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ethnicity（этничность）的引进及阐释

苏联解体后，越来越多的俄罗斯学者开始使用этничность一词（转写自英文ethnicity）展开对与族体问题相关的研究，有学者甚至认为这是苏联“族体”理论基本范畴在俄罗斯贬值的表现。

一 英文文献中ethnicity一词的含义

ethnicity这一术语比较广泛地使用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西方学者开始广泛关注民族问题，这个概念是对变化着的后殖民世界地缘政治及工业发达国家内少数族群政治积极化做出的回应。当时出现了研究ethnicity的各种路径，如原生论、工具论和建构论等，以解释社会变迁和政治变化的复杂本质、群体间联盟的形成及作用、种族的和文化的相互影响、社会冲突、民族建设的过程等。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西方的学术界出现了大量的相关术语，除在英语文献中开始大量使用术语ethnicity表示族群文化特点的总和外，学者们还同时使用ethnic group和ethnic来表示族群及某个族群的个体等。

据马戎教授考证，第一个使用ethnicity一词的人是大卫·瑞斯曼（David Riesman），时间是1953年，这个词表示一个族群的性质或特征。它虽然不用来指某个具体的族群，但通常被译作“族群”（或“族群性”“少数民族性”）。ethnicity一词于1972年出现在修订的《牛津英文词典》中，对该词进行了明确界定：“①从属于特定族群的条件；②族群自尊。”在《DK·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中，对ethnic的释义有以下几种。作为形容词，它的含义是：①（社会团体）种族的、民族的、氏族的；②（服装、音乐等）源自或属于某民族或某国家的，有种族或文化特征的，尤指有异国情调的；③与种族的，民族文化相关的。作为名词，它的含义是：①某一种族（尤指少数民族）的一员；②意义等同于“ethnology”，释义是民族学、人种学或人类文化学。而在ethnicity作为ethnic的派生词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将之理解为ethnic的名词形式，即释义为种族、民族、氏族或具有种族、民族、氏族性质的某些事物。

在其他将ethnicity一词独列成条的词典中，对它的释义可以大致归纳为以下几种: ①种族特点或民族特性；②种族地位或种族渊源；③少数民族及少数民族成员；④民族的归属状态；⑤人种分类或种族划分。我国学者周大鸣总结后指出，在英语学术文献中，ethnicity作为一个多义词：一是表示实体，等同于族群；二是族群意识；三是兼有族群及其意识；四是族群的性质和特点。波兰学者泽林斯基（A. P. Zielinski）认为，在美国，ethnicity这一术语被用来解释在美利坚民族形成的两百年间内发生的几乎所有的族群和种族现象。

苏联学者勃罗姆列伊于1983年就指出了这一术语在英文文献中的不同含义，认为它“时而代表族群的性质或品质（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将它翻译为俄语中的 ‘族性’才恰当），时而代表 ‘族体单位’”。

因此，在阅读英文文献时，只有根据作者的相关论述才能确定该作者的具体所指。但在中国学界，目前多数学者不分具体所指将此词均译作

二 俄文文献中этничность一词的含义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俄罗斯学者发表了大量文章对этничность进行了探讨，同西方学界一样，этничность这一术语在俄文文献中也具有多义性。斯克沃尔佐夫在对俄罗斯学者有关этничность的著作进行分析后认为，этничность这一术语所表示的概念“不仅没有清晰的科学定义，而且做了非常自相矛盾的解释”。萨多辛在其编写的《民族学词典》中对此术语的解释是：этничность是一个族体区别于另一个族体的独特文化特征的总和，它是民族学、社会学、社会（文化）人类学和政治学的主要概念之一，因此它具有各种不同的含义。目前比较受认同的有以下三种含义：①群体间相互作用的形式，在相互作用时某个群体的成员把自己（“我们”）与其他群体成员（“他们”）在文化上相区别；②群体特性，即将族群联合为一个共同体的总体特征和属性；③族群认同，即某个个体将自己归属到某个群体的认同形式。上述总结其实并不全面，事实上一些俄罗斯学者也用该词代替俄语中的“族体”（этнос）一词，即把этничность作为实体，等同于族体或族群，如季什科夫就是常用этничность替代术语“族体”的学者之一。另外，在俄罗斯的民族研究中，术语 этничность иэтническ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族群认同）像этно词根的其他术语一样，也常常相互替换使用，表示“作为民族共同体的人民”。相应的，этничность иэтническ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被理解为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民族属性）和национальную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对自己属于某一民族的辨识）。但этничность и этническ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的这两个含义本身是否无条件地是同义词呢？萨达塔娃（Г. У. Солдатова）提出应加以区分，她指出：“对于以族群自我意识现象学为基础的民族心理学者而言，族群认同完全不是它的同义词。一方面，已经有族群认同，这是族群自我意识的识别-动机的核心。另一方面——宽泛些，因为包含着无意识的层次。由于这些差别应该研究族群认同，第一，作为族群自我意识的主要形式和主要特征，第二，作为它的“反面”——族群的无意识的。”

总体而言，转译自英文的этничность（ethnicity）一词的多种含义与英文是一致的，但在俄语的相关文献中，этничность一词更多地表示族裔共同体的特性，即表示不同于其他共同体的特殊的差别，也同时广泛地使用于俄语文献中этнос（族体）概念的同义词，而较少用该词表示族群意识。

三 对этничность的阐释

对этничность的具体阐释，俄罗斯学者的看法也是众说纷纭。

有人将этничность作为实体，如季什科夫认为，当代的大多数学者支持“этничность（族群）——这是文化差别的社会组织形式”的观点，并认为挪威学者巴斯（Fredrik Barth）的族群边界理论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他认为，在理解этничность（族群）的问题时，对比社会边界和文化边界、族群内部和外部的认同，有着重要的意义。据此，他把具有族裔共同体含义的“民族”概念理解为，有这样一种人群，其成员有一个或数个共同的名称和共同的文化元素，拥有共同起源的传说（说法），而且拥有共同的历史记忆，能够把自己与特殊的地理区域联系在一起，能够展示群体团结感。他还进一步指出，этничность（族群）作为个人自我意识的组成部分和集体的共同信仰，通过与其他文化、社会和政治共同体的基本联系（其中包括与国家的基本联系）表现出来。也就是说，族群是指建立在文化自我认同基础上的共同体，它既与其他共同体有所不同，又与其他共同体保持着基本联系。总之，他认为，从群体内部的角度看，этничность（族群）是建立在总的文化特征基础之上的，该群体与其他群体在文化特征方面有所不同，即使这些群体在文化上有可能非常相近。因此，对族群的认识既有客观标准，也有主观标准。通常，血缘关系或者其他客观标准并不起决定性作用。

有人将этничность作为族群的特性，认为этничность（族性）常常被理解为“组织上统一和族体处世态度与习俗传承”的特性。对族性做这种理解的学者布加日诺科夫写道：完全可以说，依靠对族性概念意义的评述，我们能够克服过去对族体所下定义的严重缺陷，这些定义是机械论的和总结性的……族体是一个因为有族性才得以形成、维持和再生产的地域性社会群体。还有学者认为，族性是一个族体区别于另一个族体的独特文化特征的总和，或是将族群联合为一个共同体的总体特征和属性。

扎里诺夫则在探讨этничность与俄文中原有的几个术语之间的关系时提出：可以把 этничность 理解为具有历史、社会文化素养的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在这种素养中凝聚了民族（народ）或族体（этнос）的全套物质和精神特征。他还认为对этничность（народность）的这种提法能够最大限度地反映族性的实质，同时发现这一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历史主义与工具主义结合，并且似乎能够以此使得对于思考这一现象的原生论和建构论路径的拥护者们容忍对方。

目前，俄罗斯学界在解释этничность（ethnicity）的本质时，也主要采用西方学者们提出的原生论、工具论和建构论等三种路径。

原生论取向的学者，主要是人类学和民族学学者，较少有社会学学者，他们把族性看作个体作为现实存在的族群成员所固有的原初特性。这一族性“存在于心中”，融入“血液”中。无论社会生物学的还是文化历史学的解释，都认为产生族群认同的基础是血缘纽带、共同的来源和最初的地域等。总体而言，原生论认为族群认同的存在是与生俱来的，一些学者强调这些先于个人而存在的文化特质的重要性，如肤色、血缘、语言、宗教、民俗及历史与起源等在塑造任何族群认同时都具有的决定性作用，而有的学者则从族群的生物性入手来论证族群认同的既定性和不可变化性。因此，对原生论者而言，族群身份是赋予的，一旦赋予，就很难被改变或否认。而正是这种原初的或根本的族性，对一个族群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范·登·伯格（Van den Berghe）、格尔兹（Clifford Geertz）是西方学者中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希罗科戈罗夫（史禄国）、古米廖夫、勃罗姆列伊被看作苏联原生论的主要代表者。而在当代俄罗斯，科兹洛夫（В. И. Козлов）、皮缅诺夫（В. В. Пименов）、谢苗诺夫（Ю. И.Семенов）等学者是原生论的坚守者。

与原生学派相对的是建构论，该学派是西方最流行的解释族性本质的现代路径。对它的拥护者而言，族性不是根植于“心中”，而是存在于那些属于族群——“想象的共同体”或者“社会的结构”——成员个体的“头脑”中。挪威人类学家巴斯是该学派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他提出的“边界理论”进一步推进了人们对族群认同建构性的认识。这一学派的研究意义在于，他们不像原生论者那样主要是基于族群的客观本质属性来解释族性现象，而是从族群的主观方面如群体意识、神话的创作、团结感等方面入手。建构论者把族性看作情境性的，有时是“强加的”现象。在俄罗斯，季什科夫是建构论的积极支持者，他认为，对族性的建构，可能是为了补充文化标志性（特殊性）之不足，以此强化族群间的差异：“精英在试图动员族群反对自己的反对者或者反对国家中央政府时力图扩大群体特点和象征的数量，以证明群体成员不只是由某种独特的特点（如方言），而是由很多特点相区别的。”他还强调，这一过程具有规模宏大的特点，如果国家机器被它所利用的话。如与苏联时期相比，最近十年在俄罗斯族人和乌克兰族人之间、哈萨克族人和吉尔吉斯族人之间、乌兹别克族人和塔吉克族人之间的差别要更加明显和多样。这一路径不仅现在被广泛使用，而且已成为“建设”某些民族的大量民族政治技术经验。

综合来看，建构论者大多认为族群的形成无法从族群的文化质料基础上导出，而必须归结到社会条件的基础上，政治与经济资源的竞争和分配则可以解释族群认同的形成、维持与变迁。建构论者认为族群认同的形塑与其政治、社会的过程必定不可分离，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政党、经济结构或特定的社会群体对族群认同的建构过程都可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且部分精英也根据环境的变化、现实的需要对历史记忆进行选择、删除、重组以重构新的集体感，从而促进族群认同。

第三派是工具论，在其解释中结合了族群“原生的”和“建构的”要素。工具论的学者把族性解释为获取群体利益的工具，作为意识形态，是精英为了动员群体而创造的。持工具论的很多学者更是从理性选择的角度强调了族群及族群认同的社会建构性，即强调族群认同是因特定的政治和经济目的改变、建构甚至是操纵而形成的。比如，保罗·布拉斯（Brass）借鉴精英论的观点，从纯粹的工具主义和精英动员的角度强调族群认同的精英建构性。他认为，族群认同不是天生的或者既定的，其本身不具有自主性，而是社会和政治建构的产物，甚至是“精英创作、歪曲并有时编造他们想代表的群体的文化材料，以保障他们的福祉或存在，或获得本群体以及（主要是精英自己的）政治和经济优势”。从总体上讲，工具论关注的就是那些导致族群认同兴衰的经济、政治原因。尽管它不否认族籍、传统对人们所具有的感召力，但是，只有在能够增进或获得某种经济、政治利益的时候，这种所谓的原生纽带才会具有感召力，在本质上，族籍和传统不过是人们为了获取经济、政治利益而操弄的一种工具而已。当代很多俄罗斯的研究者特别是具有社会学背景的学者，如阿鲁秋尼扬（Ю. В. Арутюнян）、古博格罗（М. Н. Губогло）、德拉比热耶娃（Л. М. Дробижева）等支持工具论。

萨达塔娃（Г. У. Солдатова）建议支持工具论路径的特殊形式，该形式同社会心理学理论结合，族性被解释为克服疏远、复兴被践踏的民族自豪感的有效工具和社会疗法。她还建议把族性作为群体所固有的内在精神文化资源、作为表面上具有现实意义的文化原型进行分析，以补充上述观点。这样的“被唤醒的”“激昂的”族性被利用以达到族群政治动员、社会控制、群体间关系中占优势者和从属者的分配平衡的目的。

总之，无论是把ethnicity作为实体族群，还是作为族性或是族群认同，它们都是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不可能在某一种理论、方法论框架内得到完全解释，上述的每一种理论都有其一定的解释力，但又都不能解释所有的族性现象。因此，这里再次引用扎里诺夫的话：任何一种对人类社会分成不同族体这一现象进行深入研究的理论或观念，都不能自以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而只有共同努力，不摈弃以往的理论成就，并且不把所有其他的学术派别都置之脑后，才能在这个极为复杂的问题中获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