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二年，刘邦兵出函谷关，收取魏国在黄河河曲以南之地。这时，秦以前的旧贵族势力（像韩国）和项羽入关中之后分封的新政权（像殷王司马卬）都先后归附。在这一个历史阶段里，刘邦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联合天下诸侯，共击项羽。
这是一程不知要延续多久的大斗争，汉王出师不利，几个月之内就在彭城打了一个大败仗，据《史记》的描述，此役楚兵将汉王团团围住，密逾三匝，几至不能走脱。正在危急之际，大风忽然从西北而起，风势狂暴异常，摧折巨木，倾倒房宅，砂石蔽天，日星昏昃。楚军是在这样的天候之下，行伍大乱，阵式瓦解，无奈放过了刘邦和几十名亲随的将士，不得已收兵而回。
原本还在肘腋之间、信誓旦旦，要共取天下的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这时见风使舵，突然出亡楚营，投靠项羽。外围原先可能结为联盟的齐、赵两大诸侯也立刻观风转向，亟欲与项羽谋和。相较于半年之前出陈仓、定三秦，奄有故秦之地的那一分顾盼自若之概，相去不可以道里计。
到了六月间，魏王豹借口回家探视生病的父亲，一旦渡过黄河，回到故国，马上封闭了河关（后来的蒲津关之地），这是很明显的叛离，魏豹的使者也几乎在同一天飞驰而出，与项羽媾和订约去了。刘邦所能做的就是发付重赏，以万户侯的代价，请说客郦生去劝回魏豹，魏豹的答复是历史上很知名的一个段子，《史记·卷九十·魏豹彭越列传》：“人生一世间，如白驹过隙耳！汉王慢而侮人，骂詈诸侯群臣，如骂奴耳，非有上下礼节也！吾不忍复见也！”
这时的汉王刘邦已经不能再用项羽诛杀义帝这种激人义愤于一时的借口来号召天下了。他正在生死存亡的关键上，需要展现统有大局的实力，用以威慑诸侯。所以他需要打赢一场战役——哪怕是一次小小的胜利都可以。
这就是“战夏阳”一节的背景了。
《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中提到这一场战役时，只有寥寥数十字的记载：“其八月，以信为左丞相，击魏，魏王盛兵蒲坂，塞临晋，信乃益为疑兵，陈船欲渡临晋，而伏兵从夏阳以木罂缻渡军，袭安邑，魏王豹惊，引兵迎信，信遂虏豹。定魏为河东郡。”
也就是这么一段简略的文字，使我产生了极大的好奇。
就楚汉之争的历史看，夏阳之战极为要紧。没有这一场胜利，莫说魏国不附，河东、太原、上党三地不置，更重要的是韩信和张耳便没有了领兵向东出击的根据之地。如果没有河东三郡的大本营，试问：韩、张二将如何攻克井陉，进击赵国？如何斩杀陈余和赵王歇？如果夏阳之战不能一举灭魏，则刘邦更不可能兵扎荥阳之南，修筑甬道，以取敖仓之粟，而与楚军分庭抗礼。这么重要的一场战役，关于它的叙述，却草率得可疑。
然而史料原就如此，再有什么，便仅止于后人的穷诘推测之辞，聊入毫末而已。比方说：“木罂缻”是什么？是一种木制的大桶，可容军士们藏身其间，在黄河流经的夏阳南岸让军士们钻入罂缻之中，经过一阵漂浮翻滚，渡过河去，再集结起来，由陆路沿河而下，摧毁临晋关的敌人部队，好恢复蒲津桥的运输，方便大军北渡。然而，这都只是我们的想象而已。
于是趁着一次司马子长到访，我提出了这个疑问：“在《淮阴侯列传》里，描写韩信打夏阳那一战的时候，你是否基于什么样不能明说的理由而刻意隐藏了一些材料？”
在记录我和司马子长的对话内容之前，请容我先作一点儿背景的说明。司马子长不是经常来访的客人，加上我最近搬家，和许多老朋友想见面通话，居然甚是不易，他们找不着我，我也丢失了和他们通信的资料，更有些不值得来往的人，也就趁此机会再也不联络了。司马子长不在拒绝往来之列，可他也不是我随时会想起来要攀谈、商量的对象——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所使用的语言跟我不同。
那是一种以两千年前的中原地区通用楚语为基础的古典方言，既不容易听，也不容易说，我总是将他所发的字音用电脑打出来，辅以同步发音装置，以之找寻到比较接近正确的用字，才能在键入电脑之后，猜出他所使用的字句，再加翻查、考释，勉强理解。对他而言，我说的大白话也是极大的负担，他总觉得我们现代人说的话里的废字废句太多，多到断裂意义。关于这一点，我既同意，又不同意，但是来往久了，就不争辩了。
像我上面列举的那一个问题：“在《淮阴侯列传》描写韩信打夏阳那一战的时候，你是否基于什么样不能明说的理由而刻意隐藏了一些材料？”这话不是再清楚不过了吗？司马子长一听就皱起了眉头，直说：“否否否。”他不是否认自己隐藏了什么材料，而是根本觉得我说话难听。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分析，我终于知道他所“否”的是什么了——他认为我应该这样问：“夏阳事，君其有不能言者乎？君其无不能言而不欲言者乎？”
我说：“你这样讲话今天没有人能明白，讲了人不明白，又何必讲呢？你自己写《太史公自序》的时候引董仲舒说孔夫子为什么作《春秋》呢？不是因为孔夫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吗？‘言之不用’还排在‘道之不行’的前面呢！你净说些人不懂的话，不正是掉进‘言之不用’的泥淖里了吗？”
这样的争论，几乎每一次见面都会发生，而且始终贯穿着我们整个的对话。如非必要，在下面这一篇对谈记录里，我还是会尽量撙节篇幅，省略为之的。
司马子长并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他反而问我：“何以知之？”
我知道他一定不想在使用语言的层次上再同我继续打转，所以他的问话当然是指我对夏阳之战一节的发现。这里面的机关其实很明白，只不过两千年来读历史的人都不讲究，所以不会提出撼动史料本质的问题。我对夏阳之战的怀疑当然不只是因为描写简略得离了谱而已，我甚至根本怀疑这场仗，乃至于之后绝大部分归诸韩信名下的仗都是他打的。
我于是用司马子长自己写下来的材料，将韩信的生平一路数落到登坛拜大将为止。基本事实是：韩信的养成背景之中并没有只字片语及于他有掌握军事地理而克敌制胜的能力。而不论大大小小的哪一场战役，一旦言及韩信用兵，又多多少少与擅用山川形势之便有关。值得注意的不是韩信是否真正知兵、用兵，而是为什么司马子长在《淮阴侯列传》里完全不交代韩信是如何能够知兵、用兵的。毕竟，一个楚州穷困之地出身、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也不可能像那些周游列国之士行迹遍天下，韩信后来是凭借着什么而能够在临阵之际立刻掌握山川形势的呢？更明白地说罢：当魏王豹盛兵蒲坂，阻绝河关，固守临晋，那时韩信是怎么知道有夏阳这个地方，可以利用木罂缻渡河的呢？在此之前，他恐怕连河曲之地都没听说过呢！
“因为你根本没有写。”我的答复也很简单：“而且显然是刻意不写的。”
“固有不足以言之者也。”司马子长的第一度反击力道薄弱，用这样的话当作反驳，不如说简直地招供了——是的，他的话，翻成今天的用语就是“本来就没什么好说的”。
于是我接着说：“刻意隐藏了韩信在军事方面的教养，只有两种解释：其一是他在这一方面的教养是上天赋与的，不求而知、不学而能，尽管难得可贵，这样的天才却不能说一定不会有。不过，如果真是一个如此这般的大天才，以子长兄你这样好奇爱才的个性来看，是不会不称道个几句的……”
“噫嘻！”司马子长叹着气，笑了。看样子是认为我说得没错。
我接着追击下去：“另一个解释就是他根本不知兵，不会用兵，不懂打仗。”
“非将帅之才，淮阴侯何为者？”司马子长依旧保持着笑容，仿佛在等待着我进一步的分析——搞历史的人撞见一个同行，非要对这样的笑容保持高度的戒慎恐惧不可。这里面一定有陷阱。我暂停了片刻，把思绪重头整理了一下，才不疾不徐地说：
“三条线索，也可以说是三个证据。而且每一项都是依据子长你自己的描述推绎而得的。”首先，依据你的书写惯例——每一个重要人物登场上台的时候所说的第一句话几乎就是他这一生功果事业的写照——韩信一上场，就是个跟着人讨吃喝、惹人嫌厌的寄生虫，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吹牛屄：“我将来一定会重重地酬谢漂母您的！”而听见这话的漂母不但不乐意，还狠狠训了他一顿，甚至还用“贵公子”之类的言语讽刺了他一番（‘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此其一。
“接下来到亡楚归汉之后，韩信差一点儿坐法而被夏侯婴杀了，在他之前，已经砍掉了十三个脑袋，轮到他，又冒出来两句大话：‘上不欲就天下乎？何为斩壮士？’这又是两句其气壮哉，但是仍然不过是吹牛屄的话。此其二。”
“到了登坛拜将之际，忽然一说一大套，这一大套话里，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和视野根本不是他之前以一个‘连敖’（典客）之流的小官吏所可能与闻的。此其三。”我说到这里，故意停顿了一会儿，才继续说下去：“所以我怀疑你在《淮阴侯列传》里埋伏了一个不愿意言明的谜，一个暗示：那就是韩信这人并不是个大将，他顶多不过是个能够将大将的谋略用漂亮的语言描述出来，用以煽动帝王、煽动部队、以遂行军事行为的传声筒而已，他是一个宣传工具、一个悬丝傀儡罢了。”
司马子长完全不明了“传声筒”、“悬丝傀儡”这些词，但是他最有兴趣的是“吹牛屄”。我解说了很久，他依然无法理解。毕竟在我们两人相去两千年之久的两个当代里，也都还没有任何畜牧业者会真用嘴巴吹牛屄的方式解决过什么宣传问题。不过，到末了他终于点头承认了一件事：他的确刻意省略了描述韩信的身世、教养、学习和经历等等。我感觉重要的不是这表面上的结论，而是原因。
“是因为韩信这个在庶民历史上一向被大肆吹捧的将才，根本就不是什么大将罢？”
“果如君言，信非大将，仆亦以信非大将；然则其谁为大将哉？”
“当然是萧何啰！”我索性翻开那本由我的老师台静农先生题签的《白话史记》，第三册一千两百七十八页，指着上面的文字念说：
滕公夏侯婴听了他（按：指韩信）的话，甚感惊奇，看他的样貌也不是等闲之辈，于是就把他放了，不斩他的头。和他一谈话，大为高兴，就报告刘邦，刘邦就请他担任管理粮饷的军需官。刘邦并没有发现他有什么特殊与众不同之处。可是韩信好几次跟萧何交谈，萧何十分惊奇韩信之与众不同。
司马子长听我念了两三遍，才确认我所念的正是他在很久很久以前亲手写的，原文是：“滕公奇其言、壮其貌，释而不斩。与语，大悦之，言于上；上拜以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信数与萧何语，何奇之。”司马子长认为他写的原文干净利落又简洁，而且更明白。我仔细将文言文和白话文一个字、一个字对照着读了一回，不得不承认他说得对。但是我所要争的，不是古语、今语哪个比较啰唆、哪个比较清晰，我要说的是韩信在刘邦和萧何之间起了某种独特的作用。
要说识人之明，则夏侯婴之拔韩信于死囚之间，语虽寥寥，肤廓简略，仍可以看出史笔：那就是夏侯婴发现了韩信在“言”、“貌”这种表面功夫上的特长——韩信是个有说服力，以及让他人感到有威慑力量的青年。这并不表示韩信有“将才”。司马子长显然也不想强调：除了“奇其言、壮其貌”之外，韩信还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实际内涵。而这正是萧何看上韩信的地方。
萧何自己是大谋略家。刘邦先入关中，《史记·卷五十三·萧相国世家》有一段记载：“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项王与诸侯屠烧咸阳而去。汉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
在这一段话之后，如果接着说汉王引兵东定三秦、萧何以丞相之尊“留收巴蜀，填抚谕告，使给军食”是十分顺理成章的。可是当年司马子长不是这样写的。他在叙述了萧何广收天下图书之后，立刻调转笔锋，插进来这么一段：
何进言韩信，汉王以信为大将军，语在《淮阴侯》事中。
不错的——依照时序说来——举荐韩信是在广收天下图书之后才发生的事，然而收图书之后、定三秦之前，汉王与萧何之间还有许多可以记录的事；不此之图，只提举荐韩信的一节，却又虚晃一枪，以“语在《淮阴侯》事中”带过，全然不及于萧何“收图书”与“荐韩信”有什么相关性，以司马子长治史之深刻，笔例之严明，此中岂能没有缘故哉？依照史记源乎《春秋》，屡有“不书”之例可知：萧何必然在“具得秦图书”这件事上广泛地嘉惠了韩信。
换言之：在司马子长自己的叙述之中，韩信所打过的仗看起来多与利用地形地物有关——尤其是对于韩信而言根本陌生的河川；所以在司马子长未曾明说的“暗场”之中，我十分相信韩信只不过是萧何的傀儡，一个影舞者投射在幕上的影子。司马子长勾勒出布幕上惊心动魄的舞姿，并且让千古以来的读史之人相信了这人能够忍辱负重，甚至也因之而相信了唯其能忍辱才得以负重的思维。
在我的想象中，韩信要比“不是将才”更不堪一点。即便事实并没有我想象的那样，萧何月下追韩信的一节也不应该只是传奇故事或戏曲所描绘的那样：有一个慧眼识英雄的谋臣，一眼看出某个溷迹行伍、落落不得志的军官其实是个“自与常人殊”的奇葩。我却相信萧何广收图书与举荐韩信是相互并联的一回事：萧何在月光之下的承诺显然不只有登坛拜将而已，他一定看出来韩信这人“奇言壮貌”之下可塑、可造的材质。“奇言壮貌”只是去打动主子的化妆品，真正有用的利器是韩信能够称职地扮演一个影子的角色。也许他有很强烈的学习动机和能力，也许他掌握讯息迅速确实，起码我们从《史记》的本传上可以看出，司马子长有意将他和刘邦之间的对答、和广武君李左车之间的对答、和范阳辩士蒯通之间的对答当成整个传的主轴。后世的读者可以看出：韩信简直就是在一场又一场的论辩之中逐渐取得军事胜利和政治地位的。
然则也正是月光下的萧何，以他所收罗的天下图书为筹码，用这堆筹码，他向韩信展示了日后夺取天下、一统诸侯的“胜券”。萧何深知韩信充其量是一个演说家；在秦汉之交的演说家，已经不像春秋、战国时代的纵横之士那样便宜好混了，这个时代的演说家需要直接说服的，除了霸业主还有老百姓，而且赖以说服的内容也不只是儒法道墨各家之学的性理高谈——汉文帝不是这样跟张释之说过吗？“卑之，无甚高论。”——正因为能够说服人们的根据已经是需要迫切掌握的实学资料，谁能够为汉兴以来的演说家提供他最需要的讲稿，谁就取得了最大的胜利。
为什么是演说家而非将才呢？我们从汉兴诸功臣的生平来看就一目了然了。樊哙、周勃、灌婴、彭越、英布甚至夏侯婴，这些人里头谁没有显赫的战功呢？论战功，更不能不说曹参了。
在《史记·卷五十三·萧相国世家》里刘邦亲口议定群臣功劳次第时说：“平阳侯曹参身被七十创，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但是关内侯鄂千秋为萧何抱不平时所说的一段话，颇可以验证将才的地位是如何透过一个辩论程序而被贬抑的。对于刘邦而言，将才地位的贬抑，也许是保住皇帝宝座的必要手段之一；但是对于司马子长来说，把“将才”的定义延展、扩充、扭曲成“纵横家之流的一个变形的末裔”，则称得上是一个特殊的史观了吧？
夫曹参虽有野战略地之功，此特一时之事。夫上与楚相距五岁，常失军亡众，逃身遁者数矣。然萧何常从关中遣军补其处，非上所诏令召，而数万众会上之乏绝者数矣。夫汉与楚相守荥阳数年，军无见粮，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陛下虽数亡山东，萧何常全关中以待陛下，此万世之功也！
当我缓缓地将这一些杂碎想法一点一滴告诉司马子长的时候，他并没有显现出什么异常的表情——这一点十分不寻常。固然，我并没有预期他会在这天夜里忽然来访，但是基于对韩信这个历史人物的本相之好奇，我一直感觉到司马子长对于“历史书写”这件事一定有非常不同于我个人的解释。他似乎有意让一个经由他而写定的人物容有一副藏隐起来的身世、面目。也就是说：他总会把他觉得有兴味的历史人物包藏在他要后世读者产生的误会里面。
“如果你不希望《史记》的读者有一个正确的历史认识，以你操纵文笔的能力，何患而不能像我在我这一行一样，变造蜚语，颠倒虚实，凭空杜撰，反正就是无中生有，不也一样能让人们读得津津有味而信以为真吗？”
“仆果欲存真耶？仆向未能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岂有只字而及于‘存旦夕之真’乎？”
闻听此言，我愣了一下，一时答不上话来，只能嗫着声说：“那么，那么……”
“韩信殆非将才，萧何亦非碌碌，君非小说家者流，而仆亦非太史令矣！”
司马子长和我是同行吗？一个倒错和另一个倒错加起来，会得到正确的理解吗？至少在他那样说着的时候，我对我们俩的行业都觉得尴尬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