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与治理

我国流动人口城市化压力的空间分布研究

张凌华

摘要：基于ArcGIS10.2软件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建成全国362个地级以上行政单元城市流动人口数据库。在假设全国不同区域城市流动人口市民化成本一致的前提下，根据不同区域流动人口规模和集聚特征探讨我国流动人口市民化压力的空间分布。研究表明：我国东部地区市民化压力最大；中部地区城市流动人口市民化压力以一般压力和较小压力为主；除成都和重庆外，西部地区城市流动人口市民化压力总体较小；东北地区城市流动人口市民化的压力也总体较小。

关键词：城市流动人口 城市化压力 空间分布

城市流动人口是指在居住和工作在城市但没有获得当地城镇户籍的常住人口，其中农民工有2.77亿人（2015年），是城市流动人口的主体。流动人口市民化是指借助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使流动人口在身份、地位、价值观、社会权利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全面向城市市民转化，并顺利融入城市社会的过程。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报告2015》, 2015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6.1%，但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39.9%，两者之间存在16.2个百分点的差距。2016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指出要在“十三五”期间实现每年平均转户人口在1300万人以上，到2020年全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提高至45%的目标。流动人口市民化是提高我国户籍城镇化率的重要途径。然而流动人口市民化的进程非常缓慢，《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报告》显示，2012年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综合指数仅为39.63%。对于流动人口市民化进程缓慢的原因，学界众说纷纭。许多学者从与市民福利息息相关的户籍制度改革谈起，认为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二元化户籍制度严重制约了我国流动人口的市民化进程，虽然我国自2014年开始取消了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性质的划分，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但是包含诸多户口福利的“隐性户籍墙”并没有完全拆除，制约着我国流动人口的市民化进程。有的学者从解除农民工后顾之忧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谈起，认为现行农村土地制度是农民的保障。对我国东、中、西部农民工的实地调研表明，一纸城镇户口对农民工并没有太多吸引力，特别是在面对加入城镇户籍和放弃农村土地、退出农村三权（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的选择时，大多数人均不愿意放弃农村土地而加入城镇户籍。有的学者关注流动人口自身能力建设，认为自身总体文化水平低、技能缺乏、转移能力差等因素也成为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缓慢的内因所在；也有学者认为我国的财政体制也是影响我国流动人口市民化的重要原因，指出现行的财政体制是假定人口不流动，并以本地户籍人口为基础进行资源配置的，大规模的流动人口使得政府的财权与事权不对等，也难以有效推动市民化政策的发展。针对流动人口市民化存在的种种影响因素，2016年8月5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实施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若干财政政策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该《通知》部署了十条具体的财政政策，涉及农民工子女教育、医疗保险、社会保障、就业、农民工农村三权维护、地方政府流动人口市民化奖励、中央对地方的均衡性转移支付、基本财力保障、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行维护、保障性住房等相关专项资金支持并对转移支付规模和结构进行动态调整。这些从缓解地方政府推进流动人口市民化的财政压力角度和确保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的获取、流动人口自身能力提升以及非工资性收入保障的角度，强化了财政政策供给和资金支持，为推进我国推进流动人口市民化带来真正的曙光。

城市流动人口要转化为市民，享受与当地城镇户籍居民相同的就业、住房、教育、医疗、养老以及其他公共服务的待遇和权利，个人和社会必须付出一定代价，即流动人口市民化的成本。当前我国流动人口市民化推进缓慢，表面上是受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土地制度、财政制度等制改革滞后的因素影响，其本质却是庞大的流动人口市民化成本的限制。我国国土面积较大，地区社会经济条件和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不均衡，又使得我国不同地区流动人口市民化的成本具有差异性。在当前背景下，有必要回归到流动人口本身的空间分布特征这一视角，再探我国不同区域流动人口市民化进程面临的总体形势，分析流动人口市民化压力的空间分布，为顺利推进我国流动人口市民化提供参考。为此，本文以流动人口市民化的空间分布为研究视角，假设我国不同区域每个流动人口市民化的成本一致，则不同区域流动人口市民化的压力与流动人口数量成正比。在此基础上，根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以362个地级市为基本地域单元，分析2010年我国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特征，探讨我国流动人口市民化压力的空间分异。

一 方法与数据

（一）研究方法

ESDA（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以空间关联性测度（Spatial Association Measures & SAMS）为核心，基于数据驱动，描述与显示对象的空间分布特征，揭示数据的空间依赖与空间异质性（Spatial Heterogeneity），描述空间分布和联系结构。① 本文以ArcGIS10.2软件为支持，运用ESDA中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全局Moran's I指数）和局部自相关分析（局部Moran's I指数）揭示2010年全国流动人口空间分布和联系结构特征。

（1）全局Moran's I指数

式中：为空间单元总数；wij是空间权重矩阵；yi和yj分别是空间单元的观测值；是y的平均值。

（2）局部Moran's I指数

式中：S2是yi的离散方差。局部Moran's I指数将空间关联模式分为4种类型，分别是高高聚类、低低聚类、高低聚类和低高聚类。

（二）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研究包括362个地级行政单元，其中省辖地级行政单元330个、省直辖县级行政区划28个、直辖市4个，涉及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不包括台湾、香港和澳门）。本文使用的人口指标包括非农业人口（α）、城镇人口（β）和流动人口（ρ），具体数据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专题数据——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分县资料获得。

式中：α为某地级市非农人口，n为地级市所辖县级行政单位数量，αi为某地级市下属第i个县级行政单位非农业人口数量；β某地级市城镇人口，βi为某地级市下属第i个县级行政单位城镇人口数量；ρ为某地级市流动人口数量。

基于ArcGIS10.2软件，本文将362个地级行政单元的相应数据关联到对应的地域单元，构建2010年我国非农业人口、城镇人口和流动人口地理数据库。

二 我国城市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格局

（一）我国城市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

基于ArcGIS10.2软件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建成全国362个地级市流动人口数据库。除海南的中部，哈尔滨的北部和新疆的西部和北部地区外，全国范围均有流动人口分布。在空间分布上，我国城市流动人口主要集中在漠河腾冲线以东的区域，且具有由东部沿海向中部和西部地区递减的总体分布趋势。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2010年全国城市流动人口总量为28406万人，占城镇人口的42.24%；其中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的流动人口数量分别是15151万人、6597万人、5671万人、987万人，分别占流动人口总量的53.34%、23.22%、19.96%、3.48%。这些数据进一步表明，2010年我国接近一半的城镇人口为流动人口，超过一半的流动人口分布在我国东部地区，其次分别为中部、西部和东北。

为进一步分析城市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特征，参照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明确的城市规模划分标准，将我国的地级市按流动人口规模划分为特大流动人口城市（≥500万）、I型流动人口大城市（300万～500万）、Ⅱ型流动人口大城市（100万～300万）、中等流动人口城市（50万～100万）和小型流动人口城市（0～50万）。由于少数地区人口迁出规模较大，存在城市常住人口规模小于当地非农人口规模的情况，本文把这类城市划分为非农人口净迁出城市。

依据这样的划分，2010年我国65.42%的城市流动人口集中分布在90个流动人口规模大于100万的大城市，流动人口空间分布的极化特征明显，另外34.83%的城市流动人口分散分布在257个流动人口规模在0～100万的中小城市，显示了我国流动人口具有以集中分布为主，分散分布为辅的空间分布格局（见表1）。

我国53.34%的流动人口分布在我国东部地区的106个地级市中，且我国46.41%的流动人口集中在东部地区56个流动人口规模在100万以上的城市；全国5.07%的流动人口分布在东部地区19个流动人口规模在50万～100万的地级市；全国1.98%的流动人口分布在东部地区28个流动人口规模在0～50万的地级市；这些特征显示了我国流动人口不仅集中分布在东部地区，而且集中分布在东部地区流动人口规模较大的城市。

我国中部地区集聚了全国23.22%的流动人口，不过在中部地区88个地级市中，22个流动人口规模在100万～300万的地级市分布着全国10.89%的流动人口；34个中等流动人口城市分布着全国8.93%的流动人口；32个小型流动人口城市分布着全国3.45%的流动人口；这些特征表明，中部地区占很大比例的流动人口集中在大城市，同时一半以上的流动人口分散分布在中小城市。

在我国西部地区132个地级市分布着全国19.96%的流动人口，其中29个地级市流动人口规模在50万～100万，分布着全国7.14%的流动人口；87个地级市流动人口规模在0～50万，分布着全国5.96%的流动人口；西部地区还有1个流动人口规模在500万以上和1个流动人口规模在300万～500万的城市，这两个城市的流动人口分别占全国流动人口的1.88%和1.06%，这显示了我国西部地区流动人口具有小集中、大分散的分布格局，大部分流动人口分布在中小城市。

东北地区的地级以上城市有36个，分布着我国3.48%的流动人口，其中1.19%的人口分布在3个流动人口规模在100万～300万的城市；0.50%的流动人口分别在2个流动人口规模在50万～100万的城市；1.78%的流动人口分别在26个流动人口规模在0～50万的城市；这些特征显示了东北地区流动人口少，且大量集中分布在少数大城市的特征。

（二）流动人口空间聚类特征

本文基于ArcGIS10.2软件，运用ESDA全局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探讨流动人口的空间聚类特征。我们假设2010年全国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是完全随机的，通过计算流动人口全局Moran's I指数估计值和相关指标获知，全局Moran's I指数估计值为0.176，标准差的倍数Z（I）为19.8, P值小于0.001，可以拒绝流动人口空间随机分布的假设，表明一些潜在的空间过程在流动人口空间分布模式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深入揭示潜在空间过程对流动人口分布模式的影响，我们对362个地级市的流动人口数量进行了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分析表明，2010年全国流动人口具有明显的空间聚类特征，表现为高高聚类、高低聚类、低高聚类和低低聚类四种空间聚类类型。高高聚类表示区域自身与周边地级市流动人口规模均较大，二者空间关联性强，具有同步增长的趋势，是流动人口高度聚集区；高低聚类表示区域自身流动人口规模较大，而周边地级市流动人口规模较小，二者空间关联性也较强，呈负相关关系；低高聚类表示区域自身流动人口规模较小，而周边地级市流动人口规模较大，二者空间差异程度大，形成人口规模的凹陷；低低聚类表示区域自身与周边地级市流动人口规模均较低，二者空间关联性弱，是流动人口最稀疏的地区。

为阐释和探索不同流动人口空间聚集特征的形成原因和未来发展趋势，本文引入著名经济学家缪尔达尔于1957年提出的循环累积因果理论。该理论认为，在一个动态的社会过程中，社会经济各因素之间存在循环积累的因果关系。这种循环因果关系将对地区发展产生两种效应：一种是回波效应，即劳动力、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受收益差异的影响，由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导致地区发展差异的扩大；另一种是扩散效应，在回波效应的影响下，发达地区生产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将变得不经济，资本、劳动力、技术等向落后地区扩散，推动落后地区的发展。经济聚集和人口聚集是客观规律，相较于纽约、伦敦、东京、巴黎等大城市，中国的经济和人口还不够集中。伴随着供给侧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将不断提升，经济和人口也将不断向城市，尤其是向一线、二线城市集中。鉴于此，本文认为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人口集聚将以回波效应为主，扩散效应为辅，并以此为视角阐释和探索不同流动人口空间聚集特征的形成原因和未来发展趋势。

2010年我国流动人口高高聚类地级市有54个，其中49个分布在我国东部地区，5个分布在中部地区。这些地区具有良好的区位条件、先发优势和较强的产业基础，对其他地区具有回波效应，吸引大量流动人口向这些地区集聚。许多研究也表明，东部发达城市地区和其他区域重要经济中心保持着极强的人口集聚能力。许多高高聚类地级市集中连片分布，形成流动人口集聚带。人口的集聚有利于促进城市服务能力、创新能力的提高，为城市经济发展注入活力，而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会进一步推动人口的集聚，因此这些高高聚类区在当前和未来均是流动人口增长较快的区域。

2010年我国高低聚类地级市有2个，分别是重庆和成都。重庆和成都是西部地区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基础均较好的城市，成为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吸引人口等要素向两地集聚。与高高聚类区集中分布的东部地区社会经济普遍较好的情况不同，西部地区城市之间的社会经济发展差异明显，在人口分布上表现为重庆、成都流动人口规模大，而周边地区流动人口规模小的特征。这种中心和周边差异显著的人口分布特征决定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重庆和成都将持续发挥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增长极的引领作用，成为区域流动人口和其他各类要素的集聚中心。

2010年我国低高聚类地级市有5个，其中2个分布在我国东部地区，为山东莱芜和浙江舟山；3个主要分布在我国中部地区，为安徽黄山和淮北，江西鹰潭。这5个地级市周边分布着社会经济相对发达的地级市，成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凹陷区。相较于周边城市，这5个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基础较差，流动人口规模较小，人口集聚趋势不明显。

2010年我国低低聚类的地级市有23个，其中3个分布在东部地区，4个分布在东北地区，16个分布在西部地区。这些地区自然条件较差，社会经济比较落后，在空间上形成一个低速增长带，在当下和将来一定时间内，不仅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很小，还存在人口流失的趋势。

整体而言，我国东部地区高高聚类区最多，其次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除重庆和成都外，空间聚类以低低聚类为主，东北地区也以低低聚类为主。这些空间特征表明：我国4个经济区域中，以东部地区自然资源禀赋丰裕，区位条件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是全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在回波效应的作用下，吸引全国人口等要素向东部地区集聚。未来东部地区将继续发挥全国经济增长极作用，吸引人口等经济要素的集聚。

三 我国城市流动人口市民化压力的空间分异

为探讨我国城市流动人口市民化压力的空间分异，本文尝试对不同类型城市流动人口市民化压力进行评估和量化。首先假设不同区域每个流动人口市民化的成本一致，则不同区域流动人口市民化压力与流动人口数量成正比。为此，我们根据每个城市的流动人口规模等级为其改革财政压力进行赋值，人口规模越大，赋值越高（见表2）。

流动人口的集聚特征和集聚趋势，影响着未来区域流动人口的集聚规模。本文根据流动人口的聚类特征和聚类趋势对不同区域流动人口市民化压力进行赋值，使赋值结果具有现实性和前瞻性。前文分析表明，高高聚类区是吸引人口集聚的重要区域，赋值为1；西部两个高低聚类城市是区域人口集聚的中心，也是未来流动人口增长的中心。但是相对于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的高高聚类城市而言，其社会经济发展条件相对较差、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对人口的集聚力相对较弱，故赋值为0.5；低高聚类区受周边城市较高的人口集聚力的影响，人口增长速度相对较缓，故赋值为-0.5；低低聚类城市人口集聚力较弱，还存在人口流出趋势，故赋值为-1（见表2）。将不同地级市获得的两类赋值相加所得的值，即是流动人口市民化的压力值。利用ArcGIS 10.2软件将获得的压力值关联到对应地级市，获得全国地级市以上行政单位城市流动人口市民化压力的空间分布数据库。我国东部地区市民化压力最大；其次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东部市民化压力和中部地区相当，不过重庆市和成都市则面临较强的压力；西部地区的其他区域和东北地区的市民化压力总体较小。

具体而言，我国共有14个城市面临流动人口市民化的强压力，其中12个分布在我国东部地区，分别是北京、天津、上海、南京、苏州、宁波、温州、泉州、广州、深圳、佛山和东莞；西部地区有2个，分别为重庆和成都。42个城市面临较强的流动人口市民化压力，其中37个城市分布在东部地区，5个城市分布在中部地区，东北部和西部地区没有分布。118个城市为流动人口市民化一般压力区，其中东部地区24个，中部地区50个，西部地区36个，东北地区5个。154个地级市为流动人口市民化较小压力区，其中27个分布在东部地区，32个分布在中部地区，79个分布在西部地区，25个分布在东北地区。我国还有34个没有流动人口市民化压力的地级市，其中23个城市分布在西部地区的西藏、新疆、青海、甘肃和内蒙古；6个分布在东北的黑龙江、吉林和辽宁；5个分布在东部地区的海南。

四 结论

本文假设不同区域每个流动人口市民化的成本一致，则不同区域流动人口市民化的压力与流动人口数量成正比。在此基础上以2010年全国362个地级市的流动人口数据为基础，引入空间探索性分析方法和循环累积因果理论，探讨2010年和未来流动人口集聚特征和趋势，进而分析流动人口市民化压力的空间分异，是一种研究方法的创新和尝试。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1）我国东部地区市民化压力最大，且分布有12个城市流动人口市民化强压力的城市，这些城市分别是北京、天津、上海、南京、苏州、宁波、温州、泉州、广州、深圳、佛山和东莞；37个城市流动人口市民化较强压力的城市；仅24个流动人口市民化一般压力的城市，27个流动人口市民化较小压力的城市和5个没有流动人口市民化压力的城市。

（2）中部地区城市流动人口市民化压力以一般压力和较小压力为主，表现在中部地区没有面临城市流动人口强压力的地级市，有5个城市流动人口市民化较强压力的城市，50个流动人口市民化一般压力的城市和32个市民化压力较小的城市。

（3）除成都和重庆两地面临着流动人口市民化的强压力外，西部其他地级市的流动人口市民化压力总体较小，主要表现在西部地区有36个流动人口市民化一般压力的城市，79个流动人口市民化较小压力的城市和23个没有流动人口市民化压力的城市。

（4）东北地区城市流动人口市民化的压力总体较小，主要包括5个流动人口市民化一般压力的城市，25个流动人口市民化较小压力的城市和6个有流动人口市民化压力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