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登场

如今，我们再一次遭遇国际关系的基本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英国、法国和德国等传统大国已经不再是国际舞台上的主要战略棋手，他们只能联合起来，通过欧盟这一超国家组织勉强维持在国际体系中的大国位置。2010年，欧洲边缘国家的债务危机一度给欧洲的联合带来重大考验；2016年，英国的“脱欧风波”更是让“欧洲病人”雪上加霜。而苏联在解体之后的主要继承者俄罗斯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始终没有找到大国复兴的正确道路，无论是民主政体还是强人体制，都没有让俄罗斯重回国际竞争的中心舞台，每一次的油价下跌都让这个虚弱不堪的巨人挨上重重一击。面对西方世界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上的全方位挤压，俄罗斯的地缘战略空间不断被压缩。2014年，乌克兰危机之后，俄罗斯被“羞辱性”地驱逐出号称“大国俱乐部”的八国集团，这表明俄罗斯依然只是国际体系中的二流角色，它只能被动地在国际体系中捍卫自身的战略利益，已经完全没有能力通过自身创新性的国际行为实践，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贡献新的内容。至于日本，它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有过辉煌的表现，日本曾试图以“发展型国家”和“雁形战略”来重组东亚秩序并在其中发挥领导作用，但是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在“泡沫经济”破灭之后陷入了长期的经济滞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证明日本无论在实力上还是心理上都无法充当东亚的领导者。

而中国，这个曾经一直生活在屈辱状态的国家，却在这一变局中以前所未有的新姿态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以自身改革开放30年所积累的巨大实力和声望，一跃成为国际体系中的主要角色。中国开始不断告别“韬光养晦”，在国际体系中日益积极有为和“坚强自信”（assertive），并开始以自身的大国外交实践强有力地影响着整个国际体系的运行，这些实践蕴含着大量新的基因，因此中国有望成为未来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书写者。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和地位的变迁，塑造了中国知识界对世界的总体认知。但面对前所未有的、因自身变化而带来的国际大变局，中国无论是政界还是学界，都并没有为此做好准备。

一 国际体系中的中国角色

作为中华文明在政治上的集合体，中原王朝一开始就是一个世界级的大国，由于它对广袤的国土实施了比较有效的集中管理，因此常被称为中华帝国。中国的大国地位既体现在辽阔的地理版图和强大的政治行为能力上，也体现在悠久而独特的文化传统上。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与整个国际体系的关系经历了数次重大的变迁，每一次变迁都直接影响了中国思想界对国际关系的理解。

第一，中国的自成体系。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签署，标志着现代主权国家体系在欧洲的建立。威斯特法利亚体系确立了主权国家是世界政治中的最重要行为体：主权国家处于一个霍布斯式的“自然丛林”状态中，有着高死亡率，因此国家必须不断强大自己和通过联盟组合，在险恶的国际体系环境中求得生存。西方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大都建立在这一实践经验之上。而在遥远的东方，中国时至明末清初，呈现的是一个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帝国体系，而且这一帝国体系虽然屡经王朝更迭，但总体已经有效运转了近两千年。

这一被称为朝贡制度的庞大体系主要依靠中央怀柔四方、四方朝贡中央的基本原则来运行，必要的时候，也依靠来自华夏中心的强大军事实力来加以维持。该体系具有以下一些特征：（1）不平等性，朝贡制度是中国内部等级秩序的向外延伸，宗主国和朝贡国在身份和政治地位上是不平等的，因此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间体系。（2）互利性，通过独具东方特色的朝贡贸易，朝贡国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中国在获得宗主地位的同时获得了安定的周边环境，因此朝贡制度的现实依据是利益互换。（3）和平主义性质，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武力扩张权力不同，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的主要目的在于和平自守，维护农业文明的稳定。（4）封闭自守性，在明清时期，朝贡制度逐渐成为中外交往的唯一模式，其“防”和“禁”的特征特别明显，它不是一种开拓扩张型的秩序。

可以说，当时亚欧大陆的东、西两端呈现两个截然不同的体系（两大体系的对比见表1－1），它们平行运转在1840年之前的近300年里，两者虽然有些零星的贸易、人员和文化往来，但总体上相互隔绝，自成体系，缺乏基本的互动。之所以如此，首先，在于遥远的空间距离所造成的巨大阻隔，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还没有能力促成这两个体系进行频繁有效的互动；其次，政治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作为一个封建落后的政权，封闭了中西方交流的通道；最后，自宋代以后，中华体系的封闭自守性日益加重，清政府出于对自身作为少数民族政权强大的不安全感，而采取的颇为自负的闭关锁国的政策，进一步加剧了这两大体系的隔绝。

由于自认为是中央之国，天朝上国的思想便成为中国在这一时期对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思考。而支撑天下体系的是儒家意识形态。儒家思想建立在“传统的 ‘中国为天下中心’的世界观之上的……中国既是天下中心，并有着辉煌的无与伦比的历史与成就，那么中国之外的 ‘夷务’就不在中国人的关心的范围之内”。而这种格局的打破，源于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技术力量能够穿破重重的地理阻隔，也在于东西方两大体系的实力对比发生根本性逆转，从而导致西方体系对东方体系的压倒性胜利，迫使东方体系的核心国中国以一种屈辱的方式臣服于西方定义的国际体系。鸦片战争之后，东亚朝贡体系逐渐崩溃，中国也被迫逐渐建立起西方的近代外交制度。中国的政治家们在经过从轩轾中外到对等外交关系的漫长心理调整后，终于认识到“中国既不能孤立于近代西方国家之外，也不能将西方国家纳入基于 ‘中央王国’的统一道德统治的朝贡体制”。这一痛苦的认知转变开启了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第二个阶段。

第二，中国开始成为国际体系中的配角，而且一直都是落后挨打的反面角色，直到二战爆发中国才短暂成为一个正面角色。19世纪中期，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携“工业革命”之威，依靠船坚炮利，彻底摧毁了中国的天下体系，并以贸易自由的原则破坏了朝贡体系。从此，中国开始被迫臣服于西方主导的主权国家体系。而东方体系的崩溃，也标志着西方体系成功地实现了全球化。两大体系正式并轨，一个统一的国际体系正式形成。中国逐渐放弃了天下世界观念，转而全盘接受西方的国际体系，希冀以不懈努力在其中获取一席之地，建立现代强国。

东西两大体系激烈碰撞后，现代中国最为本质的特征在于它已经融入全球体系当中，由于中国是以历史进程中的巨大失败者的身份加入西方体系的，因此，中国学人一直在思考的是如何学习借鉴西方，在现代与传统之间寻求平衡点以再造国家。到民国时期，从国际关系和外交学研究来看，“这个时期的学人已经开始从西方知识中寻找启发并将其引入中国，结合中国传统和现实进行阐释和改造，初步形成了一个基于中国问题的国际关系分析框架”。

抗日战争及其最终胜利帮助中国实现了国际地位的提升，至少成为名义上的世界强国。而中国之所以从反面角色成长为正面角色，很大程度源于当时国际体系呈现一种霸权交替的特征，新霸权美国需要中国的帮助来建立新的世界秩序，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附属地位没有改变：“罗斯福把中国列入四强之内，部分是出于礼貌，部分是在其全球布局中也需要有一个亚洲伙伴。然而，中国比英国更没有实力执行罗斯福分派给它的任务。大战终止时，中国是个身陷内战剧痛煎熬的落后国家。”当时学界的主要关切仍然是如何完成国家内部整合，以及完成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政治决断。与国内事务相比，国际事务尚在其次，更遑论国际关系理论的创建与发展了。

第三，中国孤立于体系，成为体系的造反者。在国民党治下，“独立自主的、能被社会成员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高度认同的现代民族国家始终未能建立，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标志着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真正建成”。中国一个世纪的屈辱历史、持久的革命经历加之毛泽东鲜明的个人特征，使得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外交以富有造反精神著称于世。中国以激进的方式试图改造既有的国际体系规则，重塑一个新的世界秩序。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就坚定奉行“一边倒”政策，而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对中国进行了政治上的孤立、经济上的封锁和军事上的包围。因此中国实际上彻底决裂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美国的较量在朝鲜战场以热战的形式达到顶峰。到1957年，在“东风压倒西风”的总体判断下，毛泽东甚至呼吁要做好打核战争的准备。20世纪60年代初期以后，中苏关系逐渐恶化，其标志就是中苏论战和1969年中苏珍宝岛冲突。至此，中国同时与资本主义体系和社会主义体系的两大领导者交恶，这标志着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体系中的“孤独的愤怒者”。尽管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中国被迫和美国、日本等国家改善了关系，但中国与整个国际体系的隔绝状态几乎没有改变。

在当时的环境下，中国对整个国际体系的观察与判断被置于意识形态狂热和内部政治斗争的框架之中。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系列思想改造运动的压力下，中国知识分子的学术自由基本丧失：“不仅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发言权逐渐丧失，代之以对自身的不断反省、改造，而且在纯学术领域中自由讨论的环境也遭到破坏。”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知识分子更是风雨飘零，学校的教育功能基本丧失。学者连客观独立的观察都难以保证，更不用说提出系统的、原创的国际关系理论。

可以说这一时期的中国有自己的“核心问题”（如怎么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等），也存在自己的国际关系实践，但是在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社会氛围中，中国只能依靠伟大领袖的思想来理解国际关系，比如毛泽东提出的诸如“一边倒”、“三个世界划分”、“两个拳头打人”、“一大片、一条线”等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的思想表述。但是，这些思想表述离科学严谨的国际关系理论还相距甚远。

第四，中国再次融入国际体系，重新成为国际体系的配角。由于新中国成立后经历的一段漫长的曲折历程，中国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在国际竞争中的落后地位。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又一个伟大的征程。由于中国缺乏必要的技术、资金和现代经济制度，务实的中国领导人认识到，中国的发展必须借助国际体系的力量。在访问日本、新加坡和美国等发达国家之后，邓小平下定决心改变中国的造反者形象，重新将中国融入既有的国际体系。实际上，在毛泽东晚年，他也意识到长期自绝于国际体系的道路很难行通，因此在当时的意识形态背景下以巨大的政治勇气邀请尼克松访华，体现了毛泽东对“革命外交”的反思，但是，毛泽东本人并没有足够的政治条件完成对这一外交路线的根本性调整，只能由他的继任者邓小平来完成。

与晚清相比，中国再次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过程，虽然更多的是主动选择，但仍然不乏屈辱和痛苦，其中表现在美国继续坚持对台售武、1989年西方世界的集体制裁、1993年“银河号”事件、1999年南联盟炸馆事件以及中国加入WTO的曲折进程，等等。这些曲折总是在不经意之中勾起中国老一代学人挥之不去的“受害者”情结。但在邓小平创造性的“韬光养晦”的外交思想的指导下，中国以“外交为经济服务”为总方针，艰难地度过了这一过程，获得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功，并且在外交领域中有所作为，比如，与俄罗斯完成边界谈判，加入亚太经合组织（APEC）并使之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国际平台，发起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参与发起成立东亚“10+3”合作机制，等等。以2001年中国加入WTO为重要标志，中国可以说阶段性地完成了融入既有国际体系的步伐。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伴随着改革开放开始了系统性的发展和建设。出于在“文化沙漠”之后对知识的渴求，以及对“新闻综述式”研究的不满，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开始大规模译介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国际关系经典理论。大规模的学术引进工作可谓是大开风气，促进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在本体论、方法论和认识论上的全方位的发展，也为中国和西方学者搭建了交流沟通的平台，因此可以说这一阶段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重要的积累时期。

但是一个重要问题也随之浮现出来，即这些理论的引进并没有相应刺激中国学者的理论创造性，而且这些理论在解释中国现实问题时，也不乏脱节之处。由此，数百年来一直困扰中国学人的争论再次出现，即如何处理全球化/西方化与本土化/中国化之间的冲突与矛盾，以及如何在其中找到合适的位置。面对这种困扰，中国学者在90年代初就开始呼吁建立“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或“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就其本质而言，它是中国在融入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时，面对西方的利益冲击、话语冲击、制度冲击和文明冲击时，中国知识分子以及政策制定者所必然产生的主体自觉和文化自觉。在这一阶段，西方理论的全面导入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学者的理论创造问题。

第五，因坚定融入而享受了既有体系繁荣与和平的巨大“红利”之后，中国开始崛起为国际体系的主角。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中国参加的二十国集团（G20）随后从部长级会议升级为首脑峰会，并被确定为国际经济治理的核心平台，再加上201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开始逐渐成为国际体系的主角。

伴随中国崛起为世界主角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中国崛起对于地区和全球秩序的意义。以欧洲历史为主要经验的美国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中国崛起持悲观态度，认为中国在成长过程中将伴随着战争。即便是对中国抱有乐观态度的学者也认为中国要想和平崛起必须皈依西方的价值观、政治制度和社会形态。对此，中国政策界率先做出回应，所谓“和平崛起”、“和谐世界”和“新型大国关系”等具有中国原创色彩的概念表述便是对这种角色变化的一种政策回应。但这种回应因为缺乏深厚的学术研究作为支撑，往往总是停留在政策性的概念表述阶段，还没有上升为成体系的理论建构。

总之，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以及中国自身状态的改变，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经历了多轮变换，这种变换直接决定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对国际关系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随着中国首次成长为既有国际体系的主要角色，这预示着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一个新阶段的到来。

二 成为主角的中国与世界

自1978年开始的由邓小平领导的并被后来者继承的伟大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哈里·哈丁在20世纪80年代就预测这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经过近四十年的持续发展，虽然中国目前还不是国际舞台上的一号角色，但已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二号角色。这种二号角色不仅体现在经济维度，而且体现在政治、文化、地缘等多个维度。一个全新的二号角色的隆重出场对既有国际舞台的冲击和影响必将是全方位的。

首先，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领先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越来越多，并与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差距越来越小（见图1－1）。世界银行甚至预测，根据购买力平价，中国在2014年底就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在其他一些细分的经济指标上，中国已经在多个方面成为世界头号国家，比如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等等。不仅如此，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和能源进口国、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具有强大的问题解决能力，美国的金融危机和欧洲的债务危机，都离不开中国的参与。而在关于全球气候变化、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等问题上的国际会议，中国领导人总是备受关注。

中国对国际经济体系的影响体现在多个方面。第一，在国际生产链条中，中国处于极为重要的中间环节。中国从资源国进口大量的矿产资源及其他原材料，又向欧美发达国家出口大量制成品，中国制造行销全球。中国现在是世界上130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二，在金融和投资环节，虽然中国资本账户还未完全开放，但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意味着中国具有强大的对外投资能力。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中国资本对世界的影响能力也在显著增强。第三，中国的经济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陷入低谷。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共克时艰，合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的重要引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超过50%。总之，经济是中国过去近40年来最为成功的领域，也是最能体现中国作为世界主要角色的领域。

其次，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政治大国。中国不仅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是二十国集团的重要成员国。中国具有日益强大的政治影响力，这种政治影响力体现在五个方面。第一，中国具有独立地进行国际制度建设的能力。创建和设计国际制度的能力是国家政治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一直致力于融入既有的国际制度体系。不仅如此，中国开始更加积极主动地成为国际制度的创立者。从区域国际制度来看，上海合作组织是中国进行国际制度建设的一项重要标志性成就。而同时，中国也在区域经济合作中扮演重要角色，是多个重要自贸区谈判（FTA）的倡议者。不仅如此，中国也是“金砖机制”的主要发起者和参与者之一，该机制凝聚和增强了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经济和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在中国的国际制度外交史上更是具有标志性意义。

第二，中国已经具有相当强的国际政治动员能力。在国际政治中，政治动员是指一国号召和说服他国追随自己并支持自己实现特定目标的行为。成功的国际政治动员不仅可以帮助动员国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更能够将自己的主张、观念变成国际规范，使自己成为国际社会的领袖国家。二战期间的英国和美国是政治动员成功的典型，而德国是失败的典型。

受“韬光养晦”战略思想的影响，在进入21世纪之前除了在至关重要的台湾问题上，中国很少在国际社会上进行大规模的政治动员。1992年，中国在争取2000年奥运会的国际政治动员中遭遇了重大挫折。进入21世纪，中国的自信心开始增强，中国先后在申报2008年奥运会、2010年世博会的政治动员中获得了成功。不仅如此，2008年中国动员了包括美国总统布什、俄罗斯总理普京在内的80多名政治首脑出席奥运会开幕式。这是对中国国际政治动员能力的一次重大检验。从2014年开始中国又开始在国际上进行批判日本军国主义的政治动员。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后，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与德国、俄国、韩国、美国等多国外长通电话，并获得不同程度的积极回应。此外，中国驻日本、美国、俄罗斯等国大使纷纷在当地主要报纸上发表文章批判日本的“右倾化”。中国在反击日本的国际政治动员中，给予日本巨大的外交压力。

第三，中国在国际政治的议题讨论中具有强大的问题解决能力，而同时一旦中国不参与或者进行否决，一些国际事务将很难处理。这突出表现在朝核问题、苏丹问题、阿富汗问题等地区热点问题上，也体现在叙利亚问题、伊朗问题。2012年4月，苏丹问题进入白热化，南苏丹总统基尔在“重要关头”访问中国寻求帮助。作为与南、北苏丹保持同等友好的国家，中国在劝和促谈的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外交作用，通过项目援助、居中调停最终促使南、北苏丹在争议问题上和解。中国学者王逸舟将其称为“创造性介入”的重要案例。如果说中国在苏丹和朝核等问题上发挥了解决问题的重要建设性作用，那么在温室气体减排问题上，面对西方国家针对发展中国家承担减排责任的要求，中国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以其强大的能力行使了否决权。由于不同国家面临着不同的发展阶段，而且西方发达国家的碳排放量可以追溯到工业革命时期，要求世界所有国家在减排问题上承担同等责任，这一貌似平等的原则实际上却很不平等。对此，中国在减排问题上坚决贯彻“共同但有区别的”减排原则，多次阻止了西方国家将减排义务强加到发展中国家的企图。

第四，中国开始具备进行国际政治惩罚的能力。所谓政治惩罚能力就是可以利用经济、军事、宣传等施压方式达到本国的政治目的。2012年中国与菲律宾在黄岩岛发生冲突，中国对菲律宾进行了经济制裁，包括取消到菲律宾的旅游团，对从菲律宾进口香蕉进行限制，等等。中国是菲律宾的第三大游客来源地，香蕉是菲律宾第二大出口的农产品，而中国的进口量占菲律宾香蕉出口总量的一半，这些措施给菲律宾施加了巨大的经济压力。中国的惩罚措施效果明显，菲律宾总统比尼格诺·阿基诺（Benigno Aquino）在公开谴责中国的同时，与中国在当年6月早期达成协议，菲律宾从黄岩岛附近争议海域撤退，以缓解两国紧张关系并维持对自己至关重要的双边贸易和投资关系。2010年挪威向刘晓波颁发诺贝尔和平奖，中国表示强烈抗议，给挪威施加了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压力，导致挪威不得不向中国“示好”，如支持中国参与北极资源开发。

中国对美国和其他侵犯中国权益的大国也越来越具有进行政治惩罚的意愿和能力。2010为反对美国对台湾地区出售武器，中国宣布了四项制裁措施：“暂停两军计划内有关互访的安排；推迟中美两军部分交往项目；推迟两国副部长级战略安全、军控与防扩散等措施以及将对参与售台武器的美国公司实施制裁。”在以前中国只是做象征性的抗议，这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第一次威胁要惩罚美国相关企业。2012年，英国首相卡梅伦接见了达赖，中国以长期拒绝其访华来进行政治惩罚。2013年底，卡梅伦访华成行后，表示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且不支持“西藏独立”。

第五，中国开始具备更加强大的军事实力，这是实施政治强制力的重要后盾。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邓小平“军队要忍”的方针下，中国的军费开支一度从占GNP的8%—10%降到2%。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经济果实使得中国可以对军事现代化进行更大的投入。从1999年开始，中国的军事投入开始大幅增长。2011年至2015年，中国的国防预算年均增长11.36%, 2015年中国军费预算为1458亿美元，排在当年世界第二（美国军费预算为5975亿美元）。在不断增长的军费投入下，中国军力发展逐步迈向现代化、信息化，部分技术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这些技术成就正推动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军事强国。

再次，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文化大国之一。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中国部分传统文化和价值理念对周边乃至全球的吸引力越来越大，这构成中国重要的“软实力”。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日益推进，西方文明的一些内在弊病逐步显现。正如有学者所观察到的，在西方文明主导下的现代社会，对财富和权力积累的无止境追求非但无助于完满社会的建立，反倒会动摇人类文明的根基。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之道”、“静修己身”等精义或许能克服西方文明的弊端。比如，中国传统文化中勤俭节约的思想，对于当今弥漫世界的消费主义倾向，提供了一种重要的解决方案；而中国注重家庭，注重人际和谐而非过度竞争的理念，都为世界提供了一种替代的知识传统。中国文化地位的复兴将冲击现代化开始以来西方文化建立起来的普世正当性，从而重新缔造中国的文化大国地位。

最后，中国的地缘特征决定了崛起之后的中国一定是亚欧大陆的重要战略旗手。“地理与人民二者常相待，然后文明以起，历史以成。”中国所处的东亚地区是当今世界最具活力的地区，同时也是集中地缘政治矛盾最多的地区。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而且世界上主要的大国和强国多是中国的邻国，比如俄罗斯、日本、印度等，而一些中等强国也位于中国的周边，比如韩国、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等。世界多数热点问题都在中国周边，都离不开中国的参与和介入。这种地理位置也决定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主要角色地位。

总之，无论是从经济、政治还是文化、地缘上来看，中国都是当今国际舞台上的主要角色。作为世界主角的中国，既是解决国际主要问题的必不可缺的参与者，也是部分国际主要问题的制造者。中国成为国际主要角色对国际体系构成持久而重大的冲击，其核心表现就是，中国要求成为国际体系中的重要国家甚至领导国家。这一角色演变，为中国学者的理论创造提供了最为宏观的现实背景和现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