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差距、熔炉还是新游戏？

翁贝托·艾柯

如果您在互联网上搜索一下“全球化”，您将找到很多相关网页，并且每一个网页上会有很多相关网站。几乎所有网站或者网页的开篇都这样叙述：全球化是一个过程，也就是区域经济、社会和文化基于全球性交流、运输和贸易网络实现融合的过程，以减少或消除国界壁垒，促进商品、资本、服务和人力流通。人们通常认为全球化主要受经济、技术因素所推动，但同时全球化也是思想、语言或大众文化之间的跨国界传播。

关于全球化，有些网站介绍得更为细致：全球化开始于19世纪或者更早，因此它已不是一种新生现象。在此请允许我引用一篇并非来自互联网的文章：

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上述文字表达的不仅是一种批判，也是对资产阶级文明的评价。这段文字的作者表面看来应该是一名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辩护者、经济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形式的倡导者。但相反，我引用的这一段是来自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这段文字告诉了我们所有有关“全球化”的内容，其中包括“交通的极其便利”，尽管文章的作者没有想到计算机和卫星，仅限于铁路、轮船和电报。

马克思和恩格斯意识到了全球化的另一个方面，即在物质生产领域出现的事情同样也会出现在知识生产领域。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致认为：“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这是一种真正预言性的洞察力，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考仅严格限于文学现象。如今，我们知道，恰恰相反，从文化人类主义的意义上看全球化包含一系列文化现象，其中包括特定社会中的生活方式、心态、行为、信仰、思想和艺术作品。事实上，在全球化文化方面，当今我们给出的定义包括全球文化同质化、偏远地区间信息流动的增加、世界范围内跨文化交往的增长方式以及新意识和身份范畴的出现、新请求的产生、人们对于提高生活水平的渴望、接受新技术和实践以及参与“世界文化”或者接受一种新型单一文化的需要。在这种新的单一文化形式中，不同民族在生活方式、音乐、服装以及其他至今仍保留单一文化特征方面的差异性将不复存在，同时在各种交际语言的压力之下，当今仍保留的4000～5000种语言中的大多数将消失。

更不要说生态问题，不仅从政治和生物角度看非常重要，而且在文化方面也会产生一系列恐惧和希望，赋予我们审视未来世界的方法。

同样，在《共产党宣言》时代，没有人能够想到这些极端现象，如壮观的移民大潮（到现在为止，移民在很多情况下代表了一种现实的人口迁徙案例），制造业和服务工作岗位从高成本地区流向最低工资和最低工人福利的地区（同时也导致高成本地区工作岗位流失），犯罪和毒品市场国际化，人类、动物和植物疾病跨国界加速蔓延，一国金融危机的反弹波及全世界股票交易，剥削外国贫困工人，等等。

上述是我介绍的一些关于全球化的负面现象，同时我想提及全球范围内的信息传播。信息传播加速了一些专制政权的坍塌，并推动了自由、民主的发展，或者构建国际刑事法庭，也可以使一些曾经老死不相往来的不同宗教组织突然间愿意彼此互依互存，从而为不同文明之间彼此接触创造机会。

当然，在经济和政治层面上，所有这些都是深层次全球化的突出案例。然而，在文化层面上，我们看到过各种典型的表层文化全球化案例。在这里我可以举几个例子，例如所谓的烹调“麦当劳化”、世界范围内的时尚和流行文化，例如神奇宝贝、数读、YouTube、脸谱网，除此之外还有“旋涡”或者无名地点（由法国人类学家马克·奥格命名），这是人类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典型范例：商业经营场所、服务站、批发商店、设有购物中心的火车站和机场以及国际酒店和海滨度假区。这些绝对可以互相替代的场所在世界各地是完全相同的，因此那些已经离开某个地方（例如布鲁塞尔）的人们，为了寻找一个遥远并具有异国情调的城市，他们最终还是会寻找与自己出发地同样的机场和宾馆，同时他们感觉非常惬意，因为在异国他乡没有遭受到文化冲击。

我为什么把这些虚假全球化的形式称为表面现象呢？因为这些现象是实实在在存在的，而且包含了文化差异和融合更深层次的实例。

现在让我们来举几个烹饪方面的实例。大约一个世纪以前，美国人认为用肉丸制作的意大利面条是典型的意大利食品，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在意大利根本没有人吃带肉丸的意大利面条。人们是在没有多少肉可吃的情况下才发明了意大利面条；如果有肉吃，他们就不再需要吃意大利面条。用肉丸制作的意大利面条是意大利裔美国移民的食物，这些人虽然后来改善了自己的经济条件，但依然对其原有烹调方式情有独钟。大家在世界各地都可以找到华人餐馆，但是那些去过中国的人发现真正的中国烹饪远远要比那些西方华人餐馆的标准烹饪丰富得多，西方国家的华人餐馆大大减少了菜品种类，并且大多使用罐头食材。西方国家的华人餐馆是一种文化融合的范例。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人经常（并且现在仍然）将一块面包薄片插入烤面包机，然后和着黄油、果酱加上煎炒鸡蛋一起吃。意大利人在战后发明了盒子面包，即将一片火腿和一点奶酪放入两片面包片中间，然后将这一组合放入一个烤面包机，同时还发明了他们认为应属于美国烤面包的食品。法国人不仅在两片面包之间并且在两片面包上面加入大量奶酪和火腿，然后继续烹制，从而发明了自己的主打作品——法国吐司。法国吐司是一种美国食品，还是一种传统的法国食品？这就是文化融合的实例。

意大利有一座城市名叫普拉托，由于当地很多华人移民在此生产小地毯而享有盛誉，普拉托因此成为一半意大利、一半华人的城市。尽管如此，华人没有因此而成为意大利人，意大利人也没有因此而成为华人，普拉托像纽约一样是一个“未融合之地”，只不过比例稍小，在这里的华人依然与华人生活在一起，波多黎各人依旧与波多黎各人生活在一起，正统犹太教徒依然与正统犹太教徒生活在一起，每一个人在跨出自己本方的边界时都能说一些英语，但同时也保留了自己的语言、传统、食品和宗教。我曾经在纽约市中心的一则大型壁画广告上看到这样一段文字：“Zapados para damas sobre la medida”，大致意思为“专卖尺寸大于均码的女鞋”。因为这段文字是西班牙语，因此只能使身材肥胖、会讲西班牙语又看得懂英语的女士驻足，很明显，在这样一个地方，这已足以培育一个独特的市场。这就是所谓“未融合之地”范例。

在欧洲，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和非洲移民大潮已经席卷了一些城市。这些移民没有皈依基督教，他们依然讲自己的当地语言，本民族语言至少在工作时是不可或缺的，此外他们还要求上穆斯林学校、修建新的清真寺。

这些移民乘坐飞机的时候，都可能在机场光顾同样的购物中心，在同样的超市里购物，简单地说，他们流连于同样的“无名地点”，但尽管如此，他们只是在表面层次上体验文化全球化，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们的原始身份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遭到玷污。

这就是全球化产生的非全球性影响。

我之所以阐述上述种种现象是因为，我认为（并且我的很多跨文化方面的朋友也同样认为）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和相互理解不包括将习惯、信仰和思想统一化，而是对不同世界观进行比较。欧洲虽然在殖民化反文化运动中罪孽深重，但它也在尽力（并且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理解非欧洲文化。当马可·波罗来到中国的时候，向忽必烈讲述了关于欧洲文化（我们仅知道中国的生活习惯给马可·波罗留下了深刻印象）的事情，但他这个没有文化的商人不知道，他的叙述对忽必烈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但我们肯定知道，几个世纪以后当利玛窦等第一批耶稣会传教人来到中国的时候，在科学、技术思想等方面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交流。

我们可以非常轻松地体验表层文化全球化，我们知道，想要了解东京仅住在新大谷酒店是不够的（如果一些反应不太机敏的观光游客在新加坡寻找假日旅店，这可实在是太糟糕了），我们的基本目标（我是指那些想要真正建立跨文化关系的人）是为了在文化多样性中理解和尊重他人。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中，教育应建立在多样性互相碰撞的基础之上。

为本次会议准备的众多问题中，我们的朋友赵汀阳提出了三个问题：①我们应该如何互相理解？②我们应该如何接受彼此？③我们应该如何与他人共处？这三个问题各有不同。列威-施特劳斯非常理解博劳罗土人的心态，但是在某一特定时间他放弃了和他们一起生活的机会，并返回欧洲；然而，为了接受一种另类的世界观，我首先希望证实其合理性，尽管我们并不赞同，但是我们必须理解他，并且只有在这一理解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尊重他。

我们必须做到这种理解，因为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这是唯一的教育形式。

本次论坛的主题之一是“美”。我们曾经做过这样的假设，在跨文化关系中对艺术和美的理解似乎是最容易实现的，但本次论坛的组织者为这一假设打上了一个问号。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通用的术语，在翻译成不同语言时可以传达相同的思想。需要谨慎的是，当一些译员将“art”翻译成某个特定汉语术语时，并不意味着其思想是一样的。我们应该注意，英语中的“art”（或者法语中的“art”，或者西班牙语以及意大利语中的“arte”）只是表面上翻译了拉丁语的“ars”。“arts”在罗马和中世纪文化中不仅仅是指画家或诗人的作品，同时还包括理发师或管道工的工作，因此艺术（art）和美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当然，我非常想知道在中国文化中，艺术和美的思想是否与我们的文化有共同之处，然而我更感兴趣的是，他们之间存在的差异是否是始终如一的。

在如此多的文化中，有可能完全理解各种文化的差异吗？这是全球化的世界未来需要承担的任务，同时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任务。曾有一个关于18世纪知识分子的传说，如果说一位法国知识分子听说某时一位清朝官吏死于中国，很可能不为所动，中国实在是太远了。今天我们不可能再问丧钟为谁敲响，因为约翰·邓恩说，“丧钟为您敲响，因为没有人是孤岛，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

增加彼此了解的方式之一是遵循大众化的翻译准则。我在2009年访问汉语书店的时候，发现有大量西方哲学家、批评家和作家的作品都被翻译成了汉语，这令我很震惊。我怀疑可能没有如此多的汉语图书翻译成欧洲语言。翻译不应该只由私营出版商发起（因为很显然这将会受限于经济标准），而且还应依赖非营利性公共机构。

翻译无疑是增进文化间了解的一种重要方式，但这是不够的，因为翻译永远只能通过我们自己心理过滤来展示异族心理。

语言学方面的相互理解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一问题在布鲁塞尔尤其重要，因为来自27个国家、说23种语言的人在这里汇集。尽管当今世界，人们普遍使用英语作为沟通语言（虽然有8.45亿人说汉语，3.29亿人说西班牙语，但说英语的人数仅有3.28亿），很难在27个不同民族群体中强制推行一种单一语言，不但如此，能够使用英语的人们仅限于一些受过教育的有限群体。如果我们说这在欧洲内部构成了一个问题（在欧洲针对德语、西班牙语或者甚至俄语，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可以理解书名，但是对于匈牙利语、芬兰语和土耳其语则彼此完全无法理解），想想看，当面对法语、汉语、日语、印度语或者斯瓦希里语时，相互理解的难度可想而知。

在两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巴别塔神话在欧洲文化中一直困扰着人们。据《圣经》记载，在大洪水之后，“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然而，人们确异想天开地幻想与上帝比高低，于是开始修建一座高塔，希望直抵天堂。为了惩罚人们的傲气并阻挠修建巴别塔，上帝让人们的语言发生混乱。您可以不相信这一圣经故事，但是您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即世界上的语言实在是太多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几个世纪以来，至少在欧洲，为了克服“语言紊乱”这样一种现象，学者、神秘主义者和诗人倾向于采取以下三种方式。

（1）恢复原始希伯来语，即亚当使用的完美语言，或者有些人称之为“母语”，今天存在的所有语言都源于该“母语”；例如在1667年，莫克里斯·凡·赫尔门特出版了一本《常用希伯来语自然短称呼表》，在这本书中，作者说明了为什么希伯来语是唯一能够以自然方式学习的语言：希伯来语发音时，舌头、上额、小舌、声门的运动模仿了相应希伯来字母的形状。

（2）发明一种新的语言，通过通用文字符号（例如模仿汉语的象形文字）表达人类的共同思想。

（3）展示我们自己的自然语言是最好的。

虽然我没有采取上述各种尝试（我已经写了一本关于“寻找”完美语言的书），但可以肯定的是上述各种尝试都将以失败而告终。

我想在这里仅介绍几种自然主义的方法，因为这些方法可以证明，不管是过去还是将来接受其他语言都是非常困难的。

公元7世纪，以色列语法学家在一本名为《诗人的箴言》的书中介绍，盖尔语是在各种“语言紊乱”之后，通过一种“复制和粘贴”所有其他分散语言的奇妙方式而创造出来的，因此盖尔语保留了每种语言的精华部分，保存了词和物之间的原始相似性。

詹·凡·格普在自己的作品《安特卫普语起源》（1965）中阐释了词源依据，作者认为原始的完美语言应该是荷兰语，尤其是安特卫普方言：安特卫普人的祖先是辛必里人，即雅弗子孙的后代，而雅弗的子孙没有参与巴别塔事件，因此得以逃过“语言紊乱”。

而瑞典语则是另外一个候选对象，1671年希恩·海尔姆在其著作《论语言的起源》中给予支持。1688年他的同胞安德列斯·凯姆皮在其作品《语言》中叙述了上帝与亚当之间的谈话，上帝使用瑞典语而亚当说的是丹麦语，该书讲述了说法语的蛇是如何诱惑夏娃的。这当然仅仅是一个寓言，但是欧洛斯·路德贝克于1675年发表专著，认为瑞典是雅弗及其世系的祖地，哥特人的语言正是诞生于这一种族和语言血统中。欧洛斯·路德贝克将瑞典与神秘的、视为极乐仙境之地的亚特兰蒂斯等同起来，文明开始从这里扩展到全世界。

而欧洛斯·路德贝克则认为，与上帝紧密相关的语言是德语（顺便提一下，海德格尔也曾表示过，只有使用德语才有可能谈到哲学）。在巴洛克时代，乔治·菲利普·哈斯多夫声称德语“是以自然的语言在讲话，非常感性地表现出这种语言的各种声音。……它似惊雷与天堂共鸣，似闪电与流云闪耀、与冰雹向四方辐射、与大风窃窃低语、与海浪泛起浮沫、与坚锁吱咯作响、与空气四方回荡、与大炮齐声爆响；它像狮吼叫、像牛哞叫、像熊嚎叫、像鹿鸣叫、像绵羊咩咩、像猪哼哼、像狗汪汪、像马咴咴、像蛇咝咝、像猫喵喵，像鹅咕咕、像鸭呱呱，像大黄蜂嗡嗡、像母鸡咯咯，像鹳鸟啄啄、像青蛙呱呱、像燕子啾啾，像麻雀喳喳。……因此很多人想声明的是，是否亚当（第一个出现的人类）只有用我们的词语才能说出荒野中的鸟和任何其他的野兽。”

在英国历史上，罗兰·琼斯在其著作《戈默的圈子》（1771）中认为，哥特人的方言和知识来自特里斯梅季塔斯、赫耳墨斯、墨丘利或者戈默，（并且）英语是从最纯粹的语言根源衍生而来，而英语又以一种特有的方式保留了其衍生方式。在同一个世纪，安东尼·德·雷瓦罗尔在其1784年的作品《论法语的普遍性》中提出，为什么一定要寻找一种普遍的语言呢？因为我们已经有一种完美的语言，这就是法语。与法语相比，德语的喉音太重，意大利语太软，西班牙语太啰唆，而英语太难懂。

然而，在第10世纪和第11世纪，阿拉伯作家伊布·哈基姆表示，在刚开始只存在一种上帝赐予的语言，这种语言后来包括所有其他语言。让我们接受这一来自远古时代的观点。这种令人向往的母语并非是一种单一语言，而是多种语言的组合。很多语言学家曾表示，每一种语言都构成了这个世界的某种模式，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如果说我们用4000种不同语言来描述这个世界，这将使我们的世界变得丰富多彩。我们应该注重各种语言的保护，如同保护正在消失的动物和植物物种。

克劳迪·哈吉格在其著作中表示，“因为欧洲人也是这个多形态地球的公民，因此不可避免地要聆听人类语言多语音的呼声。为了建立一个休戚与共的世界，首先需要关注那些讲自己语言的人们，这比很多语篇宣传更具体”。

因此，未来全球化的世界就是要鼓励人们说不同的语言。

我发现，我的普遍性多语言思想仅仅是一种乌托邦幻想，我们永远不可能教会欧洲人说23种语言，并且更不可能的是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教会人们说4000或者5000种语言。但是，一种恰当的要求却是可能做到的。同时，能够流利地说某种语言和仅仅理解某种语言是有区别的。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或者学者围坐在桌子边，虽然每个人都说自己的母语，但每个人都可以或多或少地听懂其他人的表达。

现在，为了本次论坛接下来的讨论，我想提出几个问题。

我们处于一个不均衡的世界中：一位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至少可以讲英语，但是一位受过教育的欧洲人却无法讲汉语。我们的世界暂时还是多语言共存，对于这种世界的未来您有哪些想法呢？

如果实现多语言制是切实实现不同民族之间互相理解的第一步，同时由于教会人们所有现存语言是明显不可能的事情，对于未来有可能跨出本国边界并在他国生活的年轻人以及对于始终居住在本国范围之内的人们，您认为有多少种语言以及哪些语言在当今时代是不可或缺的？

由于对多元文化理解的教育在国家政治议事日程中占有重要位置，是否有可能在各所学校开设多元文化比较课程？

各国政府是否会意识到这样一个不可忽视的任务？

我们应该如何实现这一未来必不可少的梦想？

在此除了提出一些问题之外，我没有任何答案。我希望论坛接下来的环节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些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