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跨文化传播中的虚拟共同体

一 虚拟共同体与跨文化传播的关系：主体与路径

共同体（gemeinschaft，英译做community）的概念最早由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明确定义，他认为，共同体是“拥有共同事物的特质和相同身份与特点的感觉的群体关系，是建立在自然基础上的、历史和思想积淀的联合体，是有关人员共同的本能和习惯，或思想的共同记忆，是人们对某种共同关系的心理反应，表现为直接自愿的、和睦共处的、更具有意义的一种平等互助关系”。滕尼斯将“共同体”从“社会”（gesellschaft）的概念中分离出来，作为一个基本的社会学概念：“‘共同体’是一个含义复杂的词语，它与 ‘社会’的区别在于，共同体是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社会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和表面的共同生活。因此，共同体本身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体，而社会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机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Tönnies, 1999: ⅲ）

滕尼斯所强调的共同体是在血缘、感情和伦理基础上的自然成长，他认为其基本形式包括亲戚（血缘共同体）、邻里（地缘共同体）、友谊（精神共同体）。而共同体中的个体有着相同的目标，追求和谐的生活方式和“善”。因此，这种生活方式使得共同体中的个体紧密联系，守望相助，共生排他。在此意义上的共同体，在地方中形成，离不开地缘和“在场”。

不过，全球化和信息化改变了共同体对地方的依赖，以及地方对共同体的归属感。新的通信手段为构筑和奠定归属感开启了可供选择的道路，共同体产生了变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发展为穿越时空的社会关系网络，使遥远的事件和力量渗透到我们当地的经历中。新的通信技术和信息环境酝酿着新的流动形态和互动方式，卡斯特认为当代社会是围绕着流动而建构起来的，流动成为所有事物的基本特征，也是其最终宿命。资本流动、信息流动、组织流动、技术流动、符号流动等各种“流”形成了卡斯特所定义的“流动空间”，流动空间不断产生，主导并形成了网络社会。（刘涛和杨有庆，2014: 74）在电子线路和交通技术所铺设的流动轨道上，知识、商品、资本等内容在社会结构中的流动愈加频繁，人们在流动中征服了地方空间，征服了地方空间原有的状态与经验。（刘涛和杨有庆，2014: 73）人们在共同体中所进行的意义交换、经验共享、文化共生不再依赖地缘和“在场”，原始意义上的共同体概念不断瓦解，“脱域（disembedding）的共同体”的概念开始重申。（张志旻等，2010: 16）

原始意义不断瓦解的同时，随着社会生活进入流动的空间，共同体的概念在不同的语境下被不断地重构。共同体不是既定的，而是不断协商下的一种关系。不同的群体关系、组织类别、兴趣爱好、利益划分语境下，共同体的概念脱离地域的束缚，个体在共同体中寻求满足需求的途径，进而延展出学习共同体、科学共同体、经济共同体、行业共同体、政治共同体等。

得益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个体借由互联网来突破时间和空间的藩篱，实现从地域的缺席到虚拟“在场”，虚拟共同体成为网络社会中公民集群形成共同体的路径。虚拟共同体的形成是人类社会进化的结果，个体从来都不是独立存在的，脱域的共同体以互联网作为信息传导方式，使共同体从实体转为虚拟形态，为个体提供血缘、地缘之外的归属感，满足个体在网络社会生存的需要。（夏迎秋，2007: 8）

目前我国对虚拟共同体（virtual community）的研究尚属起步阶段，对其概念的界定也不尽相同，现有与其相关的研究中包含了“网络共同体”“虚拟社区”等相近概念。李斌（2006）认为网络共同体是“网络” “网民”和“共同体”相结合的一种全新的概念，是网民在网络上基于主观或客观上的共同特征所结成的一种“团体”或“组织”。夏迎秋（2008）将网络共同体界定为以信息联系为连接纽带而形成的，网民在网络上基于主观或客观上的共同特征所结成的集群形式；并从成员构成、时空领域、社会心理、发展动力、社会约束、交往方式和连接纽带等多个维度界定了网络共同体的特征。张雨暄（2015）指出了虚拟共同体与网络共同体的差异所在：“网络共同体往往强调在 ‘网络’这样明确的介质中产生的来自于人类思想意识主控下的 ‘团结’。然而，虚拟共同体则沿用了滕尼斯对于共同体最本质的界定：共同善和协商自治。具体地说，虚拟共同体是对网络空间 ‘结合’的一种理性假设。‘网络共同体’中，‘网络’是共同体依托生存的介质；而 ‘虚拟共同体’中的 ‘虚拟’则是共同体存在的一种 ‘形式’。”在不同的语境和话语体系下可能永远无法达成一致，但张志旻等学者（2010:16）从共性的角度给出了一个描述性的定义，就是“一个基于共同目标和自主认同、能够让成员体验到归属感的人的群体”。从这一共性可以看出，所有类型的共同体都包含共同目标、认同和归属感三个关键要素。

“我”是社会中的个体，也是“我们”中的一员。作为社会人，“我”只有处在关系之中才有意义。在互动协商中，个体的身份通过表现和交换得以显现在群体和网络之中，进而超越个人形成群体身份，以此标记群体内成员。共同体出现的前提条件，是所属成员都体验到一种归属感、对他人的信赖和安全感。（张志旻等，2010: 19）共同体给予个体归属感和“内群体”的身份，被共同体排外的群体则被标记为“外群体”。“我”归属于某一群体，与人分享意义与价值，也能跨群体生存，通过跨群体身份来实现个人的价值、独特的创造和社会文化的融合。（单波，2010: 11）这种在关系中体现出的社会距离的变化、跨界生存的可能性、文化同质性和异质性的对立，以及开放的文化系统，正是跨文化传播的基本元素。跨文化传播研究与其说是建构新的文化，不如说是寻求调适文化差距或文化冲突的策略。（单波，2010: 33）虚拟共同体的构建跨越了地缘得益于传播技术不受地理约束，从实践意义上来讲，共同体的成员面临本土文化与共同体文化的冲突与交融，个体身份与集群身份的变迁，虚拟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以及其体现出的排他特性都是跨文化交往和传播的实践行为。

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1921—1988）在其1962年出版的《传播》一书中对现代传播和文化共同体构建的问题作出了深入的阐释。威廉斯认为，人类在不同时期存在着某种共同文化经验，今天各种新兴的大众传播媒介代表着共同文化经验。（曾一果，2013: 12）威廉斯将传播视为经验和意图的分享，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关于传播的理论都是关于文化共同体的理论。（章辉，2014: 91）

全球化背景下，人们所接受的文化信息已经远远超越了他们的物理空间，传播技术和运输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人口流动、信息流动。跨地区的文化交流突破了空间对文化的限制，成为跨文化传播的一个主要特征。（单波，2010: 75）因此，跨文化传播与虚拟共同体能够建立起一种共生的关系：虚拟共同体是跨文化传播的主体，跨文化传播是虚拟共同体形成及显现的路径，跨文化虚拟共同体最重要的意义是连接人，他们在互动中建构彼此，形成信任，逐步实现共同目标、身份认同和归属感，最终形成认同后的和谐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