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日本染指中国东北

第一节 日本觊觎中国东北的思想源流及早期侵略活动

一 从“北方殖民地构想”到“海外扩张补偿论”

从丰臣秀吉时代开始，日本军阀就孕育了侵犯中国东北的企图或阴谋，但在侵犯朝鲜的战事中遭到中朝联军的沉重还击，结果是一败涂地，还导致了丰臣政权的终结。然而，其觊觎中国东北，把中国东北并入日本版图的阴魂并没有消散。从丰臣时代到江户幕府时期，这股阴魂始终在日本列岛的上空徘徊，并经过一批思想家或经世学家的著述、讲学，把吞并朝鲜及中国东北，进而侵犯中国大陆的扩张思想发展到成熟阶段，并对后来的明治维新运动以及明治政府确立大陆侵略政策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其中，本多利明的“北方殖民地构想”颇具代表性。本多利明是江户幕府后期的经济学家和思想家（1743～1821），著有《经世秘策》、《西域物语》等。他认为，“日本是天下第一优秀的国家，神武以来的1500年间，诸道（政策）具备，乘此时机将本都迁至堪察加，在西唐太岛（西库页岛）建立一大城郭，通过与山丹（沿海洲地区）、满洲的互通有无，特别是建州江宁府（库页岛以西地域）盛产大人参，又是邻国，获取容易，以充国用”,“在千岛群岛、库页岛、沿海洲、堪察加等地域建立一大殖民地”。本多主张，攫取海外殖民地的唯一手段是发动战争，而且，他把战争奉为国家谋利益的“本业”。他称，“只有侵犯他国，增值本国才是国家之本务”, “通过战争图谋国益，乃为君深邃之道，也是守护国家之本业”。有学者评论认为，本多的“北方殖民地构想”“把朝鲜和中国东北囊括其中”, “本多著作问世20～30年后，从满洲到朝鲜，再到中国大陆的侵略，说明本多的构想绝不是什么空想，而是缜密和具体的成型货色”。

时代稍晚于本多利明的佐藤信渊（1769～1850）被称作“经世学家”。著有《天柱记》、《混同秘策》、《垂统秘录》等。佐藤抱有顽固并狂热的“神国史观”，他把日本国誉为“（擎）天（之）柱”，称“造化天地旋转，万物发育之首者，皆赖我皇祖产灵神搅回之神机”。因此，“大地皆为我朝所领……明辨日月星辰之历象，天地之经纬，乃是奉行神意，亦是发育万物，融通世界，救济苍生之盛业大本，必须履行此经济大道，将全球执于掌中”。在此基础上，佐藤提出一个“支那征服说”，他在《混同秘策》设计了“优先侵略满洲”的缜密扩张规划，他主张，“经略他邦（国），应从软弱易取处入手，世界万国中，皇国易取之土地非支那国的满洲莫属，满洲之地与我山阴及北陆、奥羽、松前等地海水相隔800余里……满洲人躁急，支那人怯懦”,“从支那王都北京往返满洲海岸。沙漠辽远山谷极险，然皇国征服其地，仅百六七十里海路，顺风扬帆一天一夜即可抵达其南岸，且向东向西舟行方便，从黑龙江流域到吉林，鞑靼（蒙古）、沈阳顺次攻略后，对满洲及日本东北地方的虾夷进行殖民地经营”。佐藤进而强调，“不只是获取满洲，支那全国衰败将从此开始，再取鞑靼，进而图朝鲜和支那”。“若支那纳入我版图，其他西域、爪哇、印度尼西亚等国，渐而慕德畏威，必臣服于我，故，皇国混同（统一）万国并非难事”。佐藤的侵略扩张计划看似狂妄，但后来的事实证实，从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攫取中国的台湾及澎湖列岛后，又相继通过日俄战争、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和太平洋战争，占据了中国东北和大半中国，以及东南亚和南太平洋诸岛。可见，佐藤的“支那征服说”绝非纸上谈兵。

全面继承和“光大”本多、佐藤的“学说”，并对明治政府的扩张决策产生重大影响的当属吉田松阴的“海外扩张补偿论”。1853年，美国黑船叩开日本锁国的大门，幕府被迫接受了不平等条约，日本面临沦为西方列强殖民地的危险。长州藩士吉田松阴痛恨幕府无能，打起“尊皇”旗号率领弟子们抨击幕府，遭到幕府的嫉恨，结果被捕入狱。吉田松阴是日本近世影响颇深的经世学家，强烈主张日本实施变革，通过对外扩张实现“富国强兵”。吉田在《幽囚录》中称，“当今之急是修武备，一旦舰炮略有充实，遂开拓虾夷（北海道），封建诸侯，乘隙夺取堪察加和鄂霍次克海，晓谕琉球朝觐……责使朝鲜奉贡，再向北割据满洲之地，南取台湾及吕宋（菲律宾）群岛”。字里行间毫不隐讳地披露出吉田的对外扩张计划，即：夺取堪察加和鄂霍次克海，吞并琉球，殖民朝鲜，然后“再向北割据满洲之地”。这里的满洲就是中国的东北之地，有清以来称之满洲。与本多、佐藤所处时代不同的是，德川幕府末期的日本也几乎陷入与中国同样的命运——被迫接受来自西方列强的不平等条约，面临着沦为西方殖民地的危险。在这样的态势下，吉田松阴抛出了一个“海外扩张补偿论”。他主张，“我与俄美媾和已成定局，不可由我方背约失去信义，为今之计，需抓紧时机开拓虾夷，收琉球，取朝鲜，并满洲，压支那，临印度，张进取之势，固退守之基”。在他看来，与西方交往不能“背约失信”，却可以“收琉球，取朝鲜，并满洲”，然后称霸亚洲，这就是吉田松阴的“失之俄美，取之满鲜”的“海外扩张补偿论”。

从本多、佐藤到吉田松阴，他们之所以把扩张目光瞄向中国东北，自然是看中东北的富庶资源。而且东北地处中国的关东，又位于东亚大陆要地，据有千里沃野和丰富资源，近可窥视京津，觊觎中国内地，又与朝鲜半岛及俄国西伯利亚接壤，与日本列岛比邻，是最理想的大陆扩张的首选目标。如果说，本多利明与佐藤信渊是开创日本大陆扩张思想的“先驱”，那么吉田松阴即是大陆扩张思想的“继承光大者”，更是身体力行付诸实施的“实践者”。吉田虽然只是一名藩士，但是他创办有“松下村塾”，许多下级武士、藩士受教在他的门下，后来维新运动骨干以及明治政府要员中的许多人都是他的弟子，如高衫晋作、久坂玄瑞、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井上馨等人，包括“明治三杰”中的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也是他的信徒。从这一意义上说，他的“海外扩张补偿论”以及扩张思想直接影响到后来的明治政府。换句话说，明治政府成立之初，就把吉田松阴的“海外扩张补偿论”定为基本国策，由他的弟子或信徒一手策划制定，并且转化为现实行动。“松下村塾”培养出一大批明治政府的文臣武将，被誉为“孵化颠覆德川幕府之卵的保育场”,“点燃维新变革天下之圣坛”。

按照吉田松阴的海外扩张计划，第一步是吞并朝鲜，这是侵犯中国东北和中国大陆的第一快“跳板”。1868年12月14日，明治政府刚刚成立不久，吉田松阴的弟子、参议木户孝允率先提出“征韩论”，他在回复岩仓具视关于“前途事件”的咨询时回答道：“至关紧要之事有二，一望迅速定天下方向；二望向朝鲜派遣使节，责其无礼，若其不服，则兴问罪之师，以伸张神州之威……必将大益于国家。”木户还在日记中写道：“派使节赴朝鲜，问彼无礼，彼若不服，当责其罪，攻其土，大振神州之威。”这里所谓的朝鲜“无礼”，系指明治政府成立后，派使臣向朝鲜通告新政府成立事宜，但采取的是居高临下、皇帝下诏的姿态，文书中含有“皇”、“敕”等字样。朝鲜自古以来与日本并无藩属关系，也不符合历来外交公文惯例，理所当然地拒绝了日本的外交文书。木户指责朝鲜“无礼”，不过是制造侵略朝鲜的借口而已。

12月19日，日本又派使臣前往釜山，将日方的“书契”强行交给朝鲜官员，朝鲜官员当即指出“书契”中的不当词汇，责令其使臣返回。1869年1月23日，明治政府再派使臣森山茂前往釜山，书契中称“爰袭前约，赍我外务卿之书面来者，为商量两国交谊事，实属至重，务当尽信义，不可有挟一毫私心，而涉涉滞若，或托病辞难，或臆度张疑议，以误大事，则大为两国所忧，盖交谊之道者，自有公法存焉，遵之则其得绥宁，戾之则从受其弊，岂可忽哉，故今先事陈之朝鲜国修交从事各官，敢望各官宜尽力以期趁速就顺便”。内中显露出强硬姿态，但仍然遭到朝鲜官员的拒绝。

就在“征韩论”甚嚣尘上之时，明治政府中出现一派“缓征论”者，代表人物是萨摩藩的西乡隆盛。西乡隆盛实际上也是一大陆扩张派，但与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的政见不同，他当时主张先侵略中国台湾，然后再侵略朝鲜。就在两派争执不下时，明治政府组成庞大的岩仓具视欧美考察团，木户、大久保随同前往，留下西乡隆盛掌控明治政府的大权。考察团刚走，西乡就撇开木户、大久保派的大隈重信、井上馨等人，突然转向了征韩派。这其中，除了图谋海外扩张外，还有维护萨摩藩士族利益，以士族军事独裁取代新政府官僚政治的谋算。西乡的“征韩论”得到美、英两国的支持。日本外务顾问、美国人李得仙表示，“日本应该攻取朝鲜，以制辽东，攻取台湾以制中国，如此便围绕中国成一半圆形，可以抵制俄国压迫东洋之势”。英国人也表示，“日本经略朝鲜有利，如果日本有此举，欧洲没有异论，我英国将给予帮助”。

然而，就在西乡隆盛紧锣密鼓准备挑起征韩战争的时刻，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人回国，转而唱起“内治优先论”的高调，排斥了西乡的征韩计划。西乡隆盛一怒之下，率领征韩派干员板垣退助、江藤新平、副岛种臣等人宣布辞职，返乡办私学去了。

二 《征伐清国策案》与“利益线论”

1872年12月28日，明治政府颁布《全国募兵诏书》，翌年又颁布《征兵令》，实行招募义务兵制度和征收军事税办法——既减少了军费开支，又保证和扩大了军队的兵源。也是在这一年，兵部省一分为二，分别成立陆军省和海军省。1878年12月，陆军省参谋局又升格为参谋本部，直属天皇统辖，负有帷幄上奏权，意味着日本的武装力量开始“从国内防卫军转向外征军”,“专门负责对外军事任务”, “成为迫切的紧急课题”。更重要的是，从此军权独立在政权之外，直接对天皇负责，甚至可以要挟或控制政权。1880年11月，参谋本部部长山县有朋向天皇呈奏《邻邦兵备略表》，倾吐其加紧军备的主张，内称“当今兵备之急犹渴之于饮，饥之于食。使其臣民乐生，安于富贵，开畅胆识，振起爱国之志，从进取之计者，非兵力而不能。兵强则民气始可旺……今则安于小康，姑息是事，漫然不察时势之所急，一旦面临势成事迫，则将噬脐无及矣”。翌年，山县又同陆军卿大山岩联名上奏天皇，提出一个为期十年增加到245万日元的军费预算，得到天皇的批准。这样，日本在实施“殖产兴业”的基础上，迅速膨胀军备，并着手筹划对外扩张的具体步骤，赤裸裸暴露出侵略大陆的野心。

1887年，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在事先刺探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等情报后，奉命草拟了《征伐清国策案》。该案分“彼我形势”、“作战计划”、“善后处理”等三编。在“彼我形势”编中，小川认为中国兵员虽众但有名无实，应趁其弱势“折其四肢，伤其身，使其不得活动。并将中国分裂为数国，始得确保日本之独立”。在“作战计划”编中，主张以8个师团的兵力进攻中国，其中5个师团在山海关与滦河之间登陆，直趋北京，再以2个师团进攻长江要冲之地，阻止江南援军。

在“善后处理”编中，小川公开主张分裂中国的版图，除了把大片中国领土吞并为己有外，还要将中国分裂成若干个日本的附属国，他的策划是：“于欧洲各国入侵之前，拟定统辖中国之策略。故战争目的已达到而缔结条约时，应将山海关以西、长城以南直隶、山西两省之地；河南省之黄河北岸；山东省全省，江苏省黄河故道、宝应湖、镇江府太湖，浙江省杭州府、绍兴府、宁波府东北之地，以及第3项所列地区（指盛京盖州以南旅顺半岛、山东登州府辖地、浙江舟山群岛、澎湖列岛、台湾全岛、扬子江沿岸左右10里之地），并入日本版图。并将东三省以及兴安岭以东、长城以北之地，迎立明朝后裔建立王国，并使为我保护国以镇抚民心；长江以北，黄河以南则另立一王国为我属国。西藏、青海、天山南路立达赖喇嘛。内外蒙古、甘肃省、准噶尔则以酋长或另选人才为各邦之长，仍由我监视之。如此分割18省，满洲另立一国，又划分西藏、蒙古，均分其力，使唇齿相依，共谋进步，则欧洲之豺狼不足为虑矣”。

几乎在《征伐清国策案》出笼的同时，1887年12月末，海军部也制订了征伐中国的六套方案。该方案是由海军少壮派军官拟定的，包括参加战斗的日军舰队编队和数量、各舰船的主攻方向、进攻的主要目标、战斗要达到的目的、陆海军的配合作战、后勤保障等等，应有尽有，十分详尽。比如，海军大尉佐佐木广胜的对策案中指出，“尽量选择接近于北京之便利之地……应以直隶湾外之防御不充分之大连湾为最佳之登陆点”。海军少佐樱井规矩之左右在他的方案中策划：“我军本队攻破北洋舰队以及旅顺军港，以大连湾以西即金州半岛为我军进攻北京之第一根据地”。海军大尉日高正雄的方案是：“舰队以通讯舰探知敌舰所在，并侦察山东省沿岸之要地，趁黑夜袭击敌之舰队，将其击毁。炮击山东半岛诸要港，占领芝罘并以此为舰队之基地。封锁旅顺港，在海上开辟运输船之通道，使陆军诸兵得以登陆。”海军少佐岛崎好忠的方案是，“如北洋舰队对直隶湾咽喉之要港，实行封锁防守，而我甲乙舰队应协力攻击将其轰沉，进而首先占领山东省之要地，再掩护陆军登陆，最后将舰队基地设于威海卫，并侵入直隶湾，轰击沿岸之炮台及其他要地，以援助陆军进攻北京”。综上可见，无论是陆军部，还是海军部，此时已经制定了详尽的侵略中国的方略，即以山东半岛和大连湾为主要攻击目标，尽一切手段击溃北洋水师，然后向北京发动进攻，最后逼迫清廷签订城下之盟。同时还策划了分裂中国版图，将中国东北分裂出去的阴谋。

1890年3月，山县有朋就任日本内阁首相，在众议院发表《施政方针演说》，公开提出“利益线”理论，他说，“盖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是守卫主权线，二是保护利益线。所谓主权线国疆是也。利益线则指与我主权线之安危有紧密关系之区域……当今立于列国之间，欲维持一国之独立，惟独守卫主权线，决非充分，亦必须保护其利益线”。当年12月，山县又提出《军备意见书》，强调，“我方利益线之焦点在于朝鲜”。“目前急需强化军备，购置军舰和大炮……趁机夺取堪察加和鄂霍次克……促朝鲜奉贡，北割据满洲，南取台湾和吕宋诸岛，以显示渐次进取之势”。山县有朋的《施政方针演说》和《军备意见书》等到帝国议会和内阁的认可，日本政府立即投入大量财力发展军备，在短短的时间里膨胀成为亚洲军事强国。

山县有朋的“利益线论”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它既是日本大陆政策的雏形，也是对吉田松阴“补偿论”的“提升”。如果说吉田的“补偿论”是为了补偿“失之俄美”的权益，那么，山县的“利益线论”披露了日本对中国东北势在必得的野心，也是第一份将中国东北视为日本“利益线”的官方文书。当日本吞并朝鲜，打败俄国，把侵略触角伸向南满后，“利益线论”又提升为“生命线论”，东北成为日本全面实施大陆政策、扩大侵略战争的第一块“标靶”。

三 琉球交涉与日本吞并琉球

1871年9月，日本为了获取与中国同等的“上国”地位，进而谋求在朝鲜的权益，主动要求与中国“修好”，双方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这也是近代以来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中日之间签署的唯一一份平等条约。然而，条规签字的墨迹未干，日本就单方面食言以肥，派出外务卿副岛种臣一干人等到达天津要求改约。此外，该使团还怀有一个更大的阴谋，即试探和窥测中国对台湾、朝鲜和琉球的态度。

琉球古来一直同中国保持朝贡关系，而且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明、清两朝。日本德川幕府时代，萨摩藩染指琉球，强迫琉球王国依附萨藩，琉球王国处在中、日两属的地位。1871年11月30日，琉球王国宫古岛的两艘朝贡船离开那霸港驶往中国，途中遭遇暴风随波漂流，其中一艘船漂流到台湾西南海岸的八遥湾，66名船员登岸后与当地高山族牡丹社发生误会，结果54人被高山族杀死，12人逃生进入凤山县，受到清政府官员的保护。同年12月11日，又有两艘琉球朝贡船在前往中国途中遭遇飓风，其中一艘漂流到台湾，船上45名船员也受到凤山县的保护，并于翌年2月由清政府派员将两批琉球漂流民共57人送到福州的琉球馆，予以慰问和厚赐后安全返回琉球。

琉球岛民同台湾高山族的冲突事件，原本属于中国同琉球王国之间的瓜葛，不容日本方面置喙。然而，明治政府却借机掀起了征讨台湾、兴师问罪的一片喧嚣。鹿儿岛县参事大山纲良立即上书政府，主张“仗我皇威兴问罪之师，谨请借与军舰，直捣其窟穴，歼其祸首，上扬皇威于海外，下慰岛民之冤魂”。鹿儿岛出身的几名政府官员也上书建议“征伐台湾”。然而，此时正是“征韩论”甚嚣尘上之际，西乡隆盛唯恐轻举妄动坏了“征韩大计”，遂一面派出侦探潜入中国，收集中方的情报，进行战事准备，一面同西方列强联络，意在借西方人的力量压迫中国，抢先将琉球并入日本的版图。

副岛一行打着“换约”的旗号与李鸿章等中国官员会谈时处处留意，故意提及朝鲜、琉球、台湾等“敏感”问题，观察中方的态度。李鸿章等人不知就里，甚至称台湾为“土蕃之地，为政教禁令所不及，为化外之民”，对朝鲜、琉球则表示：“只要循守册封贡献例行礼节，此外，更于国政无关”。这让副岛一行放下心来，高高兴兴回国复命。

时隔不久，日本就把墨迹未干的《中日修好条规》弃之一旁，出兵侵入琉球，命令琉球撤去设在福州的琉球馆，所有同中国的贸易往来均需通过设在厦门的日本领事馆，禁止琉球向清廷朝贡和接受清的册封。1876年，日本又强行接收了琉球的司法权和警察权，琉球王国名存实亡。

琉球国王尚泰对国家的灭亡心殊不甘，秘密派员赴福州乞求中国政府帮助复国。与此同时，新任中国驻日本公使何如璋也获得琉球灭国的情报，意识到“琉球既灭，行及朝鲜”,“恐边患无巳时”, 于是上奏朝廷，主张据理力争，对日进行强硬交涉。于是，围绕着琉球的归属问题，中、日之间又展开了新一轮的交涉。

消息传到朝廷，主持外交大策的李鸿章顾忌日本人的难缠，同时考虑到今后中日之间能否真正贯彻实施《中日修好条规》尚是未知数，所以主张息事宁人，低调处理。他在给何如璋的信件中说，“琉球朝贡，本无大利，以威力相争，争小国区区之贡，务虚名而勤远略，非唯不暇，亦且无谓”。

何如璋只好提出处理琉球问题的上中下三策，请中央政府定夺。上策是出动兵舰责问琉球，令其入贡；中策是据理力争，并通报琉球不会坐视不管——此两策均是为了向日本示意中国绝不放弃琉球；下策是求助万国公法和外国公使斡旋。李鸿章很快复函赞同采取下策。函文称“遣兵船责问，及约球人以必救，似皆小题大做，转涉张皇……援公法商会各国公使，申明大义。各使虽未必助我以抑日本，而日人必虑各国生心，不至灭琉国而占其他。”从此函文可以看出，李鸿章对解决琉球问题毫无信心，不过是敷衍舆论和应付外派大员而已。

何如璋无奈，只得按朝廷旨意行事，于1878年9月3日会见日本外务卿寺岛宗则，就日本阻止琉球向中国朝贡提出口头抗议。岂料，寺岛的口气更硬，何如璋也不示弱，两个人唇枪舌剑，结果是不欢而散。会晤后，何如璋向日本外务省提交一份措辞强硬的照会，内称“查琉球国为中国洋面一小岛……自明朝洪武五年（1372）臣服中国，封王进贡，列为藩属；惟国中政令许其自治，至今不改……今忽闻贵国禁止琉球进贡我国，我政府闻之，以为日本堂堂大国，谅不肯背邻交，欺弱国，为此不信不义无情无理之事……务望贵国待琉球以礼，俾琉球国体政体一切率循旧章，并不准阻我贡事，庶足以全友谊，固邻交，不致贻笑于万国。”

日本方面见何如璋态度强硬，索性抛开何如璋，径直赴北京同软弱的清廷大员交涉，同时派员接管琉球。1879年4月，明治政府任命锡岛直彬为冲绳县令，并宣布实行日本纪元，同年6月，琉球最后一代国王尚泰被迫迁住东京，琉球王国彻底灭亡。

1879年7月3日，琉球国紫巾官向德宏受国王之命抵达天津求救，叩见李鸿章，泣请中国政府援救琉球，以至“长跪哀号，泣血吁请”，但仍未能改变总理衙门和李鸿章的对琉球处理态度。就在琉球问题难分难解之时，美国前总统格兰忒来华到达北京，李鸿章如拾到救命稻草，力请格兰忒出面协调。格兰忒转道东京后，给中国政府发来函件，其中有明显倾向日本之意，内称“有一件文书（指何如璋的照会），措语太重，日人心颇不平。如此文不肯撤销，以后恐难商议；如肯先行撤回，则日人悦服，情愿特派大员与中国特派大员妥商办法”。格兰忒的函文不仅偏袒日方，而且对中国外交公使的照会挑肥拣瘦，明显侵犯中国的外交尊严。谁料，总理衙门竟然同意格兰忒和日方的无理要求，回复称“从前所论，可概置勿论”。一句话，就把中国外交大员的合法地位和颜面抛到九霄云外。不仅如此，李鸿章还指责何如璋“虽甚英敏，于交涉事情历练未深，锋芒稍重……可为殷鉴”。

1879年12月，自称“日本闲人”的浪人竹添进一受命来华，探听中方风声，与李鸿章笔谈后回国复命。次年3月26日，竹添再来天津，提出“两分琉球”的方案，即将琉球南部接近台湾的宫古、八重山岛划归中国，作为两国的疆界。李鸿章初对此方案颇感兴致，但经向德宏介绍，始知琉球三个大岛群中惟有南部岛群最为贫瘠，难以自立复国。于是，中方提出“三分琉球”方案，即北部岛群归日本，中部岛群复归琉球，南部岛群归中国。日方极力反对此方案，交涉又陷于交织对立的状态。

是时，东北亚局势危机四伏。俄、英在中国新疆各自扶植傀儡势力，沙俄甚至出兵占据中国领土，左宗棠率大军入疆平叛，中俄关系趋于紧张。鉴于此，朝廷采纳张之洞“联日拒俄”的建议，同意日方提出的“两分琉球”及修改《中日通商条约》的方案。1880年，双方草签了协议，只待最后批准生效。然而，随着中俄关系的缓和，一些大员对“两分琉球”的方案产生疑虑，认为此方案根本不能维护琉球的独立，反使中国受到修改后的《中日通商条约》的损害，一时间举棋不定，竟采取“延宕之法”回避批准换文。而此时的日本已经用战舰和大炮打开了朝鲜大门，强迫其签订不平等条约，继之对其虎视眈眈，极欲攫为己有。中、日双方都把目光盯向朝鲜，琉球方案也就搁置一边，不了了之。就这样，围绕着琉球的归属，中国丧失了最底线的海疆界约。

四 日本侵略台湾，迈出大陆扩张的第一步

日本单方面把琉球并入日本的版图后，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重臣联手对付政府内的反对派西乡隆盛。西乡一派势孤力单，不得已退出政治舞台，返回家乡组织反政府武装，酝酿卷土重来。以“内治优先论”标榜的大久保、木户等人在平定了佐贺之乱以及赢得西南战争的胜利后，就迫不及待地把“内治优先”的高调抛却一旁，以3年前琉球漂流民被台湾土著民杀害一事为借口，开始了筹划侵略台湾事宜。

1874年2月6日，日本大臣会议批准了大久保利通、大隈重信二人拟定的“台湾蕃地处理要略”，计九条。内称“台湾土蕃部落，为清国政府政权所不及之地”,“报复杀害我藩属琉球人民之罪，为日本帝国政府之义务，而征蕃之公理，亦可于此中获得主要根据”, “清国如以琉球曾对该国遣使纳贡为由，发挥两属之说，以遑顾不理……盖控制琉球之实权皆在我帝国”云云。4月4日，日本政府任命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蕃地事务局都督，谷干城、赤松则良为参军，大隈重信为台湾蕃地事务局长官，另委任美国人李得仙为“台湾蕃地事务局准二等出仕”，随军出征，“参与谋议”。4月5日，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奉敕下达《亲敕案》，向西乡下达三项使命，分别是“对（台湾）土人杀害我国人问罪”; “彼等若不服罪，以兵力临机征讨”; “策定尔后我国人在彼地方防止土人杀害之办法”。4月17日，太政大臣又颁发布告，内称，“明治4年11月，琉球藩人民漂流到台湾蕃地被土人劫杀……今任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都督，责问其残害我人民之罪，予以相当处分，以保护我人民今后航海之安宁”。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当局在上述公文中口口声声将台湾称之“蕃地”，透露出日本俨然把中国台湾当成了自己属地的野心。

4月中旬，日本集结3600名征台士兵，另有九艘舰船，其中有美、英两国提供或租借的船只，还有几名美国军官随军担当指挥。5月17日，西乡从道乘英国人售予的“高砂号”旗舰抵达台湾。5月18日，先行到达的日军向台湾发起攻击。5月22日，日军发起总攻。台湾高山族民众利用地形优势，以原始武器进行了顽强的阻击。6月1日，日军兵分三路大举进攻牡丹社和高士佛社，侵入陆路。在日军的猛烈炮火下，高山族民众采取游击战术与来犯之敌周旋，日军步步受阻，加之恶疫流行，日军士兵水土不服，损失严重，只好退回驻地待命。

清政府闻知日本向台湾大举用兵分外震惊，一面从福建、广东等地征调万余兵力及军舰以防卫台湾，一面派大员赴台与侵略军交涉。同治十三年（1874）三月二十六日，李鸿章向日本发出照会，指出“台湾全地素属中国，贵国政府并未与总理衙门商允作何办理，迳行命将统兵前往，既与万国公法违背，亦与同治十年所换和约内第一第三两条不合”，要求日方“撤兵回国，以符条约，而固邦交”。7月中旬，日本驻华公使柳原前光抵达北京面晤李鸿章，李指责日方“去年才换和约，今年就起兵来，如此反复，当初何必立约？我从前以君子相待，方请准和约，如何却与我丢脸？可谓不够朋友！”。柳原被诘问得支吾尴尬，却强词夺理称“（台湾）蕃地乃贵国化外之地，既已化外，无主之民杀害我人民，所以方兴征蕃之义举”，坚持“定不撤兵”，使谈判僵持无有进展。消息传到日本国内，舆论纷纷，执意主张征台的大久保再也坐不住。9月6日，他以全权大使的身份亲自来中国与总理衙门谈判，提出承认日本侵台是“义举”，并赔偿日方军费200万两白银的要求，遭到总理衙门的拒绝。大久保遂使用恫吓手段，以回国为要挟，又运动英、美、法等国公使出面转圜。英国公使威妥玛面晤恭亲王奕訢，劝说中国拿出银子“了局”。美国和法国公使也极力说服李同意对被杀的琉球民“酌议抚恤”。清政府的达官显贵们担心双方僵持下去，“情势迫切，若不稍予转机，不独日本铤而走险……且令威妥玛无颜而去”。是时，10900名清军官兵已经在台湾海防大臣沈葆桢等人的统帅下登陆台湾，并在澎湖修筑了炮台，铺设了台湾至厦门的海底电线，从德国购买了新式步枪，中国海军军舰的数量也超过侵台日军。中日两军在台湾紧张对峙、剑拔弩张，战事若开，鹿死谁手未必可知。但昏庸的清廷竟然在关键时刻电告沈葆桢“勿遽开仗启衅”，同意拿出银子了结此案。只是在数量上削减到不超过50万两。本来骑虎难下的大久保见中方妥协，也不再计较银子的数量，因为他也担心中日开战，“不但人民有议论，且将受外国之诽谤，蒙意外之损害，终而招致损及我独立主权之大祸”。

1874年10月31日，中日双方在北京签订了《北京专条》和“会议凭单”。《北京专条》计有三条，分别是“日本国此次所办原为保民义举起见，中国不指以为不是”;“所有遇害难民之家，中国定给抚恤银两。日本所有在该处修道建房等件，中国愿留自用，先行议定筹补银两”, “该处生蕃，中国自宜设法妥为约束，以期永保航客不能再受凶害”。另在“会议凭单”中规定，中方支付难民之家抚恤费10万两，另支付日军道路、房屋修筑费40万两。日军须在1874年12月20日前全部撤出台湾，银两待日军撤出后支付。

侵台之役是日本明治维新后首次对外发动的侵略战争，战斗中日军死伤573人，并未占到什么便宜。岩仓为此沮丧有加，称“对清廷的关系知之不详，而竟茫然上奏……上则陷圣断于轻率，下则毁誉国威，内则引起物议纷纭，外则招致他国诽讥，可谓有失体统矣”。日本发动的征台战争，事后虽然获得的50万两银子的赔偿（折合日元约67万1650元），但远征军的各项耗费高达760余万元，相当赔偿额的11倍之多。但明治政府第一次军事冒险毕竟以“胜利”而告结束，它进一步刺激了战争狂人的野心，试探出中国封建朝廷色厉内荏和大厦将倾的征兆，推进了大陆侵略扩张政策的酝酿和出笼。从这一时刻起，日本朝野上下看中中国东北的富庶资源和战略地位，开始把矛头瞄向中国东北，展开了一系列带有侵略意义的军事谍报、移民投资、资源掠夺以及笼络地方当局的非法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