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研究动机

先秦儒家的王道思想，主张周天子位居“天下”的中心，四裔诸侯皆为周天子的臣属，用以屏障周王室。汉代独尊儒术后，儒家学说成为中国的主流学术，而“天下秩序”、“华夷之辨”、“君臣之分”等概念，也成为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意识。美国学者费正清（John K. Fairbank, 1907～1991）提出“中华世界秩序”的论点后，大大影响了国际学界的研究动向，相关论述甚多，但这些研究成果都针对中华世界秩序的“现象”进行讨论。1990年代以后，针对中华世界秩序“原理”的研究成果，逐渐取代这些只讨论“现象”的先行研究，让“中华世界秩序”的研究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如张启雄教授首先提出规范“中华世界帝国”的“中华世界秩序原理”，并将儒家伦理观分为多项概念，说明天下就是中华世界帝国，天子就是中华世界帝国皇帝。中国全土是为王畿，即为“华”，皇帝直接管辖臣民；中国以外的周边诸国为屏藩，即为“夷”，皇帝可通过属国国王，间接管辖属国臣民。当有外来者要求与中国往来时，中国政府安排册封、上表、纳贡、赏赐等仪式，确认皇帝与外来者的君臣身份，彰显双方的尊卑位阶，并将这些外来者定位为藩属，纳入中国与周边国家共构的“中华世界秩序”。据此，中国与周边诸国的往来，多以“礼”为媒介，而这些礼仪仪式都带有政治文化的隐喻，从这些仪式的安排，可观察往来双方的政治从属、经济交换及文化交流等种种面相。

“宾礼”即款接宾客的相关礼仪。根据主客身份的不同，“宾礼”又分为两大类型：一是君臣之间的“朝贡礼”, 强调不对等位阶；二是臣属之间的“聘礼”，强调对等位阶。而中国款接外来者的礼仪仪式，皆归入“宾礼”的范畴，并依据外来者的身份，安排相应的款接仪式，彰显往来双方的政治关系。由此可知，若要探讨清代的对外关系，不能套用欧洲诸国的主权观念（Sovereignty），必须分析“宾礼”的仪礼次序，方能理解清帝国与周边诸国的往来方式。

自签订《江宁条约》、《天津条约》后，清政府因战败，不得不同意平行往来、公使驻京、亲递国书等款，无法再将英、法、美、俄四国视为“夷”，也无法再以“朝贡礼”规范这些国家的交涉仪节。为了维护“天下秩序”的正当性，清政府必须另辟蹊径，将这些国家纳入“宾礼体制”的规范，并借由不同的款接仪节，重新“正名”这些外来者，建构中国皇帝、各国君长、外国驻京公使的等差位阶。尤其是礼制本身，便可衍生多种层次的权力关系，如行礼方式、服装穿着、公文用词、座位安排、入门登阶的位置，皆显示权力关系的变化。因此，外国公使如何觐见皇帝的礼仪问题，便成为中外双方争执的焦点之一。

对清政府来说，“外国公使觐见礼”问题实涉及整个政权的正当性基础。从咸丰朝、同治朝、光绪朝的交涉过程，可知清政府为了“外国公使觐见礼”的问题，做了各种的努力，尽量将外国公使定位为皇帝的臣属。即使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甚至强迫清政府签订《辛丑和约》，光绪君臣仍汲汲于“外国公使觐见礼”问题，不愿轻言放弃皇帝的至尊地位，也不愿彻底抛弃“宾礼体制”。清政府对“外国公使觐见礼”的坚持，或可解释为清朝君臣对“天下秩序”崩解、“以夷变华”的焦虑感，同时也是他们解决正当性危机的自强之道。

过去学界受到现代化理论的影响，多以为清代的对外关系封闭守旧，并批评清政府执着无谓的觐见仪式，无视国际法的外交惯例，遂引起中外双方的觐礼之争，使中国自绝于国际社会。在外交史的研究框架之中，这样的论述或有道理，但不免有过度简化之虞，未曾深究下列问题：第一，“宾礼”的内涵是什么？第二，“宾礼体制”是否等于朝贡贸易？与清代涉外体制有何关联？第三，为何清政府执着于“外国公使觐见礼”的仪式？第四，当外国公使坚持行“鞠躬礼”时，清政府如何变通拟订“外国公使觐见礼”方案？又如何解释觐礼更定的现况，让中国官民和外国公使都能接受这样的改变？第五，“宾礼”如何落实到中外双方的地方交涉？又如何制定中外往来的仪节，规范外国领事、洋商及传教士的行动？第六，“外国公使觐见礼”的更定，将如何影响清帝国的涉外体制、权力分配及“天下秩序”的理念？第七，“宾礼体制”如何过渡到西式外交礼仪（礼宾），并接受国际法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原理？本书将考察这些问题，观察清代对外交涉体制的变化，了解中西礼制的冲突根源，并探讨“天下秩序”与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