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华封建帝国时期的交趾

第一节 现代越族先民的渊源

越南《大越史记全书》说，越南人“出于神农氏之后”，神农氏的三世孙帝宜到了南方的五岭，遇上婺仙女，就同她结合，生了泾阳王(鸿庞氏)；泾阳王娶洞庭君的女儿，生了貉龙君，貉龙君娶妪姬，生下100个男孩，老大当雄王，开始建立了国家。这显然是根据中国古书的传说改编的神话故事。但它多少也反映出一些远古时代的百越部落从北向南移动并与当地住民融合的影子。根据史学的研究，现代越族远古渊源有史书记载的主要族群是居住在长江以南的古代百越人。他们有许多分支，公元前3世纪到2世纪中期，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部分：①东越，也称东瓯或瓯越，在今浙江一带；②闽越，在今福建一带；③南越，在今广东中南部一带；④西瓯，在今广西东部和广东西部一带；⑤雒越，在今广西西南部到红河下游及其临近地区。

大约在我国春秋战国时代(公元前722~前221年)，许多雒越人已经定居在肥沃的红河三角洲及其附近地区。华夏文明空前繁荣的周、秦时期，铜器在长江流域盛行。南下的雒越人已经掌握了制铜技术。他们使用铜器在河流两岸开辟耕地，主要耕种方式是“火耕水耨”；狩猎和捕鱼在生产中仍占重要地位；畜牧业已经开始；手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它和农业的分工已经存在，已经能够制造较多的铜制器具和武器等等，用于祭祀等群众性活动的大铜鼓便是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志。生产力的提高促进了剩余产品的出现和交换的发展，私有制和剥削成为可能。大约在公元前4到3世纪，雒越人的原始社会趋于解体，开始了向阶级社会的过渡，在较先进的红河两岸，可能发展得更快些。

在这一时期中，居住在红河中下游的许多雒越人部落组成了部落联盟，其中文朗部落占有重要地位。关于这些部落的情况，《水经注》引用的《交州外域记》有简单的记载：“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雒民。设雒王、雒侯主诸郡县，县多为雒将。”显然，这是作者用封建社会的概念来表述雒越人原始社会的内容。实际上，雒王、雒侯、雒将可能是指部落联盟或者大小部落的首领。当时，各部落大致上已经有了较为固定的地域，后来成为郡、县所在地。在长时间内，雒民是原始公社的成员，以平等的身份耕种共同的土地或者参加其他生产劳动。

约公元前3世纪中叶，居住在雒越部落北面的西瓯人中的蜀部落逐渐向南发展。他们掌握了更高一些的制铜技术，拥有使用铜箭头的“神弩”和较为强大的军事力量，在首领蜀泮的率领下，战胜了文朗部落，踞居领导地位，形成了瓯雒部落联盟。这个扩大了的部落联盟，范围已经达到红河中下游和清化一带沿海地区；出现了“瓯雒国”的名称，修建了名为古“螺城”的土城堡(旧址在河内东北16公里处，形如海螺)。蜀泮还采用了中原华夏族的尊号，自称“安阳王”。蜀部落显然从北方带来了更多中原华夏文化的影响。瓯、雒部落的融合对交趾的社会发展是一个很大的促进。

再上溯若干千年，交趾地广人稀，分散居住着不少处于石器时代的印度尼西亚种人的部落，被认为是当地的土著。以后，中国南方的古代百濮部落中部分操孟高棉语的族群逐渐向南迁移，进入红河流域周围，与当地土著融合。他们大致处于新石器时代母系社会，以采集和渔猎为主。在越南北部和北中部发现的石器文化遗迹，便可能同他们有关。他们语言中的若干基本词汇仍在现代越语中保留下来，成为“语言化石”。约公元前3000年以后，在中国长江流域以南的百越部落中的雒越族群南移，他们已发展到父系社会，掌握铜制工具，从事原始农业生产，逐渐在红河流域周围定居下来，又经过成千年与百濮族裔和土著融合，终于形成了现代越南的先民；我国古籍中所讲交趾各地交往需要“重译”(即几次翻译)，以及各地社会发展很不平衡可能就是这种融合过程中的现象。从史实来看，当时较为先进的瓯雒社会经济、文化和瓯雒部落联盟在交趾地区占有主导地位，也自然成为北方中原帝国面对的主体。

秦始皇统一中国不久(公元前218年)，秦军南下征服岭南之地时进入了瓯雒地区。瓯雒人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最后，请求臣服。秦朝在岭南设立了南海(广东)、桂林(广西)、象三郡。象郡就是交趾地区。接着，秦朝从内地迁徙50万人南戍五岭，其中远去象郡的一部分人带去了华夏文化，又长期同瓯雒人杂居，逐渐融合。

秦末汉初，秦朝委派的南海尉赵佗(河北真定人)趁中原混乱之际，于公元前207年实行割据，在番禺(广州)称王，国号“南越国”。以后他又发兵占夺了桂林郡和象郡。瓯雒归属于南越国。从公元前180年到前110年，原来的瓯雒地区被划分为交趾(今越南北部)和九真(今越南北中部)两部，但继续保留当地的雒将制度，只分别派使者控制雒将，征收贡品。在赵氏南越的统治下，铁制生产工具、武器、用具和制铁技术迅速传入交州，进一步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当时先进的中原华夏铁器时代的文化和封建制度对两郡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导致瓯雒社会的发展出现了一个飞跃，从原始公社社会逐渐解体的时代越过奴隶制时代，进入了封建社会发展阶段。

第二节 两汉与交州地区的开化

秦朝灭亡后，公元前206年，刘邦建立了汉朝，继承了秦朝的统一大业。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发兵消灭了赵氏的南越割据政权。赵氏派驻两郡的使者投降了汉朝。汉朝把它分为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各设太守统治，但采用羁縻政策，在郡以下“诸雒将主民如故”，“从其俗而治之”。后来，汉朝对三郡的统治逐渐强化，增设了都尉，负责统领驻在当地的镇守军。三郡之上又设刺史，负责监察各郡的行政事务。郡以下设县。初期，交趾郡下属十个县，九真郡下属七个县，日南郡下属三个县。每个县可能相当于原来瓯雒人几个部落所在地，仍然由世袭的部落首领雒将管理。以后，为了便于控制，县的管辖范围逐渐缩小，县的数量逐渐增多。到东汉初年，已经有了五六十个县。另据汉代的资料，当时交州三郡的居民共有143643户，981735人。当时，这里已经是“地广、人众”的地方(见汉朝扬雄的箴文)。

在汉朝的统治下，三郡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例如，采用汉朝法律，推行汉代封建文化，“设立学校，导之礼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派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体系输入，促使交州汉化，借以巩固汉朝封建帝国的统治。汉朝开辟了从湖南越过五岭一直到达日南商江流域的驿站路线，建造了大楼船进一步加强海上交通。特别是官府、商人和移民把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大规模地传入交州。到公元1世纪初，牛耕和铁制农具已经广泛采用，又筑堤防水，穿渠灌溉，改变了“火耕水耨”的原始农作技术，农业生产得到很大的发展。狩猎和捕鱼退居次要地位。据《后汉书·任延传》记载：“九真俗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民常告籴交趾，每至困乏。延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这是当时耕地迅速扩大，粮食产量增加，人民生活有所改善的历史记载。

手工业也吸收了中原的先进技术，有了空前的发展。除了打铁和铸铜业得到普及外，造楼船、制彩陶、织交趾布、榨蔗糖、造沉香纸、制金银钿装饰品等行业蓬勃发展，产品都独具特色。随着生产的发展，商业也兴旺起来。郡县所在地成为商业中心，集市贸易发达。汉朝与叶调(爪哇)、天竺(印度)、安息(伊朗)、大秦(罗马)的交往，都通过交州。有不少胡人(印度、中亚人)前来贸易。汉代三郡的繁荣景象，已远非瓯雒部落时代可以同日而语。

在三郡较落后的地区，如九真、日南，还存在着很原始的婚姻关系，“骆(同雒)越之民，无嫁娶礼法，各因淫好，无适对匹”(见《后汉书·任延传》)。“日南出野女，群行不见夫”。太守任延下令所属各县：“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齿相配。……同时相娶者二千余人。……其产子者始知种姓。”在当时，这也是一项重要的社会改革。

原来生活在瓯雒原始社会制度下的广大雒民，通过汉代的行政管辖，缴纳贡赋、租税和服劳役等方式，被纳入了封建剥削制度的轨道。许多从内地流放来的罪人、被迁徙到交州垦殖的大量贫民和被留在三郡屯垦的许多士兵同雒民长期杂居，逐渐融合，共同转化为封建依附农民或手工业工匠。破产者被迫把妻女卖给官吏、土豪充当家庭奴婢。汉朝在交州的统治者大力推行封建的土地占有制，任意把原来属于村社公有的土地分封给将官和南来的和尚；各级官吏和当地的雒侯、雒将、土豪也通过兼并村社公田、公地和迫使依附农民开垦荒地而占有大量私有土地，建立地主庄园，有的还负责管理“国库田”，形成了当地的封建地主统治阶级。他们“雄于乡曲”，残酷地剥削隶属的劳动人民群众。交州刺史周乘曾经向汉朝皇帝报告说：“交州绝域，习俗贪浊，疆宗聚奸，长吏肆虐，侵鱼万民。”这是当时交州社会阶级分化情况的确切反映。

汉朝统治初期，在三郡免征赋税，主要的剥削方式是通过雒侯、雒将强迫雒民进贡珍贵产品，如珠宝、象牙、翡翠、香料等，然后运回京都长安。后来，剥削逐渐加重，租赋、劳役的征派同内地各郡完全一样，用以供应当地的各级官吏和驻军。不少太守更是横征暴敛，任意加重人民负担。生产虽然有了较大的发展，但财富聚集到少数剥削者手里，人民生活仍然是很困苦的。加上广大的雒民对封建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和封建礼教不习惯；雒侯、雒将和越族上层人士等也常受汉朝官吏的压制和歧视，产生了摆脱汉朝统治的倾向。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逐渐激化，酿成了“二征起义”。

公元40年，东汉交趾太守苏定杀了朱鸢雒将的儿子。他的妻子麋冷县雒将的女儿征侧和女弟(即妹)征弍起兵造反。九真、日南、合浦等郡的“蛮人”和“俚人”都起来响应，攻占了城池65座。征侧自立为王。公元42年，东汉派遣伏波将军马援率领军队两万多人，战船大小两千多艘，从沿海地区辟山开路进入交州。马援在浪泊(今越南河北省)打败二征军，杀死几千人，一万多人投降；追到禁谿(今越南永富省锦溪县)，击溃了二征军。43年正月，杀死了二征，把首级送到京都洛阳。马援继续向九真、日南进军，消灭了二征余部，恢复了汉朝的统治。他又在各郡县修城治郭，强化统治机构，设官驻守，取消了雒侯、雒将统治各县的世袭权；重申汉朝的十几条法律，约束三郡居民；命令雒民在衣食住行、婚丧礼仪等方面按照汉朝的风俗习惯行事；同时，兴修水利，穿渠灌溉，借以示惠人民，笼络人心。马援还把军队中的部分将领和大部分士兵留在三郡，再分散安插在雒越人民中，历史称之为“马留人”。直到公元44年秋天，马援才撤离交州。这时，他的军队中已有十之四五死于瘴疫。

古代雒越人原来就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文字。长期以来，在同文化较高的华夏族接触过程中，他们吸收了大量古汉语词汇。汉朝统治时期，古汉语和汉文以官方语文的地位传入三郡。雒越族上层阶级学习和使用汉文。汉代达到很高水平的学术思想和文艺，特别是儒学和诗赋，通过汉文对越族人民的精神生活和思想感情起了深远的影响。一般雒越族人民的语言也逐渐起了变化，在保留越族语言结构的同时，形成了所谓“汉越”语音，直到今天，越南语中继续保留着大量古汉语，它的语音和语调比现代汉语更为接近东汉许慎所著《说文解字》中的注音。

以上的历史事实说明，古代瓯雒社会由于受到汉代封建制度的影响而加速了发展过程。奴隶制度还没有得到发展，封建制度便迅速形成，成为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飞跃。这是越南历史的一个特点。两汉统治下的300年中，推行汉化政策的结果，使瓯雒地区进入了当时先进的封建文明社会。这一文明的创造者主体是广大雒民和汉族移民的融合体；同时，当时还处于向上发展阶段的汉朝和当地汉、越封建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对三郡的开发也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三节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交州的发展

公元2世纪末，中原地区民变蜂起，群雄混战。东汉朝廷被推翻。大统一的局面被分裂和战乱所代替。继魏、蜀、吴三国鼎立(公元220~280年)和西晋短期统一后，出现了南北朝的大分裂局面(公元420~589年)。北方五个少数族豪酋相继混战，黄河流域遭受了大破坏。汉族政权退居长江流域。大量汉族士族和民众南迁，促进了江南经济、文化的发展。但以后江南也屡经战乱，汉族向珠江流域迁徙的逐渐增多。

公元203年，汉朝把瓯雒三郡和原来的南海(广东)、桂林(广西)两郡合并在一起，称为交州。从汉献帝时起，鲁人士燮担任交州太守40多年，境内安宁。在全面战祸、社会大破坏的时候，交州独免兵祸。士燮趁中原动乱的时机招罗大量中原人士到交州避难，又给他们分封官爵，建立庄园。有历史记载的南迁人士就有100多户，他们还带去了许多家奴和各类工匠等人。以后，每届太守赴任都有不少人跟随前往。有些学者也流寓交州。例如第一部中国人自著的佛教典籍《牟子理惑论》的作者牟广就是在东汉末年全家移居交州的。这种南迁的趋势，在黄河、长江流域战乱连绵的300多年里一直继续着。交州在这样比较安定的环境中，农业和手工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炼铁业的兴盛，双季稻的栽培，一年八收的蚕茧出现，经常被选送京都的纺织品的生产，都是突出的成就。史书记载，东吴孙权曾在交州征发工匠1000多人去修建京都建邺(南京)。可见当时交州工匠的技术不低于建邺。

三国时期，交州属于吴国管辖。东吴又把它分为广州(广东、广西)和交州(交趾、九真、日南)两个行政单位。吴国的政治以暴虐闻名，对交州也不例外。对当时居民的残酷压榨，引起了“交部骚动”。公元248年，九真人赵国达和他的妹妹赵妪起兵，进攻郡县所在地，杀死交州刺史，活动地区遍及交趾、九真两郡。东吴委派陆胤继任交州刺史，率领军队8000人配合当地首领镇压了起义。但在这以后，反抗东吴的斗争仍然此伏彼起。

公元280年，晋灭吴。吴国委派的交州牧陶璜投降了晋朝。他继续担任原职，仍然沿用孙吴的旧制。南北朝时期，交州属于南朝，但由于南朝各封建集团之间忙于战争和争夺王位，常常无暇南顾。交州实际上是由当地汉族官吏为主体的封建割据政权统治。

东吴、两晋、南朝统治东南沿海时期，海上交通十分发达，交州成为同林邑(占城)、扶南(柬埔寨)、天竺(印度)、狮子国(锡兰)通商的西南海上交通要道，输入象牙、犀角、珠玑，输出绫、绢、丝、锦。在交州担任官吏，很快就可以成为巨富。例如，在刘宋时期，垣闳出任交州刺史归来，带回资财价值一亿。各级官吏为了争夺交州的统治权经常互相残杀。有时甚至是先用武力夺权，然后向朝廷请封。官吏又经常调换，在刘宋时期，曾有过12年间交州刺史7次换人的事。新官对人民的压榨，比旧官更加酷烈。交州人民经常起来反抗。《南齐书》记载，交州人民依仗地势险要，路途遥远，常常“作乱”，就是封建统治阶级的笔下反映出来的群众反抗斗争。到极端腐败的萧梁王朝时期，在梁朝全境爆发大动乱的同时，声势浩大的反梁朝统治斗争也在交州爆发了。

6世纪初，梁朝交州刺史萧谘贪婪苛虐，鱼肉人民，压制交州上层人士。公元541年，爆发了李贲起义。李贲家族，原来是西汉末年从中原迁到交州的士族，后来成为很有势力的豪强地主。在群情愤不能忍的形势之下，他“连结数州豪杰，同时反”(见《梁书》)。参加者有许多农民和要求摆脱萧梁统治的地方贵族、地主。公元544年，他汇同儒生并韶率领的义军攻占了交州首府龙编城。萧谘逃走。李贲自称南越帝，定国号为“万春”。第二年，梁朝派大将陈霸先领兵到交州镇压。李贲被击败遁走，避入山区，把兵权交给部将赵光复。公元548年，李贲病死，赵光复自称赵越王，撤退到夜泽(今兴安)的沼泽地带隐蔽起来。到公元550年，梁朝内部大乱，陈霸先急忙领兵回朝，不久就篡夺了南朝的帝位，自立为陈朝。赵光复趁机再次占领了龙编城。公元571年，李贲的族人李佛子兴兵打败了赵光复，自称李南帝。公元589年，隋朝军队沿红河南下，占领龙编。李佛子投降，被带回长安。于是，交州被置于隋朝的统治之下。

交州经过了约370年实际上的封建割据状态，本地汉、越两族融合而成的统治阶级逐渐形成和壮大，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逐渐增加。当中央政权陷于分裂或控制减弱之时，离心倾向即刻表现出来，李贲起义就是一个实例。另一方面，在这一段较长的历史时期中，交州虽然也几经变乱，但比起黄河、长江流域来仍然安定得多。上述两个地区每经过一次大乱，总有一部分汉族人士向珠江流域或交州等地迁徙，继续促进着这些地区的发展。总的看来，三国、两晋、南北朝仍然是交州在经济、文化上得到较大发展的时期。它为唐代交州的繁荣打下了基础。

第四节 隋、唐时期交州—安南都护府的繁荣和当地封建统治阶级的成长

隋、唐两朝是我国历史上经过了二三百年的分裂后重新实现了大一统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此前分治的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合为一体，封建经济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唐朝比以前实现了统一的朝代更加强盛和繁荣，特别是在前期，社会的安宁持续了100多年之久。以后，中原发生战乱，但长江流域的经济一直在上升。交州也在较长时间内免于战乱的情况下，出现了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的景象。但到后期，曾几次遭受外来的侵袭，造成了较大的破坏。

隋朝取消了交州这一行政单位，重新把它分为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又在新占领的林邑境内建立了三郡(在今广平到承天)，都直属中央政权管辖。交趾郡的首府由龙编(今属越南河北省)迁到宋平(今越南河内市)。从此以后，宋平成为整个交州地区的中心。实际上，隋朝因为忙于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对交州的控制仍然是比较松弛的。隋朝末年大乱时期，交州三郡太守又在本地实行了事实上的封建割据。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交州各郡先后投降了唐朝。当时，交州物产丰富，又是去天竺等国的海上交通要道。唐朝对其大大加强了控制。唐朝初年，设立了交州总管府，又把三郡合在一起，作为一个直属行政单位；622年，改名为交州都护府；679年，又改名为安南都护府。这是“安南”这一名称的由来。在都护府下，分为12个州，59个县。“都护”或“经略使”是都护府的首长。安南都护府在开始成立时直属中央；757年，又把安南都护府改为镇南都护府，直属管辖两广和交州的岭南节度使；865年后，再改为静海军节镇。由此可见，唐朝的统治机构组织相当严密，而且根据需要进行过多次改组。到9世纪下半叶，设立了单独的安南节度使。对岱依、侬、泰、苗、傜等少数民族居住的山区，在安南都护府下分设了41个羁縻州，各州都由少数民族的酋长直接管辖。711年，增设了峰州(今越南富寿)和州(今越南义安、河静)两个都护府，分别兼管红河上流和长山以北一带的各个羁縻州。

唐朝是个多民族的大帝国。它对交州的汉越上层人物采取了争取和使用的政策，包括封给他们官职，分给他们人丁和“职分田”，使他们成为当地政权的支柱，共同维持朝廷和封建地主阶级在交州的统治。不少地方的越族豪长曾被任命为各州的刺使。也有人出任过安南副都护。在这样中央和本地封建势力结成一体的统治下，农民的大量土地遭受掠夺，农村公社的大量土地被豪强侵占。佛教寺庙也占去了大量田地。在唐朝中央政府管辖所及的地区，人民每人每年必须负担租粟二石，庸役二十天，调绢二匹，又规定交州的租和调必须用蚕丝缴纳，此外还要贡献土产。当时，交州是个富庶的地区。各级官吏和封建领主贪得无厌，租庸调层层加码，人民的负担比官方规定的数量实际上要重得多。而且随着官僚机构的日趋腐化，对人民的压迫、剥削也日益加重。生产力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生产成果主要是养肥了各级官吏、本地越族豪长和南来交州创家立业的汉族士大夫、大地主、大商人，促使当地封建剥削阶级整体的实力进一步加强，逐渐形成具有地方别立倾向的安南封建统治阶级。广大人民的生活在前100年中虽然有所改善，但以后日趋困苦，在战乱连绵的后期更是困苦不堪。

唐朝是封建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时期。在前期和中期约200年间，交州的经济、文化也有了空前的发展。中原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知识等方面以占统治地位的优势继续传入交州，促使农业、手工业、交通运输和商业等获得了很大的进步。在农业方面，除了双季稻和其他粮食作物继续得到发展外，种桑养蚕业特别兴旺。从峰州到爱州(今清化)，每年都已经能收茧8次。朝廷规定租、调必须用蚕丝缴纳，就是蚕丝业发达的反映。为了提供纺织原料，棉、麻的种植也推广了。在手工业方面，炼铁业继续扩大，劳动工具和武器已经完全是铁制的；铜被广泛用来制造家庭用具和铸钱。在农村，纺织仍然是最重要的手工业。绸、缎、纱等纺织品的质量很高，经常被选为贡品。公元808年，安南官府派工匠制造了400多艘“艨艟”，每艘能乘坐士兵25人，配备有32把桨，造船业的发达可想而知。在交通方面，交州是唐代四条陆上交通干线中的南线终点站(从长安经过湖北、湖南、广西到达交州)。沿路设有店肆供商旅住宿，备有驿驴供行客租用。在交州境内，建成了以宋平为中心的水陆路交通网，通往各州和县治，还开辟了大路向北直达云南晋宁，向南从州越过横山前往林邑，越过务温隘口(在今越南河静)通向陆真腊(今柬埔寨)和文单(今老挝万象)。良种的“蜀马”大批输入交州，大大增强了驮运能力。交州和唐代最大的海上贸易中心——广州之间，经常有船舶往来，经济繁荣的景象可见一斑。

空前发达的唐代文化促进了交州文化的空前提高。到唐代，华汉文化的影响已经扩大到了知识界、商人、城市居民和广大人民群众之中。经过改革的汉字(楷书、行书)作为唯一的书写手段得到了推广。学习和使用汉字的人数日益增多，从官方文书、科举取士到日常交往、文艺创作都被广泛使用。许多汉、唐语音被越族人民牢固地保存下来。直到现在，用越语读音朗诵唐诗，比用现代汉语朗诵音调更为和谐。在文学领域内，唐诗对越族人民的精神生活影响最为深刻和广泛。唐以后的安南各个朝代，都以唐诗为科举的重要考试科目。唐诗在越南文学史中占有重要地位。13~14世纪以后，又出现了按唐律写的越语诗。胡志明主席的汉文诗和部分越文诗就是按唐律写的。

儒、释、道三教派的传入和盛行，对交州越族的意识形态起了极大影响。它们从不同的角度服务于巩固封建统治阶级的地位，也传播了文化知识。唐太宗特别提倡儒学，规定科举按经义取士。交州人可以参加朝廷举办的科举。被录取的人就可以到长安、中原其他州郡或安南各级统治机构里做官。有的交州越人出任过朝廷谏议大夫、礼部郎中和舒州刺史。在社会上层人士中，儒学比过去更加盛行，甚至在一般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中，它也有一定的影响。中国佛教的禅宗两派先后于6世纪和9世纪传入。唐代，交州已有寺庙88座，拥有大量土地和田奴。有些寺庙僧侣有几百人，有的僧侣去过长安给皇帝讲经。唐代还有许多道士来到交州，建立了道观21座。儒、释、道三个教派在交州互相影响和渗透，又同越人供奉城隍、祖先等传统信仰相融合，经过长期的熏陶，可以说，越族的宗教概念大体上与汉族相同。

在唐代的3个世纪里，交州同周围各国之间和在本土之内不断地进行着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而且多次酝成了激烈的战争。9世纪初，诸葛地在林邑建立了环王国。常常侵扰交州的、爱两州(今越南清化、义安一带)。唐朝军队发动反击，迫使环王国把边境退回到广南、广义一带。唐朝也承认了环王国存在这一事实。更加严重的是在云南境内的南诏国政权于9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多次派兵侵入交州，占领了许多地方；公元863年，甚至侵占了交州的首府宋平。入侵的南诏军队，前后在交州杀死和俘虏了居民几十万人，造成了严重的灾难。直到865年，南诏军队才被唐朝节度使高骈赶走。这以后，唐朝把安南都护府改为静海军节镇，派节度使管辖，同时尽量加固大罗城(河内)，增加驻防军队。8世纪中叶，爪哇岛上的沙连德拉王朝多次进攻林邑。767年，爪哇联合昆仑(在马来半岛)派兵围攻宋平，被唐朝驻军打败，赶出交州。经过了以上几次外来的入侵，虽然恢复了安宁，但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交州本土在7世纪到9世纪期间，发生了多次民变。主力是农民，领导者多半是当地封建主。例如，687年，李嗣先领导泰族起义；722年，梅叔鸾(越史称为梅黑帝)在州起义，还同林邑、真腊取得了联系；791年，冯兴在峰州起义，坚持了20多年；819年，杨清举行了起义，等等。在这些民变中，首府宋平曾经几次被攻破，都护被杀死。这些民变虽然都被唐朝增调援兵镇压了下去，但这正是唐代朝政自从中期以后日渐腐败，对交州人民群众的压迫、剥削日益加深而导致的必然后果。同时，它也反映了交州越族(包括越化汉族)封建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继续成长的现实。当中原发生战乱、唐朝的控制力减弱之时，他们就企图摆脱唐朝的统治，逐渐过渡到建立安南的自主国家政权，把中央直接的管辖改变为松散的藩属关系这样一种政治倾向。9世纪末，以黄巢起义为顶峰的农民战争彻底动摇了唐朝的统治，接着是中原地区大混战。公元905年，唐朝任命的安南节度使独孤损因派系斗争而被贬职，流放到海南岛，又被人杀死。安南鸿州(今越南海兴省)豪长曲承裕趁机自称节度使。906年，唐朝承认了既成事实，封曲氏为静海军节度使。曲氏虽然仍旧是唐朝的官吏，但实际上已经成为安南封建割据政权的首脑。907年，唐朝灭亡；曲承裕也在这一年死去，他的儿子曲颢继承了节度使的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