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重视功能性合作的现实价值与长远影响

有一些学者对日本注重经济利益、强调政经分离的区域合作战略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功能性合作确实是目前东亚地区最为现实的选择，但是功能性合作积累后如何向安全保障和政治层面的共同体推进，如何构建共通的价值观和规范并塑造“地区意识”，这一问题仍不明确。尽管如此，对于功能性合作在东亚区域合作中的有益作用我们仍应该予以积极评价。

第一，东亚的区域合作本身具有明显的“功能主义”特征，单一领域的功能性合作有可能外溢至其他相关领域，从而拓展合作的范围、深化合作的能级。为了达到这一外溢效应的最大化，区域性公共产品只能是日本国内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内公共产品在区域层面的投射。通过善意的功能性合作，提高区域层面公共产品供给的数量和质量。战后日本奉行“贸易立国”战略，经贸实力成为日本综合国力的重要表现，也进而成为其东亚地区合作的主导方式，在此基础上推进其他领域的区域合作。从20世纪50～80年代的贸易合作和对外直接投资，到90年代中后期以后的货币金融合作和日元国际化，再到21世纪的FTA和EPA建设，无不体现了这一特点。反过来，东亚各国也乐于积极利用日本在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的经验和优势，借以提高本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福祉。从外溢的角度而言，通过功能性合作，多层次、多元的网络（network）和框架（framework）也得以相互叠加，促进共同体的形成。

第二，东亚的区域合作呈现出问题导向型的特征，包括日本在内的各个成员国之间的应激性合作有助于区域一体化的发展。美国学者柯德尔（Kent E. Calder）和福山（Francis Fukuyama）等人将其称为“关键节点模式”。因此，国内改革和区域合作之间的互动成为日本解决自身和区域发展过程中各个阶段性难题的重要途径。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在促使日本国内产业由“重厚长大”向“短小轻薄”转移的同时，也加速了产业的外部转移；80年代中期的日元升值危机则迫切要求日本加大对外投资，缓解本币汇率暴涨对出口造成的不利影响；90年代的泡沫经济则促使日本在国内大刀阔斧进行“金融大爆炸”、清理不良资产，同时，加强区域的金融与货币合作、提高区域的金融抗风险能力。进入21世纪之后，以日本为代表的东亚各国除了例行的领导人会议之外，也陆续通过各个领域的部长级会议，商讨SARS防治、越境犯罪、次贷危机、食品安全等特定或突发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功能性的合作路径不是也不可能是完全“利他主义”的行为，但在解决本国利益关切的过程中，实现了双边或区域层次上事实上的互惠（de facto reciprocity）。

第三，功能性合作和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对于维护和促进各国之间积极的国民认知具有重要作用。日本与东亚其他国家之间还存在着较为敏感和棘手的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其中的若干问题在经历了战后60多年的发展之后仍未得到完全的解决，而且并不排除在特定情况下再度激化的可能。正因为周边国家存在着对痛苦历史的群体记忆和对大国强权的现实忧虑，这就更加需要日本通过渐进的区域公共产品供给“增信释疑”，在平等、互利、可持续的原则下，使东亚各国感受持久而普遍的善意。以公共产品的供给为基础，与其他国家一同努力增进共同利益，将对降低乃至消除亚洲各国对日本的不信任感起到积极的作用。对于东亚地区的中小国家而言，通过区域性公共产品的消费和共同参与功能性合作能够真正获得区域一体化的“实感”,避免大国外交辞令中的“口惠而实不至”。近几年，日本在印尼、越南、泰国、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的国家形象有所提升，正是这方面作用的反映。

2008年5月，作为震后第一支抵达灾区现场的外国救援队也是新中国历史上迎来的第一支国际救援队，日本救援队全力参与汶川大地震的救援工作，其敬业精神和对生命的尊重都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10年8月，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JAXA）通过陆地观测技术卫星“大地”拍摄了中国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发生大规模泥石流之后的一组照片，并免费提供给中国用于评估灾害规模。这些事件都在不同程度上拉近了中日两国之间的心理距离，促进了双边关系的改善。日本非营利性组织“言论NPO”和中国日报社在两国分别实施的联合舆论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民众的对日印象有所改善。

第四，功能性合作对于构建区域身份认同具有重要的积累作用。一般而言，共同体内部的感情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即集体感（we-feeling）、角色感（role-feeling）和依赖感（dependency-feeling）。战后欧洲融合的历史表明，区域一体化的动力在于外溢、学习和效忠转移三个阶段。从东亚的现实来看，离第三个阶段仍差距甚远。无论是对于国家的政治精英和意见领袖而言还是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东亚的地区身份尚不是一个现实的概念。例如，根据2004年AsiaBarometer的问卷调查，韩国、日本和中国民众对本国的骄傲感在所有被调查的亚洲国家中位于倒数前三位。而被问及是否视自己为“亚洲人”时，仅有66.1%的韩国人和26.9%的日本人回答“是”，分别位居所有被调查的亚洲国家的倒数第四位和倒数第一位（中国未参与这一提问）。不难看出，与东盟成员国等其他东亚国家相比，中国、日本、韩国这三个东亚大国的地区认同感更低。

功能性合作中不断强化的角色感有助于域内各国相互依赖感的形成，使越来越多的行为体意识到自己是本区域的“利益攸关方”（stakeholder），并最终导致集体认同。简单地说，这方面又具有三个特点。首先，功能性合作有可能在次国家的层面展开，从而能够在尽量不涉及领土、资源等敏感问题的情况下先于国家层面一步，构筑次区域乃至区域的身份认同。环日本海合作、环黄海经济圈、图们江流域合作、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就是这方面的例证。其次，具体领域的功能性合作是“区域治理”的表现，往往能够先于“口头上”或“纸面上”的共同体建设一步，通过实践来汇聚和巩固共识，而不是拘泥或等待共识的先期达成。最后，通过会议、协商以及实际操作，功能性合作往往能够在特定领域率先实现机制化，不同事务性机制的重叠和拼接将最终有助于区域性机制的形成和共同体意识的构建。

毋庸讳言，由于领土、资源等涉及国家核心利益以及历史、宗教、意识形态等更深层次心理问题的存在，通过功能性合作建立起来的信任感和亲近感，仍有可能由于个别突发性敏感事件而遭受顿挫，对其进行修补乃至重构往往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和更多的精力。然而，“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这或许也从反面说明了功能性合作的重要性。因此，在东亚的区域合作中，要珍惜传统友谊、政策宣示的积极作用，也要通过制度性建设和功能性的外溢，通过公共产品的供给和消费，以及相互利益的交换和妥协等方式给予刚性支撑。积极扮演区域性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角色，有效促进东亚的区域经济合作，是战后日本亚洲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的得失盈缺也是构建区域性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理论的重要案例。中国应该积极借鉴日本的成功经验，以共同供给区域性公共产品的形式进一步推进东亚区域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