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是世界秩序转折之年[1]
2014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国际上高度关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从年初到年中，西方国际研究学界中出现了一种观点，担心亚洲出现紧张甚至冲突，认为中国有点像“一战”之前的德国，经济高速发展，民族情绪高涨，军备快速增长，对中国是否会走上地区扩张道路有许多议论。在5月新加坡香格里拉安全论坛上，这种观点十分盛行。
但是2014年发生的事情与西方学者们的设想完全不同。10月份我和一些中国学者一起访问美国，走访了7家智库。当时美国学者关注的是四大热点和难点问题，排第一位的是埃博拉疫情，美国社会几乎出现恐慌，担心国家对输入性传染病没有足够的手段应对。排第二位的是“伊斯兰国”组织（ISIS）——一个组织优良、目标明确、手段狠辣，而且有西方教育出来的年轻精英参与其中的极端恐怖主义势力。在美国无心无力再度向海外大规模投送兵力之际，这种挑衅显得十分棘手。排第三位的是乌克兰危机，美欧与俄罗斯的较量难解难分，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一直带有强烈的政治情绪，有学者甚至预言将出现新冷战。排第四位的是全球经济恢复缓慢，美国对自身经济能不能强劲复苏不托底。
在2014年进入尾声之际，美国和其他国际关系界学者反观年初对中国和亚洲的判断，觉得至少不似上述问题那么紧迫和现实。尤其年底油价持续下滑，突破了所有人预期，更显得当代世界大事的游走方式扑朔迷离。国际社会对中国作用和与中国合作期待进一步上升，当然，美国对中国的担心和疑虑并无减少。
从全球秩序的角度看，2014年具有转折性意义。无论是在2014年发生的事情，还是大家对2014年的看法，都显示出现存世界事务的治理方式正走向终结。美国学者在探讨2014年面临的国际难题时，表现出一种无奈，认为许多问题都“无解”。确实，现存世界秩序在应对新问题和新现象上明显吃力，现有工具箱里的手段已经解决不了出现的新型问题，今日世界对国际体系和秩序改革的需求和推动力都在增强。这可能预示着，后冷战时期将走向终结，需要开启新的构建时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100年间，世界经历了许多。“一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没能建立起支撑公允和持久和平的国际体系。“二战”后国际关系中的雅尔塔体系本质上也是基于大国划分势力范围，即所谓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苏美争霸使世界陷入长达40余年的冷战，尽管竞争和对抗激烈，但是两大集团力量的相对均衡维系了世界大体和平。“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包括联合国在内的一系列国际治理机制日臻成熟，并且在后冷战时期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继续发挥着作用。
现在，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场景，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在全球力量结构中所占比重逐步上升。同时，在世界全球化、信息化和多极化的推动下，跨越国界的人员流动和经济活动十分广泛和活跃，也使人类面临的挑战更加复杂和具有多重性特征，传统的认识和处理方式需要调整。很多发生的事件和问题，表面上看各有各的原因和逻辑，有其偶然性和必然性，但归结到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国际控制力和治理能力不适应新的环境，世界主要国家对一些问题的判断失误、处理失策、应对失序，往往导致问题的扩大化和复杂化。例如恐怖主义的上升和埃博拉疫情的扩散就明显有初始处置不当的问题。
为什么世界会出现这种情况？从世界秩序的角度讲可以关注以下因素。
一是美国的因素。冷战结束后，美国居于对世界事务的掌控地位，现阶段出现的国际失序在很大程度上有美国的责任。首先是美国的道义地位发生了动摇，尤其是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之后。再者美国外交决策出现了问题，两党政治争夺导致决策成本高，判断力下降，敏感度不够。最重要的是，后冷战时期美国对世界发展大趋势的判断出现了错误，一直滞留在冷战轨道上，试图通过军事手段维系霸权。美国在全球推行自己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观，目的是掌控世界，服务于自身利益。如果说2014年对世界秩序是一个转折点的话，最根本的就是美国推行的这套东西行不通了，需要调整。
二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力量的因素。中国经济总量已攀升到世界第二位，新兴经济体按市场汇率法计算的GDP占全球比重达到50%。然而，美国等传统力量虽然治理能力下降，并没有让出空间的意思，整个新兴力量也还没有成熟到可以挑大梁的程度。新兴力量多是发展中国家，它们在国际理念上对西方传统做法不认同，因而从主观上还没有表现出填补治理空间的意愿。在如何改造和调整世界秩序的问题上形成共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是其他中间力量的因素。欧盟、日本、俄罗斯等居于传统力量和新兴力量之间。这些国家工业化基础好，有介入国际事务的意识和经验。但是在这个动荡时期，许多国家不同程度地陷入困境，自顾不暇，难以发挥大的影响。其他中等力量也把重点放在具体利益上，对国际事务采取就事论事的态度。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第三股力量还没有形成。
这可能是一段比较混沌的时期，也是风险极高的阶段，一些小事处理不好会演变成大事。而这个时期恰恰又是我国特别需要和平稳定的阶段，2020年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第一个百年目标。因此，今后五年国际形势的走势和我国与世界的总体关系对我们自身的发展是极其关键的。
未来美国会怎么样？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保持经济恢复的强劲势头，经过一个短暂时间的耐心经营，恢复国家实力，再度拉紧与欧洲和日本等盟友的配合关系，并且重建国际威信和信誉。如果在这段时间其他国家不能及时做出调整甚至犯错误，美国则有可能重新赢得对世界事务的掌控能力。美国依托的是两洋霸权，其冷战时期的重点一直是大西洋关系，而在后冷战时期它把投入的重点放在中东。目前，考虑到亚洲地位的重要性，美国已经开始把重心转向太平洋。美国未来的国际影响力首先取决于综合实力能否彻底恢复过来，在这点上它需要与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合作。二是中国等新兴国家能否持续增长，抑或停滞甚至出现新的危机。
美国的第二种可能性是继续相对弱化，沦为多强之一，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美国目前的经济恢复还不够扎实，油价下跌则是双刃剑。全球经济能否总体上走向复苏对美国也很关键。还有一点很重要，美国在国际事务上搞双重标准和以己划线的做法对其形象是很大的损伤，也不适应世界和平发展总趋势的要求。在这些问题上如果美国不能做出调整，也难以再度赢得国际上的广泛接受。
考虑到当今世界美国和中国的特殊位置，两国对自身的把握和对彼此关系的把握对于世界将来向哪个方向发展至关重要。再搞均势那一套恐怕不符合21世纪复杂国际环境特征，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多次探讨的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想法，是一个前瞻性和战略性的大思路。这需要两国通过一次次的对话和一个个的重大合作来逐步落实。
其他力量也值得关注。欧洲结构改革步履维艰，即使好转，一时也难以回到从前的地位。俄罗斯则更加困难，即使缓过气来也落下内伤。日本的增长继续陷入停滞。但这些国家有可能构成第三股力量，它们往哪个方向靠，哪种道义力量能把它们吸引过来，将是影响国际格局的关键因素。这些国家也将在自己走出困境的过程中构建新的依托和合作关系。
2014年中国的国际作为不同凡响，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和中国自身的表现都具有转折意义。正如习近平主席强调的，中国需要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2014年中国的国际作为可以用“积极主动”来形容，中国依托自身优势提出了一系列地区和国际合作的倡议和外交理念，最具代表性的是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中国与中东欧国家“16+1”的合作也加快了步伐。中国在应对埃博拉疫情上出手有力，投入的人力和财力都居全球之首，让世界看到了中国担当国际责任的勇气和能力。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增大，中国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可以发挥的作用必然相应增长。
但另一方面，中国面临的挑战也是历史性的。中国没有作为世界大国在国际舞台上运作的历史经验，民众对介入世界事务也缺乏国际体验，尚处在一个学习和适应的阶段。同时，中国已经提前开始面对复杂和困难的国际局面。中国是现存秩序的参与者和受益者，同时也是改革者。在世界经济和金融领域的秩序改革和建设上，我国与许多国家已经建立起共识并且取得一些成果。但在政治和安全领域，中国与世界其他主要国家之间仍存在深层矛盾和分歧。中国对未来世界秩序确立什么样的构建蓝图？如何通过主动参与重大国际事务，并在秩序构建上提出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和可行的中国方案？这将是我们未来需要认真思考的方向。
在当今这个充满变化和动荡的转折时期，中国需要调动智库力量积极建言献策。例如，对国际上普遍关心的“未来中国将如何使用自己力量”的问题，中国智库应该拿出自己的主张和建议。我们应该很冷静地、用全新的心态来看我国未来的国际角色和外交路径。
再如，作为新生的世界大国，我们能否保持谦逊、自省的心态和压力意识。事实上，我国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依赖不亚于世界以及其他国家对我国的依赖。把握自我认识对大国的成长也很重要。
又如，我们能否扩大国际视野和培育国际主义精神。作为大国，我们需要逐步地把自身利益放到国际视野下去看，有世界和平才有中国的和平，世界整体的增长有利于中国的增长。对一个成长中的大国，凡事若放到共同利益的盘子里去考虑，通过谋求共同利益来实现自己的利益，阻力会更小些。当自身利益与共同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时，有时可能舍小利益来维护大利益，比争小利益毁掉大利益要好。
还有，大国需要考虑言论和行为的后作用力和反弹力，包括国内的反响和国际上的影响。当一个大国，包括新兴大国，在国际上操作时，没有一件事情可以不引发后果。因此，作为一个大国，中国不仅需要考虑到自己的需要，也要考虑到国际受众的感受。我们在世界上提出新的主张和倡议时，需要有更多的国际意识，强调合作和共同利益，增强能够赢取人心的软实力建设。
当前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智库发展面临大好时机。智库的任务一是为决策提供参考意见，二是对国民和国际社会进行政策传播。从中国目前的状况看，需要加快扶持政治和外交领域的智库发展，决策机构与智库之间应该进行更加有效的沟通，需要在这方面设计和构建适当的平台。中国智库和学者需要努力提高自身思想政治水平，增强讲中国故事的能力，努力承担更大责任，帮助国际上更好地了解我国的制度和政策，为未来中国更多参与地区和世界事务提供智力支持。
进入21世纪的“秩序”争论[2]
引子
在全球化大潮的带动下，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快步提升。这是否会给21世纪的世界秩序抑或国际秩序带来新的变革？
中国于2010年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作为一个有着独特历史文化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也正处在深刻变革的过程中。
我常听到的问题是：中国想向世界要什么？能给世界带来什么？中国是否要挑战美国主导的现存秩序？
对于一个1993年才停止印发配给粮票的中国来说，这些问题似乎来得太早。实际上，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年轻人是第一代成长中没有遭遇饥饿的中国人。确实，中国的全球经济地位不断提高，但普通中国人更关心的是人均GDP，因为这才是决定生活条件的关键。
但是中国人并非对世界毫不关心，源于殖民时代的不平等世界秩序，给中国人对国际关系和秩序的观念留下深刻印记，他们从自身的体验中形成了强调包容和公正的国际秩序理念。现在，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国人关于秩序的讨论也相当活跃。中国学者关心：什么样的秩序能更好地服务于21世纪世界的需求？很多人在这场争论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今天我希望从学术的角度，分享个人观点，权当“抛砖引玉”。首先谈谈怎么看当前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之后是关于中国对国际秩序的一些体验，以及对两者的比较分析，最后谈谈对当前秩序面临挑战的看法。
一、美国领导下的世界秩序
基辛格博士的名著《世界秩序》一书对此有最全面的阐述，他对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为根基延续至今的世界秩序有很深的理解和认同，同时也主张这个秩序需要现代化。
确实，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减少了欧洲民族国家之间的“无政府状态”，催生出支撑现代国际关系的法律和机制框架。然而，它从构建之初就是一个西方秩序，而不是作为普世原则来考虑的。对许多被殖民的国家来说，这个秩序更多像是一个排他性的政治、军事小圈子，这也成为其后来的内在弱点。当时世界其他地区还有很多与之并存的秩序观。
美国用一个世纪的时间完成崛起，确立了在近代西方世界秩序中的主导地位。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快速将西方秩序扩展至全世界。1990年11月美国总统布什正式提出“世界新秩序”的美国全球战略新构想，强调美国不可替代的领导地位。归纳起来看，这个世界新秩序包括三个支柱。一是作为道义制高点的西方价值观；二是作为安全基石的美国军事同盟体系；三是以美国制定的国际经济金融规则和制度安排为基础的全球经济。在美国的世界秩序观念中，联合国体系反映和贯彻了美国领导下的秩序原则与规范。
无疑，现存秩序对全球的进步做出了贡献。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资金、市场、技术、生产在向全球各个方向扩散，为长期处于边缘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巨大的发展良机。像中国这样贫困的人口大国正是抓住了这一良机，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两个月前我访问印度时，到处听到如何吸引外资、如何创新的议论，可以感受到又一个大国经济起跳的跃跃欲试。
然而，目前这个体系的三大支柱都面临挑战。200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凸显了其在全球经济治理上的缺陷。在政治领域，西方价值观的全球推广不仅成绩寥寥，而且后遗症严重。在安全领域，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没有克服集团政治的弊病。例如在亚太地区，给人的感觉是，美国似乎更加重视其盟友的安全利益，甚至将其凌驾于中国这样的非同盟国家的安全利益之上。
更为令人忧虑的是，它没能为许多新的现实挑战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许多非传统和跨领域的安全威胁越来越多地控制全球议程，而美国受制于国内外的诸多因素，其领导力常常差强人意。
我前不久访问美国时，不少美国智库正围绕谁会成为新的战略目标、如何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冲击等问题开展新的讨论。
基辛格博士说，他现在思考最多的是美国还有多少时间和空间来维持现存秩序，并构思未来的新秩序。他认为中美需要合作，但未来不会一帆风顺。
看起来，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面临的一大考验就是，能否根据形势变化做出调整，能否与世界舞台上的新兴力量合作而不是对抗。
二、中国人的“国际秩序”观念
我想说的第二点是中国人对国际秩序的体验。这里我使用的是“国际秩序”而非“世界秩序”，因为这两者并不完全一样。
中国所认同和支持的国际秩序，是指在“二战”后建立起来的联合国框架和围绕这个框架形成的一系列机制，认为它是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的根基，它所秉持的国家之间平等相处的基本原则和规范赋予它国际公认的合法性。
2015年6月，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清华大学主办的第四届世界和平论坛上专门谈到中国对秩序的观点。他说，中国直接参与设计建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中国将始终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建设者和贡献者。
中国在封建王朝的漫长历史时期，维持了与外部世界稳定而有限的关系，发展出自己的天下观。当然，当时的地理知识是有限的。19世纪，西方的炮舰外交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破坏了中国人传统的天下观、秩序观。从那时起，中国开始努力融入到西方主导的现代世界，这一进程伴随着痛苦、艰难和挫折。
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返联合国，逐步接受了基于联合国宪章的国际规则和国际规范。1974年4月，邓小平在联大第六次特别会议的讲话中，向世界阐释了中国的现代秩序观。他指出发展中国家争取政治独立的重要性，并强调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40年来，中国始终秉承这一政策理念，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到，要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2015年4月在印尼雅加达举行的亚非国家领导人系列会议和万隆会议60周年纪念活动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要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也谈到中国将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
现在，中国已经成为联合国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中最为积极和活跃的成员之一。例如，中国已经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维和人员贡献最多的国家。
由此可见，中国对国际秩序采取的一直是融入的思路，而中国在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中也受益良多。同时，中国十分强调国际秩序中公平、公正、开放、平等原则的重要性，支持对现行国际秩序一切有必要的改革，以适应新的现实。我们主张这些变革应当是渐进式的。
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以及国际社会其他成员积极推进了这一进程的发展，推动二十国集团（G20）、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金砖国家、亚投行和“一带一路”等合作机制取得进展。中国主张不断推动和深化以联合国为核心的现有体系的改革，提高其运作效率、覆盖范围和代表性，希望最终催生一种更健康和更公正的全球市场和惠及各方的发展环境。亚投行的建立得到了50多个国家的支持，就充分说明了这个方向的正确性。
在国际安全合作领域，中国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的新型安全观。我们不主张构建排他性的安全模式，而是希望为地区乃至全球寻求一种综合性与合作性的安全结构，东盟地区论坛、上海合作组织和亚信会议是这方面的有益范例。
三、比较分析
令美国深为担心的是，中国早晚会挑战它的世界权力和对国际事务的掌控。而美国的矛盾在于，它希望继续领导世界秩序、主导世界事务，但又不愿意至少是部分地改变其秩序当中排他性的属性。
从中国的角度看，这种对世界权力争夺的担心属于过去的20世纪。中国有着不同的历史和传统，并不认同强权政治的逻辑。中国一直以来都是以联合国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坚定支持者，积极推动其宗旨和原则的贯彻实施。
这也是为什么，当美国人谈到中国试图挑战其领导的秩序时，中国人会感到困惑。显然我们不是在一个层面进行对话。
虽然如此，在现实生活中，中美两国对当今世界秩序建设上的观点并非迎头相撞，相反，还存在重要的共同点。例如，对世界和平与繁荣的追求，对改革和完善联合国体系的希望等等。中美在核不扩散问题上也持相近立场，也都表达了对大国之间危机管理和冲突预防的需求。在一些重要的政治议题上，两国都表示没有损害对方的“大战略”。例如，美国明确表示无意遏制和围堵中国。
我们都认识到，需要对国际秩序进行变革以适应新的现实。问题在于，我们能否努力超越差异、相向而行？还是渐行渐远？
四、21世纪更具包容性的“全球秩序”
20世纪上半叶接连发生了两场惨痛的世界大战，给人类社会造成了巨大损失。紧接着，在“二战”结束后不到两年，美苏两国关系从战时的盟友急转直下，滑入一场长达40年的冷战，使世界被集团政治所分割。
英国剑桥大学的历史学家尼古拉斯·博伊尔发现，在过去5个世纪当中，每个世纪的第二个10年所发生的一些大事会影响整个世纪发展的轨迹，如17世纪的三十年战争、19世纪的拿破仑战争、20世纪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它们都是以冲突或者战争的方式实现权力的再平衡的结果。
现在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世界能否摆脱这一历史规律并探索出大国之间相处的新模式？
基辛格博士《世界秩序》一书中最后一章的标题用的是问号，“我们走向何方？”。他谈到国际秩序的重塑问题，认为这是对当代政治家的终极考验。他提到现代世界需要一个“全球世界秩序”，各国领导人应超越日常琐事，来思考更为重大的未来世界秩序问题。
确实，在全球化的带动下，今天的世界更加扁平，国与国之间更加相互依存。但是在秩序的层面，不仅中国与美国存在看法上的差异，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出现不同的趋势。例如俄罗斯与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分歧体现出彼此的不相容，而“伊斯兰国”组织（ISIS）则宣称要恢复传统的伊斯兰秩序。
也许在适当的时候，需要考虑如何构建一个更加宏大和更具包容性的“全球秩序”构架，如同一个更大的伞，让国际社会的所有成员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话语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多次谈到利益共同体，或者是命运共同体这样的理念。
当然，这方面的讨论将是一个漫长的建立共识的过程。重要的是21世纪人类不应再次落入大国权力争斗的窠臼，而应增强秩序的公平性和各国平等受益，着眼于维护发展和解决共同面对的问题，不仅处置传统问题，也能够应对复杂的新疆域挑战。我们当前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和挑战都是新型的和跨越主权边界的，人类在应对上还缺乏经验，需要采用新的思维和联合的手段。
中美作为当前秩序变革中的核心国家，应该避免在政治、安全和经济领域采取相互排斥的做法，应该有风险意识，避免相互刺激和相互指责。同时，中美应该更加强有力地支持联合国和东盟等地区组织，加快构建共识。
秩序也好，体系也罢，说到底还是人与人的沟通和理解。各国之间需要开展更加广泛的沟通。中国作为新兴的大国，更需要学习如何将自己的政策和战略意图及时和清晰地传递给世界，从而得到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总之，我们需要共同努力，确保21世纪成为一个真正和平和共同繁荣的世纪，不要再犯20世纪多次出现的导致严重冲突的错误。构建一个更加完善的全球秩序应该是思想众筹和共同演进的结果，需要所有国家的参与和努力。
在共同的屋顶下——中国的全球秩序观[3]
在美国，关注的焦点是如何确保美国在世界上继续拥有领导地位。出于对传统大国更替的天然恐惧，美国对自己能否保持强大、新兴国家是否会与美国争夺世界主导权产生焦虑，有学者主张制定新的“大战略”来应对。
在中国，关于秩序的讨论更多是围绕如何改进国际秩序、完善全球治理。中国经历了30多年的快速发展，外部环境出现前所未有的变化。首先，世界站在历史性变革的新关口。在全球、地区和国家层面，在传统和非传统领域，乃至实体和精神层面，变化都在发生。同时，中国人认识到，自己的国家正成为世界变化的主要动因之一，对国际事务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中国公众对学习并且扩展国际视野兴趣日益浓厚。当奥巴马总统说“如果我们不制定世界贸易的规则中国人就会去制定”时，有意思的是，这句话刺激了更多的中国人想了解：这些“规则”到底是什么、对中国有什么影响、又当如何应对？中国学者也在积极探讨未来秩序和相关的理论。
美国对中国这个新兴经济大国的意图充满疑虑，担心中国要挑战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担心中国要另起炉灶，建立新的国际规则和秩序。中国则反复申明，中国是国际秩序中的一员，遵守其规则并从中受益，无意也无力推翻现行秩序。中美两国在这个问题上好像总在各说各话。那么，中国说的“国际秩序”与美国声称领导的“世界秩序”是同一个秩序吗？恐怕也是也不是。
通常的理解是，美国自恃发挥领导作用的“世界秩序”是一个包括现行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以美式价值观和全球军事同盟架构为支柱的全球霸权秩序，西方世界是其主要构成和获益者。需要看到，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在“二战”后为维持和平和促进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在冷战结束后推动了全球化进程。
但这个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西方世界的圈子，尤其在安全和政治上具有排他性的特点，在当今世界多元化和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其局限性日益显现。同时，其排他性质也削弱着美国自恃的世界领导地位的合法性。以中国为例，美国一方面视中国为新崛起的大国，希望中国接受其领导并在某些领域配合美国行动，但同时，美国又在政治上将中国视为异己，在军事上把中国看作潜在对手。美国亚太军事同盟体系的成员中，也存在将中国视为威胁来源的倾向。
而中国谈到秩序问题时，采用的表述是“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而不是“世界秩序”。中国说的是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机构和体系，中国是其中的平等成员，有归属感，也是这个秩序的重要发起方和建设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5年9月访问美国时，在联合国大会上专门谈了中国的观点。他说：“中国将始终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是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将继续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确实，无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在安全方面，中国为世界做出的贡献多以联合国机制为核心，并且得到联合国的授权。
当然，中国与美国的秩序观都有其缘由，所谓的“世界秩序”和“国际秩序”存在很多重叠。作为联合国框架及相关机构的主要设计者和支持者，美国虽然无法完全控制这个体系，且有时还会绕过它自行其是，但依然认为联合国及其机构在处理国际事务中不可或缺。而中国是在现行国际秩序中实施的开放政策，并且成功地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未来在世界上的很多发展机会仍将源自于此。因此，中国会继续支持和参与这个秩序结构。
同时必须认识到，不管是“世界秩序”，还是“国际秩序”，都不足以应对人类目前面临的复杂挑战。
举个最近的例子：在叙利亚一国之土地上，聚集了政权更迭、大国干预、极端势力兴起、人道危机等人们可以想象得出的几乎所有动荡元素，很难通过哪个秩序结构找到一个能解决如此复杂危机的方案。
刚满70岁的联合国为世界维护和平、促进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存在的结构和制度缺陷从未得到解决，其官僚主义和低效能饱受诟病，在应对当今全球挑战时更显得力不从心。比如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后，联合国及相关机构既未在预防上有所建树，应对时也未能及时发挥有效作用。在气候变化问题《京都议定书》后续谈判中，联合国的推动也显得效果有限。
现行国际体系和治理已经到了必须改革的时候，而中国人希望走在前列。当然这个改革不是摒弃或者取而代之，而是改进和完善，也许可以说是秩序的“重塑”。
2015年11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邀请外交学院院长秦亚青教授就全球治理进行了授课。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之后的讲话中指出，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正处在历史转折点上，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是大势所趋。现在，世界上的事情越来越需要各国共同商量着办。他特别提醒国人，“不仅要看到我国发展对世界的要求，也要看到国际社会对我国的期待”。
中国已在有意识地主动参与和推动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秩序。中国积极推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治理结构改革，并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正在与其他国家一道创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开发银行等。2014年西非爆发的埃博拉疫情使国际卫生机构力有不逮时，中国首先派出医疗队，提供经济支援，使危机得到控制。
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宣布了中国政府的一系列重要决定，包括设立为期10年总额10亿美元的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用于支持联合国和平与发展事业；建立8000人规模的维和待命部队；并于今后5年向非盟提供总额1亿美元的无偿军援。
2016年中国将在杭州主办G20峰会。这是中国第一次承办如此重要的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论坛，是在全球治理上有所创新和建树的难得机会。
可以相信，未来中国在继续保持自身发展的同时，将会担负起更多的国际责任。
那么在未来，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秩序呢？与其辩论哪一种秩序观更优越，不如超越现有概念，提出“全球秩序”这样一个更加宏观的新概念，最大限度地容纳全球治理、大国协作、地区合作、南北对话等等，把我们这个多层面的时代所需要的所有支柱和环节都包括进来，包容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利益和关切，提供一个大家都能舒适地居于其中的秩序屋顶。
在共同的屋顶下，这个“全球秩序”至少应该具备三方面的机制能力：一是保障世界和平，二是保障全球可持续发展，三是保障用合作方式解决争议问题。在这个框架之内，各国应培育合作的习惯和规范，大国协调和多边机制都应充分发挥作用。习近平主席多次谈到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强调合作共赢和共同发展，因此，在全球秩序这个共同的屋顶下，世界应该是一个利益和命运的共同体。
无论未来秩序是什么样的，美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必然是核心参与方，而它同时也是现行世界秩序的主导者，因而面临调整的巨大挑战。比如：美国是否有魄力改变固有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走出狭隘的利益小集团思维，从自我的道德绑架和盟友的利益捆绑中解脱出来？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的大国，所面临的挑战同样很大。因为中国缺乏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大国，或者说充当国际层面“玩家”的经验，需要扩展自己的国际视野，尤其是在公众层面。我们不仅需要维护好自身的国家利益，还应该拓宽眼界，考虑更加广泛的利益。中国人也需要逐渐从历史上“受害国”心态的束缚中走出来，成长为真正的世界公民。这需要一个过程。
未来“全球秩序”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之间能否开展真诚的对话与合作。中美有广泛的合作，同时也有矛盾和竞争，两国关系早已经超出双边层面，对全球的影响日益巨大。中美之间的合作会使世界受益，而任何冲突，如果不能妥善处置，都可能给世界带来风险。
比如，现在南海就存在着紧迫的危险。美国把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做法视为旨在控制整个地区的“战略扩张”行为，并且依据这个判断采取应对措施。中国把美国派军舰到中国的南沙岛礁附近巡航视为严重的挑衅。这导致地区安全局势更加紧张，双方的不同认识对已经因为多重争议而相当复杂的地区局势来说，如同火上浇油。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此事也促使双方相互释放一个强烈的信号，表明中美需要沟通和协作，需要增进理解和信任。两国军方的会面和讨论让我们有理由期待，双方能找到更好的办法来处理矛盾和分歧。一个新型秩序也许就需要在这样的碰撞和摩擦过程中产生。
虽然现在要预言未来世界的秩序图景，以及全球秩序是否会出现，还为时尚早，但是，通过各国的交流，通过坦诚的对话，我们有理由期望，国际社会能就什么样的秩序架构有利于保证21世纪真正成为一个和平繁荣的世纪逐渐形成共识。30年多前，当中国刚刚展开一场规模空前的改革时，邓小平用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比喻。我们现在或许需要以类似的态度来探索塑造“全球秩序”之途。
中国需要逐步积累参与国际治理的经验，需要学习，并且是快速地学习。同时，中国也需要讲好自己的故事，让世界读懂中国，了解中国，这是真正意义上国际合作不可或缺的基础。
失序与秩序再构建[4]
习近平主席2015年10月对英国的“超级国事访问”为中英合作谱写了新篇章，两国打造黄金时代的前景令人充满期待。
英国人一向善于制造惊奇，最近脱欧公投获得通过令世人始料不及，而第二天看英国新闻时，已经有人追悔莫及甚至想重新投票，再次让世人跌破眼镜。
现在还难以预料事态的前景，但我们都看到世界在发生变化。人们在问：欧洲一体化是否已经止步甚至走向瓦解？这是否会加快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权力结构的去中心化？我看到的各种评论和分析中最为深刻的是基辛格博士的呼吁，他希望不要忘记欧洲如何终结了纷争和开展一体化的初始目的，主张即便英国要脱欧，英伦和欧陆也要保持团结之心，不要让欧洲从小的分离走向大的分裂。
许多人问，此事对中国何益何损？其实中国对世界一向秉持整体性的观念，中国的最大关切在于全球的稳定发展。目前我们要表明的是，中国仍然要与英国更加紧密地合作，也要继续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
对于当今世界的秩序，一方面有人担心中国要挑战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或者另起炉灶；另一方面又有人忧虑21世纪的世界将滑向失序。两种担心既是相互矛盾，又是相互关联的，我今天主要谈第一个问题。
请允许我借用雷蒙德·卡佛的一句经典句式：当我们谈论秩序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
在英国和西方，人们认为当今世界秩序是由美国建立和主导的，是“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概括看这个秩序有三个支柱：一是美国或西方的价值观，二是美国主导的军事联盟，三是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组织。这个秩序有其形成的历史原因，也在现代世界发挥作用，美国作为主导者从中获利匪浅。
讨论中国对这个秩序持什么立场，首先需要搞清楚中国与之是什么关系。必须承认，所谓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从未完全接纳中国，尽管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功，但因与西方体制有差异，长期以来在政治上受到排斥。美国主导的军事联盟也不关心中国的安全利益，甚至在亚太对中国施加安全压力。所以至少可以认为，这个秩序在包容性上存在缺陷。
同时，这个“世界秩序”确实面临多重挑战，但并非源自中国，而主要是源于它无法为今天世界的所有复杂难题提供解决方案，有时甚至制造的问题多过解决的问题。
例如，美欧在全球推广西方价值观的做法已被证明效果不彰，尤其是在一些国家，当旧的治理体制被破坏后，新嫁接的西方体制并不能有效运作，权力真空引发更多混乱，甚至动荡外溢，结果带来的不是有序，而是失序。想想看，反恐战争打响的时候，谁能想到有朝一日恐怖主义会发展到准国家形态？在阿拉伯世界燃起革命之火的时候，谁又想到后来欧洲会面临数以百万计的难民潮？
在防御领域，美国主导的军事联盟将其安全利益置于他国之上，在全球安全中引发新的矛盾，尤其在一些地区争端中导致更为复杂的局面，这如果控制不好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加快失序。
全球化的进程改写了世界，同样也改变着世界力量格局。过去几十年来，我们先看到资本、技术和市场从西方发达国家构成的中心向更加广阔的边缘地区扩散和转移，使较不发达国家有条件实现经济超越性发展。而现在我们也开始看到，伴随这个转移和扩散，世界权力也出现分散化的趋势。新兴国家被期待更多地参与世界事务和分担责任。
权力的分散化是当今世界的一个现实，然而，世界是否必然要走向失序？难道国际社会不能及时应对、重新构建或者是补充秩序结构？
中国作为崛起性力量，已经认识到外界对中国发挥更大国际作用的期待和关切，那么，中国是否要发起挑战，是否必然走向与美国争夺世界权力？
世界常听到中国领导人讲，中国是“国际秩序”的一部分。需要澄清的是，此处讲的“秩序”指的是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组成的“国际秩序”，也包括国际法原则。它或许与“美国治下的世界秩序”有重叠，但不完全重合。中国对这个由联合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有很强的归属感。中国当年参与其创立，现在是受益者、贡献者，也是改革者。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话来讲，中国的意图“并不是推倒重来，也不是另起炉灶”。
中国正在学习和适应伴随成长而来的不断高涨的国际期待，正更加主动地为改革和完善国际秩序贡献力量。例如，中国启动了亚投行，英国也加入其中。中国还提出了能更好地连接亚欧大陆的“一带一路”倡议。再比如，在安全领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倡导了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与可持续安全的整体安全理念。
目前的一大挑战是南海争议问题，中美双方陷入分歧的困境。
显然，美国更多是从地缘竞争的角度看待和处置与中国在南海的分歧，从学理的角度讲，美国这样表现有其战略文化根源。在座各位对地缘政治学并不陌生，是英国议员和学者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20世纪初最早提出“中心地理”学说（Heartland Theory），主张“谁控制了欧亚大陆心脏地带谁就掌握了世界”，这个思想影响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地缘政治思维，乃至其后的战争与争夺。
当美国上升到称霸世界的地位之后，将重点转向海洋，美国学者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提出“边缘地带”理论，主张谁控制了边缘地带，谁就控制了欧亚大陆，也就掌握了世界的命运。
我回顾这一段是试图理解，美国的霸权战略基于对海上要冲的控制，由此可以了解为什么这个国家对其他国家的海上行为天生敏感，为什么对中国在南海扩建岛礁如此紧张。
事实上，南海总面积达350多万平方公里，而南沙群岛所有岛礁面积加起来不到20平方公里，而且远离国际航道。美国媒体无限放大中国的岛礁建设，让中国看起来有地缘政治的野心，我在美国常听到秉承“现实主义”理念的人预测，如果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美中冲突不可避免。
然而对中国而言，尤其是中国民众，南海问题的核心是围绕处于南海四个群岛最南面的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领土主权和相关海域的争议。中国民众坚信，中国自古以来就对南沙群岛拥有主权。
中国在南沙群岛的治权“二战”后被日本交还给中国，一直得到外界尊重，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海洋勘测等事项都是向中方申请的。冷战时期有东南亚国家开始侵占南沙岛礁，甚至声称发现了“新领土”。然而，“二战”以后地球上哪里还有新领土可以被“发现”？后来在南海发现的油气资源使问题更加复杂化。
20世纪90年代中国与周边国家改善关系，经过多年努力，与存在争议的国家达成共识，我们决定通过双边谈判和平解决问题，解决之前搁置问题并且寻求共同开发。这个分歧没有影响东亚地区成功地走向多边合作。《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简称《宣言》）的签署为管控好争议提供了制度框架。
然而，令中国苦恼的是周边个别国家没有遵守《宣言》的精神，试图把对中国岛礁的占领永久化和合法化，包括扩建设施和划分附近海域。中国在忍耐多年、劝说无果后，采取了应对和强化在南海存在的举措，包括更加严格地警戒和扩建岛礁，改善岛上设施。
而美国的再平衡战略突出军事安全色彩，更多强调盟国利益，给南海地区领土争议增加了新的维度。尤其美国不断派军舰军机靠近中国岛礁，甚至进入几海里内，构成对中国军事和安全上的威胁。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相信美国正在支持一些国家损害中国利益。
行动引发新的行动，误判导致相应反应。要走出因南海问题形成的安全困境，中美需要澄清彼此意图，避免误判。
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目标首先是维护主权权益，观察中国不能忽略历史维度。这个国家是在首都被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之下跌跌撞撞进入20世纪的，在其后的一个多世纪屡遭外敌入侵，中国人民对遭受强权欺凌的屈辱经历记忆深刻。也正是基于此，政府和人民始终对涉及领土主权完整的问题抱有极强的敏感性，绝不会允许历史遭遇哪怕在局部重演，也是为此，我们需要足够的军事防御能力。
第二，南海有重要国际航道，中国是主要使用者之一，希望它保持畅通，航行自由。中国自己也需要提高在南海提供公共服务能力，三座大型灯塔已建成并投入使用，同时我们也有海洋监测和环境保护方面的计划。
第三，中国与周边国家在南海的共同利益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没有旨在谋求地区霸权的动机和设计。中国也正同东盟国家全面有效落实《宣言》，加紧磋商“南海行为准则”，共同构建地区规则。
第四，美国在南海问题中不是争议方。从根本上讲，中美都需要南海和平和保持航行自由，应该、也需要逐步走向合作。
我不认为中美应该进入“零和”的地缘竞争的状态，一旦开启，双方将难免陷入漫长的权力争斗，焉知其尽头不是“修昔底德陷阱”？
刚刚过去的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纪念日，中国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做了重要讲话，提醒全党“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坚守为人民服务的承诺。在讲话中，他也谈到外交政策和对国际秩序的看法，重申了中国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外交理念，表示中国愿意与世界一道，为构建公平的国际秩序努力。
借此，让我们回到秩序的话题。在考虑未来秩序时，也许我们需要超越现有概念，提出“全球秩序”这样一个更加宏观的概念，最大限度地容纳全球治理、大国协调、多边合作、南北对话等等，把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各种支柱和环节都包容进来，包容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利益和关切，提供一个大家都能舒适地居于其中的秩序屋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