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族制度的变迁及其问题：婚姻问题和儿童问题

孙本文

一 婚姻问题

婚姻问题为整个家族问题中的一重要方面。婚姻的美满与安定与否，关系于家庭生活的幸福者至巨。西洋家庭问题的严重，其最大原因，实起于婚姻缔结与离散的太过自由。我国婚姻问题之所以引人注意者，亦由于西洋自由风气传播的影响。兹就我国婚姻的缔结与解散二问题，分别讨论之。

（一）婚姻缔结问题

婚姻为男女间正式的结果。据《释名》云：“婚者，昏时成礼也；姻，女因媒也。”《白虎通》云：“婚者谓昏时行礼故曰婚，姻者妇女因夫故曰姻。”《礼记·郊特性》云：“夫婚礼，万事之始也。”“夫妇之义，由此始也。”是知婚姻为男女间经过正式礼节而成的夫妇关系。所以婚姻的缔结，须经过正式礼节，毫无疑义。后世为防止男女间非正式的结合起见，除推行礼制外，并订法律以保障之。所以在法律学家看来，“婚姻乃具备法定要件之一男一女，以终生的共同生活为目的之结合关系”。婚姻即由法律规定缔结的必要条件，乃使之更加正式，不是可以任意结合与离散，这是很明显的了。婚姻的缔结，可就主权、手续、年龄各方面讨论。

（甲）结婚的主权问题。婚姻的主权，依我国旧俗，是绝对属于父母或其他尊长；婚姻的本人，无须参预，亦不能参预。《诗经》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又云：“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是知我国“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肇源于周代。何以古代婚姻重视“父母之命与媒妁之言”？盖古代视婚姻为二姓宗族之事，并非男女双方个人之事。故依礼，成“妇”的仪节，尤重于成“妻”的仪节。凡女未庙而死者，仍归葬于女氏之党，即表示尚未成“妇”。《礼记·婚仪》云：“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可见婚礼不仅为男女个人正式结合，而实为以宗族“承先启后”的必要阶段。换言之，男子结婚，不是为个人嫁“夫”，而是嫁与“夫”姓的宗族为“妇”。从这种立场看，婚姻当然不是男女二人之事，而成为宗族之事。惟其如此，婚姻的缔结，不能不重父母之命。至于媒妁之言，所以重男女之别，而远廉耻。故《曲礼》云：“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币，不交不亲”, “以厚其别也”。又《坊记》云：“故男女无媒不交，无币不相见，恐男女之无别也。”男女的婚姻结合，固须得父母之命。但在未得父母之命以前，必有使男女二姓互相知名者，这就是媒妁的责任。《诗集传》云：“媒，通二姓之言者也。”通二姓之言，使男女得父母之命而结合成婚，这就是媒妁的力量。有媒妁以交通二姓，使成婚姻，自远胜于“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或“自献其身”。古时既然重视男女之别，重视婚礼；自然重视媒妁之言。在这种婚姻制度之下，男女的结合，成为绵延宗族的工具，初不问及男女双方婚姻生活的幸福与否。故凡为子女者，对于自己婚姻的对方，既不相识，又无权可以干预；惟有一听命运的支配而已。这是婚姻主权，完全操诸家长的流弊。

惟在欧美各国，婚姻的主权，大率属于结婚男女的本人。不过年龄太幼者不许结婚，稍长者亦须得家长的许可；惟在某项年龄以后，始可完全自由。在美国凡法律规定范围以内，青年男女，可以自由结婚。法律上对于年龄限制，有相当规定。各州大都规定男子18岁以前，女子16岁以前，不能结婚。男子自18岁以上可以结婚，惟在21岁一起，须得到父母或其他尊长的许可。女子自16岁以上可以结婚，惟在18岁以前，须得到父母或其他尊长的许可。至于男子21岁女子18岁以上，完全可以自由，不必再有父母或尊长的许可。但结婚年龄亦有低至于男子14岁女子12岁者（比如北加罗凌纳州）。不必父母许可的男女年龄，亦低至16岁者（如浮蒙）。要之，无论法律上如何规定，就社会习惯说，青年男女的婚姻，无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谓“得父母的许可”者，事实上只是法律规定的形式而已。固然，在内地农村中，父母对于子女婚姻，仍有很大势力；不得父母允许者，常不能自由结合。但毕竟占极少数的成分。我国自海通以后，此种西洋风气，传入各地；于是婚姻自由之说，渐入人心。凡旧时结婚条件，已不复能约束青年。其中感受尤深者，为知识分子。据潘光旦十数年前的调查，赞成婚姻由本人作主，征求父母同意者，占80.6%。当时已经如此。十数年来，社会风气的转移尤速，其赞成本人作主或取得父母同意者当必有增无减，毫无疑义。但是矫枉过正者，取法欧美极端放任之例，视婚姻为完全属于个人之事，徒逞感情，轻视束缚。其甚者则有背叛父母，脱离家庭，以期达到婚姻自由的目的，然而易合者易离；自由结合者往往继以自由离散。于是昏昏扰扰，使不少有为青年，消磨岁月于此种无意义的自由纷扰中，以毁弃其个人光明的前途。此诚我国近时青年的一大问题。此种趋势，如不加以纠正，则国家民族的前途，殊堪隐忧。

我们必须知道，旧制婚姻，固不尽善，而极端自由的婚姻，亦不完美。一国有一国的历史与国情，一时代有一时代的环境与需要。强使现代中国青年实行旧制婚姻，固有所不可；强国人以完全效法欧美，亦事所不必。近年以来，国内知识青年流行一种偏重自由的折衷式婚姻，即婚姻由男女双方自行决定，再取得家长同意，即可缔结。至于家长同意一层，大都已成为对家长的“礼貌”，借以表示尊重家长的意见而已。事实上，如男女双方，感情成熟，家长即不同意，亦有难以阻止之势。处此情境，凡开通的家长，即不同意，亦惟有表示同意。稍稍固执者，如坚不同意，以致与子女激裂。家庭中即难免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于此，我国现行民法，仿效欧美成规，以年龄为取得家长同意的限制。即婚约必须由男女当事人自行缔结；惟当事人如尚未成年，订婚时须得法定代理人的同意。这样的办法，自可救济子女业已成年而父母不予同意的婚姻，仍不失为一种折衷的意义。总之，这种婚姻缔结的新制，一方防父母兄长的专擅而贻误青年终身的幸福；一方又防青年一时感情的误用而致走入歧途。实在是矫正旧制缺点的一种较善的办法。

但婚姻制度若仅靠法律以维持，似只限于形式方面，至于家庭的精神方面，还在青年对于家庭的意义与功用的正确认识。家庭是社会保育儿童的机关，婚姻更是个人对于社会的义务。从前，社会对于个人婚姻问题，完全不许其参加意见，原有过甚之处；但亦不能谓为完全无理由。现代社会尊重个人意见，使其对于自己婚姻，有选择决定的余地，不过分强人所难，可谓深具苦衷。个人决不能因此误认为婚姻完全属于个人的情感问题，反忘其严重的意义。婚姻的离合，若视同儿戏，即使在个人方面视为无足轻重，而在国家民族方面看来，乃为一种莫大的损失。我们应该视婚姻的缔结为终身的束缚，故应极端慎重于结合之初。而视婚姻的解散为万不得已之事，非至山穷水尽无可挽回之时，勿使婚姻呈破裂之象。这不仅为家庭的安全幸福计，实为国家民族的安全幸福计。

（乙）结婚的手续问题。上面仅论婚姻的决定权，现在进而研究婚姻如何成立。就婚姻的起源言之，在草昧初开之时，婚姻恒成于掠夺，谓之掠夺婚（marriage by capture）。至今澳洲美洲的土人，仍有行此俗者。我国古代如商纣伐有苏氏，以妲己归，论者谓有掠夺之嫌。《易经》“匪寇婚媾”句，以寇与婚媾同称，亦有掠夺之意。《说文》谓：“礼、娶归妇以昏时，故曰婚。”娶婚必以昏时行礼，疑掠夺以昏时为便，可乘女家不备。后世因而未改，故必以昏时行礼。此婚姻之名所由生。要之，掠夺婚，为成婚的最简单形式。其次，有所谓代价婚，计分为交换婚（marriage by exchange）、服役婚（marriage by service）与购买婚（marriage by purchase）三者。今交换婚尚见于澳洲和梅伦尼西亚，服役婚尚见于南美土人，购买婚尚见于北美与非洲土人。我国古代，虽尚无确实史迹可以证明，但间接亦可推断。近人谓：“西周之初，迄于春秋，姬姜两姓世为婚姻。”即为交换婚姻的痕迹。又“秦策谓太公望齐逐夫，则或由姜姓一部族之服役婚俗演变成赘婚一事，亦未可知”。至于“伏羲制嫁娶以俪皮为礼”，或即为购买婚的滥觞。及至婚礼既行，而后始有聘娶婚。《礼记》内则谓：“聘则为妻”。男子因聘而娶，而后婚姻成夫妇定。我国古时，婚礼极为郑重。《礼记·昏义》谓：“敬慎重正而后亲之，礼之大体，而所以成男女之别，而立夫妇之义也。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礼者礼之本也。”婚礼的程序，有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瑞，谓之六礼。乃周代制度。自汉迄于南北朝，帝王立后，皇太子立妃，皆无亲迎节目，士庶人婚礼并问名于纳采，并请期于纳征，是六礼仅存其四。朱子家礼并且纳吉于纳征，则仅存其三。明洪武时期令士庶一遵朱子家礼。至前清又加入成妇成婿之礼，细别为九。要之，我国婚礼程序，大致不出乎《礼记·昏义》及《朱子家训》所示的范围。晚近以来，婚礼程序，更趋简单化，通常只分为订婚与结婚二事。订婚为婚姻的预备，结婚为婚姻的完成。以六礼言，则纳采问名纳吉纳征乃为订婚，请期亲迎乃为结婚。自欧化传入以后，自由婚渐见流行。婚姻的成立，不因媒妁，不因娶聘，而由友谊结识。凡年龄相当的异性朋友，如双方情意相投，志同道合者，得自由结为夫妇。所以婚姻手续更趋简易。六礼之名不复存在；结婚礼节，已无亲迎。仪式虽未必完全欧化，而已采取西洋婚礼格式，毫无疑义。昔时称为文明结婚，近已成为流行方式。政府尚未颁布全国统一的婚姻礼节；而社会流传，已大致趋同，然亦有少数青年，厌弃繁文；不行仪式，号曰“同居”。一经登报，婚姻自成。如此结婚，手续固易，但未免太欠郑重。古时对于婚礼，“敬慎重正”，未始毫无理由。总之，结婚礼节，不应太趋繁琐，但亦不应一举而尽废之。轻易结合，殊非慎始慎终之道。所以著者希望政府应从速颁布简单而郑重的婚礼，使全国推行。凡男女结合而不正式举行婚礼者，是违背民法的规定，依法婚姻不能成立，民法上此种规定，确系表明婚姻缔结应该郑重谨慎的意思。这种以社会礼法约束男女的结合，实是维持社会秩序、增进社会幸福必不可少的过程。

关于自由婚姻由友谊结合一层，在目前的我国，值得加以研讨。在欧美国家，大多男女社交公开，且男女教育大致平等，故男女青年结识的机会甚多。每一青年常有异性朋友数人，选择配偶，自较为容易。故自由婚姻行之自无困难。至于我国，在知识阶级中，自由婚姻，已成为一致的趋向。但社会状况，似尚不能完全适应需要。第一，关于社交一层，即在知识阶级中，亦尚未能完全公开，其他一般社会更无论已。此由数千年来“男女授受不亲”的礼数，人人甚深。一旦揭破藩篱，亦难纯任自然，行之若素。以现时情势推断，在近一二十年之内，此风尚难完全欧化。惟其如此，所以男女青年社交的机会甚少。第二，关于男女教育一层，原则上固已完全平等，但实际上则女子入学者，远不如男子之多。据近年中小学及专科以上学校统计，男女学生的分配如下：

据此，则小学中女生和男生之比，约1与9；中等学校中约1与4；专科以上学校约1与9。学校中男女生数目如此不平均，即使在高中以上实行社交公开，亦不足以解决青年婚姻问题；而况从教育的立场说，中等学校中绝不宜提倡男女社交乎。如此则自由婚姻制在目前的我国，尚不能推行顺利，毫无疑义。惟在一般知识青年的心目中，则非自由婚姻，不能满足其欲望。若父母代劳为子女聘娶，在现时社会已成为“徒劳无功”之事；倘勉强行之，徒滋纠纷而已。在此种社会状况之下，青年人对于婚姻问题的烦闷，可以推想而知。

著者以为中国迟早必完全推行自由婚姻制无疑。惟在目前过渡时代，为补救社会状况的缺陷起见，宜推行一种制度以调剂之。此制度为何？即所谓友谊介绍制是也。男女青年已达相当年龄时，可由父兄、师长，或学友等介绍异性青年为朋友，作纯粹友谊上的交际。经过相当时期友谊上的交际，如果双方感觉情意相投，志同道合，即可进而议及终身大事。如果不然，双方各自另觅配偶，而仍不失为朋友。我们必须知道，近代自由婚姻有一基本原则，即婚姻的成立，完全基于双方感情。若有一方感情不洽，决不可出于勉强。盖婚姻当计及终身。在自由婚姻制之下，从未闻以勉强求婚而能“白头偕老”者。所以每个青年，必须抱一开明态度；深切明了自由婚姻的基本原则。如果一方感情不洽，即宜坦白放弃求婚思想另觅友谊的介绍。著者以为此种友谊介绍制，甚合现时的需要。社会上似应加以提倡，以解决现时青年对于婚姻的烦闷问题。有青年教育之责者，尤不可以忽视。

尚有一言须补充者，此种友谊介绍制，仅是友谊介绍，而非婚姻介绍。不过此种友谊往还中，可以进议婚姻，予青年以自由选择的余地，与介绍婚姻者迥不相同。故友谊介绍制为目前中国推行自由婚姻制的辅助制度，而非婚姻制度的本身。将来社会状况进步时，此制当不废而自废。

（丙）结婚的年龄问题。男女青年结婚，究以何年龄最为适宜？这也是婚姻问题中一个重要问题。就理论说，结婚最适当年龄，应视生理发育与社会需要双方情形而定。就事实讲，应从个人经济能力，家族态度，社会习俗等因素而定。从生理发育方面观察，结婚年龄，不宜太早，亦不宜太迟。但最适当年龄亦殊难一致，须视个别发育情形而定。大致女子发育较男子为早，这是生理的事实。我国古代有“男子十六通精，女子十四而化”之说，与事实，或相差不远。现行民法规定：男未满18岁女未满16岁者不得结婚，是根据生理发育的事实，略参酌社会情况而定。但此，仅指最低合法成婚年龄而言。实际上或尚有迟早不同。古时大率“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这是当时礼制规定的结婚年龄，不过表示一种标准而已。《家语》云：“哀公曰：男子十六通精，女子十四而化，则可以生民矣。而礼必三十而有室，女必二十而有夫也，岂不晚哉？孔子曰：夫礼言其极，不是过也。男子二十而冠，有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许嫁，有适人之道。于此往，则自昏矣。”是所谓三十二十不过指示一种标准，实际还可以稍有出入。据近人调查我国农村结婚年龄状况，男子最大多数在30岁以下，女子最大多数在20岁以下。可见近代人，比之古时，已属早婚。兹摘录各地农村结婚年龄分配表如下：

观此表可知，男子结婚年龄，最大多数是在18岁至22岁之间，占总数的54.74%。女子结婚年龄，最大多数是在16岁至19岁之间，占总数的55.73%。男子最早者仅13岁。但在13岁至17岁者只占9.34%, 23岁至39岁占35.91%。女子最早仅12岁。在12岁至15岁者占15.28%。在20岁至32岁者占28.98%。再简单说，普通情形，男子结婚在19岁与21岁之间，占39.71%；女子结婚在17岁至19岁之间，占46.36%。这大概可以代表近时普通社会结婚年龄的一般趋向，固不仅代表农村已也。惟有在知识青年，似有延迟婚姻的倾向。据潘光旦氏调查，结婚年龄，大多数青年赞成女子20岁以上，男子25岁以上。其详如下。

大概一半知识青年，多抱向上的志愿。所以在大学未毕业前，除家庭特殊情形者外，大率不愿结婚。以现行教育制度而言，自6岁入学至22岁大学毕业。是在22岁以后，始可考虑婚姻问题。若欲谋个人经济的独立，又非做事二三年不可。如此，非至二十四五岁，个人学业已有相当成就，经济能力已可独立，则大多数慎重有为的青年，不愿意贸然结婚，以妨碍个人学业与事功。但结婚年龄过于延迟，亦不相宜。一则妨碍生理的正常发育，二则影响于社会的性道德。故就一般情形言，除依法定成婚年龄为最低标准外，还应参酌个人志向与经济能力，以及家庭情况而定。大体说来，女子以23岁左右，男子以25岁左右最为相宜。

（二）婚姻的解散问题

上面我们已经约略把婚姻的缔结问题，就主权、手续、年龄三方面讨论过了。现在进而讨论婚姻的解散问题。

婚姻的解散，通常称为离婚。离婚应为婚姻的变态，而非常态。夫妇的结合，原应是永久的。“白头偕老”，乃是婚姻的常规。每对夫妇，当其缔结之初，决没有想到将来竟至离婚。所以离婚是婚姻生活的破裂，是夫妇间的一种不幸的遭遇。即使离婚极盛的国家，离婚已成为司空见惯的事，但毕竟还是一种变态现象。因此，已婚的夫妇，不幸而至于离婚，使家庭生活，突然发生破裂；这当然是家庭中的一种严重问题。欧美离婚问题的严重，我们已在上章第二节中叙述过了。至于我国离婚问题，事实上并不严重。不过既然是家庭问题的一重要方面，亦应加以适当的讨论。

（甲）古代的离婚。在未讨论现代离婚问题之前，且一述古代离婚的情形。我国古代离婚谓之“出”，亦谓之“去”。所谓“七出”者，即古时以七事离婚的意思。《仪礼·丧服》“出妻之子为母”疏云：“七出者，无子一也，淫泆二也，不事舅姑三也，口舌四也，盗窃五也，妒忌六也，恶疾七也，天子诸侯之妻无子不出，唯有六出耳。”《家语·本命》解同。《大戴礼·本命篇》谓之“七去”，其顺序与《仪礼》略异。原文云：“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而《公羊解诂》更加以解释。其言曰：“无子弃，绝世也。淫泆弃，乱类也。不事舅姑弃，悖德也。口舌弃，离亲也。盗窃弃，反义也。嫉妒弃，乱家也。恶疾弃，不可奉宗庙也。”观此可知，我国古代婚姻，重“治家传统”；离婚亦然。“七出”之中，关于治家传统者有六，而关于夫者仅一。无子与恶疾出者，为传统之故。不事舅姑、口舌、盗窃、妒忌出者，为治家之故。仅有淫泆出者关涉于夫妇的感情；但亦不仅关涉于夫妇，盖淫泆亦为治家传统所不容。可见古代离婚的原因，全为治家传统而非为夫妇间感情意见或品行。所以即使夫妇间感情如何不协，只要父母所悦，不能离婚；反之，即使夫妇间感情如何融洽，只要父母不悦，即应离婚。《内则》云：“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妇之礼焉，没身不衰。”这是我国古代家族主义的婚姻制度必然的结果。东汉末，“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乃作《孔雀东南飞》一长诗以记其事。这是离婚不重夫妇感情的一个好例。

（乙）近代离婚的起源。古代七出之制，至后代亦无大改革。唐律有七出、三不去、义绝的条文；明代因仍旧贯，清代亦无大增损。及清末以来，西洋婚姻自由之风，传入中国，于是在一部分知识阶级中颇有受其影响者，因而对于婚姻的态度，突生变化。辛亥革命以后，教育日见发达；个人主义与自由平等的思想，亦日盛一日。因此，妇女解放与婚姻自由等口号，甚嚣尘上。五四运动后，妇女问题婚姻问题等，已成为一般知识分子讨论的对象。当时如《新青年》、《家庭研究》、《时事新报》的《学灯》以及《妇女杂志》等刊物，尤宣传自由思想。于是由思想的探讨，进而影响于实际的婚姻生活，乃发生初期离婚运动。在此离婚运动的初期，实际上影响最大者，为青年学生。而最受牺牲者为此类青年学生所娶的旧式女子。因为彼时青年学生之已婚者，大率系旧式婚姻的结合；纯粹系自由结合者，必居绝对少数。但既受西洋风气的鼓荡，青年们自然感觉对于自己的旧式婚姻不满。于是这种旧式婚姻的离婚问题，遂层见叠出。但这种现象，约经过十年的时期。到了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以后，已渐渐的少见。这因为凡可以离婚的人，多已离婚。虽不满意而未离婚者渐渐亦不复注意。至此，社会风气，已渐开通，凡年事较幼的青年，婚姻的缔结，渐趋于自由。故凡从前旧式婚姻的离婚事件，已不如往年之盛。近年知识分子的离婚事件，更日渐减少，已不复引人注意。至于都市中一般社会的离婚，似已成为风气；虽未见十分严重，亦殊足引起社会的注意。（丙）近代离婚的状况。我国尚无全国离婚统计，上海市自民国十七年以来对于离婚案件，有较详的统计。兹将该市历年离婚案件数列表如下：

上海可以作为大城市的代表，上海如此，其他城市，亦可推想。至于各省中有离婚统计的，应推山西省。山西自民国十年至十四年有极详的统计。其五年中离婚案件数，列表如下。

就以上两种数字观察，可知上海离婚案件以十九年为最多，计有853件。其次为十八及二十两年，均在630件以上。若以此数年统计推论，上海每年约有离婚案六百数十件。以全市人口350万计，约每一万人口中有离婚案一件或两件。至于山西省，以民国十年为最多，计有2129件，次为十一年计有1367件。最少为十二年亦有959件。平均计算，每年约有1500余件。以该省人口1100余万计，约每一万人口中有离婚案一件至两件。此与上海市统计的比例，若合符节。这因为山西的统计，亦只限于城市。故上列两种统计，相差不远。可见此种统计，似不能代表乡村，即不能代表全国。但亦约略可以推见我国离婚的状况了。

（丁）离婚的原因。据现行民法的规定，除夫妻愿离婚者外，凡夫妻的一方，欲向法院请求离婚，须合于下列十项情形之一。

一、重婚者。

二、与人通奸者。

三、夫妻之一方，受他方不堪同居之虐待者。

四、妻对于夫之直系尊亲属为虐待，或受夫之直系亲属之虐待，致不堪为共同生活者。

五、夫妻之一方，以恶意遗弃他方，在继续状态中者。

六、夫妻之一方，意图杀害他方者。

七、有不治之恶疾者。

八、有重大不治之精神病者。

九、生死不明已逾三年者。

十、被处三年以上之徒刑，或因犯不名誉之罪被处徒刑者。

凡此各项理由，均属于客观具体的事实。但实际上婚姻的破裂，尚有重要主观的原因，如所谓感情恶劣，意见不合等。而婚姻生活，原属情意相投的结合。若果感情破裂，即使无客观具体的事实，亦难有圆满的家庭生活。故法院判决离婚案件，亦常斟酌实际情形。我国近时离婚统计，大致根据法院记录，间亦有参入报章记载者。据各项统计所列重要离婚原因，不外意见不合、遗弃、外遇、虐待、不道德行为、疾病、经济压迫、卷逃、重婚、旧式婚姻等项。兹先述上海市民国十八年至二十一年离婚原因的百分比如下。

观上表，可知就四年平均看，以意见不合占最大多数，即78.68%；除对方不道德占7.68%意外，其余各种原因，均在3%以下。所谓对方不道德，是指夫或者妇有荒淫的行为，若并外遇计之，则约占9%，是亦一重要原因。至于遗弃与虐待，合计亦占4.09%。再次为旧式婚姻，占1.05%。凡此五项为上海市离婚的主要原因。我们再就广州、天津、北平、成都四市比较之，则知与上海情形，颇不相同。兹将四市各项原因的百分比列表如下。

观上表，知广州、天津、北平、成都四市，离婚的原因，以虐待为最多。平均几占三分之一。广州以行为不端为第二，占17.1%，意见不合为第三，占12.8%。其次为遗弃与重婚，占11.4%和7.8%。天津则意见不合占次位，计14.3%，再次为行为不端及疾病，各占10.7%。北平以行为不端为次位，占13.0%；再次为意见不合，占8.1%。成都以重婚为次位，占14.3%；行为不端即纳妾通奸为第三位，占10%。这是以上四市的大概情形。我们如与上海市离婚原因统计比较，即可发见其颇不相同。其不同的原因，大致由于材料来源的不同。据一般趋向，凡经法院判决的离婚案件，率多由女方提出；其主要原因恒为虐待与对方不道德。而凡经登报声明离婚者，多由双方同意；其主要原因恒为意见不合。例如上表所列成都市离婚原因系据法院判决案件，而同时期内根据登报声明的离婚案件，其原因便不相同。

观此项统计，与上海市统计甚相近，可见上海市统计离婚原因以意见不合为最多，或由于采用报章材料较多之故。而天津、广州、北平等市则仅采用法院材料，故与成都法院统计相近。

此外我们再引山西省离婚原因统计，与以上各项比较。山西省自民国十年至十四年，共计离婚案件6521件，其各种原因的分配与百分比如下。

观上表，知山西省离婚原因，以夫妇不和为最多，占43.4%；此即上海市所谓意见不合。其次为生计艰难，占39%。再次为不守妇道，占4%，对方染习嗜好，占3.5%，对方疾病占3.4%。以上海市相较，则意见不合者减少35.3%；而经济压迫增38.1%；此项原因，山西与上海几成38与1之比。山西婆媳不睦一层占1.4%，此为上海所无。而上海有卷逃一层，占0.43%，为山西所无。这约略可以看出上海与山西离婚原因不同的状况。上海可以代表大都市而山西可以代表内地城市。就简单统计说，亦可以推测全国离婚原因的大概。

（戊）离婚的主动。就离婚的主动说，有些原因必定由男方发动，譬如不守妇道是。有些原因大都由女方发动，譬如重婚、遗弃、虐待等是。还有些原因可由男女双方表示如意见不合是。（其仅由男方或女方提出者亦颇不少）但实际情形，又颇有不同。据《民法》“亲属编”，离婚分为两种：一为夫妻俩愿离婚，一为夫妻之一方向法院请求离婚。凡夫妻俩愿离婚者自行离婚，则离婚出于双方同意，甚为明了。至夫妻之一方请求离婚者，其主动或为夫方或为妻方，须视其实际情形而定。而法院方面，对于离婚案件，除驳回及判决离婚外，又有所谓和解离婚。凡原被告双方经法官的调解，自愿和平解决，不再依法律规定手续，仅由双方协议，书立离婚契约。此种协议离婚，其主动常视为双方同意。所以就一般论，离婚主动，不外男方，女方，及男女双方三种。兹就上海、天津、广州、北平、成都等市，及山西省离婚主动状况分述之。上海市十八年至二十一年主动者百分比如下表。

观此可知，上海市离婚案的主动者以双方协同者居最多数，占70.18%。男方或女方提出者均不过15%左右而已。若分年言之，二十年及二十一年由双方提出者尤多，竟占全数82%以上。兹再就广州、天津、北平、成都四市状况比较如下。

据此表始知广州、天津、北平、成都四市，离婚的主动者以女方为多，天津最多，达85.7%，成都次之，达82.9%，广州次之，达77.2%，北平再次之，亦达66.1%。除广州与成都外，余均无双方协议者。此与上海大不相同的地方。上海方面，双方协议者竟占70%以上。北平、天津、广州、成都之所以女子主动者居多由于男子虐待、遗弃及行为不端的案件多之故。再就山西省自十年至十四年的状况述之。

观上表知山西省离婚的主动者以双方协议者为最多，居71.5%，此点与上海市情形极相似。至男子主动者占17.6%，女子主动者占8.4%，亦与上海相差不远。惟尚有“劫离”与“背离”二者，为他处所无。所谓“劫离”或系因被劫而离，“背离”系遗弃而离，既非协议，又非判决。

（己）离婚的挽救与避免。从上述关于离婚的现状、原因、主动等方面看来，约略可以知道我国离婚的情况。我们现在讨论离婚的预防与挽救，可分三种情形观察：一为农村社会的离婚，二为一般社会的离婚，三为知识分子的离婚。

山西省的状况，可以代表大部分农民小部分工商业界的离婚现象。大概农地农民阶级，全是旧式婚姻，毫无疑义。所以结果“夫妻不和”便是离婚最大原因，竟占全数43.4%。其次主要原因为“生计艰难”，亦占39%。这是农民阶级生计困苦的一部分结果的表现。这两种原因，占全数的82.4%；可见农村社会中农民离婚，其主要原因，不外由旧式婚姻发生的夫妻不和，及因生活困难而致受经济压迫。其他原因，均非重要。所以讲到农民离婚的挽救，是在一方面改良婚姻，一方面改进整个的农村生活。除整个农村生活的改进，有赖于全部生产事业的发展，非此处可以评论外，关于改良婚姻一层，内地农民及工商界的旧式婚姻，与一般知识分子，略有不同。农村社会中“童养媳”的风气颇盛。有男孩的家庭，到相当年龄，而收养一“童养媳”。一则可以帮助家中料理家务，有如婢女然；二则俟男孩成年时，即为之结婚；可以省去种种婚姻繁文与费用。所以“童养媳”是婢女的变相，并且是贫困社会中的一种特殊产物。“童养媳”惯受姑的虐待，这是内地社会所习闻的。以“童养媳”在家庭中地位的低劣，待遇的苛刻；在成婚之后，夫妻间感情，及夫对妻的态度，亦可推想而知。我们尝习闻农村中“童养媳”在婚前婚后逃亡的事件。所以童养婚绝非美满的婚姻。江、浙一带农村中，约有10%的家庭，是有已婚或未婚的“童养媳”。以此推论内地，“童养媳”自必不少。“童养媳”婚姻，夫妻感情融洽者固必甚多；加诸农村社会，礼教极严；农民知识极浅，风气闭塞，可以使农村婚姻不致破裂，而童养媳自亦不能例外。山西省离婚案件中有多少属于童养媳，虽不可考，但以一般情形推论，所占成分必不甚少。何以山西农民离婚较多？是否由于“童养媳”关系？我们无从臆断。但童养婚既不是美满婚姻，自有离婚的可能。所以我们对于农村婚姻的改良，首先应注意于“童养媳”制度的改革。至于普通婚姻，完全为旧式媒妁型婚姻，其应加改革，自不待言。不过农民知识既浅，尚未受都市中轻视婚姻束缚的影响，新式自由结婚的风气，一时犹难推行。所以望农村教育发达后，农民知识渐增，风气渐开，亦必能随知识阶级而日趋于自由了。

上海、广州、天津、北平、成都等处的状况，可以代表一般社会的离婚现象，这是包括中下级工商界及一部分自由职业者而言。其离婚的最大原因，不外“意见不合”与“虐待”二者。这是心理与社会的因素，而非经济的因素，意见不合似尚属一种合理的表示。至于“虐待”则可表明中下级工商界教育低浅者粗鲁的举动。以我国城市中社会状况言，除高等工商界及自由职业者外，其余大率属于旧式婚姻。惟其旧式婚姻，而又缺乏教育，往往出于虐待一途。大概自由结合的婚姻，必少有出于虐待者。总之，“虐待”与“意见不合”多可表明旧式婚姻不圆满的结果。补救之道，端在提倡父母同意式的自由婚姻。在法律范围之内，受父母的监督指导，以完成其婚姻；这当然可以减少虐待与意见不合的因素，因而可以减少离婚。在中下级工商业界，婚姻的自由缔结，虽尚未通行。但若风气一开，流行必速。这全在乎有志改良婚俗者的倡导而已。

至于知识分子的婚姻，就现状论，在城市中者大率自由婚为多；在内地市镇与乡村大率媒妁婚为多。他们的婚姻在近年以来，已较为安定。即使发生破裂，大抵不经过法律手续，两愿离异，而以双方协议解决之。其中有经过登声明的手续，两愿离异，而以双方协议解决之。其中有经过登报声明的手续者，亦有邀请律师证明登报声明者。故若以法院记录为根据的离婚统计知识分子成分较少。这是研究现时离婚问题者，不可不注意的一种现象。

知识分子离婚的原因，大致以意见不合为最多。其中恐有半数属旧式婚姻，其余是自由结合者；其离异大多出于协议。于此，我们有二点建议，以期避免离婚的发生。

第一，为态度的转移。夫妇意见不合，完全是双方态度各走极端的结果。但态度岂不可以转移？我们如认定，家庭以安全为上策，那末应使离婚逾少逾好。因为家庭是国家民族的基本单位；家庭安定，即为国家民族安定的基础。如认定应使家庭安定，那就应该忍受家庭的小痛苦，以保全国家民族的大利益。况且此所谓忍受痛苦一点，似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夫妇间的意见不合，非不可和解的，其关键在双方忍耐，双方谅解。如大家认定，此种谅解是必要的，此种忍痛是必须的，那末，忍小事以全大事，亦易解决。所赖全在各人自己的态度，如态度坚决，无所不可。

第二，为婚姻的慎重。于此尤须注意的，婚姻的缔结，应慎重于结合之初。既经结合，应始终防止裂痕的发生，应常常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理，以处夫妇之间，而后婚姻始可永久。否则在结合之初，只重一时的感情，未能顾及对方的性情、品行、学识、志趣等，随后必定易于发见对方的缺点，而至不满。所以婚姻之应该慎重，实为家庭安全的必要基础。

但是，若欲养成一种婚姻慎重的态度，实现一种家庭安定的意思，其关键全在教育。只有教育的力量，始可使家庭与婚姻趋于安定。只有教育始可消弭。这种见解，未必为时贤所赞许，但著者却深信不疑。

二 儿童问题

儿童为家庭绵延继续的主体，是民族繁衍发达的根本。所以儿童问题，不仅是家庭中一重要问题，亦即国家民族一重要问题。因为对于儿童，缺乏适当的教育与养护，足使整个社会的进步，发生阻力，这是何等严重的社会问题。

从社会的立场说，儿童问题的主要方面有二：即一儿童教养问题，二儿童救济问题。前者为对于普通儿童的正当保育问题，后者为对于不幸儿童的适宜补救问题。兹分别论述如后。

（一）儿童教养问题

据近时社会学家言，家庭的基本功用有四：即一、为男女正当的结合，二、为子孙繁衍，三、为儿童的教养，四、为家人正常社会生活的中心。而四者之中，儿童的教养，实占极重要的地位。儿童的教养，通常分为家庭教育与家庭养护二者。

（甲）家庭教育的重要。据行为心理学家华生（Waston）的意见，一个人的人格，“只是所有各种习惯系统的最终产物”。这所谓习惯系统，包括通常所称思想、行动、情感一切心理特点。所以照华氏看来，一个人的思想、情感、品性、动作等，都是后天养成的习惯系统。他说：“我们各个的人，所以有的做伐木者，做引水者，有的做外交家，又有的做盗贼，或商人，或有名的科学家，那实在都是出生以后的原因所促成的。”由此可见，我人人格的养成，环境影响，实有全盘控制的力量。而在这环境控制力量中，幼年时期，实最重要。华氏说：

 

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其人格变动比较最快的时期，是在于幼年时期；因为在这个时期，各种的习惯模型，都正在养成之中，正在成熟之中，正在变动之中。

 

在幼年时期，尤其是在初生数月以至数年之内，所受环境影响最深。近时社会心理学家甚至谓初生二年以内，是每人人格基本原素决定时期。此虽未可完全取信，但初生数年内环境影响极端重要，是无可置疑的。许勒尔（Shiller）在《儿童训练》一书中，分人生的教育为四期：

 

甲、由初生至二岁半为第一时期——习惯时代

乙、由二岁半至七岁为第二时期——服从时代

丙、由七岁至二十一岁为第三时期——自重时代

丁、由二十一岁以后为第四时期——自导时代

 

许氏说：

 

在第一时期中，儿童之理想，尚未备具，吾人更宜设法以养成其善良之习惯。第二时期中，儿童略能领悟长者之命令；养成其德性之法，当以服从为入手。在第三时期中，其心灵及自持之能力，均已益加发展，吾人当取自重主义，以为训练之方针。至于第四时期，自然是自主之时期矣。虽然若欲养成良好之习惯。即第二三四时期中，仍在继续进行中也。第三四期中，仍须保持其服从之旨，而第四期完全为自重之过渡期。

 

依许氏的分期看来，第一第二时期，为家庭生活时期；第三时期为学校生活时期；第四时期为职业生活时期。而人生品格陶冶的最重要时期，即在第一第二两时期。可见家庭生活实为人生最重要的关键；而家庭教育对于儿童品格的陶冶，至关重要。

家庭生活与家庭教育，关系于人生既如此重要，故家庭环境状况，实足左右人生的前途。在何种家庭中产生何种子弟，养成何种人物，虽不能说完全一定，但确有相当可能性。我国俗语谓：“膏粱中无子弟，藜藿中有完人。”已见到家庭环境的重要。自来优生学家的错误，似在只注意于遗传因素，而太忽略环境的因素。所谓“龙生龙，凤生凤”；所谓：“人类特质依家庭流传（Human traits run in families）”；只是偏重生物遗传方面的因素。就彼等的引证看来，似乎亦都是言之成理。但是从最近心理学极端重视幼年时期人格养成的基础，教育学家极端重视幼年时期品性陶冶的关系，以及社会学家极端重视社会环境对于人类行为的影响等等来看，这所谓“龙生龙、凤生凤”，或即是“龙”的家庭环境中，才产生“龙”的子孙，“凤”的家庭环境中，才产生“凤”的子孙。所谓“人类特质依赖家庭流传”，或即是人类特质随家庭环境的状况而流衍传递。此中关键，向来生物学家优生学家归因于遗传者，今以行为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家的发达，已可很明确地归因于社会环境。这种解释，并非否认遗传，或抹煞遗传；只是视社会环境“特质”形成的“总因”，为“特质”的“造成者”，如此而已。更以最近生物学家对于遗传势力的怀疑，以及环境影响的重要看来，足证此种见解的无误。

社会学家派克（Park）谓：“人非生而成人。”（Man is not born human）只是在与他人共同生活时，始渐渐养成人的特性。诺儿士（North）也说：“儿童非生而成人；生时只是一种成人的可能性。经过了固有冲动与他的社会环境的交互作用，才成为人。”诺氏并谓：“世间除家庭外，无其他机关，能把社会环境中大部分的因素达于儿童。”“陶冶人格最重要的势力，是在家庭中的表现。”

以上说明三点：

（一）每个人的人格特质——种种习惯系统，种种思想、情感与动作，都是出生以后在社会环境中渐渐养成的。

（二）人格特质的最重要的基础，是在初生以后数年以内形成的。

（三）因此，家庭生活对于个人人格特质的养成，与人生前途的发展，极关重要。

兹再以近时研究家庭环境与儿童行为的实际状况证明之。

美国推孟（Terman）教授尝研究天才儿童与家庭生活的关系，根据犯罪学家威廉士（Williams）所定的家庭环境分级表（Scale for Grading Home Conditions），比较天才儿童、普通儿童与犯罪儿童所受家庭影响的特点。威廉士分家庭环境为五大项。

一、家庭生活供给品的充足与否

二、家庭内事物布置的整洁与否

三、家庭分子的多寡

四、父母本人的状况

五、父母对于儿童教养的优劣

在每一项状况中，又分为五等，最优者定为5分，次为4分，次为3分，次为2分，最劣者为1分。其特别优良者定为6分特别低劣者定为0分。如是，根据每一家庭的实际状况而定分数；分而计之，即得一家庭环境的总状况。此种计算，虽未尽正确，但为比较起见，颇可以看出各种家庭的情况。推孟氏比较三项儿童的家庭情况所得分数，列表如下。

观上表，可见犯罪儿童的家庭环境，从任何一项看来，均不及普通儿童与“天才”儿童；而尤在父母教养一项。是可知家庭中缺乏父母教养，对于儿童的犯罪行为，甚有关系。再就父母状况一项看来，犯罪儿童的家庭，均不及普通家庭与“天才”儿童的家庭甚远。所谓父母状况，即指父母的教育职业性情，才能及生活情况而言。可知父母状况较差的家庭，其儿童易陷于犯罪。至于“天才”儿童与普通儿童的家庭状况，虽不如犯罪儿童相差之远；但亦每项见胜。尤其是关于父母教养一项，二者相差，较为显著。我们如将五项中的前三项视为家庭中静的环境，后二项视为家庭教育；则可见家庭教育对于犯罪儿童、普通儿童与“天才”儿童的化分，关系尤为密切。质言之，缺乏家庭教育的家庭，其养成犯罪儿童的可能性较大；家庭教育较优的家庭，其养成“天才”儿童的可能性较大。

从上讲来，可知家庭环境与家庭教育，对于儿童习惯与品性的陶冶，极关重要。犯罪儿童、普通儿童与“天才”儿童的形成与划分，其关键全在于此。

更以社会心理学家的意见证之，社会上领导人才或伟大人物的养成，与其家庭状况，有密切关系。杨京伯（Kimbal Young）谓：“家庭中统御或服从的影响，对于领导人才发展的趋向，表示显明的作用。父母鼓励儿童自显于他人之前；称扬他们的智力、与他们的领导才能，都有很大影响。所以许多儿童的自显性格，是社会上养成的。不仅父母与亲属辈的切身影响，可以养成领导人才；就是家庭中过去领导的传说，与历代家庭中著名人才的叙述，亦可发生影响。”

我们看历代有名人物的传记，可以见到他们大多数是有极好的家庭环境与家庭教育。相传的孟母断机、欧母画荻，尤见得家庭教育的特别优良。至于以幼年聪慧著名的曹冲司马光于谦之类，其家庭环境与教育的优良，亦可推想而知。

总之，家庭生活与家庭教育对于儿童习惯与品性的养成，有重要影响；而与儿童将来的成就，尤有密切关系。

（乙）我国家庭教育的疏忽。家庭教养，通常可分为两方面：一为儿童习惯与品性的陶冶，二为儿童健康的保护与指导。前者称为家庭教育，后者称为家庭养护。二者对于儿童，实有同样的重要。我国因为教育尚未普及，一般家庭对于儿童的教养，素不十分注意。除大部分只是家庭尚能注意于儿童的行为与健康外，其余无数的中下级社会的家庭，大都对于儿童缺乏适当的教养。如此疏忽的结果，凡能入小学受教育的儿童，便加学校教育以双重的责任：一方面予儿童以正式学校教育，一方面尚须矫正或补救儿童家庭教养的缺陷。如何以最经济最有效的方法，达此目的；这正是我国现时小学教育一个重要问题。

关于我国家庭教养忽略的结果，在儿童的习惯与品性方面，究有若何影响，尚难有具体的陈述，惟在健康方面，则颇有事实可据。

第一，从婴儿死亡率观察。大概幼童的年龄愈低，其健康的程度愈关重要。所以婴儿死亡率的高下，常与其出生后月数的多少为比例。出生的日月逾少，死亡率愈高。近数十年来，欧美各重要国家的婴儿死亡率，俱一致有降低的趋向。至于我国因中下级社会大都未受教育，不讲究营养与卫生，而又常受经济压迫，生活困难；婴儿死亡率自必较高，全国尚无全国死亡率统计，兹据南京、北平、上海、广州及威海卫五市死亡率分配统计。与美国比较，以见一斑。

观此表，可见我国城市中1岁以下婴儿死亡人数，占全体死亡人数19.0%; 1岁至4岁死亡人数，占全体18.9%；含计5岁以下死亡人数占全体37.9%。若与美国比较，则在1900年时，白种人婴儿死亡占20.7%，虽比我国为多，但5岁以上儿童合计占30.1%，比我国为少。就1930年言，美国婴儿死亡情况，远较从前进步。1岁以下死亡人数仅占9.1%, 1岁至4岁者仅占2.8%；合计5岁以下死亡人数，亦不过占全数死亡人数11.9%。是我国5岁以下儿童死亡人数，在全体死亡数中的比例，竟三倍于美国。

以上系就各年龄组死亡人数的百分比，观察儿童死亡情形。兹再就各国实际婴儿死亡率比较，以见我国婴儿健康状况。

按上表中关于我国婴儿死亡率275之数，系根据陈达教授的估计。陈氏据近年国内各方面调查婴儿死亡率的统计17种，推敲其各种统计方法的妥善与否，酌中决定每1000活婴儿中每年死亡275之数。就上表观察，在各国中，以我国为最高。低者如新西兰，不过36‰，英、美、瑞士、澳洲等，均在55以下。我国婴儿死亡率，若果近于275，则几为英美的四五倍，新西兰的八倍，澳瑞的七倍。是则我国婴儿死亡率之高，至足惊人。但以已往各处调查材料看来，此275的估计，尚非最高者。据陈氏所引17种材料中主要各种如下。

观上表各种数字，知最高估计，达555，其次400与284等，均比陈氏估计为高。据近时金陵大学在江苏江阴举办人事登记三年，其婴儿死亡率平均达271.7，适与陈氏估计相近。其详如下表。

惟据该校调查全国南北两部16省38256农家婴儿死亡率，仅得156.2，远较陈氏估计及江阴人事登记为低。据乔启明氏意见，江阴婴儿死亡率之高，系属病态；乔氏似认为全国通缉乃为常态。是则陈氏估计，似觉太高。且陈氏所据各种统计，大部分系零星调查，而金陵大学的统计，包括16省8区101处38256农家。是此项数字所代表的人口，范围较广，而其所采调查方法，较为一致。以此例彼，则此项统计，似比陈氏估计可靠性较大。但即以此项数字而言，与上表中各国婴儿死亡率比较，除智利外，均比我国为低。于此，亦可推见我国婴儿健康的情形。兹将全国婴儿死亡率状况列表如下。

第二，从学童体格缺点观察。我国普通家庭中向不注重卫生，其结果除婴儿高死亡率外，更可从儿童体格方面看出不健康状况。兹根据民国十八年、二十三年南京、上海、北平、青岛、威海卫、杭州、苏州、吴兴八大城市126000余学校儿童的体格检查所发见的重要体格缺点统计，与英美两国统计比较如下。

观上表可知我国学校儿童体格缺点，比英美两国学童为多。美国学童除牙病多外，余均比我国为少。英国除视力障碍比我国略多外，余者所占成分甚少。以砂眼论我国学童竟占52.1%，即每二儿童中就有一童患砂眼。而英美两国学童竟无患此症者。其他如牙病，我国学童亦占41.2%，扁桃腺肿大占25.1%，淋巴腺肿大占18.4%；所占成分均高。由此可见我国学童的健康状况，固远不如英美两国。此虽由于一般社会各种原因形成之，但家庭中不讲求卫生与营养，实为其主要因素。

（丙）家庭教养的途径。以上我们已经把家庭教养的重要及我国家庭教养的疏忽，约略讨论过了。现在可进而讨论家庭教养的适当途径。

（一）就家庭教育说，环境对于儿童习惯与品性的陶冶，几操有决定之权。家庭以外的影响，固极重要，但家庭教育实为人生的始基。所以家庭中父母与其他尊长，对于儿童的行为，应加以特殊的注意。

第一，以身作则。儿童最易受环境影响；环境中的各种刺激，对于儿童行为，几都有“制约”（Conditioning）的可能；而尤以间接暗示的影响为最深。盖直接告儿童以某事应做或某事不应做，不如以身作则，间接示儿童以亲做某事或不做某事之效力宏大。语云：“以言教者讼，以身教者从。”所以为父母者欲养成子女善良的行为，首应自己实践善良的行为。父母既有善良的行为，家庭中其他尊长，亦表现善良的行为；则在全家环境中，儿童所耳濡目染者，为善良的行为；儿童的性行为亦自易日趋于善良。

第二，力避不良环境的接触。其次极端重要的事，就是竭力避免不良环境与儿童的接触。大概不良环境对于儿童行为暗示力量之大，有非笔墨所能形容者。俗语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似乎把一切好坏环境看作有同样影响。其实不然。好环境的影响力，远不如坏环境大，这是我们不可不知的。惟其如此，所以与其受了不良环境影响后矫治的困难，不如对于不良环境预为之防备，使儿童无接触的机会。譬如我们欲使儿童屏绝赌博的嗜好，第一固然必须以身作则，在家庭中绝对无赌博的行为。第二便须使儿童绝对勿接近赌博的环境。这二者同样重要。

第三，正当行为的启示。以上所述第一点以身作则，是年长的人示同以好榜样；第二点是消极方面勿使儿童与不良环境接触。现在就积极方面说，应启示儿童正当的行为。这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儿童初入世，毫无人生经验，正不知何者为善，何者为不善，何者为正当，何者为不正当。要依赖为父母兄长者，随时随地随事示以善恶是非的标准。使儿童知道善者是正当的应该做的；恶者非者是不正当的不应该做的。不仅能知道，并且能实行。大概道德观念的启发，民族意识的陶冶，有赖于父母兄长的随时激励者居多。

第四，伟大人物的示范。就积极方面说，还有一点，也是极重要的。就是伟大人物嘉言懿行的介绍与阐发，暗示儿童以伟大人格的榜样。我们虽不必希望每一儿童成为伟大人物，但至少使每一儿童有成为伟大人物的可能。我们相信，一个幼小儿童如果能够常常习闻伟大人物的行为与品性的特点，不知不觉中间能使模仿他们的行为，养成他们相近的品性；的确可以陶冶而成伟大人格的始基。最好的方法，使儿童于幼小之时，即认定一二历史上或当代伟大人物，如大事业家，大科学家，大思想家，大政治家等作为模范人物。而后随时随地使之模仿他们的行为；尤其觉得具体而有益。

以上四点，不仅对于未入学儿童应该实行；就是对于已入学校的儿童，亦应该照常注意。不过要实行这种家庭教育的父母兄长，自然最好应该受过相当的教育；而且自己对于习惯品性，亦已有相当的修养。不然，自己未受适当教育，如何能对儿童，有适当的家庭教育？所以整个家庭教育问题，还不过是整个教育问题的一方面。在教育尚未普及以前，似难望家庭教育的普遍改进。

除对于儿童的行为与品性方面应该注意于家庭的教育影响外，家庭的一般环境对于儿童亦有极大的影响。所以在家庭中应为儿童设备优良的环境。这种优良的环境，约可分为五类。

第一，游戏的环境。游戏为儿童的生命，所以家庭中应予儿童以最充足的游戏的机会。给以良好的游戏设备，并在可能范围内，配以适宜的游戏伴侣，如弟兄或邻居儿童等。使在此种环境下得到充分愉快活泼优美的游戏生活，以助长其生命的发展。

第二，劳动的环境。中国向来家庭中甚注重儿童的劳动。所谓“洒扫应对进退”等行为，包括劳动与礼貌二重。不过近代上流社会的家庭中，往往容易养成“纨绔子弟”式的幼年儿童，习于骄奢舒适的生活，不复注意于劳动。而为父母者将家中一切劳动工作全部委之于仆役；不仅本人不屑劳动，而且为爱惜子女之故，亦不欲子女劳动。于是儿童骄逸性成，全无劳动习惯；若无仆役侍奉，几于不能生活。这样的情形，对于儿童“不徒无益，而又害之”。所以为振作儿童精神起见，应在家庭中，责令儿童习劳。初时令操作简单工作如洒扫之类；年龄渐大，渐增加其劳作的程度，以培养其劳动的习惯。

第三，阅读环境。尚未入学的儿童，应渐渐示以各种适于儿童了解的图画读物；不仅可使认识事物及增加对事物配合的意识；并且可以养成喜欢阅读的习惯。年岁渐长，或已经入学，可给以各种浅近的画刊或半图半文的读物，依其学级而增加其程度。为父母兄长者应时时加以指导，引起儿童阅读的兴趣，以培养其终身喜欢阅读的习惯。

第四，科学的环境。家庭中应在可能范围内购置各种简单科学仪器玩具等，以使儿童任意使用；同时即可给与科学上简单而浅近的知识。是儿童在玩弄仪器玩具时，不知不觉中得到了知识。此时随时随地遇见动植物，可给以解说的机会，使知其对于人类的利益或危害。又家庭可设备各种科学图表，随时悬挂，以增加儿童对于科学的兴趣。

第五，艺术的环境。训练儿童对于艺术的兴趣，应在家庭中设备审美的环境。以图画装饰墙壁，培养儿童欣赏中外绘画的习惯。置备简单的音乐器具，随时奏用，以娱悦儿童的身心。其他家庭用具的购置与布置，亦宜注意于审美的兴趣，以涵养儿童高雅的嗜好。

（二）就家庭养护说，家庭对于儿童的健康与发育，应予以特殊的注意。从上面讲来，我们知道我国婴儿死亡率甚高，学童体格缺点甚多。今欲减低婴儿死亡率与补救儿童体格上的缺点，首应注重家庭卫生和养护。就儿童的立场言，家庭卫生与养护实始于婴儿初生之时由此至于成年为止，家庭中皆宜予以注意。故为儿童的健康与发育计，应进行下列数点。

第一，注意保赤教育。初生婴儿、疾病与死亡的机会最大；故保护婴儿，实为社会上极重要的事业。至于保护婴儿的知识，亦须受专家的指导。所以已婚妇女而准备做母亲必须就专科医生受其指导；方不致于在产儿以后，无适当方法加以保育。

第二，发展儿科医学。保赤教育在防婴儿疾病于未然；儿科医学在疗治婴儿已生的疾病。二者同样重要。据欧美各国的经验，近数十年中婴儿死亡率的减低，实由于保赤教育与儿科医学发达的结果为多。故提倡家庭卫生，亦不可不注意儿科医学。

第三，养成卫生习惯。欲促进儿童及一般人民的健康，必须养成卫生的习惯。个人卫生固然重要，而公共卫生亦不可忽略。许多儿童疾病，由成人感染而来；而成人疾病亦由外界传染而得。故一方面固应促进家庭卫生，而同时应提倡公共卫生；使全社会的人，都能养成公私卫生的习惯，则社会健康增进，家庭健康亦自然增进了。

由上讲来，我们果能在家庭教育方面，陶冶儿童善良的习惯与品性，在家庭卫生与养护方面，养成儿童健康的体格与正常的发育，则儿童的教养问题，已得到相当圆满的解决了。

（二）儿童救济问题

普通家庭的儿童，应予以适当的教养，以培养而健全的国民；这似乎是稍有常识的人，都已知道的。但是社会上却还有许多不幸的儿童；或是父亲早故，无人保育的孤儿；或是生活艰困无力教养的贫儿；或是未经婚姻苟且诞生的弃儿。凡是孤儿、贫儿、弃儿以及其他残废的不幸儿童，就国家民族的观点看来，都是与普通儿童同样的重要。普通儿童有父母兄长等负教养的责任，而孤儿贫儿弃儿以及残废儿童等，或则家中无尊长负责，或则家中尊长无力负责，或则尊长不愿负责。因此种种情形，此等不幸儿童即应由国家社会负责教养的责任。所以国家社会对于此等儿童的救济，不应仅视为一种慈善性质的事业，而应视为一种重要的教育事业。

（甲）我国儿童救济的起源与现状。我国古时对于儿童教养，向甚注意。《周礼·大司徒》“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郑注》云：“慈幼，谓爱幼少也，产子三人与之母，二人与之饩，十四以下不从征。”所谓与之母与之饩，殆即后世育婴之意。《周礼》以慈幼与养老、振穷、恤贫等并列，当为一种救济儿童的工作无疑。大司徒以救济儿童为其职掌之一，可见古时极重视慈幼事业。秦汉以后，大致重视如故，但都近于周恤性质。至唐宪宗元和间诏婴儿无亲属及有子不能养者禀给之。至文宗太和间始有“收养”之制。凡襁褓孤儿，无人照顾者，公家勒令近亲收养，由公家给以相当粮食。当时尚无设堂留养之事。及南宋高宗时始有“慈幼局”之设。至理宗淳祐间诏给官田五百亩，更大事扩充。“慈幼局”的目的，在一方于局内乳遗弃小儿，一方主持民间收养事宜，实为近世“育婴堂”的滥觞。“育婴堂”之名，始于清代顺治初年，其组织与“慈幼局”无大差异。初设于京师，逐渐推广于各省。据黄彭年《畿辅通志》引雍正二年谕旨有云：

 

闻广渠门外有育婴堂一区，凡幼之不能养育者，收留于此。数十年未成立颇众。夫养少存孤，载于月令；与抚恤衰老，同一善举，为世俗之所难。……再行文各省督抚，饬转有司，劝募好善人士，于通都大邑人烟稠密之处，照京师例推而行之，其于字弱恤孤之道，似有裨益。而凡人怵惕恻隐之心，亦可感发而兴起也。

 

可见育婴堂制度在清代盛行。晚近以来，乃遍设于全国各地，已成为我国救济婴儿的唯一机关。与“育婴堂”衔接的有“孤儿院”或“贫儿院”，以教养孤苦儿童为主旨。现时“育婴堂”与“孤儿院”在大城市中属于“救济院”的一部分，与恤老、残废、施医等机关，立于平等地位；依法令在各省市县政府所在地均得设立之。据民国二十年内政部所编各省救济事业统计，其中关于孤儿院与育婴堂的数目及收容人数摘录如下。

就上列统计观察，亦可知以前各省对于儿童救济事业，有相当的注意。惟据各处报告及私人参观所及而言，除大城市中经费充裕，管理稍能注意外，其余内地所设机关，大率规模狭小，管理不尽合法；殊无何种普遍救济成效可言。至多公家或私人团体分拨或募集有限经费，对于少数贫苦孤儿与婴孩施以一种“善举”的恩惠而已。对于一地方应予救济的儿童，尚缺乏整个计划及新式科学管理方法。故我国过去儿童救济事业，除极少数机关有新式设备与新法管理者外，余均属旧式的慈善机关而已。

（乙）儿童救济的途径。儿童救济事业，与一般救济事业相同，可分为“院外救济”与“院内救济”二种。“院外救济”即不设机关，因社会需要，随时对于个人或家庭予以救济。“院内救济”专设机关以收容需要救济的人。大概普通需要救济的儿童，不外贫儿、孤儿、弃儿与残废儿童四类。贫儿以院外救济为宜，但亦可设院内救济，如“贫儿院”。孤儿弃儿以院内救济为宜，如创设“育婴堂”“孤儿院”“托儿所”等；但亦可委托家庭收养，如收养制度等。至残废儿童都设院救济如“盲哑院”“盲童学校”等。兹分别述之。

第一，院外救济。随儿童的需要，又可分为“家庭救济”与“寄养救济”二种。

（1）家庭救济。大概有父母有家庭的贫苦儿童，只因家境清寒，生活困难，家庭中不能给予一种正常的教养，而需国家或一般社会，予以援手。这种儿童，从国家民族的立场看来，应积极予以救济，使能获得一种正当的教养。我们知道，在贫苦家庭中，谋食维艰，子女营养必不充分，则健康与发育方面，自大受损害。加诸为父母者率多未受教育，对于子女的行为，既不能给予适当的指导和训练；又无力送之上学，使受教育，于是多数儿童，身体既不强壮，性行又欠健全。在贫苦家庭占多数的我国，这样的儿童，确需要迫切的救济。

但是这种救济，不仅仅是救济儿童可以解决的；欲根本救济儿童，须待先救济儿童的家庭。所以这个问题，实在只是整个贫穷问题的一方面。贫穷问题未得适当解决以前，这个问题，也是不能得到圆满解决的。不过在可能范围以内，还是能够予以适当的救济。

就我们所知，一个家庭陷于贫穷，其主要原因，不外四端。

一则，家庭中素无产业，或产业极少，自身未受教育，或受甚浅的教育。因此毫无知能，不易谋生，结果，或在家无业可做；或谋得甚低的职业，收入极少，不足以仰事辅食俯蓄，乃致陷于贫穷，无法自救。

二则，素系生活困难的家庭，平时职业上薪资所入，仅能维持口腹，毫无节约储蓄的可能。一旦病魔入侵，缠绵床笫，既无力觅医疗治，又无法维持职业。大病之后，继以失业。欲不陷于贫穷，势有不能。

三则，如上述依薪资糊口的家庭，即使家主健康如恒；而一旦经济组织不景气，工厂或商店因营业不振而停闭；或公务机关因时局关系而紧缩；都可使家主陷于失业。

四则，普通农工商家庭，平时勤劳本务，粗可维持生活；并在竭力节约之余，亦可稍有积储。但若遇水旱兵匪之灾，顿可使全家流离失所，无以自存。

就上四点看来，收入不足、疾病、失业与灾荒，都是贫穷的主因。而其中尤以第一点为最基本；盖素来贫穷的家庭，入不敷出，已难维持；即使谋得较优的职业，亦经不起疾病、失业、灾患等风波。所以根本说来，应增加此等家庭的生产力；欲增加生产力，必须发展教育。同时必须发展社会上一般事业，使能吸收多量工作人员。但这必须经过长时间的过程，非一朝一夕所能奏效。为一时治标之计，应从下列数方面下手，以救济贫穷儿童的家庭。

一、推广职业介绍的机会，多设职业介绍所；凡有相当能力的人，应竭力设法介绍职业。

二、提倡社会保险制度，如疾病保险、失业保险、老年保险等。使普通人民素无积蓄者，一旦遭遇疾病、失业或年老不能工作时，得以维持家庭正常生活。

三、推行公医制度，凡无力疾病的家庭，得随处无费治疗。

四、积极发展水利预防灾荒；并充实赈济机关，使遭遇灾荒的人民，即可获得适当的救济。

五、创立贫穷救济基金，随时随地予贫困家庭以金钱或物质的补助。使贫穷家庭渐渐均能独立谋生。

六、扩充贷金制度，在现时各金融机关中，设法推广无抵押小额贷款，使陷于贫困的家庭，获得暂时的救济。

凡此诸端，其筹划与推进的责任，应由政府与社会团体通力合作，共同负担之。

如果能照上列诸端，切实推行，则贫穷的家庭，均有获得救济的希望与可能；而贫穷的儿童，也自然获得生活上的救济。而义务教育的发达后，教育上的救济，亦自不成问题。

（2）寄养救济。凡父母双亡或无主被弃等孤独无依的儿童，一部分自可收养于救济机关，一部分亦可令儿童的亲族或邻近家庭代为收养。政府或社会团体应给予相当的教养费，并随时加以监督指导，注意儿童健康、发育与行为品性的发展，直至能自立为止。

此种寄养救济，如能得适当的家庭，慈爱和善，肯负切实的责任，则其效果，远胜于机关的救济。

第二、院内救济。专设救济机关如“育婴堂”“孤儿院”“托儿所”“盲哑堂”等以收容待救济的婴孩与幼童。抗战时期的“儿童教养院”及“儿童保育所”皆是。

院内救济，由救济机关负保育或教养的全责，与院外救济大不相同。因此，办理院内救济事业，就理论上讲，应注意下列各点。

一、救济机关中高级职员，应聘请曾受社会事业训练的专门人才主持之。我国社会事业人才甚感缺乏，应从速设立社会事业训练学校，或由各大学社会学系兼办社会事业训练班，以造就此项人才。

二、救济机关中低级职员，亦应聘请曾受相当训练或富有经验之人担任之。凡未受适当教育或性情暴戾之人，似不宜于此类工作。

三、救济机关中各项职员，以聘请女子担任最为适宜。社会上应提倡女子从事救济事业的风气。

四、救济机关内各种设施，应参酌欧美各国新制以最经济最有效的方法办理之。其设施原则以合于科学的精神与方法及不背儿童的身心发育为度。

五、设立救济机关的主旨，在于救济儿童予以教养，为国家民族培养一部分的未来主人，其责任非常重大。应屏除以往“破财为公德”的误谬慈善心理而应视为一种国家重要教育事业，脚踏实地，竭诚办理。

六、救济机关以由政府设立为原则，其由社会法团所主办者应受政府主管机关的监督指导。

七、地方政府，或经社会团体的协助，应每年或每时期内调查本地应受救济儿童的数量，分别宽筹经费扩充或添设救济机关收容之，或令相当家庭代为收养之。

八、地方政府应设置救济事业主管机关以专责成；并应设置专员办理本地儿童救济机关监督指导与检查事宜。

以上略述院内救济的要点。

总之，儿童救济事业应兼办院内及院外救济。院外事业，取其普遍；院内事业，取其周详。同时此种事业，可由民间自办或政府主办；而民办事业应受政府专家的监督指导。无论民办官办院内院外各种事业，其目的均在拯救社会上贫苦无告的不幸儿童，予以适当的教养，为国家民族培养有用的人才。能达到这种目的，儿童救济事业，才完成了他们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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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胡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