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白永瑞思想实践轨迹和特点

（一）缘起：个人故事的思想内涵

作为一名当代韩国学者，白永瑞的成长过程十分自然地留下了20世纪后半叶以来韩半岛内外变化的痕迹。白永瑞在谈到他的学术成长史的时候，首先提到的就是大学生时代——1970年代韩国大学生的思维状态。当时的韩国在国际上受冷战体制的约束，半岛内受南北分断体制的笼罩，国内政治受独裁体制的控制，这些内外因素对于刚刚迈入大学校门的青年白永瑞而言，思维极其有限，不要说大视野的思考意识，就连对于朝鲜半岛也不能作为整体来思考。白永瑞坦诚地说，那时的思维是畸形的“半国的视角”，没能摆脱用这样的视角去看待事物。

然而一部小说改变了白永瑞的思想习惯和地理空间。一个偶然的机会，白永瑞读了旅德韩国作家李弥勒的自传体小说《鸭绿江在流》。作者十几岁时参加了1919年的“三一运动”，后来为躲避日本帝国主义的迫害流亡到德国定居。白永瑞从作者坐火车越过鸭绿江，横穿欧亚大陆前往德国的旅行路线，第一次感受到半国视角的狭窄，从而激发了他地理空间的想象力，也使他切身感受到当时的韩国所受到的三个体制的约束和时代的局限，因此，他把李弥勒的旅程视为莫大的冲击。

接下来的是，从1987年韩国国内民主化到1990年夏季赴哈佛留学一年的体验，则奠定了白永瑞作为思想者的思考意识和学术目标。总结留学哈佛所受到的最重大的冲击和收获时，白永瑞认为，发现和产生了“即使研究中国历史，也应该运用‘东亚视角’来思考问题”的问题意识。也就是说，作为研究中国问题的韩国学者，不能只了解中国的事情，还要知道韩国的事情，更要关心东亚的事情。

回到韩国后，韩国国内的变化从另一个层面促使白永瑞开始使用东亚视角观察事物、思考历史和现实了。这就是他所提到的随着韩国国内民主化的推进，改善了与过去作为敌对国家的中国等东亚国家的关系，中国的朝鲜族和东南亚劳工也开始进入韩国。面对着由于国际化而带来的韩国社会的变化，白永瑞学会了同时观察东亚世界里的韩国和韩国社会里的东亚世界。白永瑞骄傲地回忆说，因为留学引起了思维的变化，又赶上了时代变化的思潮，所以能在韩国思想界出现了“东亚论述”热潮，在韩国知识分子重新发现了“东亚”之际，步步走在前面，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就这样，一个思想者越境所遭遇的问题，加上对越境者经历的思考，进而使白永瑞产生了立足于本国看世界，思考东亚的新视角。

（二）从“半国意识”到“韩半岛视角”

有一次，白永瑞在回应中国学者关于东亚论的问题时，提出了讨论东亚时经常出现的三种类型：一是作为题材的东亚，具体指把东亚作为研究的对象。二是作为连动的东亚，也可以是作为分析单位的东亚，即探讨该地区在各方面互通互动的结构与效果。三是作为实践课题的东亚，意思是从学术问题转向实践，强调实践的意义。一方面，这三个类型的概括十分清晰地表明了他关于东亚知识共同体的认识与设计，另一方面，白永瑞本人对于思考东亚的视角也是在认识的不断提高中逐步趋向成熟。从“半国意识”向“韩半岛视角”的转向，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完成的。

最初，作为历史学者，白永瑞在梳理韩国东亚论述史的过程中强烈感受到韩国知识界的东亚观念直接受到大国的影响，认识到地区秩序对于韩国知识界东亚论述具有特殊的关联。他认为，尽管东亚、东洋、亚细亚等区域概念引进韩国，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事情。然而无论是历史上还是今天，中国、日本和美国分别是左右韩国认识东亚的重要因素。在白永瑞看来，对于韩国而言，大国的存在和影响既是地理的因素和实在的现实，也是韩国的任何一位知识分子所无法摆脱的外部束缚。从这样的思路重观历史，朝鲜为对抗帝国主义列强试图连带中日等亚洲国家，但是1910年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后，丧失了主张区域连带的资格。接着二战后，韩国虽然摆脱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然而冷战的开始又将韩国隶属于由美国主导的东亚秩序中，连拥有独自的区域认识都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也是包括白永瑞在内的韩国知识分子的“半（个）国（家）”视角长久挥之不去的外因。同样，20世纪末21世纪初，为新一轮的东亚区域意识和想象带来生机的，除了1987年以来韩国国内的民主化运动的国内环境变化外，1989年冷战解体，以及随之而来的韩国和周边大国关系的改善仍然不失为最重要的原因。

然而，时代不同了。白永瑞认为，在韩国思想史的脉络中找到东亚论述的今天，大国的存在和影响可以转化为从“半国意识”转向“韩半岛视角”的积极因素。他提出的所谓“韩半岛视角”，以克服民族主义的自我封闭性、关怀周边邻国地域和文明为宗旨，主要包括：①挖掘19世纪末朝鲜知识分子把东亚作为一个整体思考的思想资源，②继承20世纪七八十年代韩国进步知识分子关注第三世界的问题意识，③反思西方中心主义，提倡以民族和民众的生活为出发点的民族民众主义等内容。白永瑞信心百倍地认为，“韩半岛视角”可以成为摆脱束缚自己思想和行动的民族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开创出新的理论和实践的动力。

另外，白永瑞还十分关注草根东亚思想在韩国生成的历史脉络和现实状态。认为在变“半国意识”为“韩半岛视角”的过程中，只有开始对之前支配韩国知识阶层的所谓抵抗性民族主义加以反省，才能够化解民众层面上的东亚地区历史记忆为建设和平共同体的资源。在白永瑞看来，具有韩国特色的东亚思考的重要功能则是在东亚范畴内认识韩国，同时调整或者控制民族主义。就这样，在变“半国意识”为“韩半岛视角”的转向过程中，以白永瑞为代表的韩国知识分子，不仅成功地获取到东亚论述的历史资源和应对现实问题的理论工具，而且向东亚知识界展示了具有韩国特色的东亚论述的学术和思想。

（三）广义的东亚和狭义的东亚

在参与和创建东亚知识共同体的过程中，作为思想者，白永瑞之所以把东亚论述分为广义的东亚和狭义的东亚，除了要界定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所关心的对象有所不同之外，也有意地把政府关心和推行的东亚共同体和知识界的东亚共同体论述区别开来。他认为韩、中、日政府追求的是在国家的（或者和国家合作的资本的）主导之下建设一个政治、经济制度上的东亚国家之间的结合体，因此，这样的“东亚共同体”是狭义的东亚共同体。狭义的东亚共同体以欧盟为样板。然而除了通过结合将能给东亚各国带来克服经济危机达成区域内的共同繁荣之外，狭义东亚的国家利益之争，势必将给东亚地域的和平带来不安定因素和危机。首先是“各国在促进地区共同体应发挥怎样的角色的问题上，还存在明显的差异。这是因为政府层面的地域统合必然不能抵御主导权的诱惑”，同时，“因为东亚各国之间的国力相差悬殊，产生矛盾的可能性也就愈大，维持和平的可能性也会相应降低”。他还认为，中日两国争取主导权的竞争已经愈演愈烈，如果中国是为了应付美日同盟而关心东亚共同体，那么日本则是为阻止或遏制中国的跃升而关心东亚共同体。

对此，白永瑞说，“我强调广义的东亚共同体。它的重点并不在于制度上面，而意味着东亚每个人依照自己的决定去进行超越国境的多方面交流，通过这样的交流形成广大的联网。我并不低估在现实上已进行着的狭义东亚共同体的建设，只是为了用批判的眼光思考狭义东亚共同体是否真正能带给东亚人和平、共生、繁荣这一问题，而特别强调广义东亚共同体的观点”。至于应该如何理解广义东亚共同体和狭义东亚共同体之间的相互关系，白永瑞做了详尽的阐述。首先，至此之前，在比较了中日韩三国所进行的关于东亚共同体问题的讨论后，白永瑞曾经提出了，在现阶段要想实现理想中的目标，一是要加快该地区国家间的统合过程，二是要加快国家内部个人参与的改革过程。其次，他认为围绕东亚共同体，还应该在理论和实践上增加如下内容：一，即多重主体（国家政府层次和市民社会层次）的融合，进而承担“民主的责任”。二，提出“共治”的概念，提倡由国家、市场、市民团体构成互相联合的网络，以促进建立伙伴关系的过程和制度化，活跃我们对如何构建东亚共同体的思维。最后，关于真正意义上的东亚共同体的形成，对现阶段属于全球范围的长时间的新自由主义时代究竟会产生怎样影响的问题，白永瑞提出了“国民、国家内外双向互相作用的地域统合范式”。一，由于从世界地政学的知识来看，美国、欧洲和东亚各自具有不同的动力，因此，如果某种形式的东亚共同体果真形成的话，其引起世界体制变化的潜力很难想象，其结果或许是本地区秩序会发生本质变化，或许会改变现在的开发范式。二，因此，本地区国家间的统合和各国的内部改革需要加大步伐。为此，按照地区统合的需要在改革各国的公共职能的同时，还需要调整各国国家内部行为主体之间的利害关系。三，为此，只有“本地化开放发展模式”，才能有助于推动上述目标的实现。他列举了2006年韩国社会激烈争论韩美自由贸易协议（FTA）问题的例子，说明地域统合要得到各个居民的支持，首先要有日常生活的实际感受。在宏观的思维和具体政策中体现生活视角和本地区的利益。对此，白永瑞支持“韩国型开放发展模式”，即既能缓和韩国社会的两极分化，促进共同发展，又有助于推动东亚共同体实现的办法。他期待，由此确定能够对在开放和制度改革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矛盾，发挥调和能力的共治模式。同时，将这些经验推演到东亚的模式，从而使建立地域层次的共治模式成为可能。由此可见，鉴于东亚地域的复杂性和特殊的历史背景，白永瑞和大多数知识分子不同，并没有把狭义和广义的地理东亚与人文东亚对立起来，而是立足于当下，通过参考韩国社会于地域统合中的现实经验，致力于思考构建东亚共同体的本质意义和通用模式。

（四）“作为知识实践的东亚”

近年来，白永瑞在很多场合都说，“在韩国（和日本），我的东亚论被称为‘作为变革的东亚论’，或‘作为实践的东亚论’”。每当涉及白式东亚论形成史时，他总是强调，“我的东亚论并不单纯是学术研究的成果，是我作为大学教授在大学教书和作为杂志编辑在大学外活动的人生经验的浓缩。我把来自大学内外的这两种经验归为‘作为制度的学问’和‘作为社会运动的学问’”。在这里，在坚持追求“作为实践课题的东亚”的意义的同时，白永瑞举起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旗帜，提出战略性知识分子和“实感东亚”的命题，这使我们看到了白式东亚论述的变化，也为我们考察他的学术和实践提供了另外的视角。

白永瑞曾经直言，在他自己所归纳的“作为连动的东亚”“作为实践课题的东亚”这三种类型中，他本人比较强调与重视第二与第三种类型，并努力探讨第二种类型如何连接到第三种类型。他自嘲地说，可能是我的研究倾向，让大家联想到白永瑞不是历史学者，而是跨学科的学者，但是他并不在意外人如何评价，反倒是讲“我很担心我是否能承担这个角色”。我手头没有白永瑞的社会活动简历，也没有他的著作一览表，但是从现有的中文著作中仍然可以发现他是如何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又是如何致力于在发展的东亚社会中检验和丰富白式东亚论述的努力痕迹的。

坚持理论与实践结合是白永瑞学者人生的原点。作为行动型的知识分子、东亚论述的思想者，白永瑞学术研究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始终坚持参与社会上的各种活动，坚持在实践中学习，从事作为社会活动的学术研究。从他作为编辑兼记者参与《创作与批评》季刊的工作达40年之久，担任主编30余年的经历中，不难看出社会性在他的学术研究中所占据的位置。因此，他说这份刊物已经成为他半辈子学习的场所和实践的舞台。白永瑞还说，伴随着这一刊物的成长，他也一直在探索能够使韩国发展成为更民主、更具主体性的社会的理论和实践方案，也想弄明白这对东亚邻国社会的发展和共生具有怎样的意义。也正是因为上述的学术背景，白永瑞在参与东亚论述的争论过程中，只要一有机会，不仅在韩国，也包括在东亚各地，总是尽可能地参与并和相关学者互相讨论，共同行动。这些年来，白永瑞的学术活动范围似乎已经没有了国界。现在，在东亚地区有关东亚论述的重要学术会议上，如果没有白永瑞参加，总是会让与会者感到一丝遗憾。今天的白永瑞已经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越境思想者。

但是更应该指出的是，白永瑞提出“作为实践课题的东亚”的贡献主要还在于积极参与围绕东亚地区的历史和现实问题的思考与解决。限于篇幅仅举一两例为证。首先是对于东亚历史教科书和历史教育问题的参与和问题意识。对于长久困扰中日韩三国的东亚历史教科书和历史教育问题，白永瑞不是就事论事，仅停留在互相的争论层面，而是从重构历史教育的视角出发，指出“结束历史战争的最终推动力在于人类探寻历史之‘真诚的态度’。我们应摆脱毫无意义的历史解释符合事实与否的论证，摆脱以国家教科书制度为理由，帮助产生美化国家主义与帝国主义之历史教科书的行为”。提出我们应当进行的教育，是让每个人都可以体会到，比起压制式、君临式的教育，平等且民主式的人际关系更是让人幸福快乐的，这也是一种人间基本礼仪的教育。因此，在日常生活中亲身体会到“遗忘”的反义词不是“记忆”，而是“正义”，由此所引发的感觉性变革，是重构新的历史教科书与历史教育不可缺乏的因素。白永瑞呼吁，所谓的东亚知识共同体是没有实体的，要以批判的知识分子为主体，超越各自的国境，创造交流场地和平台。

其次，对于围绕东亚共同体而展开的以政府为主体和以市民社会为主体之间的讨论，白永瑞则认为，和双方热烈争论的内容相比，扩大认识的视野，促进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和连带是更为重要的问题。其理由是，虽然东亚的市民社会在趋于成熟，然而由于活动时间尚短，团体所在地域分散，目标主旨差异等诸多原因，无论是理论的准备还是市民活动层面的经验仍然需要不断的积累知识和组织上的联合。正因为如此，他希望，以“民主的责任为媒介连带政府层次上的国家合作与市民社会层次上的超国家联合”的办法，实现两者之间既合作又对立的关系。白永瑞还以他亲身参加韩国政府组织的讨论东亚共同体的经历，提出要积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吸收具有战略性思维知识分子的智慧，让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切实感受到东亚共同体的意义，即所谓的战略性知识分子的集结和实感东亚。

沟口先生提到竹内好对于研究者的社会责任的提示，学问有别于生活，但是脱离生活的学问将会堕落；学问有国际性但不是没有国籍。只有有国籍又不脱离生活，才能有助于学问，才能还原到世界的人类如何生活才好的问题上。沟口先生认为这正是竹内好作为研究者接触中国和研究中国的原点，叙述了研究主体性的方法。这里的关键词“生活”和“国籍”充满着紧张感。那么对于白永瑞来讲，这也正是他的思想原点。生活和国籍的问题也是原点和超越的问题，这也正是作为知识实践东亚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