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报告Topical Reports

B.2 2016～2017年澳大利亚国内政治动向

〔澳〕克里斯·奥力克

摘要：本文旨在梳理2016年7月澳大利亚联邦大选后一年半中的重大政治问题。在此期间，澳政府并没有完全实现联盟党（自由党及国家党）当初的政治诉求。过去18个月的新闻民调结果显示，在政府支持率上，特恩布尔政府的民意支持率落后于工党。不过，在总理支持率上，特恩布尔一直保持优势，领先于对手工党领袖比尔·肖顿（Bill Shorten）。特恩布尔政府执政期已经过半，显而易见，执政联盟要想在2019年的大选中阻击工党上位，必须提升政策执行效率。本文将介绍第45届议会主要讨论的重大政策议题，尤其是经济政策、能源政策、同性婚姻平权和教育政策，以及六位议员因拥有双重国籍而失去议席的宪法问题。

关键词：特恩布尔政府 联盟党 工党

 

导语

从2010年到2015年，澳大利亚先后有五位总理走马灯似地上台下台，对此学界已有很多著述。两大党都是在第一位总理干满一届前便匆匆换将，这种现象在澳大利亚堪称罕见。2015年，执政联盟的大党自由党决定由马尔科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取代托尼·阿博特（Tony Abbott）的党首位置，特恩布尔从而成为澳大利亚总理。

2016年3月，特恩布尔宣布提前举行大选，此举可能是为了获得澳大利亚民众对其领导地位和新政府的明确支持。在颁布选举令之前，参议院曾两次拒绝通过政府提出的立法提案，尤其是与劳资关系改革相关的法案。于是，特恩布尔总理宣布解散双议会，这意味着议会两院所有议员都要重新参加选举。特恩布尔之所以采取这一措施，是因为他相信自己领导的政府能够在下院（众议院）获得多数席位从而连任，同时，新选出的参议院也有望更支持他的立法行动。

然而，选举结果并未如特恩布尔所愿。虽然他在众议院得到了多数席位，但其多数派地位却因在选举中流失了十多个政府议席而被削弱。最终联盟党（自由党及国家党）得到76个席位，工党得到69个席位，另外还有5位独立议员。这一结果导致政府在第45届议会中优势微弱，力量单薄。正如评论家们所言，特恩布尔政府“命悬一线，险些断气”。更让特恩布尔政府揪心的是，本届上院（参议院）的议员构成情况不妙。联盟党得到30个席位，工党获得26个席位，而由各个小党派和独立议员组成的中立议员占20 席。这令政府面临窘境，他们必须在所有立法过程中与这些中立议员沟通协商，而这些议员的政治诉求千差万别。专栏作家米歇尔·格拉顿总结说：“此次选举令特恩布尔的领导更加捉襟见肘，他不仅要面对自己党内强硬的保守派，还得应付难缠的参议院。”一年来发生的事情也都证明格拉顿的评价是多么具先见之明。

本文旨在梳理大选后一年半中的重大政治问题。在此期间，政府并没有完全兑现联盟党当初的政治诉求。有人指责总理抛弃了自己长期坚持的立场，即维护本政党内部的安定团结，尤其是与较保守派别和睦相处。不过，就算特恩布尔总理实现了政党内部的步调一致，达成共识，但这些共识仍无法顺利通过参议院这一关，因为参议院处处刁难，有时甚至是故意作对。

以下将介绍第45届议会主要讨论的重大政策议题，尤其是经济政策、能源政策、同性婚姻平权和教育政策，以及六位议员因拥有双重国籍而失去议席的宪法问题，目前看来，似乎还会有更多议员失去议席。

经济政策

陆克文政府执政期间，带领澳大利亚顺利渡过全球金融危机，使澳大利亚成为为数不多的躲过经济萧条影响的国家之一。澳大利亚之所以能安渡难关，部分原因是与中国保持了强劲的经贸关系，同时也得益于政府加大公共支出，及时干预经济活动。虽然这一策略行之有效，但危机过后，联盟党却让澳大利亚选民相信政府管理经济不善，尤其是债务和赤字不断增长。虽说阿博特政府在2013年大选中胜出有多个原因，但经济管理的确是一个重要因素。他们不断标榜一个理念，那就是澳大利亚保守政府管理经济永远更胜一筹。

然而，在阿博特政府和特恩布尔政府执政期间，债务问题和赤字问题并不比工党执政期间有多少起色，这一点毋庸置疑。包括前自由党党首约翰·休森（John Hewson）在内的评论家认为，特恩布尔政府的经济表现比其承认的状况更加乏善可陈，而且，政府也没能确定实现预算盈余的明确道路，而实现预算盈余正是2013年阿博特当选总理时的一个关键承诺。从那时起，尽管连续执政的联盟党频频出招，以让选民相信他们能够有所作为，但没有真正触及预算赤字问题。

澳大利亚在对抗经济萧条方面向来表现良好，但2017年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徘徊在0.3%左右，人均GDP自2008年以来基本原地踏步。贸易由于铁矿石和煤炭出口减少而下降2.6%，其中部分原因是中国对这些产品的需求量减少。虽然按照国际标准，澳大利亚净债务水平保持在低位，但是由于澳大利亚的整体净外债水平高（即私人和政府净外债），因此也存在一定问题。家庭负债相当于GDP的120%，因此属于全球最高比例。债务水平居高不下限制了政府施政的灵活性。降低利率也未起到刺激经济发展的作用，因为消费者已经负债累累，不愿意再增加消费。与此同时，货币贬值带火了房地产业，但让富人得到了实惠，并加剧了财富不均的问题。

阿博特和特恩布尔政府将这种经济状况归罪于工党执政期间的大手笔开支，称这些开支造成了今天无法收拾的烂摊子。但也有评论家指出，这个“烂摊子”很大一部分可以归咎于阿博特政府的2014年预算。该预算大幅度向采矿业和能源产业倾斜，向其配置资源，从而大大削减了用于健康、教育和福利方面的支出。与此同时，特恩布尔政府建议削减500亿澳元的企业税，这也将极大地推高赤字水平，因此，这一建议随后在参议院中遭到否决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制定2017年预算时，政府对工党和绿党提出的削减房产负扣税倡议置之不理，而这一倡议本可以为政府带来约300亿澳元的净收入。

财政政策一直是特恩布尔政府的一个困难“卖点”。政府试图削减公司赋税，但没有得到支持。不仅如此，由于国内物价和工资增长放缓而导致财政税收减少，此举更加重了赤字状况。澳大利亚人并不接受“涓滴经济学”理念，对政府抱有戒心，因为政府一方面对富有阶层承诺大规模减税，同时又出台政策，削减公共服务支出，尤其是在健康和福利方面的支出。债务复苏计划具有缺陷，存在争议，使许多享受福利的人受到影响，甚至有人冤枉他们欠了政府的钱。同时，由于这些政策影响了低收入人群，政府也被指责冷酷无情，只关心富人的利益。有数据显示，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澳大利亚社会的不公平状况正在不断加剧。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还包括一些结构性的变化，如从以制造业为主向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转型。

对政府来说，好消息是就业率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失业率降低。然而，增加的就业主要来自非全日制工作岗位，而青年失业率仍居高不下，达17%。15～24岁人群的劳动力使用不足率高达31%。2017年10月，澳大利亚关闭了最后一家汽车制造厂，从而失去4万个工作岗位。由此一来，年轻人和低技术者的就业机会就更加渺茫。澳大利亚政府不愿意对本地制造企业（以及农业种植户）进行补贴，而汽车制造业的损失正是由于政府取消了人均30澳元的补贴资金造成的。这种做法与坚持补贴本国制造业的其他国家形成鲜明对照，以德国汽车产业为例，政府补贴估计达到每人80澳元。

在农业和制造业等传统行业中，就业机会在不断减少，而伴随着新型产业，尤其是教育和健康产业的兴起，市场又需要掌握先进技术的人才。其他行业也受到技术革命的影响，同样需要提升技能。政府应该发挥积极作用，确定产业增长点，引导新入职员工提升技术水平。一位经济学家指出：“如果政府真心希望帮助低技能工人从事有意义的工作，避免将来出现技术人员短缺的现象，当务之急是制定新政策，为低技能求职者的长远利益着想，帮助他们适应快速变化的就业市场。”

澳大利亚进入了经济发展的萧条期，工资增长放缓，非全日制工作和失业人数增加。与此同时，人们却面临着更高的非随意性消费开支，如电费、燃气费、保险费和油费。这对任何一个应对经济转型的政府来说都是一个导火索。不仅如此，在财政政策方面，政府必须把控方向，在后全球金融危机时代的经济发展中，既做到限制公共支出，又不影响经济复苏，同时还要解决不平等加剧的问题。这一方案对澳大利亚政府来说尤其艰巨，因为政府仍拿不出减少赤字、完成经济转型，并保持经济适度增长的政策。

能源政策

1956年，经济学家勃姆（E. A. Boehm）指出，行之有效的能源政策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电力安全性（电力供应可靠、连续、充足）和经济性（电力供应对于消费者而言最廉价）。根据当时为消费者制定的私营、公共及其他形式的供电体系，勃姆建议联邦政府（Commonwealth Government）在协调和整合能源网络方面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以确保电力供应的安全性和经济性。

六十年过去了，如今澳大利亚已经建立起国家电力市场（NEM），其宗旨正是满足勃姆提出的两个条件，以及新增加的第三个条件：澳大利亚履行减少碳排放的国际义务。然而，能源网络远远没有整合成一体，多个私营和公共机构相互交叉，共同分担发电、输电、配电、供电（零售）的责任。

著名政治经济专栏作者罗斯·基廷斯（Ross Gittins）曾经说过，“澳大利亚国家能源市场是20世纪末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人为创建的”, “这个市场是靠长达一千多页的规则手册管理的”。他还言辞激烈地批评道，“气候变化问题，以及如今的能源政策问题，都变成了党派效忠、表忠心的问题”，各政治党派也无法制定出调和各利益冲突方诉求的政策，以实现符合国家利益的能源供应。批评国家能源政策的人不止基廷斯一人。一家用电大户的负责人称，目前的澳大利亚国家电力市场简直是一个“灾难”。自由党前党首约翰·休森指出，目前政府在解决电价和燃气价格快速上涨问题上，也就是在保障能源经济方面束手无策。彭博社报道，7月悉尼慈善机构圣文生修会（St Vincent de Paul）向无力支付电气账单的低收入人群发放代金券。目前的电费、燃气费平均上涨到一年前的五倍。批评者提出的问题是，澳大利亚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的？对这些问题眼下又有什么解决措施？下面将首先介绍澳大利亚能源市场的复杂性。

澳大利亚国家电力市场

经过长时间筹划，澳大利亚国家电力市场终于在1998年投入运营，并将澳大利亚东部和南部各州及领地的电力系统连接起来，其范围涵盖昆士兰州、新南威尔士州、澳大利亚首都领地、维多利亚州、塔斯马尼亚州和南澳州。澳大利亚国家电力市场运营着世界上线路最长的电力连接系统，满足1900万用户的电力需求，每年电交易额超过110亿澳元。电力生产商和消费者之间进行的是现货交易，所有发电机组的发电总量和需求量通过一个中央调配系统完成实时配送，并根据用量收取费用。三百多家注册的发电厂向澳大利亚国家电力市场现货出售电能，其中在昆士兰州和塔斯马尼亚州，政府拥有的公司的装机容量占较大比重，而在维多利亚州、新南威尔士州和南澳州，私营企业的装机容量占较大比重。

澳大利亚国家电力市场具有复杂的组织架构。作为简化的联邦立法范例，南澳州负责完成《国家电力法》实施程序，其他参与州则只需通过一个所谓的“应用法令”，便可采用南澳州法规。负责配电过程的中心机构为澳大利亚能源市场运营商（AEMO），其功能是与发电厂合作，确保电力供求平衡，在任何时候都能提供国家所需要的电力。与之配套的是燃气市场，其功能与此相同。该市场由一个代表六个“创始企业”的理事会掌管，而这些企业分属州/联邦，分公共/私营性质。

澳大利亚能源市场委员会的设立使情况更加复杂。该委员会负责制定可靠性标准，并进行监测。另外还有一个澳大利亚能源监督机构，负责对电力批发市场和燃气输送及配送网络进行经济监管。

制定新的能源政策

目前的能源政策是有关气候变化长期争论的结果，争论尤其涉及煤炭在能源中的地位和碳排放问题。该政策与目前联盟党内部关于气候变化重要性的分歧也有关联。加上争论中的政治因素，这种分歧使总理特恩布尔与否认气候变化的前总理托尼·阿博特形成针锋相对的两个阵营。要想弄清目前这场论战是怎么回事，我们需要回到特恩布尔担任自由党党首的2009年。

当时工党总理陆克文提出一个碳排放交易计划（ETS），作为解决他所说的“我们这一代面临的最大道德、经济和环境困难”的第一步。特恩布尔对此倡议积极响应，并在自由党内推介此碳排放交易计划。此举引起党内政变，其党首地位受到威胁。经党内投票表决，托尼·阿博特以一票优势成为党首。特恩布尔领导权之所以受到挑战，是因为一些自由党成员对拟人化的气候变化描述深感怀疑，同时还有一些自由党成员认为，制定碳价将对澳大利亚产业带来负面影响，比起其他国家，澳大利亚的碳排放微不足道。

阿博特在多个政策领域都取得了很好“成效”，尤其是在与气候变化和能源政策相关的领域。作为反对党领袖，他猛烈抨击工党的碳价计划，称其“大肆开征新税”, 并誓言要“砍掉这个税”。阿博特对制定碳价耿耿于怀，他甚至打算与其他由保守派政府执政的国家建立一个志同道合的全球联盟，宗旨就是取消碳税。2013年，阿博特当选总理，随即废除了吉拉德工党政府实施的碳税，并试图扭转工党出台的多项旨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政策和能源政策。阿博特在议会中提出十一项气候变化和能源法案，旨在取消或变更这些领域的行动措施，不过，由于支持工党和绿党的中立议员反对，其中一些议案未能获得通过。政府出台了“直接行动计划”，内容包括奖励那些准备减少碳排放的企业。政府还试图取消一些鼓励使用可再生能源的政策措施。与此同时，阿博特政府继续大力支持煤炭产业，批准了一系列项目，包括港口疏浚、基础设施建设、煤矿和运煤港口运营。其中卡尔迈克煤矿（Carmichael）将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煤矿，而阿博特角运煤港口（Abbott Point）也是世界级的港口。

鉴于特恩布尔2009年曾经支持过工党提出的碳排放交易计划，2015年当他担任总理时，很多人相信他将出台新的气候变化和能源政策。然而，尽管他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尽人皆知，但到目前为止，特恩布尔政府尚未完全制定出一套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能源政策，并获得议会批准。无法制定一套明晰的长期能源计划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内部在气候政策上争执不休。关键的意见分歧是前总理托尼·阿博特始终支持煤炭产业，这也将政府内保守成员凝聚在一起，这些人至今也无法接受气候变化科学。政策环境的不确定性已经成为饱受能源成本上升之苦的消费者的众矢之的，因为这种不确定局面导致政府对新发电厂的投资不足，而这些新发电厂将取代关闭的火力发电厂。

问题的症结就是由煤炭能源向清洁能源的转型。现任政府内部对煤炭影响气候变化这一问题存在着意识形态差异，除此之外，整合东拼西凑的电力网络也是政府需要解决的棘手问题。政府原本打算将天然气作为一种过渡手段，弥补关停老旧火力发电站，并逐步向太阳能和风能过渡期间的电力供应缺口。但为了向海外市场输送天然气，天然气资源受到挤压，导致国内天然气供应紧张，从而推高了本地天然气价格。由于没有找到长期解决方案，特恩布尔于是对天然气供应商发出警告，在未来两年中，如果他们不增加国内天然气供应，将限制他们的天然气出口。

澳大利亚在自己的国内能源市场没能实现经济性，因为电价和天然气价格上涨使澳大利亚成为世界上能源成本最高的国家。澳大利亚也没能确保电力供应，人们担心电网无法承受负荷，尤其是在夏季。这些担心缘于去年夏天的一些突发事件，例如南澳州全面断电，这也暴露出其电力系统不堪重负。很多澳大利亚人因此担心电力供应是否可靠。总理迫使天然气供应商达成协议，提供足够的天然气，以应对2018年和2019年将要发生的电力短缺状况，且天然气价格不得高于出口价格。如果出现闪失，政府将出台限制出口的措施，以确保国内天然气供应。目前限制措施尚未启用，也许不必启用，但实施紧急出口限制措施是一种政府干预行为，也是建立在自由市场经济原则上的政府的最后一招。

为了制定新的能源政策，政府请首席科学家艾伦·芬克尔（Alan Finkel）教授撰写了一份报告，目的是制定一个国家能源政策框架。《芬克尔报告》（Finkel Review）建议制定清洁能源目标（CET），提供投资和补贴，以促进低碳发电，并要求在关闭高排放发电厂前提前三年告知。这份报告旨在解决系统可靠性（满足电力需求）、安全性（抗“干扰”的能力）以及治理（确保电力市场有效运转）问题。

特恩布尔政府虽然接受了《芬克尔报告》的诸多建议，但拒绝清洁能源目标，并支持拟议中的国家能源担保政策（NEG）。这个政策要求电力零售商能够随时提供电能，并在2030年之前将电力产业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低26%。政府称，这一政策将使每户每年平均节省115澳元，并提高电力供应的可靠性，同时履行《巴黎协定》中澳大利亚承诺的减排义务。换句话说，此政策可以满足电力供应可靠性、经济性和国际承诺这些条件。不过，政策的全部细节尚未完成，尤其是在建立相关模型方面。由于细节尚待完善，这个新政策尚未在议会中展开充分辩论，而为确保这一政策切实可行，也需不同观点的专家参与辩论。期待在所有细节公布后，人们可以看到一个两党都支持的国家能源政策。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也就意味着长达十多年的能源政策困境宣告结束。

同性婚姻平权辩论

2004年，霍华德政府修订了《1961年婚姻法》，将婚姻定义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的结合。这一修改的目的是预先防止州政府或将来的联邦政府允许同性婚姻合法。此项修订通过正值同性婚姻开始在澳大利亚和其他一些国家得到越来越多支持的时期。如今。已经有超过二十个国家实现了同性婚姻合法化，这些国家包括荷兰、比利时、加拿大、新西兰、爱尔兰、英国，另外美国的许多州也承认同性婚姻合法。澳大利亚是唯一一个尚未接受同性婚姻的说英语的发达国家。有人指出，这影响了澳大利亚作为一个包容的自由民主国家的形象。澳大利亚公众支持同性婚姻的比例已经超过70%，是世界上公众支持率最高的国家，因此澳大利亚面临改革法律、实现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压力。

工党对同性婚姻的态度一直非常明确，曾承诺如果赢得2016年大选，将在一百天之内进行立法。总理特恩布尔和许多自由党同僚也表示支持立法，废除2004年对《1961年婚姻法》的修订。虽然同性婚姻对LGBTI人群、他们的家人，以及谋求改变立法，允许LGBTI人士结婚的支持者来说非常重要，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婚姻平权并非头等大事。那么，这个问题是如何引起广泛重视，为何久拖不决，并导致这么多人针锋相对、势不两立的？

这一问题主要与联盟党政府内的自由党及国家党保守派有关。工党领袖比尔·肖顿曾经承诺，如果工党在2016年大选中胜选，他向议会提出的第一项法案将是推翻同性婚姻禁令。但联盟党选择了没有约束力的全民投票。这一策略的目的是在联盟党内部减少争论，因为联盟党内的保守派态度强硬，坚持维持2004年修正案。进行全民投票，不管是否有约束力，都可将决定权转移到选民身上，而不必在联盟党内部，或议会内部争吵不休。大多数公共政策都要先通过议会上下两院多数同意，才能成为法律，但在这件事上，来自保守派的压力使得政府提出先征求一下民意，再做最终决定。政府向议会提交了一个要求进行全民投票的法案，并争取议会拨款，支付这次全民投票的费用。

工党、绿党以及多数中立议员更希望采用简单的议会投票方式，而不是进行全民投票。这是LGBTI人群和婚姻平权支持者的胜利，他们认为进行全民投票将带来伤害和歧视，就像当初爱尔兰准备进行同性婚姻全民公投的结果一样。但进行全民投票的授权法案没能获得通过，因而出现了僵局。一方面政府拒绝提出法案，授权议会做出婚姻平权的决定，而议会也拒绝批准政府进行全民投票，并不予拨款。

一些人支持进行议会自由投票，允许婚姻平权辩论继续进行。到2016年11月，议会收到三份议案：工党提出的《婚姻立法修正案2016》；中立议员提出的《婚姻立法修正案2016，第2号》；具有独立议员身份的自由党参议员大卫·莱昂赫尔姆提出的《婚姻自由法案2016》。此外，几位自由党议员也提交了一项议案，希望借此说服其他联盟党同僚，支持议会投票，而不需要进行全民投票。

有关澳大利亚婚姻法的邮寄调查

为了打破僵局，澳政府做出行政决定，授权澳大利亚统计局进行一次自愿性质的民意调查，由政府进行一般性财政拨款，这样就不需要议会批准特别拨款来进行民调了。此次通过邮寄形式进行的澳大利亚婚姻法调查为非强制性调查，调查结果对政府决策也不具有约束力。政府这一行政措施的建议曾在最高法院受到质疑，但最高法院坚持认为这一决定符合法律。

邮寄调查受到广泛批评，部分理由是此举将耗费1.2亿澳元；还有人认为，在议会已经明确表示不支持全民投票的情况下，继续实施邮寄调查实为不妥。最高法院前法官麦克·科比（Michael Kirby）批评政府，在议会已经拒绝进行强制性全民投票的情况下，仍坚持进行邮寄调查。他说：“议会已经发话，表示不希望进行全民投票……此举是不尊重制定法律的国家议会的表现。”其他人指责此次调查违背了正常的澳大利亚选举制度，该制度包括由独立的澳大利亚选举委员会主持的强制性投票、无记名投票及选举事宜。前总理鲍勃·霍克则发表了涵盖各种批评意见的观点，称这次调查无法产生最终决定，对任何人下一步行动都不具有约束力，不具有立法基础（即议会批准），而且，如果调查结果支持婚姻平权，仍然需要在议会对婚姻法案进行投票。

尽管如此，邮寄调查仍如期进行。但大多数投票者称，投票“赞成”同性婚姻的一方将获胜。如果是这样，政府将必须向议会提出法案，要求废除或修订《1961年婚姻法》。从一开始就反对修正案的联盟党内保守派议员，更是声称要反对到底，即使邮寄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澳大利亚人支持同性婚姻。因此，最终法案进入议会时，很可能会出现针锋相对、剑拔弩张的激烈辩论。而且，由于议员们不必根据调查结果投票，一些议员可能会力推修订议案，从而使婚姻平权立法的操作难上加难。来自学界的朱迪斯·布莱特（Judith Brett）称，政府中的保守派成员已经在摩拳擦掌，准备为排斥同性婚姻的宗教自由而战。此事距最终解决还很遥远，很可能到2018年都无法尘埃落定。

中小学及高等教育拨款改革

澳大利亚宪法规定，中小学的管理及拨款由州政府负责，而联邦政府主要负责资助高等教育。但现实是，过去六十年来，联邦政府对中小学拨款的数额不断增加，目前所提供的经常性拨款已经占到中小学费用支出的四分之一，2014～2015年约为150亿澳元。相比之下，政府对职业培训（VET）和高等教育的人均资助却有所下降，这导致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越来越依赖私人投资。以下将着重讨论中小学和高等教育两部分，并比较政府对两者的干预措施。

中小学拨款

1961年之前，联邦政府很少为中小学拨款，州政府承担为中小学拨款的主要责任。1961年，孟席斯政府开始对私立学校提供国家补助，拿出特别资金在私立学校进行专门基础设施建设，如修建科学实验室等。从那时起，各个政党执政的联邦政府都不断提高对私立学校的资助水平。这种资助举措一直存在争议，一些原本就资金充足的私立学校也享受大笔资助，相比之下，周边的公立学校却没有得到大力扶植。

吉拉德领导的工党政府最早提出对中小学拨款进行大规模调查，名为《冈斯基报告》的调查报告建议采用一种以需求为基础的中小学拨款模式，目的是确保资金流向最需要的学校，不管这些学校属于公立还是私立。以需求为基础的拨款模式不以学校属性作为拨款标准，也就是说，不考虑学校是私立还是公立。吉拉德政府采纳了冈斯基改革建议，而联盟党关心的是实施这一拨款模式会造成州与州之间的差距。于是，教育部长西蒙·伯明翰（Simon Birmingham）提出一个被称为“冈斯基2.0”的方案，并在中立议员的支持下，于2017年6月在议会通过此方案。

2017年预算对中小学进行追加拨款，这些拨款在未来四年中将实际增长11.4%。以需求为基础的冈斯基拨款模式在新政策中得到加强。新政策为“弱势和困难”学校，以及北领地偏远地区的中小学提供特殊资助。不仅如此，政府将减少或冻结对353所获资助较多的私立中小学的资助，或者放缓资助增长幅度。重要的是，特恩布尔政府取消了对一些州及天主教学校的特殊资助，而这些资助计划是当年吉拉德政府为实施冈斯基拨款模式而与他们协商达成的。

各方对“冈斯基2.0”方案反应不一，但基本上表示赞同。独立学校委员会、商界以及其他评论人士认为这一拨款政策迈出了“积极的一步”。独立智库格拉顿研究所（Grattan Institute）认为这一计划值得信赖，早该如此。相比之下，工党、绿党以及一些州政府担心从中期来看，这一拨款政策将导致对中小学的拨款整体减少。

特恩布尔政府目前已经赞同以需求为基础资助澳大利亚中小学这一重要原则，以确保政府资金拨给最需要的学校。这一举措代表保守政治出现了重大转变，而之前政府一直不愿意接受冈斯基资助原则。这个新政策取消了对某些利益相关方的特殊照顾。虽然对政府是否会增加整体资助额仍有争论，但是，现在政府资金分配更加可预测，也更加公平。

总体来说，中小学资助调整是特恩布尔政府的一个重大政策进步，而且，关于中小学资助的辩论“热度”可能也将下降。格拉顿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参议院的中立议员们终于为澳大利亚的孩子们出了头，通过了这套方案。这套方案也许不那么完美，但可以让我们结束如何资助中小学这一澳大利亚最长久、最深入、最有害的论战。”

高等教育拨款

高等教育涉及公共收益和个人收益。从公共利益来说，政府应该对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提供资助，同时个人也应该为获得个人收益而支付费用。问题是我们如何公平地、准确地在谁受益谁承担的基础上划分政府与个人的教育成本。20世纪70年代的大学生不交学费，而现在的教育体系要求学生毕业后为自己的大学教育缴纳附加税（《高等教育成本分担计划》, HECS）。虽然过去三十年间曾进行过数次调查，但对如何最恰当、最公平地划分政府与个人的高等教育成本与收益并没有达成统一意见。

教育部长伯明翰委托德勤经济公司再次调查这一问题。该公司的报告称，高等教育带给学生个人的收益为45%，公共收益为55%。在此数据基础上，伯明翰制定了高等教育改革方案，并于2017年提交议会。根据此改革方案，高等教育成本分担计划的收费将占一个学生教育成本的46%，但教育成本因学科不同而有差异。目前，学生要想获得护士和教师学位将负担较高的成本，而律师和会计师学位支付的费用就相对低一些。这一结果引起争议，争议主要围绕着为什么个人收益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就业市场，而不是与实际教育成本挂钩。还有人担心，很难测算培养专业人员，如教师和护士的公共收益。据估计，新的条款将平均提高学生缴费的7.5%。

伯明翰在2017年预算中增加了一项“效率红利”，这引发了更多争议。这一方案将削减2.5%的教学经费，意味着在未来四年里，政府预算中将减少对大学的支出12亿澳元。澳大利亚大学联盟（一家倡导完善澳大利亚大学的机构）主席称，多所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院校将面临更大的财政危机，这将对教师和学生造成不确定性。这尤其将影响到澳大利亚局部地区大学，以及以教学为主的大学。在新方案中，对通过贷款上学的学生更加严苛，这也加剧了争议，并引起参议院中立议员的担忧。

对高等教育改革的反对声音促使参议院的中立议员们起来抵制这些建议。教育部长伯明翰目前正在制定新策略，准备在2018年提交议会。参议院将就修订后的建议进行辩论和表决。不过，新政的命运掌握在小党派和独立议员手中——就像上次一样，因为工党和绿党已经表态，反对提高教育成本、减少对大学整体拨款的改革。

宪法第44条及议会成员资格问题

澳大利亚建国者们关心的是保持澳大利亚作为一个以英国人为基础的国家，因此对非英裔移民入境设计了很严苛的要求。澳大利亚宪法反映了他们对移民问题的考虑，并规定不允许拥有双重国籍人士参选议员，或外国国民拥有议席。澳大利亚宪法第44条第1项规定如下：

 

任何人……如果是外国国民或公民，或享有外国国民或公民所享有的权力和特权，将不能被选为参议员或众议员。

 

2017年，七位议会成员被发现拥有双重国籍。其中两位绿党议员当即辞职，但其他人称他们已经放弃外国公民身份，或称是家人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为其办理了双重国籍，还有的称自己并没有因外国国籍而享受任何好处。他们选择留在议会中，等待最高法院调查裁决。

最高法院审查了这七个人的案子，裁定五人没有资格继续留在议会，两人侥幸过关。最高法院对宪法的解读是严格的，做出的裁定并不出人意料。最高法院裁定五位议员当选无效，因为拥有双重国籍者不能进入议会，即便当事人出生在澳大利亚，不知道他们的国籍，并从未打算享受另外一个国家给予的权利。最高法院做出决定后，参议院议长史蒂芬·帕里（Stephen Parry）也承认拥有双重国籍，并随即辞职。

这一决定在多个方面都具有深远意义。在六位辞职议员中，五位是参议员，他们的空位将由在2016年选举中因票数不够而落选的候选人递补。递补议员很可能来自辞职议员的同一党派。这一变化不会对参议院的党派现状产生很大影响。

不过，最高法院的决定对众议院中的政府会带来负面影响。政府在众议院面对反对党工党时并不占多数。众议院填补议员空缺的方法与参议院不同，需要进行补缺选举。目前国家党领袖巴纳比·乔伊斯要在12月面临一次补选。假如他能够再次当选回到议会，那么在他缺席议会期间，政府在投票表决时必须仰仗四位独立议员和绿党成员的支持。这给反对党工党带来了机会，他们可以提交几件自己关注的政策法案，特别是要求在银行业设立皇家调查委员会，以及废除政府减少工人周末工作罚款和加班罚款的决定。

最高法院的决定还有另外的意义。有人对“无效当选”的部长们所做决定的有效性提出质疑。这就意味着，在最高法院做决定期间，仍担任部长的纳什和乔伊斯所做的决定也成了悬而未决的问题。显然之前最高法院曾经做出过一个决定，即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无资格议员参与的，在议会通过和表决的法律仍具有法律效力。不过，对行政决策来说，规定就不这么明确了。有可能这些无资格部长做出的任何决定都会受到质疑。

宪法律师乔治·威廉姆斯（George Williams）暗示，有可能还会有一些议员被曝出国籍问题。他相信，政府的对立面将因最高法院的决定备受鼓舞，从而加大力度，继续挖出有可能违反宪法第44条的议员。这很可能威胁到总理特恩布尔的权力，特别是如果议会决定对所有议员进行全面国籍审计的话。特恩布尔不考虑国籍审计，但工党领袖肖顿正在考虑此事。如果肖顿成功说服中立议员，国籍审计也许将是在政府不享有议会多数的情况下（至少在12月之前），最早提交议会的法案之一。另一种选择是尝试通过进行全民公投修订宪法条款，但是，澳大利亚宪法极具韧性，难以改变，许多修订建议都没能通过多数选民和多数州的双多数门槛。如果未来议员可以放弃双重国籍再参加选举，那么任何政府都不太可能非要进行全民公投。

结语

很显然，特恩布尔担任总理的第一年对他本人和他领导的联盟党政府来说都是艰难的一年。他以微弱优势赢得2016年大选，如今似乎没能使其政府具有连贯性、稳定性和可预测性。由于没能在众多政策领域说服自己党内的保守势力，他无法在关键领域制定并实施政策。

不仅如此，政府主要精力后退到久拖未决的次要问题上。对大多数国民来说，同性婚姻平权和宪法第44条危机并不是他们关注的头等大事。难怪在过去18个月中联盟党一直落后于工党。除非扭转这种局面，否则特恩布尔政府很可能在下届联邦选举中被工党拉下马。

最近，自由党内部浮现出另一个解决方案。前部长凯文·安德鲁（Kevin Andrews）称特恩布尔是“暂时的领导人”，并暗指政府没能推出一个“有魄力和决断力的领袖人物”。这不禁令人猜测，可能会有一个新党首被推选出来，去迎接2019年工党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