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理论视角与研究假设

（一）经典理论视角

关于中产阶层的社会政治态度究竟是温和还是保守，学者长期以来形成截然不同的观点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所持的理论视角不同。在社会分层研究中，一直以来就有冲突与功能这两个基本的理论范式。就冲突理论而言，其强调的是中产阶层冲突的一方面，视中产阶层为变革、激进、前卫的力量；就功能理论来看，则看到的是中产阶层在社会结构中的平衡、缓和功能，视中产阶层为保守、温和的力量。视角的不同导致结论存在差异，不过对于学者而言，同一社会阶级内部的成员是否形成共同的阶级意识、相互的群体认同，以及一致的社会政治态度，并在此基础上产生阶级行动，这是社会分层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同时也是争论激烈的问题。

那么，一个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形成受什么因素的影响呢？概括来看，上述分歧主要表现为社会分层理论两大流派之间的差异。

一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们的客观经济地位决定着主观意识与态度。依据客观经济指标划分出的阶级被称为“自在阶级”，即在现实社会中实际存在着的阶级群体，当这些阶级的成员意识到了自身利益，并为追求自身利益而采取集体行动时，“自在阶级”就转变成为“自为阶级”。从“自在阶级”转变成为“自为阶级”需要一个过程，需要进行阶级意识的启发和组织动员。因此，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认为，客观经济指标划分出的阶级阶层必定具有共同的阶级意识和社会政治态度。

二是与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相左，韦伯主义不太赞同客观经济地位决定主观意识的观点。在韦伯的三维分层理论（经济分层、声望分层和政治权力分层）中，依据客观经济指标（人们在市场中的位置——市场能力）划分的阶级，与依据价值认同分类的身份群体可以是不一致的。在韦伯看来，人们的身份认同和社会政治态度更多地取决于身份群体归类（声望分层）而不是阶级归类（经济分层），主观意识与客观经济地位之间没有必然的、决定性的联系，当然更不可能形成所谓的阶级意识和阶级行动。

对于上述社会分层研究中阶级意识究竟如何而来的分殊，社会学家似乎难以得出非此即彼的论证。一方面，不少研究者的研究发现，依据客观指标划分的阶级与人们的社会政治态度之间有一定的联系，即阶级归属对人们的价值态度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二者的联系只是一定程度存在着的，并非绝对，这些研究者也难以证明在现实社会中存在着马克思所说的“自为阶级”——有着共同阶级意识并采取阶级行动的阶级群体。另一方面，还有许多研究者发现人们的社会政治态度并不是完全取决于他们所处的阶级位置，同时也受到其他的身份归属（如种族、民族、宗教信仰、性别及社会政治团体等）和行为实践（如生活方式和消费实践）的影响。因此，阶级归属（客观经济地位）与主观价值态度之间的关联程度，在不同社会、不同时期、不同文化传统和不同社会政治情境下都会有所不同。

总体来看，对于阶级意识何以可能的研究，存在着上述两大理论视角的分殊，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方认为当代社会的多元化特性使阶级结构决定主观意识的理论失效，阶级归属不再是影响人们主观意识的重要因素；另一方则强调，尽管身份多元化倾向在发展，但阶级归属仍然是影响人们价值态度的关键性因素。

（二）理论视角本土化

综上所述，经典理论为研究中产阶层的社会政治态度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但是，由于国情不同，中产阶层的特征也会有所差异，从而导致中产阶层的功能迥异。例如，托克维尔对美国和法国中产阶层的不同功能进行了比较。在美国，中产阶层酷爱财产所有权，追求财富增长，同时富有职业伦理和公共精神，以职业为天职、勤奋节俭、爱国、权利观念强、平等自由民主意识浓厚、信守法律（“爱法律如同爱父母”）、热心公共事务和民间社团活动，并有基督教这一“教条性”普遍信仰的规范和约束，因而本能地信守社会秩序，自然地希望社会安定，是社会的“稳定器”。而在法国，中产阶层崇尚“空谈”，大肆鼓吹“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抽象而普遍的观念与理论，热衷于以简单化、理想化、绝对化、普遍化的方式对现实进行批判、对未来进行空想，鄙视改良道路，鼓吹彻底的改造和“革命”，因此中产阶层最为激进，自然就成为社会现行制度的“颠覆器”。

因此，在中国中产阶层社会政治态度的研究中，仅仅基于经典理论视角分析问题是不够的，还需要理论视角的本土化转换，因为理论的本土化是研究中理论联系实际的必然需求，所以回归中国现实，我们需要把中产阶层的社会意识与政治态度置于中国国情中。概括来看，当代中国社会有四个客观现实是我们研究中国中产阶层社会政治态度所不能忽视的方面。

1．经济增长

经济发展与社会意识和政治态度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有两种不同的解释。

第一，经济发展有利于提高人们对现有社会秩序的认可与维护。一般来看，经济发展能够使社会成员不同程度地获益，人们对该经济社会体制所持的基本态度是拥护。就中国而言，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等新的社会群体快速成长起来，并且从经济社会发展中获得了大量的利益。正如有观点所指出的那样，中产阶层是现代化和工业化的产物，没有经济快速的发展，没有工业化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没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工业和服务业产业的大规模发展，没有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以及高等教育的发展，就不可能有一个成规模的中产阶层出现。中国的中产阶层得益于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以及工业化、市场化和城镇化，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原本属于农民阶层和工人阶层的人和他们的子女都有机会成为中产阶层。也正是从这个意义来讲，当一个国家中产阶层占主导地位的时候，民主发展就会更好，政治民主改革就会更温和，社会就会更稳定。

第二，经济发展有利于催化人们的民主意识，这使得民主与财富之间大体呈现一种正相关的关系。亨廷顿在《第三波：二十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中进一步做出解释：多数富裕国家是民主国家，而那些欠民主化的国家大多欠发达。民主与财富的相关性意味着向民主的过渡必定主要发生在那些中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因为，在穷国，民主不可能，在富国，民主化已经发生过了。在二者之间有一个政治过渡带。那些处于特定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最有可能民主过渡。

经济增长为什么会导致民主化，亨廷顿强调在社会结构变迁中中产阶层的成长是最重要的因素。在他看来，“经济发展需要高度的城市化、识字率和教育水平。它也带来就业结构的变化，导致农民在规模和重要性上的下降，以及中产阶层和城市工人阶层的发展，后两个群体会不断要求在影响他们的政策上享有发言权和影响力。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他们能够组织工会、政党和公民团体来促进他们的利益”。因此，“第三波民主化运动不是由地主、农民或产业工人（除了在波兰）来领导的，几乎在每一个国家民主化最积极的支持者都来自城市中产阶层”。可以看出，伴随着经济的增长，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中产阶层快速成长，他们的民主意识在强化。因此，通过中产阶层这一中间变量，经济增长与民主化之间呈现正相关的关系，这成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主要发生在威权主义国家或地区的重要原因。在韩国、菲律宾、西班牙、巴西，上述情境在重复地上演着，而在那些中产阶层规模较小的国家或地区，要么民主化不成功，要么民主政治不稳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地增长，表1-1列出了2001年以来若干年份中国GDP增长情况，这一时期也是中国中产阶层受益于经济发展而快速崛起的时期。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下中产阶层的社会政治态度是否会呈现出与经济发展相关联的特征呢，这也是本研究所要探讨的重要问题之一。

另外，从时间因素上看，中产阶层的社会政治态度随着时间变化也有可能发生变动。对此，亨廷顿曾指出中产阶层的政治功能会随着现代化的时间推移而逐步从革命走向保守。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变迁，中产阶层会从最初的激进的“颠覆器”（革命者），慢慢钝化为后来的“稳定器”（保守者）。“事实上，追溯起来，中产阶层的进化可以分为好几个阶段。……首批出现的中产阶层分子是最革命的；但随着中产阶层队伍的壮大，它也变得较为保守。”“实际上，中产阶层与稳定的关系，颇似富裕与稳定的关系一样，一支庞大的中产阶层队伍犹如普遍富裕一样，是政治上的一支节制力量。然而，中产阶层的形成却也像经济发展一样，常常是极不稳定的因素。”最早出现的中产阶层往往在政治上是激进的，后来出现的中产阶层成员则带有更多的官僚性和技术性，更注重商业，因此也就趋向保守。简而言之，中产阶层的社会政治功能“经历一个渐次保守的过程，其队伍每扩大一次，就越趋于从革命转向稳定”。

2．社会流动

社会流动的放开成为中国社会三十余年间最显著的变化之一。根据对本研究所收集使用的NSS、CGSS、CSS调查近十年合并数据集的分析（见表1-2）, 有48.8%被调查者有过向上流动的经历，没有流动的为34.8%，而向下流动的为16.5%。可以说大规模的社会流动改变着人们的生命轨迹，释放着人们向上进取的活力，这也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一个显著的特征。

以往研究者注意到社会流动与阶级意识之间存在着关联，社会流动不仅会影响人们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以及社会资源和权力的分配格局，也会影响他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认知态度和价值观念等。帕雷托认为精英生产越开放，统治阶级越有可能从底层阶级中招募成员，政治系统就越健康；当精英循环变慢，底层阶级中流动受阻的精英分子就会产生沮丧与不满情绪，从而开始支持推翻现有的统治阶级，革命就会发生。换言之，当社会不流动，资源高度集中在某些阶级手中的时候，其他阶级成员也就失去了流动的机会与空间，而易引发贫富分化与阶级成员之间的不满与冲突。

李普塞特的“意识形态上的平均主义”是社会流动与阶级意识的又一解释。李普塞特认为，普遍的社会流动是工业社会的产物和基本特征。20世纪，西方社会现代服务业迅速发展，许多工人、农民的子女的社会流动亦非常显著，大规模的职业流动产生了“意识形态上的平均主义”——它使许多社会底层相信，向上社会流动对他们自己和子女来说是可以实现的。而如果他们在经济上获得了成功，又将进一步促使他们相信社会是平等的。

另外，一些研究表明，在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由于社会流动机制的缺乏，社会成员间相互隔绝，使建立在种姓、教派和种族基础上的社会阶层结构僵化，没有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关系，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也缺少交往和沟通，从而彼此之间易于产生误解以及排斥和对立的心理。有的研究者具体分析了东亚国家和地区中产阶层社会政治意识，他们指出，东亚中产阶层的出现是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事，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第一代中产阶层大多来自农民或工人家庭，经历过贫穷，因此这些国家的中产阶层在阶级情感上会接近劳工阶级，在处理劳资纠纷时，会倾向于支持劳工。

总体来看，以往研究为我们呈现了社会流动与阶级意识的关联，社会流动为研究人们的社会意识提供了一个具有解释力度的视角。在这一视角下，我们看到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开放，使人们获得了向上流动的空间与机会，从而改变着人生命运。然而，正是在社会流动中，社会地位发生着变化，经历过社会流动的人们对于社会的感受与评价是否也会随着社会地位的变化而改变呢？从推论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那些实现了向上社会流动的人们，对社会秩序更倾向于接受与维护；而那些向下流动的人们，对社会秩序更倾向于抱怨与不满。

3．体制分割

在中国，制度空间把社会成员分割为体制内与体制外，二者享受的经济社会地位与权益存在明显的差异。有学者专门对此进行研究，并提出“体制权力”——公共部门所拥有的公共资源处置权力加以解释，其实质是公共部门（包括公共权力机关、公共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将公共资源转化为群体或个人的利益，在市场经济体制之外所形成的一种利益资源配置不平等。就中产阶层而言，在理论上存在完全依靠体制获取社会利益的中间阶层群体，也存在完全依靠市场体制获取社会利益的中间阶层群体，从而形成了“双色蛋糕”异质化特征的中产阶层构成，导致他们中各群体的利益分化与冲突。

事实上，有研究者注意到中产阶层内部不同群体存在着政治态度上的明显分化，一个重要的分化就是拥有不同权力资源的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往往呈现分化与差异，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与其所处的权力架构密切关联。与上述逻辑相似，有研究者指出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视角来看，中国中产阶层的形成一方面是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导入的结果，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带有传统再分配体制的痕迹。也就是说，中国中产阶层的形成经历了两条道路：一条称为“内源”道路，主要是指更多延续再分配体制特征的中产阶层；另外一条可称为“外生”道路，主要是指由于市场的兴起，在更加市场化的体制中产生发展的中产阶层。这两个区别很大的中产阶层群体，处于不同的制度背景下，有不同的阶级经历，从而形成不同阶级性格。具体来看，在政治意识方面，“内源中产阶层”和“外生中产阶层”相比，前者较为保守，后者较为激进。

总之，就目前而言，中国中产阶层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包括两个维度：一是从纵向上看，中产阶层处于社会中间位置；二是从横向上看，制度分割将中产阶层分为体制内与体制外两个部分，分析二者社会政治态度的差异，是极富中国化色彩的视角，这也是本研究重要的视角。

4．利益分化

利益受损导致阶级间的冲突，这是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的经典立场。无产阶级受到剥削因而富有革命性的学说，影响着20世纪整个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事实上，一个阶级的利益的获得或损害，会直接影响这个阶级的情绪与态度。对此，韦伯也曾指出当权力、财富和声望高度相关时，那些被排挤出权力、财富和声望中的人会变得愤怒，而易于选择冲突的方式。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社会各阶层从经济发展中普遍获得增益，经济增长创造的财富，让大多数人的日子得到了改善。但是进入90年代以后，尤其是世纪之交以来，这种改革开放为公众普遍带来增益的格局发生变化，在一部分社会成员从经济发展中获益的同时，另外一部分社会成员开始出现损益。这种利益的分化，突出表现为社会财富分化出现鸿沟。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家庭调查资料，2000～2007年间，中国城镇10%最高收入户的家庭年人均收入从11299元增加到29479元，增长了1.6倍；同期10%最低收入户的家庭年人均收入从3132元增加到5364元，增长了0.7倍（图1-1）。目前，中国基尼系数高于所有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处于历史最高点，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已超过合理限度。

日益扩大的利益差距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近年来不断引起公众的质疑，这突出表现在对财富阶层的抨击上：2003年民营企业家的“原罪”在民间引起了广泛的争论；2004年郎咸平揭示格林柯尔系的老板顾雏军在“国进民退”中，驾驶“资本绞肉机”，仅用数亿元即换取总值达136亿元的国有资产，提出20多年来的“国企改革无非是一场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在公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与争论；2008年以居胡润“中国富豪榜”第一位的国美电器董事局主席黄光裕因涉嫌经济犯罪被警方拘查事件为标志，众多企业家因经济问题或社会责任问题成为众矢之的，使得2008年被称为“企业家沦陷年”……这些对财富阶层的抨击与目前的利益差距及分化是不无关联的，同时更重要的还在于，近年来，中国社会底层有所扩大，财富阶层壮大与社会底层扩大二者之间存在着关联——财富阶层的壮大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社会底层扩大为代价的，这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对于各阶层“增益”的格局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即利益相关阶层之间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已经从增益转变为零和关系。正如相关数据所表明的，2000年以来中国社会底层的扩大与城市化进程中的征地拆迁有关，而这与中国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相关联。在胡润中国富豪排行榜中，富豪最集中的行业也是房地产业。一些房地产商与部分政府官员相勾结，暴力拆迁，低价拿地，导致失业者增加。正是由于一些富豪和高收入群体的财富积累往往与政府腐败、官员受贿及行业垄断联系在一起，因而引起了民众不满情绪和强烈的不公平感，从而在普通民众当中出现了“仇富心态”。

根据对数据的初步统计（表1-3），有28%的被调查者遭遇过利益受损，其中新中产阶层有44.8%，老中产阶层有29%。当然这里面涉及一个问题，就是利益受损不仅是人们的现实遭遇，同时也是人们的主观感受，二者可能存在不一致。有些人没有遭遇利益受损，却感受到了利益受损；有些人遭遇到了利益受损，却没有察觉到。在同样的问题上出现了利益受损，有些人感受不到，有些人却能感受得到，这与人们的社会位置有关。这也是表1-3中新中产阶层感受到利益受损的比例高达44.8%，而农民阶层仅为13.4%的原因所在。我们有理由相信，社会成员的利益是得到增加，还是受到损害，必然会对他们的社会意识产生影响。当利益得到增加和维护时，他们对现有的社会秩序必然是认可与维护；反之，当利益受到侵犯与损害时，他们对现有的社会秩序必然是不满甚至是对抗。

（三）研究假设

因为上述当代中国社会四个基本现实与中产阶层社会政治态度之间存在着因果关联，而从理论上看这种因果关联也不同程度地被理论家所提及，所以，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经济增长与中产阶层社会政治态度正相关——受益于经济增长，中产阶层社会政治态度更呈现温和保守的特征。

这一研究假设事实上是对西方关于中产阶层是社会稳定力量的经典理论的中国化检验。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许多西方学者对中产阶层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力量深信不疑，这也是许多中国学者在对中国中产阶层的功能考察时所持的观点。这些观点的最重要论据就是中产阶层受益于现行的经济社会制度，他们没有理由反对给他们带来利益的制度。当然，我们也看到另外一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就是经济的增长，在造就中产阶层壮大的同时，也会催生他们的民主意识，对中产阶层而言，他们对传统社会秩序并不是天生持有维护的态度，相反改造与变革是他们的基本态度。对此，关于经济增长与中产阶层社会政治态度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本研究拟通过实证展开检验。

H2：社会流动方向与中产阶层社会政治态度正相关——向上流动的中产阶层的社会政治态度更倾向于温和保守。

这一研究假设是对社会流动与社会意识关系的中国化检验。正如以往研究中学者所关注到的社会流动状况对于人们社会意识有着重要的影响，向上流动的人们更倾向于对现有社会秩序认同与维护，而向下流动的人们对现有社会秩序更不满与批判。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大规模的社会流动造就了中国中产阶层的崛起，那么社会流动与中产阶层社会政治态度存在什么样的关联，这是研究中国中产阶层社会政治态度不能不关注的问题。

H3：体制分割塑造着中产阶层社会政治态度的内部差异——体制内中产阶层的社会政治态度更倾向于温和保守。

从体制空间来看，1978年之前的中国社会是总体性社会，人们基本上处于制度之内，因此体制造成的差异与不平等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是不明显的。并且，在强大的政治意识形态下，体制内与体制外的人们的社会政治态度呈现同质性的特征。但是，在1978年之后，随着体制内成员向体制外剥离，体制外成员的规模不断扩大，二者无论是经济地位还是职业声望，差距日益明显。这种体制内外的差距同样存在于中产阶层内部群体之间，那么这对于体制内与体制外的中产阶层群体的社会政治态度又意味着什么，这是本研究假设要探讨的问题。

H4：利益分化与中产阶层社会政治态度相关——遭遇过利益受损的中产阶层的社会政治态度更倾向于激进变革。

正如有研究者所关注到的，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利益格局由最初的普遍增益关系开始转向零和关系，一些社会群体获益是以侵犯另一些社会群体的利益为前提的，这使得一些社会成员产生“相对剥夺感”甚至是“绝对剥夺感”。在社会心态上，“仇富仇官”心态蔓延开来；在社会行动中，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对此，本研究提出中产阶层社会政治态度与个体是否遭遇过利益受损相关，事实上也是想对当下中国现实做出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