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社会舆论的传播规律与社会价值

公共舆论活动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它像其他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一样，存在自身固有的产生、运动和发展规律。1949年我国走上了人民共和的道路，中华民族终于实现了政治上的独立。然而，我们在建立共和国的同时，也陷入保守、封闭和僵化的境地，在政治、经济、外交等各个方面长期游离在国际社会之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走向国际化，逐渐融入国际社会，成为国际舆论场中的重要成员。因此，国际舆论场的很多规律，同样也会在我国市民社会中表现出来。

1．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导致巨型舆论场的出现

“二十世纪是个世界性的 ‘战国时代’，意思是说，在二十世纪里，国与国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有着明确的界限，这个界限是社会构成的关键。不同的政治、文化和区域实体依靠着这些界限来维持内部的秩序，并形成它们之间的关系。”然而，进入21世纪，“二十世纪那种 ‘战国群雄’的面貌已经受到一个新的世界格局的冲击。民族国家及其文化的分化格局面临着如何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纪里更新自身的使命”。现代国家疆域的毁坏，地区边界的消失，使公众在更广阔的社会空间内交流意见，因此，社会上出现了更多的巨型舆论场，从而形成了大规模的、典型化的巨型民主。如代议制政治，就是通过大规模的竞争性、择优性的选举，创造了一个巨型行为舆论场。这种选举方式既体现了民主的权威性，又保留了人民的主权性，既体现了人民对统治权力的限制和监督，又避免了人民直接地行使统治权力。今天，中国已经深度融入全球化进程，中国的和平崛起让很多国家感觉到压力，因此在国际舆论场中“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甚嚣尘上。当各国眼光聚焦中国后，中国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这些国家就会快速在国际舆论场有所反应，国际问题也容易出现国际化的现象。

2．主题性公共领域的联结产生出元主题公共领域

在分散的公共领域内，由于空间狭小，公共舆论的主题指向比较单一，因此这种公共领域内形成的是主题性公共领域，它们在总体上呈现多元性公共领域的特征。然而，现代社会借助于先进的传媒技术，主题性公共领域经常会相互联结，从而形成更大空间的公共领域。在这个公共领域内，参与讨论的人数众多，经过一定时间段的争论，最终人们可能抛弃分歧，在妥协的基础上达成一些具有共识性、基础性的元主题认识。元主题公共领域甚至可以跨越单一的政治边界，构成国际性的公共领域。“在主题性公共空间内，参与者较易于理解自己言行的意义，形成共同的理解，形成对联合的认同。而作为元主题性公共空间的公共领域，也必须要求有共同理解的形成，但是这种共同理解必须使参与者能够形成他们自己与其他人所共同构成的紧密相关的联合的 ‘社会想像’。”转型期的中国处于矛盾多发期，各种舆论交锋不断出现，但社会舆论的碰撞最终产生的是对全面深化改革的呼唤。正如习总书记2012年12月在广东调研时所指出的那样：“我国发展面临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比如：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方式依然粗放，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困难，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突出，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等等。要破解发展中面临的难题、化解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除了深化改革，别无他途。”

3．公民私人利益的硬核化与群体舆论、突发事件的形成

市民社会尊重个人的私有财产、宪法权利、价值追求和独立人格。然而，由于受到现代权力机构和经济组织的挤压，现代公民的私人利益有可能受到侵蚀。由于现代人的生活和生存空间相对拓宽，当在体制性范围内，公众无法通过体制性诉求获得权利救济的时候，他们往往转回身放弃自己的一些权利。但是，当人们放弃这些权利的时候，同时也使个体核心利益硬核化，即外部侵蚀不能让一个公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遭到损害，否则该公民将会义无反顾地与侵害者对抗。这就像火山一样，刚开始是积蓄能量，当能量积蓄到一定程度时，可能在某个最柔软的点上喷发出来。舆论可以是和风细雨的讨论，也可以是急风暴雨的街头运动。现代国家必须协调好公民之间的利益关系，维护公民依法应该享有的权利，并掌握应对社会危机和引导舆论的技巧，这样才能更好地避免群体事件、突发事件、危机事件的出现。

市民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市民能够参与政治生活。现代民主参与制度是在长期、反复的试错过程中不断完善起来的，从古代民主到现代民主，西方经历了基督教信仰、人文主义、宗教改革、天赋人权和自由主义等阶段，用了2000多年丰富、调整和明确了民主的价值。现代市民社会是一个高度民主化的社会，公共舆论是市民社会运转的一个重要基础，公共舆论在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价值。

1．制约公共权力

随着社会进步，社会财富增长速度越来越快，历史发展给公共权力的扩张提供了相应的条件，今天公共权力涉及的领域不断放大。当公共权力利用现代物质、技术手段，不断扩大其领域的时候，公共权力必须得到监督和约束。2013年1月22日，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舆论是公共权力的笼子，是监督公共权力的重要手段。公民对自身权利的追求有消极和积极之分。消极的权利观主张个人的独立性不要受到任何的限制和侵害，而积极的权利观则要求每个人都享有同等的幸福。公共舆论是群体的意见，不是个体的主张，因此公共舆论可以显示积极的权利观，进而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迫使公共权力为所有公民服务。

2．辅助政府决策

现代公共管理不是公权力封闭运行，而是公民参政背景下的开放协商。现代公民通过公共领域参与政策讨论，一方面可以让政府吸纳民间智慧，提高政府决策的透明度和科学性；另一方面公众参与也降低了政府的决策风险和执行风险，可以让公众和政府一道承担社会责任。政治参与既是一种宪法性权利，也是现代公民的一种社会责任。公民的政治参与既包括民主选举、政治协商、政策听政、舆论监督、群众信访等温和的参与形式，也包括工人罢工、游行示威、静坐请愿等激烈的参与形式。随着公民社会的成熟，公众参政议政的热情不断提高，他们要求政府尊重他们的一切政治权利，包括生存权、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由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向复杂的社会结构转变，一些在发展中出现的新的阶层和集团迫切要求获得社会身份，迫切要求政府和社会尊重他们的权利和地位。为此，他们通过各种渠道表达自己的观点，期望自己的意愿能够转化为决策资源，期望通过法定的制度保护自己的利益。面对公民权利意识的普遍觉醒，政府应该用谦卑之心对待民间力量，不断向民间开放公共空间，在政府力量和民间力量之间找到黄金分割点，重建政府与公民的关系。

3．维护公民利益

市民社会中每个公民的权利都应该得到尊重和保护。在市民社会没有什么人更伟大，只有宪法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只有宪法才能凌驾于一切之上。公共舆论的形成是以保护个体利益为前提的，当无数个体意见汇聚成一致看法时，公共舆论就形成了。当公共舆论形成后，公共权力必须要重视公共舆论，这样才能防止公众情绪出现“井喷”，酿成不应有的过激行动。在厦门PX项目中，由于厦门市民的集体维权，最终项目得以取消，体现了市民社会公共舆论的维权效果。目前，公民维权主要通过网络进行，“就网络民意而言，民意表达的实质是公民运用自身的言论自由权利，通过网络媒体来实施具体的权利维护，而权利维护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的公共利益维护”。

4．进行社会预警

当公众利益受损，求助投诉无门，大量积怨存在时，市民社会也会成为政府执政的对立面，甚至会引发群体性事件。社会舆论从萌芽到形成，再到群体性事件的产生，中间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为了更从容、更平和、更人性地处理社会问题，各级政府应该要建立起社会风险评估机制，重视公共舆论，多渠道收集舆情，这样才能够对社会问题做到早发现、早处理、早控制，在源头上寻找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动力，最大限度消除群体性事件的诱因。为此，政府通过建立社会舆情收集系统，可以实现对社会稳定的有效预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