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国际社会关于“东亚共同体”构想的提出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研究这一过程对于理解中国“东亚共同体”构想的形成及其主要内容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为此，有必要首先考察“东亚共同体”构想产生的经过及其内容的形成。

虽然倡议建立东亚或亚太合作体系者早已有之。如1986年，苏联提出在亚太地区建立多边安全合作体系。1990年，印尼、澳大利亚分别建议建立亚太多边集体安全体系。1993年，美国提出建立“新太平洋共同体”的设想。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提出的环黄海经济圈的提议也具有进一步发展成区域性合作的倾向。提议国各有各的动机，但却应者寥寥。1990年12月，马哈蒂尔提出“东亚经济集团”的构想，次年又更名“东亚经济核心论坛”，主张该集团由东亚地区的中、日、韩和东盟国家组成，不包括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面对欧洲一体化和美国的经济霸权，东亚地区应该联合起来，争得自己的利益，此为首次提出东亚区域一体化的主张。但此倡议因美国和日本的反对而夭折。东亚区域合作体系一时难以形成。将东亚区域合作与欧洲区域合作相比，可以发现两者存在重要区别，东亚区域合作长期明显滞后。

首先，就历史因素而言，尽管历史上德、法、英等欧洲大国间都曾发生过战争，牵涉欧洲许多国家，甚至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其激烈程度不亚于亚洲各国间的冲突，但是战后欧洲各国已经较好地解决了历史问题。德国领导人在承认发动战争的错误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的高姿态，赢得欧洲各国人民的谅解。在欧盟建立和发展过程中，未因历史问题发生纠葛，此乃欧洲之幸。然而，日本政府在战争责任和战争赔偿等问题上的暧昧立场，以及通过历史教科书问题、阁员参拜靖国神社所反映出来的日本对待战争的错误态度，激怒了亚洲在历史上遭受过日本侵略的国家，破坏了建立东亚区域合作的政治基础，目前尚看不到彻底解决该问题的清晰前景。

其次，就地区冲突和摩擦而言，欧洲各国之间也存在各种各样的摩擦和冲突，某些地区的局部冲突十分尖锐。如北约东扩问题，反映出俄罗斯与欧美间激烈的利益冲突，但并非无法调和，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并不是无条件反对北约东扩，或与北约对立，只是要求与北约同起同坐，享受平等待遇，而在东亚却有些难解的死结，如朝鲜半岛至今残留着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南北分裂问题以及朝鲜核问题等容易引发国际性冲突的潜在危险；中美间的台湾问题反映了双方的结构性矛盾，台湾分裂主义势力的长期存在以及美国对台军售使中国卷入局部战争的危险性始终存在；日美安全保障的扩容强化和美日、美韩军事同盟的存在，在中、朝和其他国家眼中无异于遏制自身的“东约”；日俄的北方四岛问题无论如何解决，对于另一方都是明显的损失，任何一方都不会作出原则性让步，日韩、日中之间也存在“独岛”与“钓鱼岛”的领土争执，中国与东盟相关国家还存在南海归属问题的分歧等，这些争端反映了东亚区域矛盾的综合性、复杂性和对立性，使得东亚各国的相互关系具有脆弱性。不少国家的双边关系经过多年的努力取得的缓和成就，可以因一个突发事件的发生而前功尽弃，一时难以通过调整或谈判取得“双赢”的效果。

再次，就意识形态而言，欧洲各国的文化虽然各具特色，但起源于古老的欧洲文明，具有较多的共性，苏联、东欧等国解体和西方化后，冷战期间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营垒已不复存在，基督教文化成为欧洲各国共同的精神支柱，这是欧洲共同体得以迅速推进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在东亚虽然历史上存在过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各国也有着共同的文化渊源，中国的儒家思想在日本、朝鲜、越南、蒙古、缅甸、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东亚国家都有很大的影响。然而进入近代以来，东亚思想进入多元化的时代。俄罗斯从欧洲扩张到中国，先是带来了东正教，后又传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实现“脱亚入欧”式的崛起，盛行体现军国主义特点的日本霸道文化；列强势力进入东亚，尤其是战后美国“介入”东亚后，更使基督教文化和美式价值观念强行进入东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中国在近代逐步走向式微，但儒家文化仍在该地区有着深远的影响；东亚各国也都有反映自己民族特色的文化。因此，东亚的文化集佛教、儒教、道教、日本教、东正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于一体，反映出杂拼及多元化的特点。此种意识形态的复杂性虽然未像某些西方学者所预言的那样，已经发生了“文明的冲突”，但对于东亚区域合作的形成来说肯定不是积极的因素。另一方面，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东亚还存在着多种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有日本这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韩国、新加坡等中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中国、越南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朝鲜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俄罗斯、蒙古这样的转型国家，还有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缅甸、泰国、柬埔寨这样的欠发达国家等，国家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多样性及其价值观念的不同和冲突，也使东亚区域合作产生更多的曲折和磨难。

最后，就经济一体化而言，经济在推动世界和地区集体安全体系过程中的重要性已成为各国的共识。欧洲共同体正是建筑在欧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之上，尽管东亚地区的中、日、韩先后成为世界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又具有极为便利的地缘条件，东亚经济交流也发展迅速，然而，三国间形成经济共同体的种种方法都没有取得明显效果。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形成的东亚经济的“雁形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中、日、韩三国经济关系出现重新编组和同步竞争的新特点，东盟成为东亚经济合作的主导者，但其经济容量和能力实难担此重任。这些因素也都影响了东亚区域合作的实际进展。

东亚区域合作发展进程中遭遇的这一系列问题，对于中国观察和决定东亚区域合作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国的战略是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比较重视和发展与东亚各国的双边关系，包括政治、安全、经济多方面的关系，而对区域合作采取谨慎和观察的态度。如郭定平主编的《东亚共同体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指出：“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没有动力也没有兴趣关注区域合作问题。80年代至90年代，中国又一直关注于‘复关’和加入WTO等事宜，对东亚的区域合作缺乏热情。”

直到新旧世纪交替之际，提出和建设“东亚共同体”的条件逐步成熟，在此过程中“东盟”起了十分积极的推动作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东盟+中日韩”（10+3）机制启动，东亚区域合作的发展进入了快车道。1999年11月，菲律宾总统埃斯特拉达在东盟首脑会议的开幕词中最早将建立“东亚共同市场、东亚单一货币和东亚共同体”列为东亚合作的长期目标。2001年10月，东亚展望小组向第五次“10+3”会议提交《迈向东亚共同体——和平、繁荣、进步的地区》的报告，提出把建设“东亚共同体”作为东亚区域合作的长期目标，该报告提出三项重要建议：将东盟“10+3”转变为东亚峰会、建立东亚论坛和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2002年10月，东亚研究小组向当年的东亚领导人会议提交最终研究报告，再次提出东亚共同体，强调它“符合各国的利益和愿望”，并为领导人会议所通过，成为东亚各国的共识。2004年12月，马来西亚总理巴达维在第二届东亚论坛上提出了建设“东亚共同体”的七点路线图，内容包括东亚峰会、东亚一体化宪章、东亚自由贸易区、东亚货币和金融合作条约、东亚友好合作区、东亚交通和通信网络、有关人权和责任的东亚宣言，使东亚共同体的概念和内涵更加明确。2009年，日本新首相鸠山由纪夫高调提出“东亚共同体”的概念，成为日本民主党政府在国际上造势的重要旗帜。

中国对于“东亚共同体”的态度也趋向关注、积极。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中国挺身而出，承受巨大压力，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并向泰国提供总额40亿美元的援助和向印尼等国提供出口信贷与紧急无偿药品，此外开始与有关各方协调配合，积极参与和推动地区与国际金融合作。对于东亚区域合作，中国首先重视和推动与东盟之间的“10+1”合作，其次是积极参与“10+3”和东亚峰会的各种活动，再次是推动和参与中日韩三方合作进程。2009年10月，中国温家宝总理在东盟峰会上明确表示：“本地区各国要遵循开放包容、循序渐进的原则，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朝着建立东亚共同体的长远目标不断迈进。”以明确的语言表明了中国对于“东亚共同体”的态度。中国态度的变化和“东亚共同体”构想的产生有着重要的经济、政治、历史和文化的背景及需求。

随着战后东亚经济的快速发展，先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东亚奇迹”，继而又实现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火车头，中国和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韩国也在世界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中日韩三国的人口超过15亿，三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总量的17%，加上正在不断发展的东盟十国，东亚地区成为世界上最为耀眼的新兴地区，甚至有人称未来的世纪是“东亚的世纪”。东亚各国关系的相互依存度大大提高，体现在经济交流互助、相同或类似的发展目标、传统和非传统安全维护、环境保护和低碳等各个方面，为中国“东亚共同体”构想的提出奠定了经济基础。

20世纪80年代开始，曾经在东亚地区存在的冷战背景下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壁垒分明、决然对立的东亚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东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日本开始“重归亚洲”的历史进程，强调日本是一个亚洲国家，加强了与近邻国家的合作与交流；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等国家相继进行政治改革，实现了向民主化社会的转型；越南、老挝、柬埔寨、蒙古、缅甸等国进行了社会制度和经济建设的转型，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缅甸、朝鲜也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若干重要的变化；中国自身进行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努力与世界融合、接轨的世界负责任大国的发展道路，为中国“东亚共同体”构想的提出奠定了政治基础。

冷战结束后，地区主义向更深层次、更广范围、更高水平扩展，出现了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不同地区、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之间的区域合作形式，新地区主义取代旧地区主义，在全球兴盛起来，成为国际关系的新因素和世界发展的新潮流。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蓬勃发展，特别是欧洲共同体和北美一体化进程走在世界的前列，成为催动中国“东亚共同体”构想提出的萌生动因、参照榜样和国际背景。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东亚区域合作经历了一个长期的酝酿与发展的过程。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在造成灾难性后果的同时，也激发了东亚各国推进区域合作的强烈愿望。东亚展望小组和东亚研究小组的建立，为“东亚共同体”概念的拟订与提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随即，东亚区域合作进入了实质性推进的阶段，东盟将在2015年实现自身的一体化，“10+1”“10+3”、中日韩会议、东亚峰会、亚欧会议、六方会谈、上海合作组织等各种形式的区域合作蓬勃发展，在经济、政治、安全、金融、环境、能源、气象等许多领域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展。同时，中国海南的“博鳌论坛”、韩国济州岛的“和平论坛”等非官方的区域合作机构也相当活跃。仅中日韩三国间就已经在金融、贸易、环保、能源、安全、旅游等众多领域，建有51个磋商机制，其中17个是副部级的。2010年5月29日，中日韩领导人济州岛会议通过的《2010年合作展望》包括了41项内容，涉及的合作领域和课题非常广泛，商定2011年在韩国设立三国合作事务的常设秘书处，承诺将努力在2012年前完成中日韩自贸区联合研究，努力完成三国投资协议谈判，并加大贸易便利化力度以改善三国贸易环境。通过各种形式建设东亚共同体，不仅成为东亚许多国家的共识，而且正转化为各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实际行动，奠定了中国“东亚共同体”构想的现实基础。

中国积极参与推动东亚地区合作的进程，在机制化建设中作出了积极而重要的贡献，但对于“东亚共同体”整体方案的构建却有所滞后。2004年4月，外交部前副部长王毅曾撰文指出：“建立东亚共同体可以作为东亚合作远景目标的设想之一，同时也应看到，东亚共同体迄今仍只是个概念，对于其定义、应该包括什么内容、涵盖哪些领域、以何种方式前进，尚没有广泛和明确表述，各方考虑也不尽相同。”然而，中国对于“东亚共同体”的态度已是越来越关注、积极。中国既将东亚共同体的建设视为一个长远的目标，同时也将在各个领域不断推进东亚各种形式的合作与交流视为实现“东亚共同体”的现实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