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现代都市的描绘

“‘现代性’作为心性及其结构概念，是关于现代人自身的属性”，“现代人在对象中所辨识出的‘现代性’，归根到底并非自然客体的固有属性”，“而是人自身现代性心性结构的对象化”，“是基于我们主体一方理性、秩序、快节奏等‘现代性’文化心理习性模式（结构）所产生的审美共鸣”。都市生活题材的国产电影是都市现代化的产物，也是现代化都市的文化载体，都市生活题材的电影可以说是现代性的衍生品，包含了都市人群对于生存与生产空间的理解，包含了都市人群对于现代文明的深刻理解。都市生活题材的电影，伴随着都市化进程而逐渐演化为一种象征符号，成为体现都市区域生活的文化载体与形象载体。《美丽的家》是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的续篇，讲述了生活在北京城的小人物的酸甜苦辣生活，普通市民一家的日常生活得到了真实、生动、细腻的表现，同时也展示了都市中普通市民的现实生活环境，电影非常写实地描绘了现代都市中小市民的喜怒哀乐与幸福辛酸。都市景观的概念中隐含着人与自然关系的变迁，都市文化与都市空间在某种程度上作为一种文化理想与公共精神，深深参与了都市民众的生活经验。《美丽的家》将目光聚焦于普通人琐碎而困窘的日常生活，以冷静的思考描摹了都市底层在生存困境中对幸福的追寻，流露出深刻的人道主义情怀及对现实生活的关怀，包括对都市底层人群的精神状态进行了批判式的书写。

电影作为艺术品总是在追求空间自身所具有的多重意义，包括其审美意义。《飞越老人院》将视角集中在一所老人院，借助“飞奔的公车”营造了老年人群像及老人们“在路上”的浪漫与欢笑，在特殊空间中展示了“老人”们的智慧与激情，以及对于病痛与死亡的超越。按照主体间性理论，“我”往往是通过与“他者”视域交融过程而实现的，电影丰富而深刻的情感表述得益于这种多重视角下交融的运用，如老人“看”老人、老人“看”子女、子女“看”老人、子女“看”子女等之间的镜像关系，在“看”与“被看”中展现人类之间复杂的亲情。电影利用感知、想象与联想等多种心理功能表达审美心理，电影提供“镜像”中的“看”与“被看”满足了观众感知想象与审美感悟等层面的心理需求，以及人物之间的复杂情感，老人与子女在“互看”中获得释怀，子女在对自我审视与对老人的关照中学会理解与谅解。而电影中“看”与“被看”的视角重新给“老人”以新的赋义，把青春、热情赋予这一群体符号，使得观众对该群体有了新的重视。老人院里的老人们经历了突破性的飞越后，最终在老人院的家庭空间找到心灵归宿，回归到了东方人伦特点的家庭温情之中。

同样，人类在进入工业化社会后，作为原来社会秩序下的道德与伦理价值越来越表现出差异性，物质财富快速积累与道德文明的进步速度往往无法同步，逐渐就形成了困扰现代社会发展的危机。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发展背景下，社会转型如何对待和应付由新技术以及不同文化之间造成的伦理和道德方面的挑战，成为社会发展中确定新的文化秩序与道德规范的重要问题。《求求你表扬我》表述的正是这样一项命题，影片讲述了踏实厚道的农民工杨红旗，为了满足当了一辈子劳模的父亲弥留之际的愿望，三番五次地找记者要求报道自己解救险遭坏人强暴的女大学生的见义勇为事迹，然而被救女学生处于种种利益考虑不承认有此事。这无疑是一个关于传统人生价值观与实用主义价值观相较量的成人寓言，用富于幽默而荒诞的手法表述了社会的弊端和人性的弱点，表现了谎言与私利带给人们的心灵危机。社会的变革与急剧转型，带给现实社会中的人以压力感与紧迫性，道德伦理中的生活秩序某种程度被改写与颠覆，而《求求你表扬我》力图通过影像表达，在现实利益面前，依旧需要寻找人性真善美的可能性。

人对于主体性的认同包括对于自身的身份认同，往往会受空间与时间定义的影响，实质上，所谓的空间与时间是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人对于自身主体文化身份的认同，也同样来自其所处的时空，也就是对所处的时代与地理空间的认知。《我愿意》描绘了都市男女对于财富、情感、婚姻、家庭等生活的态度，一对相恋多年的恋人为梦想在大城市里努力打拼，男性郁郁不得志而频繁地换工作，在他多次炒掉老板后，女友“没有钱就没有资格谈梦想”的观点让他认清了现实的残酷而远走他乡，7年后以海归精英的身份再次回到女友身边，但一切已经物是人非。这是一部极具现实主义色彩的都市生活题材电影，对于社会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于人的影响，包括对于人自身生存方式的影响进行了表现。在此变化过程中，社会青年时常会在各类价值的比较与碰撞中，碰壁、挣扎与探索，最终选择适合自身的出路。社会的飞速发展过程导致人们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态度发生变化，在寻求价值认同方面也难以一致，这无疑会让人产生焦虑，影片突出表现在人对物质与精神不同的追求态度上。对于异性伴侣的选择态度，“宁缺毋滥”是大龄都市女性的爱情观，似乎其生存意义与婚姻的幸福指数完全成正比，都市女性无法逃避物质的诱惑与对成功的向往，婚姻也会由此与男性的地位、金钱等符号相交集。在电影的结尾处，男女双方均发现自己内心深处需要的远远不是金钱与地位等世俗中的名利，只有单纯的爱情与平静的心绪才是最终走向幸福的基础。

以家庭伦理关系为主题的电影一直在国产电影市场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我国经历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继而向信息社会的转变，传统的家庭伦理观念也正在发生转变，作为大众文化电影形式之一的家庭伦理电影，成为需要对此问题进行审视和思考的载体。在家庭伦理关系中，长幼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之一，长幼有序、手足之情等伦理支撑了传统中国家庭，也适用于社会发展中的不同人际关系。《我的兄弟姐妹》讲述了4个兄弟姐妹幼年在父母去世之后互相帮助与成长的故事。“长兄如父”的哥哥齐忆苦，为了不让弟弟妹妹受苦，尽力把他们养大成人的大爱让观众唏嘘不已，成年之后4个兄弟姐妹在寻找和团聚的过程中，表现出的谦让互敬正是对中国传统伦理价值的自觉践行。电影对于新的社会转型时期，家庭之中的长幼之伦有着独特的审视，试图以宽容与温情的态度重新唤起手足之情与亲伦之情，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碰撞中，对于新式的家庭伦理关系给予重新的认识与重视。回归家庭，重视亲情的家庭图景既是中国家庭伦理关系在社会转型期一种新的呈现，也为都市文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方向与理想范式。

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成为一种深切的人文关怀与表达，而在美国强势文化营造的多元文化语境中，如何使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获得尊严与认同，如何让文化记忆不被淹没在主流文化的霸权话语中，是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刮痧》同样是以家庭亲情与文化传承为主题，以独特的视角关注了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人在美国的情感状态与文化差异，反映了文化之间的差异、冲突和融合给人们带来的精神困境。一种文化形态的变化与发展，文化的主体性和独特性是其主要原因与根本保证。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的象征体系往往决定了文化群体的发展态势与集体记忆，同样影响了文化的认同与凝聚力的产生，最终会决定文化群体存在与发展的兴衰。《刮痧》中蕴藏了大量的象征性元素与符号，误会重重与矛盾四伏的故事，将东西文化之间的差异与冲突生动地体现了出来。电影在针对中国中医技术“刮痧”的争议中，彰显了异质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异，以及由此引发的文化冲突。为让孩子能够进入美国比较好的私立学校，电影中的华裔夫妻不得不在家中用英语对话，实际上以牺牲部分文化记忆的方式来获取主流社会的接受和认同。当一种强势文化群体习惯于用俯瞰的视角与姿态看待弱势文化的时候，这种矛盾与冲击涉及的即作为个体的“我”与这个世界之间的关系。减弱文化冲突并不意味着对自身文化记忆的刻意消弭，只有保持文化的主体性才能获取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与《刮痧》的表现主题相似，《孙子从美国回来》以陕西关中农村生活为背景，讲述了中国爷爷与美国孙子之间的一段相处，将祖孙之前的亲情故事与皮影戏的传承交织在一起，讲述文化差异下的本土情怀，包蕴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曾用“文化上的精神分裂症”形容那些在现代化进程中在文化上无所归依的民族。全球化文化互动中民族心理上“文化的精神分裂”，成了保持民族文化整体性需要重视的问题。《孙子从美国回来》描述的中西文化差异造成祖孙之间互动与矛盾的根由，爷爷喜欢侠肝义胆的孙悟空，孙子崇拜蜘蛛侠，而蜘蛛侠在爷爷眼睛里不过是个“蜘蛛精”，文化差异使得对于英雄人物的认知存在明显差异。正如德克海姆指出的：“随着社会的扩大并日益复杂，文化的差异日益明显，即使是同一社会中的成员，他们所拥有的文化基础也只能是人性而已。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相互间的差异和依存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人的神圣性和普遍人性便成为极少数能维持人类共同性和一致性的文化理念。”《孙子从美国回来》虽然表现的是文化互动导致“民族性”文化之间的冲突，以及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之间存在的差别，但是整个电影故事融入了浓浓的亲情与乡情，以“皮影”象征的民族文化记忆成为融入文化冲突的象征，是文化自尊与文化自信的隐喻性存在。

在21世纪以来现实生活题材的电影中，《老炮儿》是一部可圈可点的作品，电影讲述了京城“老炮儿”六爷因儿子与“官二代”结怨而决定重出江湖，用自己坚守的尊严和血性摆平纠葛的故事，展示了社会历史变迁中不同价值观念在互相碰撞与冲突中的某种困顿状态。以京城“老炮儿”六爷为代表的旧时代的阶层，在社会发展浪潮与阶层的重新配置中，已经成为背负传统道义的“特异”群体，他们身上虽然有血性与仗义，但已经成为顽固地游走在社会边缘的小人物甚至是弱势群体。电影将焦点聚集在老北京底层社会的市井文化，通过表达一代“老炮儿”们的价值追求与行为选择，呈现出社会发展过程中多元价值观念的交织与碰撞。两个阶层、两种江湖的冲突，对于传统价值模式是一种坚守或者说是一曲挽歌，其实也是对于时代的一种质问与探索。其实，任何文化生产者都处于某一生产空间中，无论他是否想要如此，其生产总是归属于他在空间中所处的位置。可以说，《老炮儿》探寻了社会转型中人们社会阶层变化与价值观念变迁的主题，试图寻找新的价值体系和社会秩序，以及在此过程中由抵抗、对抗而付出的代价，其社会反思与批判意义胜过其本身的电影审美艺术，创作者已经开始将目光落在大背景下对个体基本的关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