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通婚潮

对于义乌这样一个历史上几乎没有过原住穆斯林的地方来说，当20世纪80年代义乌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商品集散地的时候，外来穆斯林就已经悄然进驻。最先来到义乌的是新疆的维吾尔族商人，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到义乌的小商品针织袜子市场采购以袜子为主的针织品，因为袜子对维吾尔族来说是必备的生活用品。一直以来，维吾尔族妇女的主要服饰就是裙子，各种面料厚度的长筒袜因此成为她们一年四季不可或缺的日用品。除此之外，由于中、南亚诸多国家在宗教信仰与生活习惯上与中国维吾尔族相近，沿着喀什口岸向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开放的贸易中，袜子也自然而然成为了主要的外贸商品。顺着这条线，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穆斯林商人成为了最早来到义乌的外国穆斯林。不过在那个年代，来到义乌的中外穆斯林商人几乎都是行商，而且人数也不多，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也才不过有一百多名穆斯林商人定期往来义乌。

上述情况基本上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迅速发生变化，往来义乌的穆斯林商人不仅成倍增长，而且国外穆斯林的来源地也不断扩大，几乎涵盖了所有的穆斯林主要国际分布区，即中东、中亚、东南亚和非洲。与此同时，一部分行商开始坐贾，不仅在义乌开办外贸公司或是相关办事处，而且开始长期居留于义乌。随着国外穆斯林的大量入驻，与外贸相关，与常驻穆斯林的生活需求相配套的产业及服务行业也随之应运而生，其结果是对懂阿拉伯语，了解外国穆斯林宗教信仰、生活惯习的务工人员的大量需求，而这恰恰是义乌当地无法满足的。因此随之蜂拥而至的是国内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维吾尔族、撒拉族、东乡族、哈萨克族等少数民族群体。

义乌穆斯林跨国文化认同的深层次表达是跨国族际通婚。通婚主要囿于外国穆斯林男性和中国女性（包括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一方面，年轻或不便携带家眷的中青年外国穆斯林男性，在中国生活和经商接触到大量的中国女性，而这是他们在本国（尤其是大部分阿拉伯国家）几乎不可能发生的经历；另一方面，外国穆斯林商人较多来自经济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或战争频仍的地区，他们中有些想要留在中国长期生活和工作，而跨国通婚不仅提供了移民的最佳途径，同时也给他们的商业活动和日常生活带来诸多便利。因此，跨国族际通婚在义乌有很高的比例。

义乌的穆斯林从无到有，到级数的快速增长，经历了一个极短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大量的中外青壮年男性穆斯林集聚义乌（2004年前占90%左右），其年龄段主要集中在18～35岁之间，这个年龄段的穆斯林男性正好大都处于婚龄阶段，而伊斯兰教又提倡适龄结婚，因此，从2001年到2004年，到义乌清真寺请求阿訇念尼卡哈的族际通婚的人数平均每年为30对左右，并且数量上呈每年稳步递增的趋势。从2004年到2010年，平均每年通过义乌清真寺阿訇念尼卡哈通婚的人数仍旧保持在30对左右，但实际通婚率却超出了1倍多。这主要是由于从2004年开始，义乌清真寺对前来请求念尼卡哈的当事人，尤其是跨国通婚的双方要求其出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认定的结婚证，因此有一半以上的当事人由于不愿或出示不了结婚证而选择其他途径举行这一仪式。

穆斯林婚礼念尼卡哈的仪式从伊斯兰教法的角度来说是不要求当事人出示官方发放的结婚证的，然而，在义乌这样一个相对更为开放的城市，为什么清真寺反而会有如上规定呢？关于这个问题，义乌清真寺的马阿訇解释了其中缘由。

访谈人：马春贞，义乌清真寺阿訇，36岁，时间：2010年6月

在2004年之前，我们也没有要求那些想要跨国通婚的当事人出示结婚证，当时来请求念尼卡哈的人并不多，2001年一年应该不到10起这样的婚姻。但到了2004年，平均每月应该有3对这样的夫妻来找我念尼卡哈，我也总是乐意接受。而就是2004年前后发生的一件事使我改变了想法：一天，一个中国汉族女孩儿来找我，她说她的爱人离开了她，而她现在怀孕了，这个人是个伊拉克人，是穆斯林，她想要挽回婚姻，问我可不可以帮助她。当我问她领结婚证了吗？她说没有。再问她在哪儿念的尼卡哈，她表现得很茫然，似乎完全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当时很为难，只能告诉她如果他们在“结婚”时没有念尼卡哈，那他对宗教的认可程度是值得商榷的，可能仅仅作为一个宗教人士，我也很难说服他。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虽然之前在念尼卡哈仪式时，我也时常感到为难，因为女方（非穆斯林的一方）有一部分无论从穿着还是宗教的基本常识方面来看，都还称不上是一个新穆斯林，有些甚至衣着暴露，问及双方父母及长辈的认可情况都支支吾吾回答不上。但这种情况该怎样加以规范和限制呢？那件事发生之后，我觉得清真寺有责任保护新穆斯林，所以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要求当事人拿《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认可的结婚证，再就是在念尼卡哈之前，提醒女方对聘礼做一定的要求。但实际上先办结婚证再来清真寺的人很少，最多也就50%吧。这部分人中年轻人居多，其中80%以上是一夫一妻。不过有一部分人，可能知道对方已经有老婆也愿意。

义乌清真大寺马阿訇是义乌穆斯林跨国通婚潮最重要的见证人。

在笔者做过个人访谈的82人次中，有77人都承认自己认识两个或两个以上在义乌工作并有族际通婚事实的朋友或同事，但他们是否都领取了合法的结婚证就很难确定了。笔者也找寻了多种途径试图对义乌穆斯林通婚的总体状况进行统计，难度确实很大。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结婚证一般要求在中国人一方户口所在地领取，义乌当地民政局很难有翔实的记录。其次，念尼卡哈也不必一定在清真寺举行，只要会念尼卡哈且被认可有一定尊长身份的人都可以，所以义乌清真寺也很难有详细的统计。最后，由于个人宗教信仰的程度以及对婚姻理念的不同，对是否要举行伊斯兰婚姻仪式的要求也不同，从其他见证人那儿也很难得到翔实记录。但通过多种渠道的调查都显示出，义乌穆斯林的族际通婚率（包括不符合伊斯兰教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确实是比较高的。

为了进一步了解影响义乌穆斯林跨国族际通婚的诸多因素，以及通婚家庭内部文化融合和文化冲突的情况，笔者有针对性地对16例义乌穆斯林跨国族际通婚家庭进行了深入调查。表1反映了16例通婚家庭的基本情况。

如表1所示：16例个案中的男方在婚前都信仰伊斯兰教，而女方仅有5例在婚前是穆斯林；在这16例跨国通婚家庭的个案中，15例是中外通婚，1例是外国穆斯林和外国非穆斯林的跨国婚姻，而15例中外通婚家庭都是既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认定的合法结婚证又举行过尼卡哈仪式的婚姻；12例有子女，其中5对夫妇有2个子女，7对夫妇有1个子女，4对无子女；结婚时间在5年以上的10例，5年以下的6例，已经离异的2例；15例确定为一夫一妻家庭，只有1例属一夫多妻家庭，尚有第一任妻子并有子女。

尽管义乌穆斯林实际通婚的情况远比表1中反映出来的复杂得多，但能够办理结婚证并念尼卡哈的跨国族际通婚的婚姻相对都比较严肃，而且无论有无子嗣，也都相对稳定。对其进行研究具有较高的普遍性和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