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历史回顾、主要议题及背景概述

北京大学的人口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相关学科学子们在马寅初老校长以科学研究为准绳，不畏强势权威，直言提出新人口论的优良传统熏陶下，一直以国家发展和民族兴旺为己任，围绕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人口经济社会问题，开展人口、经济、社会等学科的跨学科研究。

例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面对美国著名权威布朗教授掀起的关于“谁也养活不了中国”的国际浪潮，当时担任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的曾毅与当时刚回国不久创建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的林毅夫商议，联合刚回国不久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卢锋，以及当时在中科院工作的胡鞍钢等人在北京大学举行了关于中国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和粮食供需的研讨会，基于科学研究成果，讨论布朗教授的观点是否科学。会上报告了中国学者自己基于可信的观测数据和研究方法所做的中国1990~2050年人口预测，指出布朗教授关于中国人口在21世纪30年代将达到16亿的“预测”是绝无可能的；从中国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的关系，从中国粮食供需以及市场经济改革开放对粮食供需的影响等角度，以翔实的科学研究数据和心平气和的学术研讨方式，批驳了布朗教授“谁也养活不了中国”的耸人听闻论断；同时也指出，对于布朗教授的批评，我们应以平常心待之，采取“无则加勉”的态度，我国应更加重视耕地和生态保护以及农业科学技术创新推广，以预防出现粮食供不应求的被动局面。会后，不少国内外主流媒体做了报道，收到良好的社会效益。

再如，2005年12月由CCER成功举办“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论坛；之后由CCER扩建成立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于2008年12月成功举办了“低生育水平下的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论坛。2012年6月，又一次成功举办“新时期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战略论坛”。这三次人口与经济发展论坛有几个共同特点。其一，集中讨论了21世纪新时期新形势下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其二，人口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等相关学科专家共聚一堂，进行跨学科的学术探讨；其三，学者和政府官员进行面对面、零距离的深入切磋交流。

与2005年和2008年论坛相比，2012年的论坛又有五个鲜明的特色。

其一，本次论坛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国家统计局人口与就业司协办，而且人口与就业司为本次论坛论文作者提供尚未公开发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据我们所知，这是第一次，可谓学术机构与政府相关部门合作的一个开创性典范。

其二，2008年论坛将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社会学家之间的探讨扩大，邀请到自然科学家与人文科学家与会并发言，而本次论坛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扩大，增请了既关注商业经济效益又重视社会发展的著名企业家以及著名法学家与会，共同探讨人口与发展重大战略问题。

其三，如下所述，本次论坛对人口与经济发展重大战略问题讨论的范围更加集中，聚焦于若干尚有较大争议的、与现行生育政策调整直接相关的问题。现在奉献给读者的本次论坛与2005年论坛后出版的著作只有一篇论文，2008年论坛后出版的著作只有五篇论文和一篇评论直接探讨生育政策调整问题相比，此次结集著作共有17篇论文和4篇评论，都从不同学科和不同视角，直接讨论为何必须尽快调整生育政策。

其四，本次论坛产生的著作一改以往类似学术著作难以为社会公众和政府官员等非专业人士理解并接受的状况，从一开始征稿、选稿就特别强调通俗易懂，主编也都花大力气，力争使本书真正成为一本面向社会公众、政府官员和学界不同专业领域同仁的深入浅出的读物。

其五，2005年论坛基本上是学者和官员关起门来探讨，只允许极少数媒体非常有限地报道，2008年论坛的社会开放程度和新闻媒体报道范围显著扩大，而本次论坛则完全向社会公众开放，允许新闻媒体负责任地自由报道，开放程度更高。

总之，此次论坛取得了空前的成功，据会务组签到簿的不完全统计，合计146人参加，包括学术单位78人，政府部门（含政府直属事业研究机构）42人，知名企业家10人，新闻媒体16人。会后很多主流媒体对这次会议和各位与会者的精彩发言，尤其是调整现行生育政策方面的发言，做了广泛、深入的报道，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特别使我们受到鼓舞的是，本次会议的发言人和评论人与其他与会的学者及官员们在一天的会议中畅所欲言，围绕人口与经济发展战略以及为何必须尽快调整现行生育政策的重要议题，展开了十分认真、热烈的讨论交流。发言人与评论人在会后又对他们会前准备的论文及评论文稿进行了进一步修改、补充，甚至重写成通俗易懂的文稿。各章文稿分别由四位主编进行专业编辑，必要时返回作者进一步修改，最后由曾毅统稿。最终奉献给读者的是：四个专题共17章与四篇特邀评论，以及根据会上速记整理的四个专题自由讨论的主要内容。

下面将本次论坛四部分的主要议题及其背景概述如下。

第一部分 人口形势与对策

讨论问题：根据对2010年人口普查最新数据的深入分析，我国新时期生育水平到底有多低？为什么？今后发展趋势是什么？继续长期保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将对我国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人力资源、性别结构和社会稳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如果将现行生育政策逐步放宽为普遍允许生育两个孩子，是否会造成人口失控？

背景：大多数相关人口学者基于近十几年各种全国性人口与生育调查数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以及各种经典与前沿方法的研究均表明：排除漏报后，我国新时期的真实总和生育率平均每对夫妇在1.6个孩子左右，也有学者认为真实总和生育率低于1.5。很多学者认为最近发布的2010年人口普查详细数据已证实，过去大部分人口估算和预测显著高估了五普0~9岁人数和生育的漏报率，高估了未来人口增长趋势，并低估了未来人口老化水平。另一方面，人口计生委向中央报告和向社会公布总和生育率为1.8左右，也有部分学者认为真实总和生育率显著高于1.8。有人宁可相信高一点的估计数，并认为，政策稍有放宽，生育率即会大幅反弹，人口增长将面临失控。

不少学者认为应尽快将现行生育政策平稳放宽为普遍允许每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并鼓励适当晚育间隔，也有人认为应立即无条件普遍放开。学者们论证了二孩政策有利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建设人力资源强国，降低出生性别比，避免婚龄男女性别严重失衡的恶果，并认为，鼓励女方35岁之前自愿而非强制适当晚育间隔生育两个孩子，既有利于国家人口结构均衡发展和防止生育堆积，又有利于母婴健康。有学者研究表明，目前最受人口计生委偏爱但并未全面执行的只开放单双独生二孩方案不但秉承了现行生育政策大部分的严重弊端，还将产生双单独夫妇老少抚养负担远比非双单独夫妇高的社会不公等新的社会问题。然而，另一种观点认为，允许生两个，群众（尤其是农民）就会生三个，甚至四个，从而造成人口失控；生得越少，平均每个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投入越大，越有利于人口素质提高；出生性别比已出现回落，而且社会对婚龄男女性别结构有自动调节功能，对婚龄男女性别失衡问题不必过分忧虑。因此，生育政策不能放宽，实在要放宽，也只能允许双方都是独生子女，或至少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生二孩。

第二部分 生态环境、经济活力与基层干部呼声

讨论问题：在新形势下，我国人口增长、企业创新活力、人口城镇化和生态压力以及资源环境保护的辩证关系是什么？

背景：国内外一些研究表明，在快速的人口城镇化进程中，大量农村人口迁往城镇，农村人口密度大大下降，效益低下的农耕地自然会退耕还林或退耕还草，将导致人口城镇化与农村生态环境改善的“双赢”。不少学者认为，关于人口承载力与人口经济发展历史的研究表明，人口承载力的高低与经济发展水平、生活标准、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投资水平、贸易体制、环境资源保护力度和方式等众多因素相关，是一个动态平衡的概念。在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开发保护过程中，人口本身并不是决定性因素。因此，包括基层计生干部在内的许多人士认为，在人口城镇化已使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由30年前不到20%增加到今天超过50%、经济与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已经大大提高的新时期，过分夸大人口分母的作用，忽略环境资源保护力度和方式对分子的影响，而继续执行30年前制定的、世界上最严格的生育数量控制政策，是很不科学的。然而，另一种流行的看法是，一谈到生态资源环境，马上以人口多作为最主要的负面因素，人越多，资源环境压力越大，情况越糟。因此，继续执行现行生育政策是资源环境保护的不可动摇的国策。

一些人口经济学家和知名企业家认为，只要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人口年龄结构越年轻，企业创新活力越强，经济发展的后劲越大。然而，很多人对此却不以为然，认为年长者经验丰富，对企业发展有利，而导致年轻人口比例较高的人口增长将使人口分母增大，人均GDP和人均财富增长放慢，因此，必须继续严格控制人口增长。

第三部分 经济社会均衡发展与现行生育政策调整

讨论问题：在新形势下，人口增长与经济社会均衡发展的辩证关系是什么？

背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主流学派大都认为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但是，过去几十年众多发展中国家同时经历快速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亚洲“四小龙”和中国沿海五省市在人均自然资源十分紧缺以及人口快速增长双重压力下，采用充分利用丰富劳力资源在国际国内市场中的比较优势等正确发展战略与政策，实现了经济腾飞，并随之带来了生育率的快速下降。许多学者由此否定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必定负相关的观点，而认为，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经济发展战略不对头，生产效率低下，创造的就业岗位和财富少，人多成了负担；但是，改革开放后，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发展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人口多就会成为一种优势。经济发展得好，资金就能得到较快的积累，产业升级得快，收入水平也就提升得快，生育水平随之下降。然而，另一种观点仍然认为，人多分母大，必然负面影响人均GDP和人均收入的提高。由于过去40年生育率大幅下降对我国经济腾飞做出了巨大贡献，并且在微观经济层次上大大减轻了家庭抚养子女的负担，因此，必须坚持现行生育政策（甚至还有少数人主张进一步收紧生育政策），以保持低生育率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第四部分 “以人为本”与国际比较视野

讨论问题：从以人为本的角度，我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是否需要与时俱进予以修改？从国际比较视野来看，人口增长与一个国家不同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关系如何？与印度、其他发展中大国以及美国相比，我国今后几十年在劳动力资源供给方面的优势和劣势是什么？对我国国际竞争力会带来什么影响？

背景：一些学者认为，随着2004年人权入宪以及公民人权意识的普遍增强，现在正在执行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与新时期党和国家倡导的“以人为本”、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理念相矛盾。因此，必须尽快适当修改完善。而另一些人认为，《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是地方执行计划生育国策的尚方宝剑，至关重要，不可更改。

很多学者认为，从国际比较视野看，人口老龄化是所有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以后导致死亡率和生育率下降的必然结果。很多发达国家面临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的严峻挑战，纷纷出台鼓励生育政策，但收效甚微。日本伴随人口少子化与老龄化的经济长期衰退，以及生育率偏低、劳力短缺的欧洲面临债务经济危机的前车之鉴，必须引以为戒。由于我国五六十年代生育高峰出生的人群很快要进入老年，以及寿命不断延长是不可改变的趋势，未来几十年老年人数迅速大增已成定局。然而，如果老年人数与劳动年龄人数之比能保持在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内，老年人数大增并不可怕，我国的大国综合国力并不会受到威胁。可怕的是，在老年人数大增的同时，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快速下降而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快速上升。因此，现行生育政策长期不变将使中国与印度在劳动力资源与总抚养负担等方面由现在的显著优势变为2030年以后的严重劣势，很有可能由于养老保障压力太大和人力资源不足而使我国的经济实力被印度抛在后面，更谈不上赶超美国。同时，另一种观点认为，国际竞争优势不在劳动力人数多，而在劳动力质量。老年劳动力经验丰富，人口老化还将引起人们对未来老年保障的重视而增加储蓄动机，因而有利于经济发展。

在由几十位著名学者围绕上述仍有较大争议，但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战略问题，而集体撰写的本书出版之际，我们衷心感谢国家统计局人口与就业司对本次论坛的大力支持与合作，衷心感谢与会学者同仁与政府官员的积极参与。衷心感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对这次论坛在人力和财力方面的大力支持！衷心感谢郝小楠和林君秀对本书出版前期工作的大力帮助和支持，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领导的大力支持和编辑的杰出工作以及李建新教授的协调贡献；衷心感谢人口与文明基金会筹委会对本书出版的大力支持。衷心感谢北京大学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发展研究院邢惠清、高娟、陈曦、李发菊、阮荣平、柳玉芝等老师以及国家发展研究院和社会学系各位研究生在此次会议的组织安排方面的辛勤工作。

我们衷心希望有志于我国新时期人口与经济发展战略及现行生育政策调整研究的学界同仁与政府有关部门的官员与我们一道，继续齐心协力，解放思想，勇于进行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创新，为国家科学决策，应对21世纪人口与经济发展及社会长治久安面临的严峻挑战，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曾毅 顾宝昌 梁建章 郭志刚

2012年12月26日于燕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