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毋庸讳言，民族主义问题对冷战后东亚国际局势的发展产生了一系列消极影响。但是，民族主义对东亚地区的影响也绝非如某些西方学者所说的那般危言耸听。

第一，苏联解体后的所谓后冷战时代，东亚地区进入了民族主义思潮和民族主义运动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时代。但是，国际社会所发生的恶性冲突和局部战争，多发生在东亚地区之外，东亚地区不仅没有引发过世界局势动荡，相反在经济上还是世界经济的减震器、发动机，在长达20余年的时间内东亚各国的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发展的势头，成为全球经济发展最好的地区。然而，在民族主义受到压抑的冷战时代，东亚地区却曾一度成为全球冷战的“黑洞”，当冷战理念在欧洲大行其道的20世纪下半期，东亚地区却是热战不断。例如：20世纪50年代初东亚地区爆发了号称冷战时代最大的一场地区战争——朝鲜战争，20世纪60年代，东亚地区曾爆发过越南战争和中印、中苏边境冲突，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又爆发过越南入侵柬埔寨和中越战争。上述历史现象形成的鲜明对照充分说明，东亚地区最危险的时刻是在民族主义被压抑的冷战时代，而不是在民族主义崛兴的后冷战时代。

第二，毋庸讳言，民族主义思潮和民族主义运动在东亚地区的高涨，引发了该地区国家间一系列的民族问题，其中令世人广泛关注的毫无疑问就是各国间的领土纠纷，尤其是南中国海问题，以及近期重新激化的中日之间围绕着钓鱼岛问题引发的争端，以及日俄之间的领土争端。但是，与此同时，东亚地区的区域一体化运动也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1991年，伴随着全球冷战体制的终结，中国与东盟建立了对话伙伴关系，双方的合作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尤其是1997年东南亚遭受金融危机后，中国对受危机打击的东盟各国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中国政府顶住巨大的压力，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确保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帮助东盟国家最终克服了金融危机。中国在危机中表现出的负责任的邻国的风范赢得了东盟各国的普遍好评，东盟各国与中国的关系迅速改善和发展。经历金融危机后，东盟更加明确了地区需要加快经济一体化，以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来防范危机的再次发生和冲击，中国是一个可以信赖的合作伙伴，因而选择和中国建立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即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为必然的选择。2009年8月15日，第八次中国—东盟经贸部长会议在泰国曼谷举行，中国商务部陈德铭部长与东盟十国的经贸部长共同签署了中国—东盟自贸区《投资协议》。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缩写CAFTA）正式全面启动。自贸区建成后，东盟和中国的贸易量占到世界贸易的13%，成为一个涵盖11个国家、19亿人口、GDP达6万亿美元的巨大经济体，是目前世界人口最多的自贸区，也是发展中国家间最大的自贸区。由此可见，东亚地区民族主义的发展不仅不会引爆东亚和全球，相反却加速了东亚地区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步伐。

第三，上述两方面问题提醒我们，必须对民族主义的历史作用以及与东亚一体化之间的关系进行辩证的思考和评价。冷战时代，东亚的主要战争与冲突，都与东亚国家国力衰弱，受制于霸权国家的全球冷战战略有关。当时，作为冷战战场的最前线，东亚地区面临着两大霸权国家激烈的利益冲突，被牢牢绑上冷战战车的东亚各国只能充当大国战略的马前卒，于是战争的爆发也就不可避免了。朝鲜战争、柬埔寨战争和越南战争概莫能外，东亚地区成了大国彼此竞争的战场。冷战国际格局解体后，随着民族主义意识的兴起及其相关实践，外来力量操控东亚区域的能力已明显减弱。于是，东亚国家已基本掌握对自身命运的主导权，东亚的安全度相比往日已经大幅提高。尤其是在实现了经济长期高速增长后，东亚各国的综合国力明显增强，民族认同和政治自主意识随之显著增长，国家也已有能力保障自身安全。在此基础上，这些国家间的经济、政治甚至安全合作显著增多。因此，民族主义在东亚，已不再单纯是破坏性力量，东亚各国在普遍存在强烈民族认同感的同时，也能根据自身利益需要全面考量其政治选择，而不再是任由外来力量主宰自己的命运。不仅如此，区域内国家间的纠纷与冲撞，在区域内也不再如以往那样缺乏制约和调解力量，其他国家已经可以扮演起中间协调的角色，来化解其他国家之间的不良竞争。于是，尽管随着民族主义的发展，东亚各国之间的摩擦和纠纷时有发生，领土争端频现，但是，迄今为止，这些纠纷和争端始终被限定在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不仅没有酿成局部战争；相反，东亚各国之间的经济交流和合作不断加强，东亚地区走向一体化的步伐明显加速。由此可见，民族主义的发展并非只能加剧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摩擦和冲突，民族主义既可以成为民族交流与合作的黏合剂，还可以成为促进区域一体化的动力加速器。

毫无疑问，民族主义的历史作用具有明显的双重性。诚如法国学者吉尔·德拉努瓦所言：“民族主义是一种非常有弹性，甚至变幻无常的意识形态。它既可以用于肢解国家，又可以用于建立国家；既可以用于建立普救说，又可以用于激发地方主义……这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外壳。”

从消极方面看，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的高涨，将在一段历史时期内导致国际局势的动荡，并给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建立带来新的困难。首先，民族主义具有显著的非理性和暴力倾向，民族冲突已经成为冷战后国际暴力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对国际社会的安全稳定造成严重的威胁。其次，民族主义导致有关国家政局动荡、经济发展受阻，为大国干涉其内政提供了契机。再次，民族主义导致国际力量对比失衡，地区冲突频繁，从而严重影响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

从积极的一面看：第一，民族主义的高涨使长期积累的国家和民族矛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调整和缓解，这无疑为新的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建立创造了有利条件。第二，民族主义“使一些民族国家摆脱了外国的掣肘获得了完全独立和主权，使其有可能走上符合本国国情的道路；也使一些有生命力的民族摆脱了异族的束缚走上了独立建国和自主的发展道路”。第三，民族主义完成了对传统的意识形态主宰国际关系理念的超越，在某种程度上终结了国际政治领域以意识形态为分野的政治对抗时代，使各民族国家更多地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发制定外交政策和发展对外关系，从而有助于一些长期积累的历史和民族问题的解决。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民族主义重构20世纪的根源在于民族和国家利益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超越，传统的‘制度拜物教’将逐渐让位于对每一个民族国家独特发展要求的肯定和尊重。”“在即将到来的新时代，势必出现一个以民族平等为基础、以区域合作为基本构成的非中心化多极国际体系。”尽管这种估计虽不免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但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未来国际关系的发展走向。

无论从国际关系层面还是从民族国家的构建层面看，当代民族主义都如同一把“双刃剑”。民族主义“既能够充当构建民族国家、维护或巩固国家统一和民族尊严的守护神，又可能转化为威胁或破坏国家统一的破门槌；既能成为反帝反殖反霸的开山斧，也可以幻化成为造成地区动乱、侵蚀国际秩序的杀手锏”。

走向一体化时代的东亚民族主义的发展，究竟是会引爆东亚乃至全球，还是会为东亚一体化的发展吹响决战的冲锋号，关键取决于能否继续加强东亚国家自身的主体性，让东亚国家自己彻底摆脱外来势力的干预，自己根据自身的愿望主导东亚国家之间关系的发展。因为只有如此，才能让民族主义成为“开山斧”和“守护神”，而不是成为“破门槌”和“杀手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