和邪正消长的虚实情况，从而作出明确诊断，并根据辨证的结果，制定有效治疗方法。这种根据疾病运动变化来认识和治疗疾病的思想方法，正是辩证思维过程的具体体现。

《内经》用阴阳对立统一观和五行整体观，《伤寒论》的辨证论治命题，都含有丰富的辩证逻辑内容，这正是今后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二）中医学逻辑方法的现代研究

对中医学逻辑方法的研究，近年来已引起一些学者的注意，虽起步较晚，但还是取得了不少成果。所谓中医学逻辑方法的现代研究，是指用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理论，对中医学进行研究，以探讨中医学的思维形式、方法和规律。从现代研究情况看，中医学中不仅应用形式逻辑，而且还应用了辩证逻辑。从形式逻辑讲，应用有概念、判断、推理、比较、分类、分析、综合、归纳、演绎等。其中概念、判断、推理三种形式是受《墨辩》“名”、“辞”、“说”影响，形式相近，故放在古代逻辑方法中介绍。关于辩证逻辑，由于中医学哲学思想是朴素的，实际上只能将朴素的辩证法运用于思维中，所以，其辩证逻辑具有朴素的性质。在古代逻辑方法中已提到，此处将结合现代辩证逻辑内容进行讨论。

运用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理论研究中医学，对提高中医工作者运用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自觉性，促进中医学科学研究，对净化和完善中医理论，促进中医现代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下面着重介绍比较与分类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分析与综合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归纳与演绎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和有关辩证逻辑的有关知识。

1．比较与分类

比较与分类是认识事物的两种基本逻辑方法，二者之间即有区别，又有联系。

·比较

比较是确定对象之间的差异点和相同点的逻辑方法。是认识事物的基础和前提。人们要认识事物总是从区分事物开始的。而要区分事物，首先就要比较，“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要有一定的标准，要有可比性，即相比较的对象要有一定的关系，又要在同一条件下进行。不同标准，不同条件，不同关系就不能相比。在比较中经常采用的有同中求异法和异中求同法。

（1）同中求异法：是通过把具有相同或相似的事物进行比较，找出它们的不同点的方法。中医学临床鉴别类证时常用此法。如《伤寒论》的“结胸”与“脏结”两证的鉴别即是其例。结胸与脏结均有硬满疼痛类似症状，但病机有阴阳寒热之别，本质不同，虽反映出一些类似症状，必然还有相异的症状，这时只有把二者临床出现的症状和体征进行比较，才能鉴别。其曰：“按之痛，寸脉浮，关脉沉，名曰结胸也。”“如结胸状，饮食如故，时时下利，寸脉浮，关脉小细沉紧，名曰脏结。”（122条）再如少阴病中，同是阴寒内盛，格阳于外的厥利，病因、病性和症状几乎一样，但治疗却有用通阳止利的白通汤；宣通上下佐以辛苦的白通加猪胆汁汤；逐寒回阳，通达内外的通脉四逆汤的不同。这就是在对阴盛格阳几种极相似的证候进行比较后而确定的治法。

（2）异中求同法：是将各自不同特点的事物进行比较，找出它们的共同点的方法。如《伤寒论》中“咽喉干燥”（85条）、“淋家”（86条）、“疮家”（87条）、“衄家”（88条）、“亡血家”（89条）、“汗家”（90条）都“不可发汗”。为什么呢？这就要通过比较，找出它们的本质上的共同点和有机联系。这是由于发汗要伤阴耗液，患者咽喉干燥，或小便淋沥，或本已汗出，说明阴液已伤；鼻出血或其他出血患者，疮疡因出脓血，阴血已亏损。汗又为血之余，发汗将重耗阴血。由此可知，阴液已伤是其共同特点，若重发汗，将犯虚虚之戒，故都“不可发汗”。再如64条“其人两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桂枝甘草汤主之”;115条“惊狂，卧起不安者，桂枝去芍药加蜀漆牡蛎龙骨救逆汤主之”;65条“发汗后，其人脐下悸者，欲作奔豚，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主之”;122条“火逆下之，因烧针烦躁者，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主之”;121条“烧针令其汗，针处被寒，核起而赤者，必发奔豚，气从少腹上冲心者，灸其核上各一壮，与桂枝加桂汤，更加桂二两也”。此五条，虽临床表现各异，但其病机都属心阳虚。所以，治疗方剂虽有别但都用桂枝、甘草温通心阳。

比较能揭示事物的本质，临床在病情寒热真假难辨时，更需要认真进行比较，才能抓住疾病的本质，作出正确的诊断。中医学在鉴别证的寒热真假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如张仲景以病人对衣被远近进行比较，鉴别寒热所在部分。他说：“身大热，反欲得近衣者，热在皮肤，寒在骨髓；身大寒，反不欲近衣者，热在骨髓，寒在皮肤”（11条）。张介宾用病人对冷水的喜恶进行比较鉴别寒热真假，他说：“但以冷水少试之，假热者必不喜水，假寒者必喜水。”此外，张介宾还根据病人出现的其他症状和体征进行比较鉴别。如脉象、大小便的改变、狂与不狂、身上斑色等进行鉴别。他说：“凡真热本发热，而假热亦发热，其证则亦为面赤烦躁，亦为大便不通，小便赤涩，或为气促，咽喉肿痛，或为发热，脉见紧数等证……但其内证则口虽干渴，必不喜饮，即喜饮者，饮亦不多；或大便不实；或先硬后溏；或小便清频；或阴枯黄赤；或气短懒言；或色暗神倦；或起倒如狂，而禁之则止，自与登高骂詈者不同，此虚狂也。……故凡身热脉数，按之不鼓击者，此皆阴盛格阳，即非热也。”“真寒本畏寒，而假寒亦畏寒，此热深厥亦深，热极反兼寒化也。……但察其证，则或为喜饮，或为便结，或小水之热涩，或口臭而烦躁，察其脉必滑实有力。……故凡身寒厥冷，其脉滑数，按之鼓击于指下者，此阳极似阴，即非寒也。”

运用比较方法，鉴别事物异同，有助于科学发现。如温病学说的形成就运用了比较的方法。关于温病，《伤寒论》虽有“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的论述。但对温病的病因、病机及发展演变过程，治疗方法等，都没有论及。特别是人们受《内经》:“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的影响，汉代至魏晋唐时代，都推崇仲景伤寒学说。凡遇外感病，都用治伤寒方法治疗，后来逐渐发现有些疾病临床表现与伤寒不同。演变过程也有区别，治疗效果有差异，于是便产生了“古方新病不相能”的新思想。人们推测，肯定有一种不同于伤寒的疾病存在。是什么性质的疾病呢？从临床表现与伤寒比较来看，初期伤寒病恶寒重，此病恶寒轻；伤寒病口不渴，此病有口渴；伤寒病舌质一般变化不大，此病舌尖边红。从治疗效果来看，伤寒用辛温解表之剂有效，此病用辛温解表之剂无效，甚则有害，用辛凉之剂反而有效。通过对临床表现、用药及疗效的比较，确定此病为与伤寒性质相反的疾病，即为温热性质的疾病。元代医家王安道指出，温病不得混称伤寒，两病治法也迥然不同。从此，温病便开始从伤寒体系中分离出来，经清代医家吴鞠通、叶天士、王孟英等整理和发挥，形成温病学说。

·分类

分类是根据对象的共同点和差异点，将对象区分为不同种类的逻辑方法。人们在进行科学研究中，必须根据对象本身的某些属性或关系进行分类。由于事物的属性和联系是多方面的，所以，在分类时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对事物进行分类。如根据疾病的发病特点、性质、部位、年龄、性别的不同，将中医临床医学又分为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等学科。根据感邪途径及部位不同，将临床症状和体征分为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类。根据中药的不同属性和特征，用不同的方法对中药进行分类等等。

中药从古至今分类方法很多，这些分类法都从不同角度揭示了中药的属性和特征。现将有关方法分述如下：

（1）三品分类法：此法是根据药物对人体的滋补、疗疾及毒性作用，将中医分为上、中、下三品。此法始于《神农本草经》，沿用至宋。其具体分法是，将主养命，无毒，轻身益气不老延年，久服无毒的中药归为上品；将主养性，无毒或有毒，斟酌其宜，可遏病，补虚羸的中药归为中品；将主治病，多毒，不可久服的中药归为下品。从此分类法中可以窥测古人十分注重养生，体现了预防为主的医学思想。

（2）病种分类法：即根据药物对疾病治疗效果进行分类。此法始于陶弘景的《本草集注》，其序文中列举了83种病的所主药。《本草纲目》中有“百病主治药”一章，病名增加到114种。

（3）药性分类法：即根据药物的性质及作用将药物进行分类的方法。具体又有“十种”分类法、升降浮沉分类法和十二经分类法。“十种”分类法首见于《证类本草》序例载录，为唐·陈藏器《本草拾遗》首创。即根据药物有宣、通、补、轻、重、涩、滑、燥、温等性质和作用，将药物进行分类。升降浮沉分类法，为张元素首创，他在《医学启源》中将105味药分为风升生21种，热浮长20种，温化成21种，燥降收21种，寒沉藏23种。十二经分类法是根据病位将药物分类的方法。王好古在《汤液本草》中设有十二经向导图，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十二经分类法。

（4）自然属性分类法：本法早在《本草集注》已采用，其后《唐本草》、《证类本草》、《本草纲目》沿用。《本草纲目》已发展到“一十六部为纲，六十类为目”。其首尾次序，是从无机物到有机物，从无生命到有生命，从低级到高级排列的。李时珍的药物分类法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评价。

（5）功能分类法：即根据药物的作用、功能，将药物进行分类。如现代高等中医院校教材《中药学》，用此种方法将中药分为解表类、涌吐类、泻下类、清热类、芳香化湿类、利水渗湿类、祛风湿类、温里类、消导类、安神类、平肝熄风类、理气类、理血类、补益类、化痰止咳类、驱虫类、外用类等。

比较与分类是认识事物的两种不同逻辑方法，二者之间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人们要认识事物，首先要用比较的方法区别事物，而要进一步认识事物，就要在比较的基础上进行分类。比较是分类的前提和依据，分类是比较的结果。人们认识事物总是在比较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分类的，从而较准确地把握对象的特殊性质。如前所述的病症分类及中药分类无不如此。如不将各种认识对象的特性进行比较，就无法找出它们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分类就无法进行，认识事物也就无从谈起。

2．归纳与演绎

归纳和演绎是认识事物的两种逻辑方法，二者之间是对立统一的。

·归纳

归纳是从个别到一般，从特殊到普遍的一种逻辑方法。毛泽东说：“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的特殊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归纳法在科学研究中具有重要作用，用归纳法，可从大量观察得来的材料中发现规律，总结出科学定律和原理。中医学主要运用不完全归纳法，得出对人体生理、病理、诊断和治疗中的带普遍性的理性认识。如《内经》中的“五脏藏精气而不泻，六腑传化物而不藏”的结论，就是在认识了“肝藏血”、“肾藏精”、“心藏神”、“肺藏气”、“脾藏营”和胃主和降、小肠主化物、大肠主传导、膀胱排尿、三焦主决渎的功能之后而归纳出的。《素问·至真要大论》篇说：“帝曰：愿闻病机何如？岐伯曰：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诸寒收引，皆属于肾。诸气郁，皆属于肺。诸湿肿满，皆属于脾。诸热瞀瘛，皆属于火。诸病痒疮，皆属于心。诸厥固泄，皆属于下。诸痿喘呕，皆属于上。诸禁鼓栗，如丧神守，皆属于火。诸痉项强，皆属于湿。诸逆冲上，皆属于火。诸胀腹大，皆属于热。诸躁狂越，皆属于火。诸暴强直，皆属于风。诸病有声，鼓之如鼓，皆属于热。诸病腑肿，疼酸惊骇，皆属于火；诸病反戾，水液浑浊，皆属于热。诸病水液，澄沏清冷，皆属于寒。诸呕吐酸，暴注下迫，皆属于热。”此所谓病机十九条，是古代医家经过长期临床观察，归纳出的对各种病症机理的一般性认识。这种认识具有普遍意义，可以指导临床对各种疾病的病机认识，再通过辨证求因，得出诊断。

再如《伤寒论》中：“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无热恶寒者，发于阴。”（7条）是张仲景临床长期观察寒热病证与疾病的阴阳关系后得出结论。即太阳病发热恶寒同时出现；阳明病但发热不恶寒，或背微恶寒；少阳病寒热往来；太阴、少阴、厥阴病都不发热而反恶寒。

归纳的结论都可作为演绎的前提。

·演绎

演绎是从一般到个别，从普遍到特殊的一种推理方法。即以一般原理为前提，推出对个别事物的结论。事物的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共性和个性的统一，是演绎推理的客观基础。凡一类事物共有属性，其中每一个体对象必然具有。演绎推理是提出科学假说，作出科学预见的一种主要思维方法，人们选择确定可靠的命题，或者把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一般原理，运用于具体场所，进行正确的推理，可以作出科学的预见。李时珍在研究事物的过程中常用演绎推理法推出新知。如他通过观察，认为草木是禀受太阳之温煦，地精之濡养而生长的，故指出：“天造化而草木生焉”，草木“得气之粹者为良，得气之戾者为毒”。并以此为前提，进行演绎推理，得出“得天地精化之气而生长者，为良药；得天地恶劣之气而生长者，为毒品”的结论。另外，关于《伤寒论》太阳病经证属何经的问题，通过演绎，推出了新的观点。太阳病经证，人们一般认为是膀胱、小肠经的病变。李氏提出质疑，他指出：“风寒之邪，皆由皮毛而入。皮毛者，肺之合也。肺主卫气，包罗一身，天之象也。”并以风寒之邪由皮毛而入，肺合皮毛为前提，推演出：“是证属乎太阳，而肺实受邪气”的结论。并由此推出“麻黄汤虽发汗重剂，实为发散肺经火郁之药”、“桂枝（汤）虽太阳解肌轻剂，实为理脾救肺之药也”的新观点。

归纳与演绎是对立统一的两种思维方法，二者之间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相互补充。归纳离不开演绎，归纳必须以一般原理作指导，必须依赖演绎确定其目的和方向；演绎也离不开归纳，要进行演绎，就必须先有对某类事物的本质规律的认识，而这种本质的规律的认识，是从这类中的各个部分的特殊性归纳出来的。没有归纳，演绎就失去了前提。前面谈的“五脏藏精气而不泻，六腑传化物而不藏”、病机十九条和“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无热恶寒者，发于阴”都是从各类事物中的各个特殊性归纳出来的，是属本质的规律的认识，这些都可作为演绎的前提，推导认识脏腑功能，确定疾病的病因病机，判断疾病的阴阳属性。中医学在认识人体生理功能活动、病理变化及辨证论治中，就是不断的归纳，不断的演绎，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思维过程。由此不断发展和丰富自己的理论。如《伤寒论》一书，从掌握外感病中复杂的临床表现，到分析这些材料，找出外感疾病的一般规律而做出的结论，是属归纳过程。从外感疾病总的规律出发，依次分析具体证候，确定治法，又是运用了演绎法。渐次深入的演绎，也伴随更多的归纳。即从个别情况中引出一般的概念、结论，也从一般原理中引出个别结论。1700多年前，张仲景就能如此灵活地应用辩证逻辑方法，是很了不起的。

3．分析与综合

分析与综合是人类认识事物的基本思维方法。二者之间是对立统一的。

·分析

就是把认识对象的整体分解为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各种因素加以考察的思维方法。医学研究的对象是人体，人的生命及其疾病包含着许多矛盾和矛盾方面。要正确认识人体及其疾病，就必须运用分析的方法，把对象加以分解，分别进行研究。列宁指出：“如果不把不间断的东西割断，不使活生生的东西简单化、粗糙化，不加以割碎，不使之僵化，那么我们就不能想象、表现、测量、描述运动”。中医学常用的分析方法有对矛盾各方面分析、阶段分析、和层次分析。

对事物矛盾各方面分析：即在认识事物时，总先要对考察对象的各个方面进行剖析。中医在辨证论治时，既要分析病邪的性质，感邪途径，又要分析体质因素，还要考察自然界气候、环境对疾病的影响及病人的心理状态等等。中医学的因时（四时气候的变化）、因地（地理环境不同）、因人（年龄、性别、体质不同）制宜的治疗法则，就是建立在对各方面情况分析的基础上。

层次分析：就是对事物的本质及其外部表现的联系层次进行分析。这是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思维过程。中医学对人体的认识也是有层次的，如气、血、津液层次，脏腑层次等，因此又有气血津液辨证和脏腑辨证。中医学的治则也体现了层次分析。中医治则分高、中、低三个层次，其中“治病求本”、“以平为期”属高层次；“扶正祛邪”、“治未病”、“调整阴阳”属中间层次；“虚则补之，实则泻之”、“通因通用，塞因塞用”等属低层次。三者之间的关系是：高层次指导中间的层次，中间层次指导低层次。治则又指导具体治法。现代医学的研究已经确立了人体一系列纵深层次：器官、组织、细胞、细胞器、生命大分子及量子等层次。从综合层次来看，有生物圈生态层次、社会圈生态层次等。

现代层次分析法已在中医理论研究中广泛运用。如中医学对“气功”的研究是从机体整体水平上去认识的，而对气功的物质基础，作用机制还不甚了解。近年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气功有了长足的进展。1977年顾涵森用现代科学仪器记录下林厚省发送的“外气”是低频涨落调制的红外辐射。国外有人经研究认为，气功训练可使人体机能处于“松弛反应”状态，使交感神经系统活动性减弱，血浆多巴胺β羟化酶活性减弱，肾素活动性下降，使血管紧张程度缓解，血压下降，因而对高血压病有一定的疗效。另外，练功后血浆皮质激素分泌量减少大约50%，这可使人体衰老过程变慢，免疫系统功能强化，所以气功疗法能起到增进健康，预防疾病的作用。对气功机制进行较深层次的研究，为我们探索生命奥秘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使我们开始进入生命科学突破口的前沿。

阶段分析：就是对事物发展过程中呈现的不同阶段进行剖析。任何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个阶段既相互联系，又各有其不同的特征。只有通过阶段分析，才能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疾病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和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如果不认识疾病发展的各个阶段的特点，是无法把握疾病规律而治疗疾病的。只有分析了疾病发展的各个阶段的特点，才能正确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如伤寒病的六经辨证及温病卫气营血辨证等属阶段分析。伤寒病发展中的太阳病、阳阳病、少阳病、太阴病、少阴病、厥阴病标志着伤寒病变过程中不同而又相互联系的六个阶段。反映了病势有由表入里、由阳转阴、由轻到重的病进情况；也有由里出表、由阴转阳、由重到轻的病退转机。

关于温病卫气营血四个阶段的病变，叶天士在《温热论》中指出：“大凡看法，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这个传变顺序，反映了温病由表及里、由外而内、由浅入深、由实转虚的演变过程。卫气营血四个阶段的病理变化及治疗情况是这样的：病理损害在卫分时，温邪客表，肺卫失宣，出现发热，微恶风寒，头痛，无汗或少汗，咳嗽，口渴，苔薄白，舌尖边红，脉浮数等；病理损害在气分，邪入气分，里热蒸腾，证见身体壮热，不恶寒，但恶热，汗多，口渴，饮冷，舌苔黄燥，脉滑数或洪大等；病理损害的营分，证见心烦不寐，时有谵语，斑疹隐隐，舌质红绛，脉象细数等；病理损害在血分，热盛动血，心神扰乱，出现身热，躁扰，甚或如狂发狂，舌质深绛，吐血，衄血，便血，溲血，斑疹密布等。

通过以上分析，再将卫气营血四个阶段的主要临床表现进行比较，就可发现四个阶段的特征。即发热、微恶寒并见为邪在卫分的特征；壮热，不恶寒，口渴，苔黄为邪在气分的特征；身热夜甚，心烦，舌红绛为邪在营分的特征；身热躁扰，斑疹密布，舌深绛为邪在血分的特征。由于卫气营血四个阶段的病理及病证特征不同，所以治疗亦各异。正如叶天士说：“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

疾病是发展变化的，只有用阶段分析法，掌握疾病的传变过程中各个阶段的病理及病症特征和传变规律，才能正确的辨证论治。

·综合

综合是在思维过程中，将分析的对象的各个部分、各个方面、各种因素联合起来进行考察的一种逻辑方法。只有用综合的方法，才能克服分析造成的局限性，才能发现事物在割裂状态下不能显现出来的特征，从矛盾整体上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中医学广泛应用综合方法。中医学的自然观、生命观、人体观、疾病观和辨证论治原理都是在整体观指导下，用综合方法形成的理论。

如前所述，疾病发展有不同层次和不同阶段的病变，分析方法只能认识某层次、某阶段的病理变化和病证特征，而不能认识疾病的演变的全过程，更没法认识其传变规律。要对疾病有全局的认识，就必须将疾病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层次、不同因素综合考察。如伤寒病，只有将太阳病、阳明病、少阳病、太阴病、少阴病、厥阴病六个阶段综合考察，并根据它们的病理特点，找出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进一步认识伤寒病发生发展变化的全过程，把握伤寒病的本质和演变规律。临床上对任何一个证下的结论，都是综合思维的结果。如一患者出现发热，恶寒，头身疼痛，咳嗽无汗，舌苔薄白，脉浮紧等病症。通过对各具体病症的分析，可推论病因为风寒，病位在体表，病性属表实，邪盛而正不衰。综合考察这些情况，就可下风寒感冒表实证的结论。如果没有综合，将是一大堆零散、毫无关联的病症，而不能揭示疾病的本质，因此也无从施治。

分析与综合是对立统一的两种思维方法。分析的目的是透过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综合方法能从矛盾整体上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分析既是综合的前提和基础，又能克服综合不深入的不足；综合是分析的必然结果，又能克服分析造成的局限性。中医学的辨证论治过程，就是不断分析和不断综合的过程。

早在《内经》时代，人们已将分析与综合两种思维方法并用。如《素问·方盛衰论》篇提出：“诊有十度度人。”即用脉度、脏度、肉度、筋度、俞度对人体左右两边进行测度。并指出“不知并合，诊故不明”，强调先分析后综合。

4．辩证逻辑

所谓辩证逻辑，是专门研究辩证法如何应用于思维，特别是高级思维，以探求思维发展变化的形式和规律的学问，即是研究人类辩证思维的形式和规律的科学。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的主要区别是：第一，形式逻辑不研究思维如何反映客观事物的运动、发展和转化，而辩证逻辑正是要研究这些问题。列宁曾把辩证逻辑律定为“不是关于外在形式的学说，而是关于‘一切物质的、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的发展规律的学说，即关于世界的全部具体内容及对它的认识的发展规律的学说，换句话说，逻辑是对世界的认识的历史的总计、总和、结论”。第二，形式逻辑也不研究各种判断形式之间或推理形式之间的发展变化，即不研究一种判断或推理的形式怎样发展和转化为另一种判断或推理的形式。然而辩证逻辑正是要研究这些问题的。恩格斯指出：“辩证逻辑和旧的纯粹的形式逻辑相反，不像后者满足于把各种思维运动形式，即各种不同的判断和推理的形式列举出来和毫无关联地排列起来。相反地，辩证逻辑由此及彼地推出这些形式，不把它们互相平列起来，而使它们互相隶属，从低级形式发展出高级形式”。

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虽有区别，但并不互相对立。辩证逻辑并不否定形式逻辑，形式逻辑也决不排斥辩证逻辑。他们各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和作用，都是人类科学思维不可缺少的。

根据辩证逻辑的含义和研究范畴，结合中医学实际，可以看出中医学中辩证思维有以下两个特点。

（1）注意并应用了一种判断或推理形式，发展和转化为另一种判断或推理形式的辩证思维方法。如前面已谈到“比较与分类”、“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二者之间的相互补充、相互为用、相反相成的思维过程，就是辩证思维过程。

（2）注意并应用了反映客观事物的运动、发展和转化的辩证思维方法。中医学认为疾病不是孤立的、静止的，而是不断运动、发展变化的，其发展变化是病邪的性质和体质强弱决定的，并受自然界气候、环境及病人心理等因素的影响，这种矛盾统一的整体观，正是辩证逻辑的基本观点。中医学根据疾病是运动发展变化的和疾病矛盾统一的整体观，提出的疾病传变理论、辨证论治的命题及“正治反治”、“治分标本”、“病治异同”、“因人因地因时制宜”的治疗法则都体现了辩证思维的原则。

《伤寒论》根据伤寒病的运动发展变化的不同阶段、不同层次、不同病证，列有397法，治有112方。温病学根据温病的运动发展变化的不同阶段，叶天士提出了卫气营血辨证论治法，即“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入血犹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吴鞠通提出三焦辨证论治法，即“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治中焦如衡（非平不安），治下焦如权（非重不沉）”。这是辩证思维在治疗学中的具体应用。

辩证逻辑方法在中医学中的应用，为中医学建立了坚实的、系统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也是中医学经久不衰，至今仍有很强的生命力的原因之一。如《伤寒论》一书，既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产物，亦是逻辑学与中医学结合的产物。所以历时1700余年，至今仍能有效的指导中医临床。

（三）中医学逻辑方法研究展望

对中医学逻辑方法的研究，近代有学者探讨了一些逻辑方法在中医学中的应用，阐述了逻辑方法对中医学理论的形成和临床思维中的巨大作用，对中医学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提供了科学的思维方法。研究中医学逻辑方法，关系到中医理论的科学性问题，关系到临床思维能力问题，关系到今后如何自觉运用逻辑方法完善和发展中医理论的问题。因此，它将是中医学研究中的一项重要科研课题。

从世界医疗逻辑思想简史看，西医经历了经验医学的逻辑思想、实验医学的逻辑思想，并向辩证综合医学的逻辑思想转化。中医学经历了经验医学的逻辑思想阶段，但没有经历实验医学的逻辑阶段。中医学的发展要求经过实验医学向辩证综合医学发展。逻辑思想为了满足中医发展的需要，要求从思辩逻辑思想，经过传统的逻辑方法，向辩证综合逻辑方法前进。

随着中医学逻辑方法研究工作的全面、深入、系统的开展，必将吸引更多的学者参加这个队伍，将出现一大批论文，甚至出版中医学逻辑方法研究专著。将不断提高中医工作者运用逻辑方法的自觉性，提高整理古籍、教学、科研能力和临床医疗水平。将不断剔除中医学理论中的糟粕，净化中医学理论，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医理论，促进中医现代化。

《中医与多学科》本人执笔内容P6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