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牧易学的承传、诠释及影响探析

姜海军

摘要：刘牧是宋代图数易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他曾传承陈抟图数易学，并师从范仲淹为学，又学《春秋》于孙复，后被《宋元学案》列入“泰山学案”。可以说，刘牧在易学诠释的思想与方法上，远绍陈抟，近承范谔昌，与邵雍先天之学异派同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河洛易学。同时，刘牧又曾受到范仲淹、孙复等人的儒学影响，注重以河洛之学、象数易学为基础对儒家学说尤其是宇宙本体论进行全新的理解与诠释，由此成为北宋中期易学、儒学领域中的重要人物之一。正是在刘牧的推动下，图数易学成为两宋易学诠释史上新的思路和向度，这在中国古代易学史、儒学史上都占非常重要的地位，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刘牧 图数易学 宋代易学 易学史 儒学史

 

刘牧（1011～1064年），字先之，号长民，世称长民先生。北宋衢州（今浙江衢州）人。年十六举进士不中，经范仲淹、富弼等人的推举，任兖州（今山东兖州）观察推官、大理寺丞、尚书屯田郎中等职。曾师从范仲淹为学，“又学《春秋》于孙复，与石介为友”，由此被《宋元学案》列入“泰山学案”。刘牧易学源于陈抟、种放等人，又曾受《易》于范谔昌，与邵雍先天之学异派同源，为北宋图数派易学的代表人物。曾撰有《新注周易》十一卷（《绍兴书目》作十卷）、 《卦德通论》一卷（《绍兴书目》作《统论》）、《易解》十五卷、《易数钩隐图》三卷与《周易先儒遗论九事》一卷。有宋一代，刘牧的影响要远超邵雍，只是由于蔡元定、朱熹等人对邵雍之学的推尊与诠释，随着朱学盛行于元明清三代，刘牧之学也随之日渐式微。

刘牧图数易学主要基于《河图》《洛书》与《易传》，他主张“河九洛十”、“河洛同出于伏羲”等观点，是宋代河洛之学的创始人之一。《河图》《洛书》在中国古代源远流长，在宋代以前一直为术数家所秘传，至宋经过陈抟、刘牧、邵雍、朱熹、蔡元定等人的阐释、弘扬而大兴于世，并对传统易学、经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代《河图》《洛书》之学，同源于陈抟，但主要分为两派：一为刘牧所传，朱震、程大昌等宗之，以四十五数为《河图》，五十五数为《洛书》。一为邵雍所传，后蔡元定、朱熹据邵所传而改定刘牧之说，主张“河十洛九”的观点，亦即以五十五数为《河图》，四十五数为《洛书》，并反驳刘牧“河洛同出于伏羲”等说法。由于朱子之学独尊于元明清，故邵雍之学也得其力而大兴于世，后学者多尊其说。刘牧之说，在宋元时期影响甚大，但自明之后日渐衰微，鲜有道及。后人对朱蔡之河洛之学及其影响研讨甚多，相比而言，对刘牧图数易学却关注甚少。本文旨在在前人的基础上，详人所略，略人所详，试对刘牧图数易学的产生、特点及其影响等进行探析，以就教于方家。

一 刘牧暨宋初图数易学的渊源与传承问题

北宋时期象数易学的发展，由于受到道家炼丹理论的启发和影响，开始以图像的形式来解释《周易》象数和义理之间的关系，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华山隐士陈抟。据史料记载，陈抟提出了《先天图》《太极图》《龙图》等各种图式，将道行修炼与易学解释融为一体，并将之传给种放、刘牧、周敦颐、邵雍等人，由此开创了宋代图书易学解释学的新篇章。

根据南宋人朱震的叙述，陈抟作为五代宋初之人，曾经深研易学，其学术思想与方法对宋初易学、理学有深远的影响，可谓宋代图数易学的祖师。如其所言：

 

国家龙兴，异人间出，汉上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溉传许坚，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牧。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敦颐传程颐、程颢。是时张载讲学于二程、邵雍之间，故雍著《皇极经世》之书，牧陈天地五十有五之数，敦颐作《通书》，程颐述《易传》，载造《太和》《三两》等篇。或明其象，或论其数，或传其辞，或兼而明之。更唱迭和，相为表里，有所未尽，以待后学。

 

在朱震看来，陈抟擅长象数易学，曾将《先天图》传给种放，种放传于穆修，穆修传于李之才，李之才传于邵雍。另外，种放将《河图》《洛书》传给李溉，李溉传于许坚，许坚传于范谔昌，范谔昌传于刘牧。另外，穆修将《太极图》传于周敦颐，周敦颐传于二程。朱震所建构的这个易图传承谱系，将陈抟视为宋代图书易学甚至是理学的开山祖师。这个观点在中国近世影响甚大，不过也遭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如清人全祖望就说：“汉上（朱震）谓周、程、张、刘、邵氏之学出于一师，其说恐不可信。”朱震此说自然有不可尽信处。但就陈抟所传的三类易图：《先天图》《河图洛书》《太极图》，它们的确都是宋代易学、理学的源头或理论基础所在。

在陈抟易图的传承谱系中，只有《先天图》直接源于陈抟。而《河图》《洛书》为种放所传，《太极图》则传自穆修。这就说明，作为北宋中期影响甚大的刘牧易学，他所盛言的河图洛书并非直接源于陈抟，很大程度上源于种放。当然，也有可能是刘牧自己的创造，而假托于陈抟，正如南宋蔡元定所言：“惟刘牧意见，以九为《河图》，十为《洛书》，托言出于希夷。”《河图》《洛书》是不是源于陈抟、种放或者刘牧自己，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刘牧如何理解、诠释《河图》《洛书》，并如何利用河洛之学服务于儒学理论的建构。我们知道，《河图》《洛书》出现甚早，《尚书》《论语》《易传》《淮南子》等经典都有记载。孔安国为《尚书》作传时，还对《河图》《洛书》解释说：“《河图》八卦，伏羲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谓之《河图》。”“天与禹，洛书出，神龟负文而列于背，皆有数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类，常道所以次序。”孔安国认为《河图》乃是龙马出河所负之图文，出于伏羲时期，伏羲据此画八卦；《洛书》乃是洛水所出之书，又为神龟背负之文，由一至九自然数构成，出于大禹时期，大禹根据此而做《洪范》九畴。由于孔安国所传《尚书》在唐以后影响甚大，所以后代学者多认同孔安国对河图、洛书的解释，鲜有异议。

当然，《河图》《洛书》在中古时期几乎没有得到学者应有的重视，而真正被重视且作为象数易学的理论依据是宋代的事情，尤其是陈抟一派对《河图》《洛书》的改造与诠释，开创了新的象数易学体系。杨柱才先生对此就曾说：

 

《河》《洛》之说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先秦所谓《河》《洛》基本上与《易》无甚关系，汉儒言河洛，开始与九宫八卦联系起来，形成为一种象数理论，但并没有构造出《河》《洛》的图式，直至隋唐亦无所谓《河》《洛》图。《河》《洛》形成为一种系统的象数理论，并且有相应的图式，是北宋才开始出现的。大概陈抟一派的易学，就是河洛这种象数理论及其图式的始作俑者。

 

杨柱才先生认为，在先秦《河图》《洛书》之学还没被用来解读《周易》，汉唐之际的学者开始将《河图》《洛书》与易学结合起来，只不过没有构造出“《河》《洛》的图式”，“《河》《洛》形成为一种系统的象数理论，并且有相应的图式，是北宋才开始出现的”。当然，今人台湾学者徐芹庭先生有新的看法，他认为汉唐之际并非没有《河》《洛》的图式，其实《河图》《洛书》一类的图案在秦汉时期就已经存在，在“魏晋南北朝隋唐犹有保存易图河洛图书之秘，乃存于术家之秘传中”。宋初易图之学勃然兴盛，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太古以来，占吉凶祥之大衍易数与太乙行九宫之秘法，秘传于道术之门。前者与五行合流，为河图之本源；后者同《奇门遁甲》，太乙六壬同宗，实洛书所依归”。在徐芹庭先生看来，河图洛书在汉唐之际尽管不被儒者重视，但却盛行于道教、方技之家，“秘传于道术之门”，宋初易图之学的兴起就是得益于汉宋之际方技之家的“秘术”。换句话说，包括陈抟及其弟子刘牧在内的宋初图书易学的兴发，都与汉唐之际道家、道教及方技易学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对此，元人吴澄就曾说：

 

《河图》《洛书》者，天降其祥，人传其象。周之时，河图与天球、宝玉同藏于王府，其贵重之也至矣。秦、汉以来，官府既不收贮，学者亦不复见，观刘歆所云本孔安国，盖亦祖述相传之辞尔，非曾亲见图书之象者也。后汉郑玄注《礼记》，则不识河图之为何物。及魏何晏集《论语》注，晋人作《尚书》，孔传《顾命》《洪范》两注，虽皆用孔、刘之说，而颇失其意，盖孔、刘虽不见《图》《书》，而谓伏羲则《河图》画八卦，禹法洛书陈《洪范》，则图书自图书，卦范自卦范，犹知其为二而不误认为一也。若魏儒、晋儒，则其意直谓《周易》八卦即是河图，《洪范》“九畴”即是洛书矣。唐孔颖达《易》《书》《礼记》疏，宋邢昺《论语疏》亦然，且杂取伪书怪诞之说，皆由不曾见图书十数、九数之象故也。

若先天古《易》止有卦画，《河图》《洛书》止有图象，则儒者亦不传，是以汉魏、晋唐、宋初之儒不见图书。羲《易》《图》《书》不传于儒流，而方技之家藉此篇窥造化乃秘而宝之。然历代方技之人，不过泥小术数，鲜或探大本原。虽秘此宝，特小用之。逮唐亡宋兴之际，异人挺生，有希夷先生陈抟图南，有豪杰之才，兼孔、老之学，从方技家得此三宝。当时有穆修、种放游其门，故穆得其古《易》，种得其《图》《书》。穆传李之才，再传而至邵雍。种传李溉、许坚、范谔昌，四传而至刘牧。邵得图书，盖亦穆所传也，其洞彻蕴奥蔑以加矣。刘亦发挥图书，而识者未之可焉，别论于后。

 

在吴澄看来，《河图》《洛书》秦汉之前被视为祥瑞存于官方府库。秦汉之后，官府和学者都不曾见之，甚至连孔安国、刘歆、孔颖达、邢昺等大儒也都没有见到过《河图》《洛书》，以至于他们对《河图》《洛书》的理解有一定的偏差，以讹传讹，进而认为“《周易》八卦即是《河图》，《洪范》‘九畴’即是《洛书》”。另外，汉宋之际虽然《河图》《洛书》并不为儒家学者所重视，但却得到了当时方技之家的重视与研究，“方技之家藉此篇窥造化乃秘而宝之”。可以说，“三代以后，图书隐晦千有余年，幸而方技家藏之得不泯绝”，而宋代初年，包括陈抟、刘牧、邵雍等易学家，基本上都从道教、方技之家那里获得了有关《河图》《洛书》的思想与方法，并加以演绎，从而产生了宋代图书之学。当然，陈抟作为宋代图书之学的祖师，他本人也是一位道家隐者。据《宋史》本传记载，抟“好读《易》，手不释卷，常自号扶揺子。著《指玄篇》八十一章，言导养及还丹之事”。宋人冯椅《厚斋易学·附录二》载：

 

抟，字图南，亳州人。隐居华山三峰，赐号白云。后赐号希夷。邵子文云：抟好读《易》，以数学授穆修伯长，伯长授李之才挺之，挺之授尧夫。以象学授种放，放授许坚，坚授范谔昌。

 

尽管陈抟是隐者，也曾师从麻衣道者学习神仙方术、道家养生等知识，但其易学并非道教一派，而是充满了儒家风格，如文献记载：“处士陈抟，受《易》于麻衣道者，得所述《正易心法》四十二章。理极天人，历诋先儒之失。抟始为之注。及受《河图》《洛书》之诀，发《易》道之秘，汉晋诸儒如郑康成、京房、王弼、韩康伯皆未所知也。”陈抟的易学、哲学对汉唐诸儒的易学、儒学多有补正。另外，他的著述《易龙图》也是体悟《周易·系辞》而作，“其学主于意、言、象、数，四者不可阙一，其理具见于圣人之经。……图亦非创意以作，孔子《系辞》述之明矣。呜呼！真穷理尽性之学也”。《系辞》在陈抟之前一直被认为是儒家孔子所作，故陈抟所言“其理具见于圣人之经”。李申先生就说，“陈抟其实也是有大志而不得志才隐居起来的儒生”。可以说，陈抟龙图《易》兼顾象、数、言、意四者，注重探究经传卦变之蕴，关注《易》的本体和应用，这也是宋代易学的重要特征。

总的来说，作为宋代图书易学的开创者——陈抟，包括弟子刘牧在内，继承并发展了汉宋之际方技、道家化易学的思想成果。对此，今人刘大钧先生亦如此认为。今人朱伯崑先生对此也总结说：“图书学是清代学者对宋易中象数之学的总称，乃汉易中象数之学的一种形式，也是对汉易象数之学的发展。它来源于道教的解《易》系统。魏伯阳《参同契》的易学，被唐朝和五代的道教继承下来，并以种种图式，表示其炼丹的理论。此种解《易》的学风，到宋代演变为图书学派。此派推崇河图和洛书，并依此解释《周易》的原理。《系辞》曾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图书学派就是依据这句话，来宣扬自己的易学体系。”陈抟汲取道教易学的精髓，以图式的方式解读《周易》，即龙图《易》，其特点是“言象数不烦文字，解说止有一图”，这不同于汉唐诸儒以文字、象数解读《周易》的传统。此后，其弟子刘牧继承了他的这一学术特征与旨趣，并做了一定的发展，尤其对《河图》《洛书》做了细致的分析，将之作为自己易学、哲学的基础。可以说，刘牧的易学并非纯粹源于陈抟本人，而是他自己对易学、儒学的深刻体悟，由此其学自然不是汉唐方技、道家化易学。对此朱伯崑先生也说道：“刘牧的《河》九《洛》十说，虽出于陈抟的象数之学，但不同于道教的易学系统，不是用来论证道教的教义，而是以五行生成论说明《周易》的原理，从而提出一个世界图式，用来解释世界的形成和结构。”当然，刘牧易学、哲学也非纯粹儒家易学，而是兼采佛道两家之学，建构了兼容儒道两种思想体系的象数易学思想体系，由此对宋代易学、儒学都有深远的影响。

二 刘牧图数易学的特征及其对宇宙本体的探讨

刘氏《周易》之学出于种放，种放出于陈抟，与邵雍之学源流相同，但图书一派又以三说行世：刘牧主《河图》《洛书》；邵雍主《先天图》；周敦颐主《太极图》。刘牧力主九为《河图》，十为《洛书》，其说盛行于宋仁宗时期。关于刘牧河图洛书之学，朱伯崑先生在其《易学哲学史》一书中有细致的分析，可参考之，这里不再赘述。本节重在探究刘牧图数易学的特征及其对儒学宇宙本体论的诠释。

陈抟以五十五数为图，分别演化有九宫图和五行生成图。刘牧继承陈抟易学，对其二图加以区别，前者为《河图》，后者为《洛书》，由此创立了河洛之学，被称为“《图》九《书》十”或“《河》九《洛》十”说，而同出于陈抟的邵雍则与之相反，主张“《河》十《洛》九”。刘牧著的《易数钩隐图》有图五十五幅，这和《易传》“天地之数五十有五”相对应，其中四十五点为《河图》，五十五点为《洛书》。宋人林至《易裨传》对此亦云：

 

《系辞》言数者三：曰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曰天一终于地十，曰参天两地而已。虽曰“河出《图》，洛出《书》”，初未尝曰某为《图》，某为《书》也。至刘牧出，《钩隐图》始以四十五为《河图》，而五十五为《洛书》，且以为出于希夷之所传授。始有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纵横十五，总四十有五之说，前此未之见也。

 

刘牧根据《系辞》所言，分别以“四十五为《河图》，而五十五为《洛书》”。与此同时，他还根据对《易传》的理解认为，无论是《河图》《洛书》，它们在本质上都出自天地自然之数，无有不同。可以说，刘牧“以四十五为《河图》，而五十五为《洛书》”，虽然渊源于陈抟，但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对《易传》本身的体悟。如刘牧在其《易数钩隐图》中所言：

 

夫《易》者，阴阳气交之谓也。若夫阴阳未交则四象未立，八卦未分则万物安从而生哉？是故两仪变易而生四象，四象变易而生八卦，重卦六十四，于是乎天下之能事毕矣！夫卦者圣人设之，观于象也。象者形上之应，原其本则形由象生，象由数设，舍数则无以见四象所由之宗矣。是故仲尼之赞《易》也，必举天地之极数，以明成变化而行鬼神，则知《易》之书必极数，以知其本也详。夫注疏之家，至于分经析义，妙尽精研，及乎解释天地错综之数，则语惟简略，与《系辞》不偶，所以学者难晓其义也。今夫摭天地奇偶之数，自太极生两仪而下至于《复卦》，凡五十五位点之成图，于逐图下各释其义，庶览之者易晓耳。

经曰：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义曰：参，合也，伍为偶配也，为天五合配天一，下生地六之类是也。以通其变化交错而成四象八卦之数也，成天地之文者为阴阳，交而著其文理也。极其数者为极天地之数也，天地之极数，五十有五之谓也，遂定天地之象者，天地之数既设，则象从而定也。

 

在这里，刘牧首先肯定了研习《周易》、洞察宇宙万物发生的重要意义，毕竟《周易》乃阴阳两气相交而生万物的模拟。其次，刘牧还批评了汉唐注疏之学对《周易》所蕴含的“天地错综”之数的忽视。在他看来，天地错综之数关系到天地阴阳、宇宙万物的化生问题。然后，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天地之极数”与“天地之象”的关系。不仅如此，刘牧还借助对《易传》的诠释，来探讨《河图》《洛书》与数学、哲学或曰象与数之间的关系，“形由象生，象由数设。舍其数，则无以见四象所由之宗矣。是故仲尼赞易也，必举天地之极数，以明成变化而行鬼神之道，则知《易》之为书，必极数以知其本也。”他把数作为象的来源，也就是把数作为了《周易》经传、天地万物的来源。“极其数者为极天地之数也，天地之极数，五十有五之谓也，遂定天地之象者，天地之数既设，则象从而定也”。由于“数”在刘牧易学、哲学中具有核心地位，而《河图》《洛书》乃是其“数学”的基础。所以，刘牧在陈抟、种放等人的基础上，极力强调河洛之学的重要性。在刘牧看来，《河图》《洛书》是圣人画卦、演《易》的基础，它们同出于伏羲之世，“《系辞》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此盖仲尼以作《易》而云也，则知《河图》《洛书》出于牺皇之世矣。……《河图》《洛书》非牺皇不能画之”。

从上可知，刘牧易学实际上是以数为基点，建构出融象、数、理、图为一体的易学思想体系。对此，林忠军先生也曾评价说，刘牧易学“这个体系从构成看，是数；从表现形式看，是图。从其内涵看，又有象有理；数、象、图、理在这里达到了高度的统一，而其中数起决定作用。”由此可见，刘牧所说的《河图》《洛书》，乃为陈抟易《龙图》之演化，正如胡渭认为刘牧《易数钩隐图》出自《龙图》，其以四十五点图为《河图》五十五点图为《洛书》，“实《龙图》之本象”。但他也承认刘牧易学并非全然承传陈抟、种放之学，“宋初唯种放、穆修受希夷之学，而他无闻焉。其后穆修授李之才，之才授邵雍，而天下始知有象数之学。……今观范谔昌、刘牧之言，则皆祖述伪《龙图》者，与希夷之学相去径庭矣。”刘牧在陈抟、种放等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图书之学，他的河洛之学主要是借助《易传·系辞》阐发而成，这与邵雍单纯借助“数”来推衍宇宙生成过程有所不同。可以说，刘牧所言《河图》《洛书》与邵雍所言的正好相反，在图书之学体系上不仅形式上迥异，即使是在思想内涵上也殊有不同。

刘牧作为宋中期图书易学典范的同时，也是借助图书之学对儒学的一些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毕竟，刘牧所处的时代，儒学开始蓬勃发展。经过众多儒者如穆修、王开祖、孙复、石介、范仲淹、士建中、胡瑗、刘敞、欧阳修、张载等人都对汉唐经传注疏之学予以批判，并积极建构新的儒学思想体系。何况，刘牧的祖师陈抟虽为隐士，但也对儒家学说颇为重视。陈抟的后传弟子如穆修（979～1032年）也自幼开始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推崇董仲舒、韩愈的道统，不专注于章句之学。种放本人也是“博通经史，士大夫多从之学。得束修以养，著《蒙书》十卷，人多传之。……其学不喜释氏，常裂佛书以制帏帐。著《嗣禹说》《表孟子上下篇》。”其他周敦颐、邵雍更是重视儒学有加。鉴于当时很多儒家学者包括周敦颐、邵雍等人，都注重借助易学诠释来探讨宇宙万物的起源问题。刘牧也根据对《河图》《洛书》的研究，对宇宙本体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刘牧看来，宇宙万物的本源在于《河图》《洛书》，“夫卦者，天垂自然之象也。圣人始得之于《河图》《洛书》，遂观天地奇偶之数，从而画之是成八卦，则非率意以画其数也”。刘牧认为宇宙万物源于河图洛书与其所蕴含的“数”，这个“数”便是“大衍之数”。在刘牧之前已经有很多学者就“大衍之数”做了探讨，如宋人程大昌就说道：“古今推大衍而传者，如京房、马融、荀爽、郑康成、顾欢、韩康伯、董遇、孔颖达，近世刘牧、胡旦，皆其自出。”汉唐之际的大儒京房、马融、荀爽、郑玄、韩康伯、孔颖达等人都就筮法、大衍之数来推知宇宙本体与万物的演化，刘牧也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与很多不同的看法：

 

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韩氏注曰：“衍，天地之数所赖者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则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数而数以之成，斯易之太极也。四十有九，数之极也，夫无不可以无明，必因于有，固尝于有物之极而必明其所由之宗也。”孔氏疏：“京房云：‘五十者，谓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也。凡五十，其一不用者，天之生炁，将欲以虚求实，故用四十九焉。’马季长云：‘易有太极谓北辰，北辰生两仪，两仪生日月，日月生四时，四时生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炁。北辰居位不动，其余四十九运而用之也。’荀爽云：‘卦各有六爻，六八四十八，加乾坤二用凡五十。初九潜龙勿用，故用四十九也。’郑康成云：‘天地之数五十有五者，以五行炁通于万物，故减五，大衍又减一，故用四十九。’姚信、董遇云：‘天地之数五十有五者，其六以象六画之数，故减而用四十九也。’顾欢云：‘立此五十数以数神，神虽非数，因数而显，故虚其一数，以明不可言之义也。'”今详诸家所释，义有多端，虽各执其说，而理则未允。

韩氏注以虚一为太极，则未详其所出之宗也。何者？夫“太极生两仪”，两仪既分，天始生一，肇其有数也。而后生四象、五行之数，合而为五十有五，此乃天地之极数也。今若以太极为虚一之数，则是大衍，当用五十有四也，不然则余五之数无所设耳？况乎大衍衍天地之数也，则明乎后天地之数矣。大衍既后天地之数，则太极不可配，虚其一之位也明矣。又无不可以无明，必因于有，是则以太极为无之称。且太极者，元炁混而为一之时也，其炁已兆，非无之谓，则韩氏之注义亦迂矣。或曰韩氏之注承辅嗣之旨，且辅嗣之注独冠古今斐然，议之无乃不可乎？答曰：此必韩氏之寓言，非辅嗣之意也。且若愚以胸臆论之，是谓狂简，今质以圣人之辞，且“易有太极，是生两仪”。《易》既言有，则非无之谓也，不其然乎？至于京、荀、马、郑众贤之论，皆采摭天地名数其义。

 

刘牧认为京房、马融、荀爽、郑玄、姚信、韩康伯、董遇、顾欢、孔颖达等人对“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的解释都不合理，如其所谓“诸家所释，义有多端，虽各执其说，而理则未允”。刘牧甚至对唐宋易学影响甚大的韩康伯的解释给予了批驳，他对韩康伯“虚一为太极”的说法很不赞同，认为如果大衍之数五十有五，虚一则为五十四，所谓的“大衍之数五十有五，其用四十有九”中还剩五，就无所用了。另外，刘牧还认为韩康伯以“太极为无”，这个说法为错误，因为太极是“元气混而为一之时”，即它是天地未分时元气混而为一的状态，元气流行于其间，自然不应该称之为“无”，如其所谓“太极者，元炁混而为一之时也，其炁已兆，非无之谓”。所以，刘牧认为天地万物并非起源“无”，而是源于客观存在的“数”，“天始生一，肇其有数也”，“五十有五，此乃天地之极数”。刘牧这种“数本论”的观点，既是对韩康伯的反驳，也是对王弼、孔颖达“以无为本”易学观的批驳。这种对“无本论”的批驳对同时代及之后的邵雍、张载、二程等人都有一定的影响。

另外，刘牧还强调天地之数、大衍之数是天地万物的本源所在。数是象生成的根源，而数以五为基数，通过推衍而成四象、八卦之数，其数的尽头为“天地之极数”，即五十有五。由此推演，天下之象乃成：

 

或问曰：“天地之数，何以由天五而生变化？”答曰：“天地之生数，足所以生变化也。天地之数十有五，自天一至天五，凡十五数也。天一、天三、天五成九，此阳之数也，故乾元用九。地二、地四成六，此阴之数也，故坤元用六。兼五行之成数四十，合而为五十有五，备天地之极数也，所以能成变化而行鬼神。”

经曰：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义曰：参，合也，伍为偶配也，为天五合配天一，下生地六之类是也。以通其变化交错而成四象八卦之数也，成天地之文者为阴阳，交而著其文理也。极其数者为极天地之数也，天地之极数，五十有五之谓也，遂定天地之象者，天地之数既设，则象从而定也。

 

在这里刘牧极力强调“数”乃是“天下之象”的根源，此数乃五十有五的大衍之数，“五十有五，备天地之极数也，所以能成变化而行鬼神”，“天地之极数，五十有五之谓也，遂定天地之象者，天地之数既设，则象从而定”。刘牧所言的“象”，并不仅仅指的是“卦象”，而是天地万物之象，亦即天地万事万物。所以，他认为孔颖达对“四象”的解释过于具体，“四象”应当是超越金、木、水、火所象征的天地之象，可见刘牧较孔颖达更加关注“四象”所表达的哲学意涵：

 

经曰“两仪生四象”，孔氏疏谓：“金、木、水、火，禀天地而有，故云‘两仪生四象’。土则分王四季，又地中之别，惟云‘四象’也。且金、木、水、火，有形之物，安得为象哉？”孔氏失之远矣。又云《易》有四象，所以示者。庄氏云：四象谓六十四卦之中，有实象，有假象，有义象，有用象也。今于释卦之处已破之矣。何氏谓：天生神物，圣人则之，一也。天地变化，圣人效之，二也。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三也。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四也。今谓此四事，圣人《易》外别有其功，非专《易》内之物。称《易》有四象，且又云《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系辞焉，所以告也。

夫《河图》之数惟四十有五，盖不显土数也。不显土数者，以《河图》陈八卦之象，若其土数则入乎形数矣，是兼其用而不显其成数也。《洛书》则五十五数，所以成变化而着形器者也。故《河图》陈四象，而不言五行。《洛书》演五行，而不述四象。然则四象亦金、木、水、火之成数也。在《河图》则老阳、老阴、少阳、少阴之数是也。在《洛书》则金、木、水、火之数也，所以异者由四象附土数而成质，故四象异于五行矣。

 

刘牧引用庄氏所云，认为四象不完仅是金、木、水、火，而是代指实象、假象、义象、用象等四象。他还认为《河图》《洛书》在模拟《周易》及生成天地万物上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河图》陈四象，而不言五行。《洛书》演五行，而不述四象”。同时，他还认为“夫卦者，天垂自然之象也。圣人始得之于《河图》《洛书》，遂观天地奇偶之数，从而画之，是成八卦，则非率意以画其数也。”可以看出，刘牧的图书之学以《河图》中的四象来解释形而上的道，认为道体不是虚无的观念，而是尚未形成形器的象和数。他还发挥《周易·系辞》中关于《图》《书》之言与“大衍之数”的理论，以图数解释《周易》并建构自己的学说体系。这样一来，刘牧为世界的形成提供了一种异于玄学派《易》学道体虚无的生成模式的解释，亦即异于王弼《易》学“有生于无”的哲学体系。不止是刘牧强调“数本论”，同时代的邵雍也认为“数”是宇宙万物的本源，“天地万物，莫不以一为本原，于一而衍之，以为无穷天下之数，而复归于一。一者何也？天地之心也，造化之源也。”可以说，刘牧、邵雍都用“数本论”反对“无本论”。同时代张载更是以“气”作为宇宙之本源，反对“无本论”。总之，到了北宋中期，刘牧、邵雍、张载等人在借助易学探讨宇宙本体论的时候，都开始自觉地摒弃王弼、孔颖达所倡导的以无为本的观点。

总的看来，到了北宋中期，易学的发展出现了图数一派，他们除了改变传统易学诠释的思想与方法之外，还对儒学的发展产生了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他们借助图数、《易传》来探讨宇宙本源等问题，对之后的理学派易学大家程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如果按照南宋朱震的观点，刘牧、邵雍和程颐都属于道教解《易》的系统。如朱震云：“叙《图》《书》授受，谓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更三传而至邵雍。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更三传而至刘牧。穆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再传而至程颢、程颐。厥后，雍得之以著《皇极经世》，牧得之以著《易数钩隐》，敦颐得之以著《太极图说》《通书》，颐得之以著《易传》。”依据朱震《进周易表》所说，刘牧、周敦颐、二程易学都同属陈抟一系，只不过刘牧属于象数派，而二程属于义理派。这种说法表面看来似乎有些牵强，但他们有着内在的相通性。因为刘牧、邵雍、二程等人在易学诠释、儒学建构方面都曾大量汲取道家、道教的思维成果，旨在重建新的儒学本体论、心性论及思想体系。何况，中古以来对儒学冲击最大的莫过于佛禅之学，而非道家、道教之学。当然，刘牧和邵雍同作为宋易中象数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皆以图、数来解说《周易》原理，其理论基础主要是《易传》或曰“十翼”，并受到道家、道教易学的影响，更注重儒学宇宙本体论的探讨，而未能就儒学的心性论、工夫论。换句话说，他们并没有圆满地解决宇宙和社会人生相统一的问题，而偏重宇宙本体论，难免流于术数之咎。不过，随后理学奠基人——二程在刘牧、邵雍、周敦颐等人的基础上，将《四书》孔孟之道贯注到易理之中，以“理”作为世界与人生、宇宙观及伦理观相结合的枢纽，从而全面论述了自然宇宙观、人伦道德、社会政治，完成了儒家学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理论更新，进而建构了基本的理学框架，使得儒学更具思辨性和系统性，成为社会人生的指导思想，为之后朱熹等思想体系的丰富与完善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三 刘牧易学对宋代及后世之深远影响

刘牧对《河图》《洛书》之学的重视和探究，实际上开创了易学诠释的新思路与新传统，这在宋代影响很大。晁公武说：“（宋）仁宗时，言数者皆宗之（刘牧）。庆历初，吴秘献其书于朝，优诏奖之，田况为序。又有《钩隐图》三卷，皆易之数也。”由此可见刘牧之学得到了当时朝野上下的一致认同和肯定，“言数者皆宗之”。此后，《河图》《洛书》开始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如对神宗及之后易学、经学有深远影响的王安石，也曾作《河图洛书义》，充分肯定了《河图》《洛书》的价值与意义，他说：

 

孔子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图》必出于河，而洛不谓之《图》。《书》必出于洛，而河不谓之《书》者，我知之矣。《图》以示天道，《书》以示人道，故也。盖通于天者河，而《图》者以象言也。成象之谓天，故使龙负之，而其出在于河。龙善变，而尚变者，天道也。中于地者洛，而《书》者以法言也。效法之谓人，故使龟负之，而其出在于洛。龟善占，而尚占者，人道也。此天地自然之意，而圣人于《易》所以则之者也。

 

王安石肯定了《河图》《洛书》的存在，并认为他们的出现乃是天地自然之意，圣人根据他们而作《易》，以此展示天道、人事之理，所谓“此天地自然之意，而圣人于《易》所以则之者也”。同时代的苏轼也对当时流行图书之学给予极力赞赏，认为：“《河图》《洛书》，其详不可得而闻矣，然著于《易》，见于《论语》，不可诬也。而今学者或疑焉。山川之出图书，有时而然也。魏晋之间，张掖出石图，文字粲然，时无圣人，莫识其义尔，《河图》《洛书》岂足怪哉！且此四者，圣人之所取象以作《易》也。”苏轼肯定了河图、洛书的存在，并认为它们是《周易》八卦的源头，并以《论语》和“张掖出石图”的记载与事实来作证据，来论证河图、洛书在古代学术思想史上渊源甚深、影响甚大。尽管与刘牧同时代的周敦颐《太极图》、邵雍《先天图》与刘牧所言的河图洛书之学有所不同，但他们在本质上都是一致的。清人冯道立就说：“周子四象，分金木水火，与《河图》贯。邵子四象，分阴阳老少，亦与《河图》贯。”当然，刘牧河图洛书之学在当时得到很多人推崇的同时，但也遭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和批驳，比如与王安石、苏轼同时代的程颐对河图、洛书之学就持质疑态度，他说：“圣人见《河图》《洛书》而画八卦。然何必《图》《书》，只看此兔，亦可作八卦，数便此中可起。”程颐认为八卦不一定源起于《河图》《洛书》，八卦是圣人在观察物象之后，然后据之而作。尽管程颐怀疑之，但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刘牧图数之学在当时的影响力。

受到刘牧等人的推动，河洛之学盛行一时，以至于刘牧对宋代易学的影响要远超过邵雍，甚至“南宋的易数学基本上是对北宋刘牧、邵雍二家学说的阐述或改造，没有大的创新”。比如在南宋初年，易学家朱震作《汉上易传》，全书解说经传，颇采汉、魏以降诸家《易》说，以“象数”之学为主，自谓宗法程颐，和会邵雍、张载之论，合郑玄、王弼之学为一。但朱震亦主九为《河图》、十为《洛书》，极为推崇刘牧《河洛》之学，“刘著《钩隐》之名，朱震子发《易传》，亦依刘牧九数之图，十数之书，列于《易图》之首。邵子之学直至乾道、淳熈间，朱子始推尊之。然信从者寡，亦未盛行于世也。”不仅朱震如此，当时还有南宋初年的宰相张浚（1097～1164年）作《紫岩易传》，虽然以义理派易学为本，但其卷末《读易杂说》在论及《河图》、 《洛书》之时，也皆以刘牧之说为本。当时著名的易学家程大昌（1123～1195年）也继承了陈抟、刘牧之学，作《易原》，其核心在于发明刘牧的河洛之学，尤其以刘牧所论的黑白点图式的《河图》《洛书》为《周易》之原，并依据《河图》《洛书》而论数。刘牧在其《易数钩隐图》中，只认为伏羲画八卦，乃取象于《河图》《洛书》，而程大昌则在此基础上对《河图》《洛书》与《易》的关系做了全面的论述。南宋末李简《学易记》、朱元升《三易备忘》论图书也都力主刘牧之说。

尽管南宋时期刘牧之学盛极一时，但蔡元定、朱熹却极力反对之。对于刘牧图数易学的传承、诠释与发展历程，四库馆臣就曾总结说道：

 

至宋，而象数之中复岐出图书一派。牧在邵子之前，其首倡者也。牧之学出于种放，放出于陈抟，其源流与邵子之出于穆李者同。而以九为《河图》，十为《洛书》，则与邵异。其学盛行于仁宗时。黄黎献作《略例》《隐诀》，吴秘作《通神》，程大昌作《易原》，皆发明牧说。而叶昌龄则作《图义》以驳之，宋咸则作《王刘易辨》以攻之，李觏复有《删定易图论》。至蔡元定则以为与孔安国、刘歆所传不合，而以十为河图，九为洛书。朱子从之，著《易学启蒙》，自是以后，若胡一桂、董楷、吴澄之书，皆宗朱、蔡，牧之图几于不传。

 

在四库馆臣看来，刘牧先于邵雍利用图数来探讨易理、宇宙本体论，其学说盛行于宋仁宗时期。随后，黄黎献、吴秘、程大昌等人都认同并发明刘牧的观点。当然，在此过程中也有叶昌龄、宋咸、李觏等人对之进行批驳。不仅如此，同时代的大儒欧阳修也反对说：“自孔子没，周益衰。接乎战国，秦遂焚书，六经于是中绝。汉兴盖久而后出，其散乱磨灭既失其传。然后诸儒因得措其异说于其间，如《河图》、《洛书》怪妄之尤甚者。”同时代的阮逸也持反对意见，并伪托北朝的关朗作《关朗易传》，说五十五点才是《河图》，四十五点是《洛书》，而不是刘牧所说的四十五点是《河图》，五十五点是《洛书》。到了南宋，蔡元定、朱熹更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撰《周易本义》《易学启蒙》等书反对刘牧之说，而推重邵雍之学，如蔡元定就说：“图书之象自汉孔安国、刘歆、魏关朗子明、有宋康节先生邵雍尧夫，皆谓如此。至刘牧始两易其名，而诸家因之，故今复之，悉从其旧。”朱熹、蔡元定所做的《易学启蒙》，《易学启蒙》有四篇：《本图书》《原卦画》《明蓍策》《考变占》。在这些书中，朱熹、蔡元定忧虑当时学者“涉于象数者又皆牵合附会，而或以为出于圣人心思智虑之所为”而作。此书将刘牧、朱震、张行成等人所说的“九为《河图》、十为《洛书》”，更改为“十为《河图》，九为《洛书》”，理由是《河图》十数本于《系辞》天地之数；《洛书》九数与《洪范》九畴相合。具体如朱熹《易学启蒙》所云：

 

蔡元定曰：古今传记，自孔安国、刘向父子、班固皆以为河图授羲，洛书锡禹。关子明、邵康节皆以十为《河图》，九为《洛书》。盖《大传》既陈天地五十有五之数，《洪范》又明言天乃赐禹《洪范》九畴，而九宫之数，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正龟背之象也。惟刘牧臆见以九为《河图》，十为《洛书》，托言出于希夷，既与诸儒旧说不合，又引《大传》以为二者皆出于伏羲之世。其易置图书，并无明验，但谓伏羲兼取图书，则《易》《范》之数，诚相表里，为可疑耳。其实天地之理，一而已矣。虽时有古今先后之不同，而其理则不容于有二也。故伏羲但据《河图》以作《易》，则不必豫见《洛书》，而已逆与之合矣。大禹但据《洛书》以作《范》，则亦不必追考《河图》，而已暗与之符矣。其所以然者，何哉？诚以此理之外，无复他理故也。

 

朱熹与蔡元定作为南宋重要的易学家、理学家，他们虽然也根据《河图》、《洛书》来探讨易理、儒学，但却据孔安国、刘向父子、关朗、邵雍等人的解释，判定十为《河图》，九为《洛书》，而非刘牧所言的九为《河图》，十为《洛书》。首先，在蔡元定、朱熹看来，刘牧之说与儒家经典不符合，“盖《大传》既陈天地五十有五之数，《洪范》又明言天乃锡禹《洪范》九畴，而九宫之数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正龟背之象也”。也就是说，《系辞》讲天地之数总和为五十五，十数图所有数字的总和也是五十五，《尚书·洪范》讲天赐大禹《洪范》九畴，而九数图正是由一至九九个数字组成。所以，十数图对应《周易》，九数图对应《洪范》。在综合前人“伏羲则《河图》作八卦，大禹则《洛书》作九畴”的说法，十数图即是《河图》，九数图即是《洛书》。其次，蔡元定还就刘牧“《河图》《洛书》同出于伏羲”之说予以驳斥，所谓“伏羲兼取图书，则《易》《范》之数，诚相表里，为可疑耳。其实天地之理，一而已矣。虽时有古今先后之不同，而其理则不容于有二也”，蔡、朱从逻辑推理的角度来证明刘牧河洛之学中《河图》《洛书》同时且并出于伏羲的说法有些牵强，进而认定“河先洛后”等等。总之，朱、蔡二人极力反驳甚至否定刘牧之说。不过，他们的观点也并没有得到后人的完全认同，如宋末元初人俞琰就认为：“蔡氏引蓍龟二者证《图》《书》，以为泛言圣人作《易》作《范》，其原皆出于天之意，其说虽通，然亦不过循汉儒旧说耳！”不过，由于朱熹理学在元明清三代的主导地位，以至于学者视朱熹之说为确论。

由于朱熹视《周易》为卜筮之书，便以占筮的立场和角度来解读《周易》，并将象数、义理并举，他甚至肯定《河图》《洛书》的合理性，认为它们也是天理的展现。“圣人作《易》之初，盖是仰观俯察，见得盈乎天地之间，无非一阴一阳之理；有是理，则有是象；有是象，则其数便自在这里，非特《河图》《洛书》为然。”为了突出《周易》源自卜筮，朱熹在《周易本义》书之首冠以《易图》，计有《河图》《洛书》《伏羲八卦次序》《伏羲八卦方位》《伏羲六十四卦次序》《伏羲六十四卦方位》《文王八卦次序》《文王八卦方位》《卦变图》共九幅。由于受到《周易本义》体例的限制，他便在与蔡元定合撰的《易学启蒙》四篇中，专门探讨《易》的图数之学，其目的在于通过对象数和筮法理论的研究，来为九幅易图提供哲学依据，由此表明易图所蕴含的“阴阳刚柔吉凶消长之理”，进而实现了朱熹对象数之学体系的建构。余敦康先生就此也说：“朱熹的象数之学，以《本义》之九图与《启蒙》之四篇互相发明，构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由于朱熹借助邵雍先天《易》学来阐发自己的先天学，这对后来邵雍在易学史上的地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朱子以程子不言数，乃取《河》《洛》九图冠于所作《本义》之首。于是宋、元、明言《易》者，开卷即说先天后天。”值得注意的是，经今人郭彧研究发现，朱熹《易学启蒙》所列《河图》《洛书》，乃是刘牧之《河图》《洛书》：“朱熹嘱蔡元定起稿之《易学启蒙》‘本图书第一’篇列黑白点十数《河图》与九数《洛书》。考其源，则是易置李觏《删定易图论序》所列黑白点九数《河图》与十数《洛书》而来（是李觏将刘牧二幅《洛书》图合而为一）。”由此这在某种程度上反而证明了刘牧《图》《书》之学的影响力。总之，朱熹对《河图》《洛书》非常重视，不仅将之冠于《周易本义》的卷首，而且在其《易学启蒙》中，对《河图》《洛书》所表征的意义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解释，并以此构筑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可以说，《河图》《洛书》不仅是宋代图数《易》学的重要思想资源，也是朱熹哲学的重要理论基石，就如梁启超所言：“所谓《河图》《洛书》，实组织宋学之重要根核。宋儒言理、言气、言数、言命、言心、言性，无不从此衍出。”

后随着朱学在元明清的盛行，胡一桂、董楷、吴澄等遵循朱说，进而导致了刘牧之学的式微。元明之际，《易学启蒙》立于学官，学者咸宗其说，或有不满者亦不敢置喙。清初开始，黄宗炎、毛奇龄、胡渭等人对朱熹易学有非议之辞。康熙年间，李光地奉敕编纂《周易折中》，将《易学启蒙》收录其间，非议鲜矣。尽管有蔡元定、朱熹等人批驳，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刘牧在易学界的深远影响，如元人熊朋来所言：“大抵《图》《书》之说至宋始详，其源发于希夷，而刘牧亦从范谔昌传希夷之学，其紊乱《图》《书》，特错互言之，以秘其术尔。《易本义》《启蒙》虽改正十为《河图》，九为《洛书》，而朱氏之门于其它文字间有未经改正处，后儒犹或执刘牧旧说为是，反以所改正为不然者。”王道亦说：“牧以九为《图》，十为《书》，朱蔡不能辨倒，仍为两可之辞以支吾，可见牧之所执者是也。”总之，刘牧的观点尽管受到朱熹、蔡元定等人学说思想的冲击，但他在中国古代易学史上有非常深远的影响。

结语

在宋代之前，儒家易学诠释的主流一直是以文字为基础，来探究《周易》经传本身所蕴含的哲理。自宋代开始，随着图书之学的兴盛，学者开始借助《易》图来探究、诠释宇宙生化过程与儒学理论。尽管后来的各种易图思想皆源于“十翼”，但以图数的形式阐释易理、儒理，这在儒学思想诠释史上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不仅超越了语言文字注解经典的形式，更为主要的是对传统以经典诠释为手段的儒学建构具有补充意义。从宋代开始，儒者对经典的诠释，开始跳出了经典本身的束缚，以非文字的、直观的图像形式来探究《周易》乃至圣人之思想本旨。换句话说，陈抟、刘牧、邵雍等人正是将占筮禨祥家甚或是道家、道教所秘传之《河图》《洛书》进行改造并传授后学，使得图书之学开始被宋代易学家、儒家学者广为重视。不过，就刘牧易学的传承来看，虽然其有道家、道教的学术思想背景，但就陈抟、种放、李溉、许坚、范谔昌等人而言，在学术思想上已有儒学的渗入，可以说其学都是儒道互释视野下的易学新诠释。

正是由于刘牧对《河图》《洛书》的重新诠释，引发了宋代学者对易学的重新认识，由此改变了易学诠释的传统模式。如元人王申子《大易缉说》云：“汉孔安国、刘歆、班固皆曰：‘伏羲继天而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禹治水时，神龟负文列于背，有数至九，禹法之以陈九畴’。魏关朗亦曰：‘《河图》之文，七前六后，八左九右；《洛书》之文，九前一后，三左七右。’是汉魏诸儒皆以十为《河图》，九为《洛书》，初无异说。及宋刘牧独以九为河图，十为洛书，易而置之，且引《大传》而曰：‘二者皆出于伏羲之世，故《易》《范》相为表里。’谓其传得之范谔昌，谔昌得之许坚，许坚得之李溉，李溉得之种放，种放得之希夷。今九经图及经生、学士皆准刘牧之说。晦庵虽曾改正，然犹有安知《图》之不为《书》，《书》之不为《图》之疑。”汉代的孔安国、刘歆、班固以及魏人关朗都认为十为《河图》、九为《洛书》。汉唐诸儒对此皆无异议。而刘牧认为“九为《河图》，十为《洛书》”。《经义考》卷十六亦引林千之曰：“孔安国、马融、郑康成、关子明诸儒，皆谓自一至十为《河图》，自一至九为《洛书》，惟刘牧反是。”当然，刘牧对《河图》、《洛书》的探究，旨在对天地万物本源的探讨，正如程大昌所云：“天地之间，明而为物务，幽而为变化，大而为天地之文，广而为像物之象，皆不出乎图书所写之数。则夫作《易》之初，虽曰仰观俯察，近取远取，莫不有得，而其机要出于《河》《洛》两图者，特居其总也，此图书入易之凡也。”刘牧以《图》《书》为基础，借助对《易传》“大衍之数”的阐发，建构了一个以“数”为核心的易学、哲学体系。这个体系是以“数”为主体，与陈抟、邵雍、朱熹以卦爻之象为主体的思想体系一脉绝不相同，郑吉雄先生对此也说：“如果将邵雍‘先天学’诸图形与刘牧《易数钩隐图》的内容作一比较，则前者所论的卦位卦变仍多显示八卦之象，而刘氏的图形就更是彻彻底底的‘数学’了。”正是因为刘牧易学搭建了从易学到数学、儒学的新桥梁，遂引起宋人对《河图》、《洛书》的重视，并从各个方面对之进行理解、诠释，并由此将易学诠释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同时也借此将儒学理论研究作了进一步的拓展。不过，刘牧借助《河图》《洛书》、大衍之数重在探讨宇宙本体论，而很少论及儒家道德伦理、心性工夫等，与同时代同样谈“数”的邵雍相比，邵雍除了探讨易数，还将儒家人伦道德、心性修养贯注于其间，甚至将“数”看成是出于“理”又可明“理”的根本，亦即借助道教思维、思想探讨宇宙生成论，并努力将之与儒家道德性命之学进行贯通，建构了一个完整的宇宙本体论与道德心性论合一的理学体系，正如钱穆先生所言，邵雍“乃以道家途径而走向儒家之终极目标者”。也正是因为如此，邵雍被视为理学的奠基人之一，而刘牧则没有得到道学家们的认同。后来程颐非常排斥易“数”，主要也是针对刘牧，包括其所言的《河图》《洛书》，而非邵雍之学。

当然，《河图》《洛书》尽管在宋以后影响甚巨，但它只不过是易学诠释的向度之一，是儒学新理论、新方法的一种探索而已，如清人沈荣仁就认为，无论是《河图》《洛书》，圣人既没有区分何者为九、何者为十，也未言何为伏羲作，何为大禹作，传世经典《尚书》《论语》虽有《图》《书》记载，也未言象数之关系及其演变，圣人只不过借助它们来展示宇宙自然、社会人生之道。沈荣仁甚至认为陈抟、刘牧、邵雍、朱熹等人极力强调《河图》《洛书》，舍简趋繁，舍本逐末，以至于圣人之本意不明，更让后学不明圣人之道：“愚以为圣人之心无所不通，无所不遍，其则之者但因其方圆奇偶之象数以成文，而动静之理藉此益著耳。故夫子言《河图》《洛书》，而不分其孰为九，孰为十。言圣人则之，而不明其孰属羲，孰属禹也。《尚书》《论语》虽言《河图》，亦未细陈其数也。至朱子《启蒙》之剖晰其辞，发挥其蕴者，正以前人之纷纭轇葛，迄无定论。故承邵子之学不惮烦言，折衷于至当，使学者得因数以明理。朱子之立教又有不得不然者矣，况乎八卦之水火木金，实不外《洪范》之五行、《洛书》之四方、四隅实不外《河图》之八卦，圣人所以神明其德，而开物成务以弥纶天地化育之功者。先后同揆古今一致，岂有所区别于其间乎？汉刘歆云《河图》《洛书》，相为经纬八卦九章，相为表里，朱子《启蒙》引之，盖以其深得贯通之妙也。《易》为万世文字之祖，而《图》《书》更在其先，果得其义，而为学之功，庶几有所从入乎！”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