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研究目的及意义

40多年前的1972年，中美两国在隔绝对立20余年、几乎没有任何交往的情况下，从各自的国家安全战略需求出发，开启了双边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如今，中美关系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关系错综复杂，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而几乎所有问题都富有争议。在这些问题当中，台湾问题无疑是最为敏感的核心问题。

台湾问题事关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事关中华民族的复兴。台湾问题本是中国的内政。二战结束后，台湾已经回归祖国。新中国成立之初，尤其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美国政府对中国内政进行了直接干涉，其后对新中国实行遏制政策，并不断制造“台湾地位未定论”，发表“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等言论，企图达到将台湾永久与大陆分离的目的，这是中美两国长期处于隔绝对立状态的一个根本原因。

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与美国结束了长达20多年的紧张敌对关系，两国关系出现缓和并走上正常化的发展轨道。尽管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出现了曲折反复，但接触、交往、合作的历史方向已不可改变，最终于1979年1月1日两国实现了建交。这是现代国际关系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

中美关系正常化是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中国领导人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在对国际形势进行正确分析和判断的基础上，做出的战略抉择，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首先，从中美关系本身看，中美关系正常化意味着美国“遏制与孤立”的对华政策的彻底破产；“一个中国”政策成为美国与中国交往的政策基石，成为中美关系的基本框架，至今中美关系仍然在这个框架下发展前进。其次，从美国方面来说，中美关系正常化帮助美国跳出了越战的泥潭，并遏制了苏联在第三世界的扩张。再次，从中国方面来说，中美关系正常化为中国赢得了更加广阔的国际空间，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赢得了稳定的外部环境，使“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国际上得到更广泛的认可，为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创造了条件。最后，从国际格局上看，中美关系正常化对其后的世界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开创了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合作共赢的新格局。

时至今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60多年，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也已经30多年了，在此期间，中国大陆、台湾岛内、两岸关系及国际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台湾问题的本质没有变。在未来的中美关系发展中，台湾问题仍将是两国间最为敏感的问题。了解台湾问题的过去，尤其是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台湾问题，两国在此问题上的争议、交涉和妥协，对于我们认识台湾问题的未来无疑是重要的。正如法国战略家薄福尔（Andre Beaufre）在其《战略绪论》一书中所说的：我们必须能够解释过去和现在，然后才能避免未来的危险，并能选择我们想要的那种未来。

基于以上思考，本书将以下几个问题作为研究的关键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第一，国家利益是促使中美开启关系正常化谈判的主要原因。中美两国政府是出于何种考虑，才做出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战略决策的？在开启正常化进程时，台湾问题无疑是绕不过去的一个关键问题，从目前解密的资料看，1971年7月9日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时，是就台湾问题对毛泽东和周恩来做了表态的，他的表态使中国领导人心里有了底。那么，基辛格是如何向中国政府表态的？后来尼克松总统访华时又如何做了进一步的表态？

第二，台湾问题是中国与美国谈判多年来无法突破的问题。中美建交是在台湾问题没有得到全面解决的情况下实现的，双方都做了一定的妥协，那么做出妥协是出于何种考虑？为什么邓小平亲自拍板，使得建交谈判得到了突破？中美关系正常化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时发生，是偶然还是必然？

第三，《与台湾关系法》成为中美处理涉台问题的新障碍。它的出台紧随中美建交，而后的历届美国政府，都将《与台湾关系法》与三个联合公报相提并论。为什么中美两国刚刚建交，美国政府就出台《与台湾关系法》？其本质是什么？对今天的中美关系造成什么影响？对未来解决台湾问题将形成什么障碍？

为回答这些问题以及其他相关问题，依据国际政治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本书把中美之间围绕台湾问题所展开的对外政策与行为视为一个相互作用、密切互动的整体进行考察，借助近年来最新解密的当事人谈话、重要人物回忆录等第一手资料，从双方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外交互动中梳理有价值的信息，重点阐述双方对各种因素的反复权衡考虑，力求全面翔实地反映中美关系正常化这一段历史和台湾问题发生、发展的演变过程，客观完整地展现双方的外交博弈，把握美国对华政策的历史根源和发展脉络。因而，本书对于把握、分析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促进中美关系发展，以及为今后解决台湾问题提供借鉴，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 主要内容

本书除前言外，分为三个部分共八章来叙述和分析中美关系从隔绝对抗到正常化的发展进程，梳理台湾问题在其中的演变过程，尤其是正常化谈判过程中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博弈，以及美国《与台湾关系法》的出台经过。

作为历史背景，本书的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中美关系中台湾问题的演变过程。在简要叙述台湾问题的由来及分析其实质之后，本书一方面叙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对台政策的演变过程，从40年代末准备“脱身”，到50年代初公开提出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再到后来发展为“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双重代表”，一直坚持分裂中国的企图；另一方面叙述了中国政府在这一时期从最初武力解放台湾向不放弃使用武力同时准备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为主的政策转变过程。

本书的第二部分叙述了从尼克松政府时期至卡特政府时期的中美关系历史，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中美关系和解的酝酿和尼克松访华。苏联霸权主义的扩张、美国亟须从越南战争脱身、中国自身发展的需求等各种因素促使中美两国走向和解，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拉开了中美关系解冻的序幕。本书指出，基辛格访华期间关于台湾问题对周恩来所做的承诺是中美关系得以解冻的前提。

1972年2月尼克松的破冰之旅与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是中美关系的划时代事件。书中详细叙述了尼克松访华时与毛泽东、周恩来在台湾问题上进行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谈。在会谈中，尼克松对于台湾问题提出了五个原则，实际上是向中方做出了保证，表明了“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立场，并且表示不支持“台独”，使中国领导人心里有了底。但当时的当务之急不是解决台湾问题，而是中美联手抵制苏联扩张的问题。双方在这一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发表了《上海公报》。但《上海公报》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台湾问题。

第二阶段是70年代中期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停滞。书中主要分析了台湾问题、美国对苏缓和政策的影响和中美两国国内政治这三方面的因素。福特政府显然是一个过渡政府，没有可能也没有魄力在台湾问题上继续前进；美国继续采取对苏缓和政策，并不感到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紧迫性，而中国对美国的对苏缓和政策不满；“水门事件”使尼克松不能实现在他的第二任期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许诺，而中国国内极“左”思潮的泛滥冲击了中国外交，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使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停滞不前。

第三阶段是中美建交。卡特执政期间，缓和的停滞和苏联咄咄逼人的攻势使中美关系正常化出现了转机。在建交谈判中，台湾问题一直是焦点。但是双方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在台湾问题上都做了一定的让步，终于在中国政府提出的建交三原则“断交、废约、撤军”基础上实现了建交，但美国售台武器的问题未能得到解决。

中美建交后不久，美国就出台了《与台湾关系法》。本书的第三部分详细叙述了《与台湾关系法》出台的背景、制订过程，国会中的辩论，详细分析了《与台湾关系法》有关条款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影响，以及该法案出台后各方的反应。《与台湾关系法》的制订过程反映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复杂性，为中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设置了障碍，也为未来解决台湾问题设置了障碍。

最后，本书在对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和美国《与台湾关系法》出台进行总结的基础上进行反思，并对未来中美关系进行了展望。

三 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对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包括从最初中美达成和解的原因、影响，到最后促成建交的因素和结果，以及在此过程中台湾问题的演变都做了大量研究。

1．大陆方面

在中美关系发展历程研究方面，陶文钊主编的《中美关系史（1949～1972）》较有代表性，这是编者于1993年出版的《中美关系史（1911～1950）》一书的续篇，通过对两国间重大事件的叙述，分析了中美两国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及影响双方决策的种种国内和国际因素，比较完整清晰地展现了从朝鲜战争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发展历程，提供了中美关系中台湾问题的历史背景，叙述了其演变过程，尤其是美国对台政策的来龙去脉。王缉思的论文《论美国“两个中国”政策的起源》分析了从新中国成立到第一次台海危机时期的美国政策，指出杜鲁门（Harry S. Truman）和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政府如此处心积虑地阻挠中国统一，首先是服务于冷战时期美国的遏制战略，其次是服务于美国本国的政治和军事目的。时殷弘的专著《敌对与冲突的由来——美国对新中国的政策与中美关系（1949～1950）》以1949～1950年中国历史大变革为时代背景，以美国杜鲁门政府对华政策及中美关系为研究范畴，充分依据档案、报刊、论著、回忆录等历史资料，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这一历史紧要关头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书中对杜鲁门政府“等待尘埃落定”的看法提出质疑，认为该政府在1949～1950年对新中国实行的是近乎彻底的敌对政策。

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原因、进程和影响的研究方面，近年来出版了一批有代表性的著作。关于中美和解的客观因素，大陆学者普遍认为是中美两国共同的战略利益。章百家的《通向缓和的崎岖之路——变动的国际环境与中国对美政策（1954～1971）》对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的中国对美政策做了系统回顾，他认为美国深陷越南战争、苏联迅速扩张军事力量，迫使美国首先感到调整外交政策的必要性。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中国外交陷入了困境，调整对外关系也开始提上日程。1969年中苏冲突成为双方调整政策的突破口，60年代末国际格局的变化为中美和解提供了客观条件，而导致中美双方走向和解的关键是双方各自对其国家安全利益的考虑，此时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不同也已无法阻止中美两国的接近。苏格的《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是大陆学者研究台湾问题的力作。他在该书第四部分“正常化时期的台湾问题”中，对正常化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进行了详细分析。作者依据大量翔实的资料，对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做了深刻解剖，提出促使美国与中国实现和解的因素包括国际国内两个方面。国际因素包括苏联实力增长，形成了美苏均势；美国的西欧盟国和日本等的实力和独立性增强；中国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关系不断发展等。美国国内因素主要是美国经济衰落和越战的失败，使美国在国际上陷于孤立，国内局势不稳。宫力的《跨越鸿沟——1969～1979年中美关系的演变》一书比较全面地剖析和揭示了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中国对美政策演变的原因。宫力指出，中美两国从现实国家利益的迫切需要出发，成功超越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方面的鸿沟来发展国家关系，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中国的对美政策是中国政府对变化的世界形势及时做出科学评估和正确判断的结果。在制定对外政策时，从大局着眼，以维护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原则上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是中国这一阶段对美关系的一个显著特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与中美建交几乎是同步的，这不是一个偶然现象。李捷的论文《物极必反：60年代的中国国内政治与中美关系》对50年代后期到1976年中国的对美政策做了比较全面、客观的分析，指出70年代中国逐步转向以国家利益为重心的务实外交。

对于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停滞不前的原因，许多著作也进行了分析。许开轶在《坚冰被打破后的“逡巡”——70年代中美迟迟未能建交原因探析》一文中认为，1973～1979年中美关系经历了巨大考验与重大选择，分析了从解冻到建交经历艰难过程的原因。李捷的《从解冻到建交：中国政治变动与中美关系》认为，中美《上海公报》发表后，中美关系没有像人们预料的那样迅速发展，而是在解冻与建交之间长期徘徊，其中，中国国内局势对中美关系的复杂影响是一个重要因素。熊志勇的《艰难的选择——中美关系正常化对美台关系的影响》指出，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美国处理台湾问题之所以如此困难，主要是：第一，美国担心在亚洲盟友中引起恐慌；第二，美台经济关系对美国越来越重要；第三，台湾对美国具有意识形态方面的意义。宫力的《通向建交之路的艰难跋涉——1972～1978年的中国对美政策》认为，为加快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毛泽东提出了“一条线”的战略构想，邓小平坚持中美建交三项基本条件的坚定立场，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美国政府指望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较大让步的不切实际的幻想。

在关于《与台湾关系法》的研究方面，大陆学者一致认为，《与台湾关系法》违反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违反了国际法，背弃了美方在建交时的承诺和在“三个公报”中承担的国际义务。庄去病等在《评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中，对《与台湾关系法》做了剖析后指出，这是在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后，紧接着用变相的方式恢复了那个条约。郝雨凡在《白宫决策——从杜鲁门到克林顿的对华政策内幕》一书中提出，中美建交和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都是美国政府政策制定机制的产物。尽管两者有着明显不同，但从美国观点出发，两者相互补充，相互支持，缺一不可，共同服务于美国在这一时期的利益。该书对中美《建交公报》和美国《与台湾关系法》的出台经过进行了较细致的分析，资料不仅来自政府文件和国会记录，还来自对中美建交的美方决策者，如万斯（Cyrus Vance）、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等人的直接采访。

除论文和专著外，中国方面近年出版的领导人的文选和年谱也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史料，其中包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的《毛泽东文集》、《毛泽东外交文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3册）、《周恩来年谱（1949～1975）》、《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6）》、《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邓小平年谱（1975～1997）》等。

2．台湾方面

台湾学者陈志奇的专著《美国对华政策三十年》，从台湾方面对其与美国关系的发展做了详细叙述，从侧面反映了中美双方的互动对台湾的影响，揭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由于作者坚定地站在国民党当局的立场上，对中美关系的叙述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

胡为真的《从尼克森到柯林顿——美国对华“一个中国”政策之演变》以分析从尼克松总统到克林顿总统的美国对华政策为重点，叙述了1949～2000年间50多年的中美关系。该书作者曾经是台湾涉外事务的参与者，有亲身经历，并参考了丰富的中英文第一手文献，包括大量引用美国1999年才编辑的2000多个中美关系微卷档案，在此基础上，对美台关系的发展进行了较详尽的论述。

李大维在《台湾关系法立法过程》一书中，对该法的立法过程做了详细叙述，包括从立法缘由、起草、听证、辩论、妥协一直到总统签署的复杂过程，均以国会听证会的资料详加说明。但是作者的有些观点不够客观。

3．美国方面

近年美国以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为内容的著作和论文甚多，大部分著作把正常化放在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进程的整体中加以考察。例如，罗斯（Robert Ross）1995年出版的《谈判合作：1969～1989年的美国与中国》（Negotiating Cooper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969-1989）着重对中美关系从缓和到实现正常化，以及在20世纪80年代的友好发展进行了再探讨。通过该书，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了解到美国政府“抛弃”台湾转而与大陆建交的决策过程。唐耐心（Nancy Bernkopf Tucker）采访了众多美国外交官，并选录了精彩片段，于2001年出版了《中美外交秘录》（China Confidential: American Diplomats and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945-1996）。她的另一本书《不确定的友谊》（Taiwan, Hong Kong, and the United States, 1945-1992: Uncertain Friendships）集中对1945～1972年的美台军事、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关系进行了较全面的描述，同时论述了不同时期美台间的矛盾所在。曾任美国助理国务卿的何志立（John H. Holdridge）写的《跨越鸿沟》（Crossing the Divid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the Normalization of U. S. -China Relations），则以当事人的角度，详细描述了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发展。曾任《洛杉矶时报》记者的孟捷慕（Jim Mann）1999年出版的《转向》（About Face: A History of America's Curiou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from Nixon to Clinton）一书，探索、描述及解释了过去1/4世纪的美国对华政策，希望克服美国的“集体无知”，并看清楚最近发生的事情。该书认为尼克松、基辛格与卡特建立的中美关系，就许多方面而言，都是美国20世纪与任何国家所建立的最特殊的关系。另一本涵盖同一时期中美关系的著作是曾任《纽约时报》记者的邰培德（Patrick Tyler）1999年出版的《长城：六位美国总统与中国》（A Great Wall: Six Presidents and China），该书在一些关键问题如中美建交问题上，提供了详尽的历史细节。依靠美国方面不断披露的政府文件和作者所进行的大量采访，作者把美国对华政策的发展、运作过程展示得比较清楚。美国一些有识之士对台湾问题的敏感性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前政府官员、台湾问题专家容安澜（Alan D. Romberg）在2002年出版的《悬崖勒马：美国对台政策和中美关系》（Rein in at the Brink of the Precipice: American Policy Toward Taiwan and U. S. -PRC Relations）中对美国对台政策进行了系统梳理，并指出，台湾问题是当今可能驱使中美两个大国走向战争的唯一问题，支持“台独”将会带来与中国的危机甚至冲突。在这场冲突中，没有赢家，只有输者，这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反对“台独”与反恐一样，是中美所具有的共同利益基础。作者认为避免台海局势动荡，有利于中美两国的共同发展和长远利益。

美国方面也出版了一些资料集，主要是以下两部：伯尔博士（Dr. William Burr）主编的《基辛格秘录》（The Kissinger Transcripts: The Top Secret Talks with Beijing and Moscow）；曾参与《与台湾关系法》制订的议员沃尔夫（Lester Wolff）和国际法专家西蒙（David L. Simon）编写的《“与台湾关系法”的立法史》（Legislative History of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前者提供了基辛格、尼克松、福特访问中国与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多次重要会谈的记录，其中不少涉及台湾问题；后者为研究《与台湾关系法》提供了基本的原始资料，包括国会报告、参众两院外委会报告，以及国会记录和听证会的大量第一手资料。

决策者和参与决策的人们在卸任后撰写回忆录已经成为美国的一种惯常做法。有关本书所涉及的内容，美国方面也出版了不少回忆录，如吉米·卡特1982年出版的自传《保持信念，一个总统的回忆录》（Keeping Faith. Memoirs of a President），赛勒斯·万斯1983年出版的回忆录《艰难的抉择》（Hard Choices. Critical Views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1983年出版的回忆录《实力与原则》（Power and Principle:Memorie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1977-1981）。

美国官方定期出版的一些刊物也是史料的重要来源，包括：由美国国务院历史学家办公室编纂出版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amatic Papers, FRUS）、《国务院公报》（The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国会记录》（Congressional Record）、《国会季刊年鉴》（Congressional Quarterly Almanac）、《美国总统公共文件》（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美国外交政策：当前文件》（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urrent Documents）、《国会季刊》（Congressional Quarterly Weekly Report）。

此外，还有美国一些主流媒体和学术刊物上的重要文章，如《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外交》（Foreign Affairs）。

从以上学者的著述和已公开的史料可以看出，本研究可以依据的史料和借鉴的著述还是相当丰富的，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有些论著对一些重要历史情节的描述还不够清晰；出于意识形态和维护自身利益等，部分中国台湾和国外学者对中美关系在某些问题上的观点有失偏颇；另外，有关《与台湾关系法》的政治性言论很多，但真正对其立法过程进行客观阐述的著作不多。随着近年来一些历史档案资料的不断解密，有关历史细节的不断曝光，对这些问题进行更加全面、翔实、准确的阐述实属必要。除以上资料外，20世纪90年代起美国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 and Re cords Administration, NARA）开始系统解密大批反映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政府对外政策的档案文献，为了解这一时期美国政府有关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决策提供了一个主要的信息来源。例如从缩微胶片还原的1979年美国国会关于台湾问题立法举行听证会的资料，有些目前尚鲜有学者使用，包括1971年基辛格两次访华时与毛泽东、周恩来会谈的记录（The Beijing-Washington Back-Channel and Henry Kissinger's Secret Trip to China: September 1970-July 1971）; 1972年尼克松、周恩来谈话记录（Record of Richard Nixon-Zhou Enlai Talks, February 1972）; 1972年1月黑格将军与周恩来的重要会谈记录（Record of Alexander M. Haig-Zhou Enlai Talks, January 1972）等，虽然美国政府在解密这批档案时是有选择的，部分内容被删除了，但是相比当事人的回忆录，这些档案较少受到当事人个人观点的影响，内容更加丰富和客观，可以与别的材料相互补充、印证。本书对其进行了重点搜集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