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离散族裔虚拟共同体

1．跨文化传播的新视角：散居海外者共同体

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新视角开始关注双重国家文化空间——过去祖国的文化空间和新到国家的文化空间，“散居海外者研究”逐渐进入研究范畴，并且重点倾斜于互联网媒体。因为互联网是散居海外群体最好的传播工具，散居海外者可以通过这种不受地理约束的传播技术，建立和维护散居海外者的共同意识，在网络的虚拟空间中实现文化的重新本土化，从而使他们在新的居住地依然拥有传播自己民族文化和保持原有民族文化身份的文化空间。移民与东道国成员的相遇形成了多元的文化处境，移民的文化适应策略与东道国的社会成员对移民的文化适应的诉求会在矛盾、冲突中相勾连，因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希望通过文化身份的建立尽量地争取自己的同盟，这是全球化时代下被分裂的文化要素进行组合的方式。（单波，2010: 71-79）跨文化传播研究与其说是建构新的文化，不如说是寻求调适文化差距或文化冲突的策略。（单波，2010: 19）

2013年10月16日发源于美国的华人抵制吉米·基梅尔脱口秀（Jimmy Kimmel Live）节目运动集中展现了美国华人的跨文化冲突和矛盾，以及离散族裔通过新媒体建立起离散族裔虚拟共同体的实践。

2．新媒体社会运动

社会运动的概念是德国社会学家洛伦茨·冯·施泰因（Lorenz von Stein）在1850年讨论大众政治反抗时最先引入的，该词最初所表达的是作为整体的工人阶级获得自我意识和权力的过程。不过，社会运动作为特定词语，其含义在后来的使用过程中一直复杂多变，本书认同：“社会运动是指一个群体为追求或抵制特定社会变革而以某种集体认同和团结感为基础，并主要采取非制度性方式进行的，具有一定连续性和组织性的冲突性集体行动。”社会运动与基于计算机和互联网等技术体系支撑的新媒体相联系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早期，墨西哥的萨帕塔主义者为维护土著印第安人的利益，发起了反抗西班牙帝国主义的“萨帕塔运动”。运动者广泛利用互联网（例如，帮助非政府组织上线），将运动的信息和诉求扩散到全世界，从舆论上争取全球范围内的支持，进而防止政府的大规模镇压，这一事件因此被称为“第一场信息化的游击运动”，并被视为后现代主义革命的象征。此后，世界范围内的社会运动都在不同程度上使用各种新媒体，当下更多地表现为以社交媒体、移动终端为代表的数字新媒体，使公众能够以一种史无前例的方式参与各种讨论，使人们得以广泛地、实时地“共享信息、分享情感并相互支持”。

与此同时，新媒体的出现极大地提升了普通个体组织和参与社会运动的可能性，同时也降低了正式组织在社会运动中的重要性，行动者以个人生活方式为基础形成灵活的政治认同。此外，网络社会本身作为当代最普遍的政治社会化和再教育的工具，使得拥有某种共同经验、特征或者意识的政治人群更容易在网络社会中相遇，形成政治联动体，动员并参与社会运动。

基于这一发展态势，“网络行动（online activism）”作为通过网络或其他新型通信技术开展的抗争性活动，成为当下社会运动发展中的普遍现象。一方面，新媒体社会运动将网络与发生于特定时间、地点的传统抗争活动结合起来，线上的话语表达成为线下行动的动员工具；另一方面，抗争性运动的行动中心亦可在网络虚拟空间，主要包括网上的政治议题讨论、签名请愿、口头抗议、虚拟静坐、黑客攻击等行为，它们可能波及线下，也可能不会。本书中的“新媒体社会运动”是指社会运动行动者借助网络平台和各类新媒体产品所进行的抗争性的集体活动，他们以此表达诉求并实现某种利益目标。在此过程中，线上（议题讨论、签名请愿、抗议声援等）和线下（抗议、游行、政治集会等）的方式可能出现融合的态势，也可能仅存在线上的抗争。

总的来看，新媒体加快并在地域上扩大了关于抗议和社会运动的信息的扩散，降低了信息交流的成本，使人们能够克服空间、时间、身份以及意识形态的限制，从而扩大了社会运动的意义建构空间，使社会运动中认同感的建构不再局限于人际传播、面对面交流的微观情境中，个人或团体自发结成松散的组织，缔造了不苛求“共时”和“在场”就能“感知彼此共享命运”的公众网络，使不共时、不在场的共同体想象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