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邓小平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形成

邓小平1978年12月13日下午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实际上的“主题报告”，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对于邓小平这篇重要讲话的形成过程，按照常规本来没有公开谈论的必要。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末起，就有人在海外公开谈论，又是讲演，又是出书，对事实真相多有歪曲，并借此自我吹擂。《百年潮》1997年第4期发文公开披露了邓小平的一份珍贵手稿，对了解这篇讲话的形成过程很有价值，在某些方面也廓清了海外的某些不经之谈。但文章也还有些不足，主要是：对邓小平主持起草这篇讲话的过程和提出的思想观点有重要遗漏，对起草这篇讲话的主要负责人胡乔木所起的作用完全漠视。鉴于这篇讲话已经公认为邓小平理论的经典之作，搞清楚邓小平这篇“主题报告”的形成过程，无论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对胡乔木生平、业绩和人格，还是对党和国家的历史，都不是一件小事。为澄清在这件事情上的混乱，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我对这篇讲话的形成过程进行了一番调查研究，现存的历史档案，特别是讲话的原始过程稿，和其他当事人、知情人的可靠回忆，无可争辩地说明，胡乔木是邓小平这篇讲话的主要起草人之一，他自始至终参加了讲话稿的起草工作，不仅邓小平多次谈话在场，而且不止一次地亲自对讲话稿进行了修改。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此调查研究的初步报告。

一 胡乔木按邓小平确定的主题写出初稿

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1978年10月就开始酝酿起草了。

1978年10月中、下旬，胡乔木为修改他那篇在国务院务虚会上关于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长篇发言，以应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之需，到天津、上海调研。在天津时，接到邓力群的电话，要他到上海调研后，务必在10月29日返回北京。因为正在日本访问的邓小平将于29日回国，要同胡乔木谈在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的起草问题。10月底，胡乔木即应约到邓小平家里谈了一次。

关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主题，邓小平亲自确定为实行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当时正处在揭批查“四人帮”第三战役的高潮中，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是邓小平9月在东北视察时提出的。1978年9月17日，邓小平在沈阳军区讲话，针对华国锋“抓纲治国”要搞好几年的方针，指出：揭批“四人帮”运动总有个底，总不能还搞三年五年吧！提出要及时结束运动，转入正常工作。10月3日下午，邓小平同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谈话，商议对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祝词的修改问题，谈话中重申了这个意见。胡乔木为邓小平起草了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祝词，提出“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邓小平亲自加写了一段话，强调“进行这些改革，是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所在”，“中央相信，为了四个现代化的利益，全国工人阶级一定会在这些改革中起大公无私的模范先锋作用”。10月11日，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工会九大致词，明确提出：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们已经能够在这一胜利的基础上开始新的战斗任务”。

“重点转移”，在当时是一个新的提法、新的战略。邓小平要求先按这个主题和思路起草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他11月5日即要启程赴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三国访问，预定十天，等他访问回来，再详谈讲话稿事。

谈话以后，胡乔木即带领人拟讲话稿。11月8日稿成，送邓小平处。

11月14日，邓小平回到北京，看过稿子以后，于16日上午把胡乔木找到家里，谈讲话稿的修改意见。胡乔木按邓小平的意见，经过三天修改，形成讲话初稿，让秘书抄清，发给邓小平阅改。

11月19日完成的初稿，是根据邓小平确定的主题和提出的要求起草并按照邓小平的意见修改写成的。主要内容是结合当前实际论述重点转移的战略方针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初稿开宗明义，说明讲话的主题：“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治局一致决定，必须从明年一月起，及时地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并指明“这是一个带根本性质的转变”。

初稿从三个方面论述重点转移的历史意义：一、“这是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保证”，而“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大革命”；二、重点转移“就要迅速发展生产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改革不适应的生产关系，改革不适应的上层建筑，使社会主义不断得到巩固和前进”；三、重点转移“将大大加强党和全国广大群众的联系，提高我们党在全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中的威信”。

初稿进而论述“应该怎样实行这个转变”，提出解放思想、平反冤假错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改革、处理好阶级斗争问题等重大的路线、方针、政策。

初稿写道：“第一，要解放思想。”“现在全党要实行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一定要把解放思想放在第一位。”提出：“全党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定要放下许多包袱，同时一定要开动机器”，“提倡和实行从实际出发”，“重新学习和讨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理论和实践结合，这样一些根本观点，恢复和发扬毛主席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第二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着重讲了三点：（1）“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就得把林彪、‘四人帮’制造的以及一切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冤假错案来一个清理”。“最近时期的一系列事实证明，把林彪时期的和‘四人帮’时期的冤假错案一起平反很有必要”。不仅如此，“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主要是一九五九年和一九五七年两次，有些冤案错案，也要实行有错必纠”。（2）“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要正确解决知识分子问题，这与实现四个现代化关系十分密切。”指出“现在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历史任务基本上是胜利完成了”。此外，还提出“农村地主富农后代问题”，主张“应该一律取消这些人的地主富农帽子”。（3）“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是无产阶级的长期政策”，“一定要使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两者是一件事）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的改变而改变”，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

“第三是改革一系列不适应发展生产力需要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第四还是要处理好阶级斗争的问题。”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既不应该夸大，也不应该缩小，夸大了会把社会主义当作资本主义来否定，缩小了会把资本主义当作社会主义来肯定。我们要严密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但是都还有一些空子可钻，都还有一些人要钻空子，这就有了产生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可能。在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增加以后，这种可能性一定还会增加。我们一定要经常保持清醒头脑，随时采取必要的措施，务必要使阶级敌人的一切活动在开始出现的时候就加以消灭，不要等问题成了堆再去处理。”这一部分沿用了1977年8月十一大继续采用的“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提法，说“四人帮”王、张、江、姚等是不折不扣的走资派。这并非新的“发明”，只是顺着历史的惯性、沿用党中央的提法而已。

上述胡乔木起草的初稿，我们无法分清哪些是在起草之前邓同胡谈的，哪些是胡的阐述发挥，但同邓小平当时的言论对照来看，总的来说，是同邓小平的思路和观点相一致的。上述初稿中的不少提法以至语句在邓小平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讲话的定稿本中依然采用，这一点是一个有力的证明。有人在海外著书，说这篇初稿“不讲解放思想，不讲民主，不讲纠正冤假错案”，完全是不顾事实的诬蔑。初稿中沿用了十一大“四人帮”是不折不扣的走资派这种说法，有人认为邓小平因此“不高兴”，就“不让乔木起草这个讲话”。这是把自己的主观臆测强加于邓小平，用“文化大革命”无限上纲的办法给胡乔木抹黑。只要尊重事实、尊重历史，谁都不会产生误解以至会认为当时写上这么一句话问题会严重到如此地步。

二 邓小平亲拟提纲，讲话稿重新起草

中央工作会议开始以后，形势发生了出乎意料的好的变化。不仅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意见比较一致，没有什么阻力，而且天安门事件已经平反，重大历史问题的解决也较顺利。华国锋于11月25日代表中央政治局在全体会议上宣布了这些决定。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到，原来准备着重讲的重点转移问题不需要特别加以强调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等问题原来的讲法显得不够，可以进一步结合现实存在的问题讲得更加深透；同时，在历史转折关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突现出来，需要党的领导人抓住时机，及时提出，进行分析，做出回答，指明前进方向。

在这样的情况下，邓小平决定，他的讲话稿要重起炉灶。

1978年12月2日，邓小平为重新起草讲话稿约见胡乔木。胡乔木当时正忙于修改要提交十一届三中全会讨论的加快农业发展和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文件，就邀于光远一同前往，以便让于光远了解意图，先行组织人着手起草。

谈话前，邓小平已经写就三页《讲话提纲》。除“对会议的评价”之外，列了七个问题。邓小平按提纲谈了他重新考虑过的在会上讲话的内容。谈话后，胡乔木即要求于光远同林涧青先组织人起草。这样，这份珍贵的手稿一直留存在于光远处。于光远夫妇于1997年2月找出，并在《百年潮》1997年第4期上披露。

这份手稿是邓小平用铅笔写在16开白纸上的，一共3页，约500字，内容如下。

对会议评价

一、解放思想 开动机器

理论的重要

实践是检点［验］真理的标准——争论的必要。

实事求是 理论与实际结合 一切从实际出发

全党全民动脑筋。

二、发扬民主，加强法制

民主集中制的中心是民主，特别是近一时期。

民主选举 民主管理（监督）

政治与经济的统一 目前一时期主要反对空头政治

权力下放

千方百计

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 主要从价值法则供求关系

（产品质量）来调节

三、向后看为的向前看

不要一刀切

解决遗留问题要快，要干净利落，时间不宜长

一部分照正常生活处理

不可能都满意

要告诉党内外，迟了不利。

毛主席

文革

安定团结十分重要

要大局为重

犯错误的，给机会；总结经验，改了就好。

四、克服官僚主义 人浮于事

一批企业做出示范

多了人怎么办

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

扩大管理人员的权力

学会管理

选用人材

简化手续

改革制度（规章）

党委要善于领导 机构要很小

干什么

五、允许一部分先好起来

这是一个大政策

干得好的要有物质鼓励

国内市场的重要

六、加强责任制 搞几定

从引进项目开始

请点专家

七、新的问题

人员考核的标准

多出人员的安置

（开辟新的行业）

大约两天以后，按邓小平所写《讲话提纲》和12月2日谈话，一份讲话稿起草好了。这是一份手写的抄清稿，用8开稿纸，共30页，留下3个人的笔迹。稿子没有标题。它的结构，与邓小平的《讲话提纲》相一致，七个问题加上“对会议评价”共八部分：一、对这次会议的评价；二、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三、发扬民主和加强法制；四、讲讲向前看；五、克服官僚主义；六、要使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社员先富起来，生活先好起来；七、加强责任制；八、要研究新情况，提出新问题，采取新措施。

在这份手写的抄清稿上，胡乔木做了20多处删、改，分别在第5、6、8、10、11、12、13、14、16、19、20、21、27页上。可以看出，是在读稿子的时候随手做的校改。

三 胡乔木手记邓小平谈话，讲话稿连夜重写

对重新起草的这份稿子，邓小平不满意。12月5日，又找胡乔木谈话，讲他对讲话稿的意见。胡乔木带上组织起草这份稿子的于光远、林涧青一起前往。

胡乔木有个好习惯，总是亲手做记录。这次邓小平谈话，胡乔木在这份手写稿最后一页（第30页）的背面做了记录（下文中的黑体字）。记录用蓝色圆珠笔，共21行。字很小，很草。文字简约，很得要领。从中可以看出邓小平思路的发展和思想的深化。

谈话一开始，邓小平说了总的意见：语言过多 砍掉一半（第1行），全文组织不贯串（第2行）。还说：不要过于锋利，不要论战语言（第5行）。

可见，有人说邓小平对稿子很满意云云，是不确实的。

12月5日谈话是12月2日谈话的继续。对讲话稿应该突出讲什么和怎么讲，几天来邓小平有了不少新的想法，产生了不少新的观点。

邓小平进一步明确了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主题：解放思想 开动机器 一切向前看（第3行）。他强调，否则四化无望（第3行）。同12月2日一样，解放思想是邓小平特别强调的一个重点。在12月5日的谈话中，他联系当时的实际情况、存在的问题，从各方面对解放思想进一步做了论述，着重分析了思想不解放、僵化或半僵化的原因和危害。同两年来华国锋等坚持“两个凡是”、反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情况联系起来看，锋芒所向是很鲜明的，批判也是很有力量的。记录第8、9行写道：僵化，禁区，本本对实际 不敢想、说、做 随风倒/官僚制度束缚 真正管卡压 只能奉命行事 然后才是习惯势力。

邓小平估计到，改革障碍重重。新问题大量出现，如规章，用人标准（第4行）。对怎样进行改革，邓小平提出，要考虑实现的手段方法 有些要得罪大批人 工人要减少，机构重迭要精简，必须早作思想工作。要研究党怎么领导。北大可以考虑实行系主任制（第4行）。

民主是谈话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同12月2日相比，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把解放思想同民主联系起来，进一步论述了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民主与法制。

邓小平说道，出气应允许，出气是没有民主的惩罚。有了正常民主大字报也可少（第7行）。要为敢想敢做创造条件，要建立民主制度，支持新生力量。思想领域的问题要通过民主讨论的办法来解决。出了坏人不要怕。信任群众干部（第11行）。

关于经济民主，邓小平提出，要实行经济民主，权力下放，要纠正党委随便干预（第15行）。他说，没有民主培养不出人才（第15行）。给生产队经营管理自主权，生产队长看到有一小块土地没有利用，就睡不着觉，就要开动脑筋增加财富（第12行）。

在民主与法制方面，邓小平特别强调执政党要有党规党法。他说，纪律检查委员会提前成立固然必要，更主要建立党规党法，比国法还重要（第14行）。他认为，法律可以地区搞局部搞（第16行）。

邓小平还进一步阐述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原则：向前看不要求［全］责备 允许继续改正 以前宽以后严（第17行）。

对于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后的经济工作，邓小平也谈了不少意见：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从下面搞起 权力下放 责任到人有职有权有责 方针明确 方法妥当，要注意工作方法（第17、18行）。邓小平强调，生产力发展 生产率提高（第19行）。他还指出：不要总怪林彪、四人帮，拿他们作挡箭牌（第13行）。

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邓小平就12月2日提出的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这个大政策，讲了不少具体设想。胡乔木的记录最后两行是一串数字：工人100农民8千万150～200各1/10城市 市镇农村 卫星城市1亿人口平均100（第21行）。单看记录无法说得清楚其内容，但可以意会是相当具体细致的设想。在后来的正式讲话稿中，据这串数字形成这样一段文字：“要经过五年左右的努力，使城市里有百分之二十的工人，每人每月的工资平均达到一百元左右；农村有百分之十的公社，每人每年收入达到一百五十元至二百元。”还说到在全国“有大约八千万到一亿人口提高了购买力”将如何如何。邓小平最后谈到住房问题，说，新加坡月收入1500新币有权买房产，5间房子，70平米，花半年工资。那里的房租＝工资× 15%（欧美日1/3）（第22行）。可见邓小平在访问日本和新、马、泰诸国后对未来的设计思路是怎样的开阔而具体。

按照12月5日邓小平对讲话稿新的构思和对许多问题新的观点、新的提法，参加起草的人员连夜重写，并把写成的稿子立即铅印出来。铅印稿加上了一个标题：“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五日稿）”。主题进一步明确：“今天，我主要讲一个问题，就是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一切向前看。”整个讲话的结构也按邓小平的意思确定下来。全文分四部分：一、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前提条件；三、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稿子的内容，按邓小平当天的谈话的观点甚至语言重新写过，对涉及的重要问题一一做了深刻、明快的剖析和论述，与后来的定稿本已经差别不大了。

四 胡乔木动笔修改

对12月5日讲话稿，写作班子又进行讨论，做了修改，在12月7日先后印出两稿。12月7日第二稿送到了胡乔木手里，他开始考虑修改。在这个稿子上，胡乔木做了20多处文字修改，同时写了30多条批语，指明这些地方需要修改、加工。但胡乔木并没有马上动手。据当时在胡乔木身边的秘书朱佳木回忆：“记得那天晚上，胡乔木并没有动笔。但第二天早饭后，他却把改过的稿子交给了我。原来，他是半夜两点爬起来，用了两个多小时改好的。”

胡乔木在12月7日稿上进行修改的手稿迄今没有找到，但现存过程稿中还有一份标明“12月7日”的铅印稿，是根据对第二稿进行了修改而印出的12月7日第三稿。与12月7日第二稿比较，可见第三稿做了哪些补充修改。与胡乔木在第二稿上加的批语对照，这些补充、修改绝大多数在胡乔木加批语的地方，同批语的意向也是一致的。与上引朱佳木的回忆互相参证，可知这些补充、修改出自胡乔木，12月7日第三稿是据胡乔木对第二稿的修改印出的。

胡乔木对12月7日第二稿做了不少重要的补充、修改。这些补充修改，有些内容是邓小平2日和5日两次谈话中讲了而在稿子中被忽略或遗漏的，也有些内容是针对对邓小平讲的观点表述得不够充分和完满之处的，还有些是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反复强调、反复阐述的思想、观点，当然包含胡乔木对邓小平思想、观点的引申、拓展和发挥。

在讲话开头对会议的评价部分，胡乔木补充了有关重点转移及其意义的内容，使整个讲话扣住了会议的主题：这次会议讨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伟大转变，它反映了新时期的本质特征。

关于思想不解放、处在僵化或半僵化状态的历史原因，胡乔木做了重要的修改和补充，对邓小平的思想做了很好的发挥。一是把官僚主义问题同民主联系起来，改变12月7日第二稿单提官僚主义的写法，指出第二个原因是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党内普遍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二是增加了一个原因，即是非功过不清，赏罚不明，干和不干一个样，甚至什么事不干，什么问题不表态，四平八稳，反而成了不倒翁，在这种不成文法底下，人们就不愿意去动脑筋了。

对第二部分从对天安门事件平反讲到充分发扬民主、对思想问题不能压服之处，胡乔木按照邓小平对“两个凡是”和压制、反对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多次批评，加写了一段话：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有一点不同意见，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进行打击压制，就要立案，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实际上这是一种软弱的表现，是一种神经衰弱的表现。这段话既对“文化大革命”后期的做法进行了历史批判，又对坚持“两个凡是”的领导人进行了很有现实针对性的批评。

在发扬经济民主、扩大自主权这一部分，胡乔木按照邓小平“坚持按劳分配”的思想，加写了一段强调按劳分配、重视物质利益的政策性很强的话：“为国家创造财富多，个人收入就应当多一些，集体福利就应当搞得好一些。不讲多劳多得，不讲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它就没有革命。但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是在牺牲精神的基础上产生，那就是宗教。”

在后面论述加强责任制的部分，胡乔木在多处把责任制同物质利益原则结合起来。原稿讲到既定完不成，打屁股“必须打到具体人身上才行”。胡乔木在这句话后面加上：同样，奖励也必须奖到具体的集体和个人才行，一个大的建设项目完成得好，国家要明令奖励，从领导人到职工，都应当得到适当的物质奖励，而且可以提高他们的工资待遇。在说到要发现专家、重用专家处，胡乔木不仅加上了培养专家，而且加上了要提高各类专家的政治地位和物质待遇。原稿写到严格考核，“要根据成绩的大小、好坏，有赏有罚”，胡乔木加上“有升有降”，而且这种赏罚、升降必须同物质利益联系起来。

在民主与法制一段讲到立法问题时，胡乔木也特别注重经济。在原稿“应该集中力量制订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它各种法律”后面，加写了“特别是经济方面的法律，例如工会法、集体所有制经济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劳动法等等”。这样具体的关于经济方面的立法要求，以前没有人提过。此外，胡乔木还把大力加强国际法的研究提上了日程。

胡乔木把第三部分的小标题改定为“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在正文中着重说明，向前看的主要内涵正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

在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的政策方面，胡乔木按邓小平多次强调、在12月5日谈话中又特别指明的政策（不要求全责备，允许继续改正，以前宽以后严），在“都要给以改正错误的机会，促使他们自己总结经验教训”之后，加写了一段话：“认识和改正错误需要一个过程，可以等待，给以考虑思索的时间，不要逼着马上检讨。这也是一种党风。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有了认识，检讨了，就要表示欢迎。每个细节都弄清不可能，也不必要。处理可宽可严的，要从宽。这样做有利于安定团结。在选拔干部方面也是如此。”针对“文化大革命”后干部队伍不纯，以至部分党和国家领导人存在严重问题的情况，提出：“特别是选拔新干部要严格。对于那些搞打砸抢的、派性思想严重的、完全为了私利陷害同志的、连党的最紧要的利益都不顾的人，不能重用。看风使舵、出卖灵魂、找靠山、不讲党的原则的人，也不能轻易信任，要警惕，要教育，促使他们改造世界观。”

在第四部分开头，谈改革将会出现新情况、新问题和遇到障碍，胡乔木按邓小平12月5日谈话补写了一大段话：“尤其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涉及的面很广，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和问题，一定会遇到重重障碍。例如，企业的改组，就会发生人员的去留问题，减下来的人要重新分配或者等待分配，就会有不满意的；一部分工人、社员先富起来，暂时还不能富起来的工人、社员就会有意见；国家机关的改革，相当一部分工作人员要转到经济战线上去，也肯定会有人不服从分配的，等等。这些问题很快就要出现，明年不出现，后年就要大批出现。”这段话是非常契合实际而且很有预见的。

邓小平看了经胡乔木仔细修改过的稿子，比较满意。12月9日，又约胡乔木、于光远、林涧青面谈。邓小平认为，这一稿基本上可以了，还需要加加工。他谈了一些具体的修改意见。

按12月9日邓小平谈话，10日对讲话稿又做修改，没有排印清样即送邓小平。邓小平亲笔做了修改，于12月11日又找谈话。其时胡乔木正召集起草农业问题文件的会议，无法分身，遂由胡耀邦带于光远、林涧青前往。事后，胡乔木把参加起草的人找到一起，主持研究了对讲话稿的修改。当天，邓小平的讲话稿基本完成。在讲话稿标题“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一日稿）”下面，署上了“邓小平”的名字。

五 胡乔木的最后加工和邓小平的审阅改定

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预定在12月13日下午举行。在闭幕会上，邓小平将在叶剑英、华国锋之前讲话。据胡乔木当年的秘书朱佳木说，12月13日午饭后，胡乔木关起房门，对邓小平的讲话稿进行最后的修改加工，直到下午2时才脱手，立即让朱佳木直送邓小平家里。邓小平审阅改定后，在下午4时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了这一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讲话。

在12月11日稿上，邓小平、胡乔木最后又做了不少修改。

全稿最为重要的一处改动是：“今天，我主要讲一个问题，就是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团结一致向前看”这句点题的话中间，加上了邓小平一再特别突出强调的“实事求是”四个字，从而形成表述完整的、邓小平理论的第一个最著名的论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讲话稿最后加工的一个突出之点，是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提出较高的要求。这也是邓小平一贯的思想。在第一部分讲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那段话——“我相信我们的人民是顾大局、识大体、守纪律的”后面，加上了这样一句话：“我们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也要注意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机密，不要搞那些小道消息和手抄本之类的东西。”在谈到对犯错误干部的政策时，原稿提出，“对一般干部要宽些，对领导干部要严些”，改稿加上：“特别对高级干部更要严些”。

在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增加了两处。一处是“我们在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的时候，要切实做到分工负责”；另一处是在“有必要在经济计划和财政、外贸等方面给予更多的自主权”一句中加上了“在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之下”这个前提。

讲话稿最后的修改使讲话的一些提法更加全面，更加恰如其分。比如，在讲到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的特点及其严重性时，前面的稿子都有“因此比旧式的封建官僚主义还厉害”一句，显然说得过头了，定稿把这句删掉了。12月11日稿把产生僵化半僵化的一个原因——“小生产的习惯势力还在影响着人们”这一段删掉了，最后修改稿予以恢复。在讲全国有些地区群众生活还很困难时，原稿只特别提到西北，最后修改稿加上了西南。原稿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提法，最后一律改为“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有些地方只改动一个字或增加一个词语，但表述更为准确。如在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中提出了今后衡量领导好不好的标准，加上“政治路线解决了”这个前提；又把“这就是今天主要的政治”中的“今天”改为“今后”；在“为人民造福，为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积极贡献，这就是政治标准”这一句中的“政治标准”前面，加上了“主要的”一词。

还有一些修改是为了保持全稿用语的一致。如原稿“应该”和“应当”混用，都统一用“应该”；“先好起来”和“先富起来”混用，按照邓小平本人所写《讲话提纲》的提法，用“先好起来”。

从胡乔木协助邓小平起草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过程这个侧面，可以看到邓小平在历史转折关头思路的发展，也可以看到胡乔木如何紧跟邓小平的思路为写好这篇“主题报告”而殚精竭虑、精益求精。在1978年9、10月间，邓小平审时度势，抓住机遇，首先果断地提出结束清查工作，实行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战略决策。胡乔木最初起草的讲话稿正是体现邓小平当时思想的产物。到了12月初，中央工作会议上发生的重大变化和取得的巨大进展迎来了伟大历史转折关头，邓小平又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民主法制”“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让一部分人先好起来”等思想突出地提到了全党的面前，产生了他12月2日提纲和谈话。此后，经过对当时国内外形势和党内状况的进一步观察和思考，邓小平更加明确了实现历史转折的路径，确定了前进的策略。12月5日他对讲话稿的构思、设计，使讲话的重点更加突出，内容更加切实，锋芒更加犀利。经过此后反复多次修改，最终形成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个理论与实际结合得十分紧密的、完整的历史主题。

邓小平在1978年9、10月间至12月上中旬起草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讲话过程中思想发展的轨迹，充分展现了这位20世纪中国伟人在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关头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新阶段新理论的雄才大略和远见卓识。而作为中国共产党卓越理论家的胡乔木，意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紧跟历史的步伐，积极自觉地充当助手，竭忠尽智，呕心沥血，出色地参与完成了这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报告的起草任务。他对讲话稿的修改，思维严密，文辞考究，忠实于邓小平的思想理论而又有引申发挥，使得邓小平思想理论的表述臻于完美，又与邓小平的风格相协调、相适称。邓小平称胡乔木为“党内第一支笔”，这篇讲话稿的修改也是一个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