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日本的侵略战争与大陆浪人的活跃

第一节 甲午战争与大陆浪人

一 “天佑侠”、“三崎”与“九烈士”

从1894年甲午战争到1904年的日俄战争，乃至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展开了侵略中国东北的具体步骤。有关日本的军事侵略活动，国内外许多著述多有论述。本章将集中揭示日本“民间人”在东北的活动，及其在侵略战争中起到的作用和影响。

1894年3月，朝鲜“开化派”领袖金玉均在上海东亚洋行被朝鲜当局派刺客刺杀。事件发生后，清政府应朝鲜当局要求将金的尸体送还朝鲜，朝鲜当局随即将金的尸首示众。消息传来，玄洋社借机大肆攻击中国和朝鲜，认为此事件是中、朝两国对日本的蔑视，鼓动政府出兵朝鲜，“膺惩”中国，一举将朝鲜纳入日本的统治之下。只是由于日本当局考虑时机尚未成熟，制止了玄洋社的妄动。

玄洋社的前身是福冈士族组成的向阳社，原本以“民权运动”为旗号，为的是向明治政府索要权力，所以遭到明治政府的镇压。1881年2月，向阳社更名玄洋社，取意于福冈面前的玄海滩，因与大陆和朝鲜相连，表示玄洋社员要越过玄海滩向大陆和朝鲜半岛“腾飞”，开拓一番“新天地”，标志着玄洋社已经从“民权运动”转向“国权运动”。玄洋社成立后，正是中日围绕朝鲜半岛局势紧张对峙时期，玄洋社于是派出大批社员潜入朝鲜或中国大陆以及东北地区，协助军方收集中国军事情报，为开战做好准备，日本国内将这些人称之大陆浪人。

1894年5月，朝鲜东学农民起义，一度占领了全州，声势大振。玄洋社头面人物头山满、平冈浩太郎预感到时机已到，决定抓住机会，派员进入朝鲜，为日本政府制造出兵口实。6月27日，头山满选派内田良平、大原义则先行赴朝，与玄洋社设在釜山的据点“釜山组”联络，准备组织一支“日本义军”援助东学农民军。内田等人到了釜山后，会合“釜山组”的铃木天眼、日下寅吉、时泽谷一、大崎正吉、武田范之、大久保肇、田中侍郎、白水健吉、吉仓汪圣、千叶久之助、井上藤三郎、西胁荣助等14人，决定将这支由玄洋社员组成的小队伍命名为“天佑侠”，自喻“天佑良机”的“侠士”。“天佑侠”结成后抢夺了昌原金矿的枪支弹药，随后发布檄文，声称“闵妃恶政保护虐待百姓的官僚，而闵妃恶政的根源是袁世凯及他的国家”，东学农民军是为了“驱除支那势力，摆脱清国的羁绊”等等。“天佑侠”进入东学农民军后，以救世主自居，自封“军师”、“大将”、“副将”之类，对东学农民军颐指气使、指手画脚，摆出一副“大老”的资格。自然，“天佑侠”的本意绝非帮助东学农民军推翻闵妃暴政，而是为了操纵这支农民武装，搞乱朝鲜局势，制造出兵口实，进而驱除清政府在朝势力，然后独霸朝鲜。当着日本蓄意挑起战端后，口口声声表示要与东学农民军“同生共死”的“天佑侠”，早就溜之大吉了。

“天佑侠”虽然不过区区14个人，但“天佑侠”事件是日本民间右翼势力第一次以武力手段同他国反政府势力结合，干涉他国内政的行动，首开了日本右翼势力在亚洲国家从事武力颠覆活动之先河。而且，通过这次事件使日本右翼团伙意识到：没有军部和政府的支持将一事无成，从此右翼团体与日本官方、特别是军部往来密切，建立起密不可分的联系，成为日本军部染指海外的一支特殊“别动队”。

1894年7月，日本挑起中日甲午战争，玄洋社员们欢呼雀跃，叫嚷着要奔赴前线效命。一直在汉口从事谍报活动的荒尾精立即向当局建议，招收乐善堂和日清贸易所的学员从军，充当随军翻译或向导，获得参谋总长有栖川宫和次长川上操六的首肯。荒尾精随即拍发电报召集各地浪人，又派根津一潜入上海传达军部指令，指令各地浪人潜入东北收集军事情报。根津一到上海后立即与玄洋社员藤岛武彦、楠内友次郎、福原林平等人晤面，向他们交代了任务，然后匆匆回国报告。

当年8月，楠内友次郎、福原林平二人化装成湖北商人正欲乘船去营口，被地方当局识破逮捕，押往上海道台衙门处斩。

藤岛武彦奉命赴朝鲜迎接日军第一军，为其担当向导。藤岛化装成和尚北上，但他即不懂佛经，汉语也不流畅，走到宁波就暴露了，遂被押解到杭州处斩。藤岛武彦受刑前还供出潜伏在普陀山法雨寺的浪人“和尚”高见武夫，高见是战前受根津一之命潜伏在该寺，没承想未及“出洞”也追随同伙而去。

当年10月，藤崎秀、山崎羔三郎、钟崎三郎等数人奉日军第二军的命令，分三组侦察金州到辽阳一带的军事部署，但是，他们登陆后不久就被发现，除向野坚一侥幸逃命外其余全部被擒，藤崎秀等5人也上了断头台。

另有一人石川伍一，开战之初潜入天津，收买了一名电报局职员，得知北洋舰队将派遣济远、广乙、操江等三艘军舰护送高升号去釜山的具体航期，立即通报给军方。日本海军根据这一情报偷袭了高升号，使北洋水师遭受严重损失。中日正式开战后，石川继续潜伏在天津，在客栈被中方查获，被天津道台衙门处斩。

以上10人除高见武夫外，战后被日本当局誉为“九烈士”，给予隆重的嘉奖和彰显。尤其其中的“三崎”，即藤崎秀、山崎羔三郎和钟崎三郎三人，因每人的名字都有一个“崎”字，故称作“三崎”。此三人出身于玄洋社或日清贸易所，狂热鼓吹以武力手段征服朝鲜和中国。开战前后，三个人十分活跃，为军方效尽了犬马之劳。其中的山崎羔三郎曾化装成药材商在朝鲜牙山活动，日军就是根据他的情报调整了进攻牙山的部署，打赢了牙山一仗。为此参谋总长有栖川宫特意在广岛大本营召见了山崎，对其慰勉有加。另一位藤崎秀也获得参谋总长有栖川宫召见的“殊荣”。钟崎三郎曾深入山海关防地，提供出有价值的情报，因此也受到参谋次长川上操六的嘉奖。

日军侵占金州后，找到“三崎”的尸体，将三人厚葬，并将金州城外的一座小山命名为“三崎山”，山前立有“殉节三烈士碑”。

二 宗方小太郎的间谍活动

宗方小太郎是玄洋社社员、汉口乐善堂北京支部的支部长，幼年学习汉文，对研究中国问题产生兴趣，遂于1884年开始浪迹中国上海等地，曾只身赴直、鲁、晋省和东北各地“考察”，向当局提供各类情报。1894年4月，宗方奉大本营命令调查威海卫北洋舰队的防务。宗方受命后化装成中国人，多次潜入军事要地，探听到北洋舰队出动的编队、行程、日期等，还绘制出多幅威海卫要塞的地形图、布防图、北洋舰队分布图等重要军事机密资料。

因为宗方为日军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军事情报，甲午战后，明治天皇破例在广岛大本营召见了他。时宗方刚从前方回来，连衣服都没有来得及换，穿着化装侦察时的中国人服饰接受了天皇的召见，这对于大陆浪人来讲，被视作“至高无上”的殊荣。

宗方小太郎曾热心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同孙中山的个人感情也好，多次帮助过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也曾以日本浪人的身份参与辛亥革命。但是，如同头山满、内田良平、北一辉等右翼巨头也曾支持过孙中山的革命一样，他们本质上是日本大陆政策的积极推行者，主张由日本主宰和统治亚洲，实现对抗西方的“大亚洲主义”。他们支持辛亥革命的最大目的在于扶植未来可能主宰中国的新兴势力，寻求在中国的日本权益的代言人。同时，还隐藏着换取革命党人的让步，长久霸占中国东北及其他权益的阴暗目的。

在后来的大部分时间里，宗方小太郎一直在中国办报，并创办一家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小太郎汉方药株式会社”，在日本医药界颇有影响。1923年，他死于上海。

投身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大陆浪人当然不只限于上述数人。当荒尾精、根津一获得军部允许浪人参战的首肯后，立即拍发电报召集各地浪人分别奔赴有关部队报到，充当随军的向导、翻译等。据不完全统计，玄洋社、日清贸易所、汉口乐善堂关系的浪人中，除一小部分人从事谍报活动外，有近百人随军直接投身战场。这些人由于长期在中国活动，具备通晓语言和熟悉地理的有利条件，起到了作战部队不能起到的作用。其中，战后仍然继续在中国活跃、并接连参加日俄战争的著名浪人有：前田彪、七里恭三郎、松田满雄、成田练之助、景山长太郎、向野坚一、中野熊五郎、中西成树、井深彦三郎、三谷末次郎、奈良崎八郎、水谷三郎、西岛良尔、金岛文四郎、内田英治、小槌芳等人。

三 旅顺惨案事件

日本侵略军攻占旅顺后，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旅顺大惨案事件，这也是近代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第一起对中国人民的大屠杀惨案。

11月21日，日军占据旅顺后，指挥作战的第一师团长山地元治秘密下达了屠杀的命令，据该部队第二旅团士兵小野次郎的回忆，“我们旅团是主力部队，攻占了椅子山炮台后，师团长山地元治中将下达了命令：‘除妇女老幼外，旅顺口的男人都格杀勿论’”。另据日军间谍向野坚一的日记披露，“日军由营城子向旅顺进攻时，军官下达了‘见敌兵一人不留’的命令。所以，当日军步兵第三联队士兵路过民家，见‘有两个乡人’,‘遂进去击杀之，鲜血四溅，溢于庭院’,‘师团长见此景……表示今后非不得已，不要对外讲’”,“在旅顺，山地将军说抓住非战斗人员也要杀掉……山地将军下达了……除妇女老幼外全部消灭掉的命令，因此旅顺实在是惨而愈惨，造成了旅顺城内恰似血流成河之感”。

可见，这次大屠杀是有预谋、有计划、有长官命令的惨案。

大屠杀从11月21日开始到11月25日，持续了5天。侵略军进城以后挨家挨户的搜查，逢人便杀，毫无人性。据记载，一个有两万多人口的旅顺城侥幸逃生的只有六七百人，大约有两万余无辜民众死在日本侵略军的屠刀之下。1894年12月3日，李鸿章在奏报朝廷的电文中指出，“倭自二十四日（公历21日）赴旅后，杀伤兵民甚多，二十八日（公历25日）自双岛、小平岛逃来弁兵匠十人，今早供称，二十四日夜，倭自小平岛西老龙头另股上岸万人。……二十六日又复搜山，后面长墙以内及水师营，大加杀戮。墙外各村庄，如有军衣军器者皆杀”。

美国《世界报》记者克里曼目睹了这场大屠杀，事后他写了一片长篇报道，记述了这次惨案。美国纽约的《世界报》于1894年12月20日刊登了这篇报道，内中披露：“街道被尸体阻塞了。在旅顺港能够找到的居民几乎全被屠杀了，日军屠杀手无寸铁、没有抵抗能力居民的行动一天天地延续着，直到街道被残缺不全的尸体阻塞为止。到目前为止，当我正在写这篇报道时还能听到枪声。……野性失控。在进攻需要英、美花费1万人作为代价才能占领的炮台时，日军被打死50人、250人受伤，然而随着权力的失控，在日本人中曾一度仅仅是临时被绝对是文明外衣掩盖着野性放纵地发泄出来，这就证明这个民族是没有能力经受一次真正的考验。

……日本已经在世界面前丢尽了脸。它违反了日内瓦公约，玷污、亵渎了红十字会，丧失人性和民族怜悯心。胜利和新的支配欲使他们疯狂了。

……但日本在内心深处却是一个野蛮民族，同时还是一个让人无法相信的君主政权，尽管它控制着全国的生灵和已经文明化了的那部分人的财富。

……不管在场的英、美军事观察家和外国新闻记者目睹这一狂暴的杀人场面感到多么震惊，但日本人的本性在旅顺港陷落后彻底暴露出来。我曾经不止一次地企图用保护和恳求的方式把那些孤立无援的人们从大屠杀下解救出来，大都失败了。

红十字会的标志受到嘲弄，在大规模的血洗中，日军的铁骑在那些手无寸铁、失去家园人们身上尽情地蹂躏。胖胖的陆军元帅（大山岩）和他的将军们露出笑容。听着来复枪的射击声、民族赞歌的乐曲声和酒杯的碰撞声，他们脸上露出满意的神色。

……作为一名目击者我敢肯定地说，那些可怜的旅顺港人民没有任何要抵抗入侵的企图。日本人现在声称子弹从窗户和门向外射出，事实上，这个说法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没有任何活捉俘虏的迹象。

我看见一个中国男人跪在日军面前乞讨怜悯，结果被用刺刀刺倒在地，头也被用刀砍了下来。

另外一个中国男人畏缩地躲在角落里，一小队士兵用枪弹将其打得粉碎。

一个老人跪在街中心，结果几乎被砍成两半。

……在我下面是一座医院，飘扬着红十字旗，但日军士兵向从门内出来的手无寸铁的人们射击。

一个商人戴着皮帽，跪在地上，举着双手求饶，日军士兵向他射击，他两手捂在脸上。第二天当我再看到他的尸体时，已经被砍得无法辨认了。”

以上史料可以证实，日军在旅顺制造的大屠杀事件是任何抵赖也推卸不了的。也充分说明，日本军国主义从侵略中国大陆的第一刻起，就暴露出千百倍的凶残和野蛮，他们不仅贪婪中国的领土和资源，而且对中国人民视同猪犬，任何国际公法、战争法规等都不放在他们的眼里。这也是他们后来残忍地实施人体实验、进行细菌武器和化学武器作战，甚至制造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