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我怎样学习当记者(8)

徐立华当了十年大队干部，在作物种植上吃过不少苦头。这个大队位于京杭大运河西岸，耕地大都是白沙土，长出的西瓜汁多而味甜，组织松而渣少，很受顾客欢迎。徐立华一担任党支部书记，就让生产队种了几十亩西瓜。当时，社会上正在大批“资本主义”，公社党委一位负责同志一听说扩种了西瓜，火冒三丈，批评他们是“重金钱、轻粮棉”，要他们把瓜秧拔掉。徐立华软磨硬顶，西瓜虽说是保住了，自己却落了个“不抬头看路”的罪名。这个大队有一片白花花的盐碱地，种粮食，保不住六成苗。徐立华让队里种了点向日葵，这一下又犯了禁，挨了好一顿批。徐立华说：“那年月，死活让你种植一样儿东西，管你出苗不出苗！”

徐立华对我说：“更有意思的是，种瓜的时候不让种，瓜熟的时候，四里八下都向队里伸手。上级明明知道俺种的是些‘资本主义的瓜’，可还是大车小辆地往家拉。骑自行车来的好打发，俺就怕吉普车和‘小面包’，有时一天能来七八辆，一听喇叭响，我就远远地躲开。东西越少越金贵，那时候，有门子的尝尝鲜，没门子的啥也捞不着。要是早像今年这样，哪能紧张到这地步！”

这两个自然段所揭示的主题思想，就是借助前些年的生活积累提炼出来的。1978年，新华社派我到安徽省搞农衬调查。当时安徽省委思想比较解放，社员家庭副业发展得很快，农村集市上鸡蛋和蔬菜又多又便宜，有些地方自由市场的鸡蛋价格同国家牌价差不多。而在同一时间里，山西省却在继续推行“左”的政策，不少地方采取了限制社员养鸡的措施。有的领导甚至认为安徽省鼓励社员发展家庭副业、放宽农村经济政策会滋长农村的资本主义倾向。有一次，山西省一位来安徽出差的机关干部到集市上买鸡蛋，有人同他开玩笑说：“你们不是说这是‘资本主义的蛋’吗？既然嫌名声不好，为什么还要吃这种‘资本主义的蛋’? ”这句话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正因为有了这一生活积累，当我在五二大队瓜棚里听了徐立华的一席话之后，才有可能捕捉住这幅“漫画”，并将它再现出来。这篇通讯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孙吴同志在《业务研究》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要抱住“西瓜”——评新华社的一篇德州通讯》的评介文章。孙吴同志写道：“不让种‘资本主义瓜’的人，吃瓜倒挺积极。瓜熟了，大小队干部一窝蜂。瞎指挥、一刀切、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搞特权，一些极‘左’路线的弊病，一些人的面目，都跃然纸上，通过徐立华的几句话刻画出来了……生动、精练，寓意深刻。”如果没有在安徽采访时的生活积累，即使瓜农谈到这些场景，也不一定能引起我的注意。

四、掌握“十八般武艺”，搞好新闻素材的“综合利用”

新闻素材利用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记者的技艺不全面。古人习武，要熟练地掌握刀、枪、剑、戟等十八般武艺，优秀的足球运动员要熟练地掌握接、控、传、射等九大技术。作为一个新闻记者，也应该多学一些本领。譬如新闻、通讯、调查报告、记者来信、评论、杂谈、散文、特写等。如果会写各种体裁的东西，就可以给新闻素材找到更多的“出路”。

近几年，我对农业生产责任制作了一些调查，积累了上百万字的素材。1980年，我对这些素材进行了初步分析，拟订了一个综合处理计划：适宜于写公开报道的材料，写成新闻、通讯、调查报告、工作研究；积累起来的观点、见解，整理成杂谈或评论；有参考价值的，写成参阅材料。我利用这些新闻素材写成的3篇调查报告，中央领导同志作了批示；11篇调查报告被中共山东省委印发给地、市委书记参阅；一篇题为《“方向”辩》的农村杂谈被《人民日报》好稿评选委员会评选为获奖优秀新闻作品；一篇题为《“大包干”对上层建筑提出的新要求》的经济学论文，在学术刊物《东岳论丛》上发表。此外，还写了题为《和生产队干部谈谈“五定一奖”》的通俗讲话，共分13讲，新华社连续向全国各地市报播发了一个月。1980年给山东人民出版社写了《怎样搞“五定一奖”? 》一书；1981年又写了《农业生产责任制》一书；1982年将《农业生产责任制》一书修订再版。三年来，围绕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共发表和出版了20多万字的作品。由于各种体裁并用，新闻素材的利用率比前些年明显提高了。

以上谈到的几点，是提高新闻素材利用率的一些具体措施。要把这些措施变为现实，最根本的一条是要勤奋。明末大思想家黄宗羲，从17岁开始苦读，每天天不亮起床，读到深更半夜才睡觉。北周大思想家吕思礼，“昼理政事，夜即读书”，光是烛灰一夜就有数升之多。对于新闻记者来说，白天的8小时固然重要，晚饭后的4个小时更为宝贵。假若我们每天晚上七点半铺开稿纸，写到十一点半，按照每小时写半页稿纸（100字）的写作速度计算，全年即可得14.6万字。有了这种勤奋写作的精神，许多精彩的新闻素材就不会在自己的采访本里烂掉了。

学会“抓问题”

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只看到老记者的“点子”多，不知道他们的“点子”是从哪里来的。我曾经问一位老记者，他说，全国迫切需要解决什么问题，绝大多数单位还没有解决好，这时，你发现某一个单位解决了这一问题，抓住它进行报道，就算抓到了“点子”上。这几句话使我受到很大启发。

毛泽东同志说过：“一篇文章或一篇演说，如果是重要的带指导性质的，总得要提出一个什么问题，接着加以分析，然后综合起来，指明问题的性质，给以解决的办法。”（《反对党八股》）我把这段话同那位老记者的实践经验联系起来思考，对“点子”有了几点新认识：

——“点子”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各种矛盾在记者头脑中的反映。

——记者在反映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和各种矛盾时，并不是包揽一切，而是有选择、有重点的。要集中反映那些从全局看来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和突出矛盾。

——这些重大问题和突出矛盾解决起来十分困难，以至于许多单位面对这些问题和矛盾一筹莫展。

——正当许多单位迫切需要典型经验对他们进行指导的时刻，你发现某一个单位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及时抓住这个典型，详尽地报道他们解决这个问题的经过和经验，这样的报道才算真正抓到了“点子”上。

想透了这几层，我对“点子”的理解比刚参加工作时深刻了一点。“点子”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记者头脑里固有的，而是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和矛盾在记者头脑里的反映。由此可见，要想抓到“点子”上，必须从关心现实生活开始，必须从研究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和矛盾开始。

然而，现实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可供我们捕捉和选择的问题很多，在如此纷繁的社会现实面前，我们应该抓一些什么问题呢？

一、要注意研究同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紧密相连的问题

新闻记者有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要充分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人民群众的吃、穿、住、用、油、盐、柴、米，看起来似乎是一些“小事”，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初期，《旅大人民日报》读者来信组收到一位农民读者的来信，对旅大针织厂出产衬衣的规格和样式提出意见，说农民不习惯穿套头的绒衣，喜欢要开扣的，并画了两张图样寄到报社。百货公司营业员也向工厂反映女同志不喜欢圆领套头的绒衣，因为套头时容易把头发弄乱，头发上的油也容易沾到绒衣上。她们希望生产一种上肩带拉链或暗扣的绒衣。旅大针织厂根据群众的意见，对产品进行了改进，生产了9种受群众欢迎的绒衣。1953年11月4日，《旅大人民日报》发表了《人人喜爱的“白熊”牌绒衣》一文，报道生产绒衣的工厂全心全意为顾客服务的事迹。由于稿件反映的问题同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这篇报道在人民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共鸣。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新闻工作者同人民群众的这种联系遭到破坏。一些同志不注意研究同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报纸同人民群众日渐疏远。粉碎“四人帮”以后，新闻战线恢复了20世纪50年代的好传统，一大批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新闻接连涌现，例如，《新长征路上的吃饭问题》《群众为什么买不到生姜》《如何解决“抓药难”的问题？》《脖子上挂钥匙的孩子吃饭问题解决了》《风沙紧逼北京城》等等。这些新闻通讯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

我从1977年冬天开始有意识地学习从群众生活的角度抓问题。当时，我到莒县爱国大队访问全国劳动模范吕鸿宾。到了莒县汽车站，公共汽车坏了，得第二天才能修好。有三位老大爷准备步行回村。我提起旅行包，同他们结伴上了路。他们不知道我是记者，一路上说话很随便。他们谈得最多的是年终分配的事，互相打听哪个村钱分得多，哪个村钱分得少，哪个村工分值低，哪个村工分值高。有的夸他那个村的干部好，不贪不占，有的埋怨他们村的干部嘴馋，集体都叫他们给吃穷了。我当了多年农村记者，头一回知道了农民对年终分配的关心程度。

到了爱国大队，公社经营管理员无意中谈到附近姚家岭子大队大灾之年增产增收，最近召开了一次“年终分配兑现大会”，当场把包有现金的红纸包发到社员手里。听到这个线索，我心里非常激动。当时，粉碎“四人帮”才一年多，农业战线“左”的影响仍然严重。许多地方多劳不多得，分配不兑现，有的社员劳动一天所得的报酬还买不了一包火柴。有些生产队干部利用职权强挪硬借，干部欠队里的，队里欠社员的，不少社员辛辛苦苦干一年，分到手的只是一张白条。在这种情况下，社员最关心的就是分配能不能兑现。我想，既然“增产增收、分配兑现”是农民关心的事，那么，就应该及时抓住这个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于是，我把日程调整了一下，首先去抓分配兑现大会的采访。情况摸清以后，我连夜赶写了一篇题为《记一次年终分配兑现大会》的“速写”。为了烘托农民的喜悦心情，我把同三位老大爷谈话时的感受概括了进去。“速写”一开头就写道：

“元旦前夕，是年终决分的日子。庄户人，大干了一年，到这时，地净场光，谁不盼个增产增收？”

紧接着写道：

“接连好几天，大队会计室的灯光一直亮到深夜。为了尽快编制出年终决算分配方案，会计们忙着清工、清肥、清库、清账，老远就听到噼里啪啦算盘响。”

“速写”如实再现了姚家岭子大队年终分配兑现大会的场景。因为稿子写的是庄户人关心的事，所以读者看了高兴。

新闻记者写的稿子是给群众看的。要想通过自己的新闻作品打动读者的心，就必须从关心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做起。

1983年5月下旬，我到沂蒙山区采访。临沂地区财贸部门的同志告诉我，炎夏临近，沂蒙山区农民又愁卖猪难。沂蒙山区是沂蒙黑猪的主要产地，这里的农民大都有养猪习惯，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多产肉、多积肥，农民养猪积极性更高。可是，一到夏季，全区10多个县的冷库里堆满了白条猪肉销不出去，农民急待出售的大肥猪收不进来。天气渐热，几百斤重的猪，有个病，有个灾，农民怎不心疼。作为一个新闻记者，应该想方设法为农民排难解忧。

于是，我利用午休时间，铺开稿纸，写了一封题为《炎夏临近，沂蒙山农民又愁卖猪难》的记者来信，当天下午三点用电报发到《人民日报》社。第二天一早，这封“记者来信”就在《人民日报》一版显著位置刊登出来了。随后，临沂行署专门研究了如何解决“卖猪难”问题；山东省人民政府拟定了解决“卖猪难”的具体措施；兄弟省市商业部门也主动与临沂地区联系，购买沂蒙山区的猪肉。多管齐下，沂蒙山区老百姓“卖猪难”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1950年4月23日，《人民日报》在一篇题为《加强报纸与人民群众的联系》的社论中指出：“人民报纸与资产阶级报纸的根本区别在于它应该是与人民群众有着广泛的亲密的联系；它应该时时刻刻地关心群众的利益，深切地懂得群众的要求。”这段话至今仍然有指导意义。

我国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正常情况下，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强烈要求解决的问题，与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应该成为各级党组织所关心、所重视的大问题。一个人民的记者，只要经常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注意观察和研究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就有可能抓住切合实际的、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