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市场经济模式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哲学思考

袁贵仁

市场经济及其机制，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成果。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在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没有理由认为它不能容纳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市场经济。但是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中，以为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才能实行市场经济，以为实行市场经济就必然是资本主义。这种观念为几代马克思主义者所维护，而且西方资产阶级舆论界、学术界也这样认为。是邓小平同志根据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特点和历史经验，第一次肯定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利用市场经济这种手段，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命题的提出，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极重要的贡献，需要我们很好地从哲学的高度去理解和掌握。

一

计划和市场作为两种经济手段，社会主义都得要。但计划和市场作为两种不同的经济体制，则不可能并存。以这种资源配置方式为主就不可能又以另一种资源配置方式为主，两种经济体制之中，只能选择一种。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替代不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计划经济体制。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摒弃实行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而采用我们比较陌生的市场经济体制呢？彻底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找到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体制背后的哲学理论基础，从哲学理论上理解和说明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到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从哲学理论上看，计划经济体制之所以被市场经济体制所代替，是由于支撑它的三个理论假设根据不足。

第一，传统社会主义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只能是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是不相容的。这个认识来自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一个假设的误解。马克思、恩格斯在运用唯物史观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及其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提出了对“未来社会”的设想。这个设想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解决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由国家有计划地组织生产和分配，消除资本主义竞争和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促进生产力不断发展；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商品交换与货币关系将不存在，与此相应，价值规律对资源配置的调节作用，将被社会对劳动时间的直接分配所代替。1882年，马克思在《论土地国有化》中写道：在公有制条件下，“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由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自觉地从事社会劳动”。1880年，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取消，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组织所代替。”

理论上说，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本身并没有错。商品、货币、市场，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会永恒地存在下去。它们将随着社会生产的充分发展，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以及按需分配的真正实行而退出历史舞台。在“自由人的联合体”、“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中，人们的社会经济活动以及其他活动是应当也可能“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自觉地”进行的。但问题出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讲的是“未来社会”的事情，我们现在还做不到，至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做不到。把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设想不顾主客观条件硬搬到今天的现实社会中来实行，便发生了“时代的错位”，自然在实践中难以取得成效。

按理，由于时代的错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未来设想会很快在现实中被证实为是行不通的。可是这个证实却前后花去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20世纪可以说是对于计划经济进行实践检验并做出历史结论的世纪。这是由实行社会主义的主要国家的特殊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这些国家都没有经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在革命以前，市场经济没有覆盖全社会，市场经济各种体制也不成熟。在革命初期的紧急状态下以及战后恢复时期，人民群众革命热情高涨，国家目标居于绝对领先地位；再加上当时经济发展水平低，建设规模也不大，经济结构简单，所以计划经济可以为公众所接受。在客观上也有利于动员资源，集中用于国家指定的用途，能够取得相当大的成果。例如苏联，在战争时期和战后恢复时期，都保持了较之资本主义各国为高的增长率。据美国经济学家伯格森估计，1928～1955年苏联GNP的年均增长率为4.4%～6.3%，超过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各国的实践，不仅没有否定计划经济，反而大大强化了它。这样，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并发挥过积极作用的计划经济，就被视为社会主义固有模式而僵化、凝固起来。由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理论的“支持”，由于社会主义实践的“证实”，于是，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的观念便得到巩固和强化。但是，当社会主义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以后，特别是进入集约增长阶段，这种集中计划体制的弊端便日益显露：否定物质利益的差别，实行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排斥竞争和价值规律；片面强调集中统一，国家对经济管得太多、统得过死，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被严重压抑，使本来应当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经济长期缺乏活力。50年代中期，人们开始对计划经济的弊端有所觉察，但始终没有突破。直到1979年，邓小平才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第二，传统社会主义理论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代替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及其代表——国家可以把社会资源全部集中在自己手中。在这样的情况下，人类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和无限的认识能力，能够预先知道一切生产和经济活动应如何进行的细节，包括物资资源和人力资源的状态、技术可行性、需求结构等全部信息，并把它反映在计划中。这个假设在内容上是一种“完全信息”假设。

这其实是不可能的。人的高度自觉性、认识的能动性，主要表现在宏观上掌握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和科学地了解社会发展的方向。而在微观上要预知一切社会经济活动的细节是不可能的。硬要制定这样的计划，并赋予它以支配一切的权利，这就必然成为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列宁早就指出：“在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中，即使有70个马克思也不能够把握住所有这些错综复杂的变化的总和。”信息是决策、计划的根据，在我们这个时代，由于人的需要极其复杂，生产结构极其复杂，生产方案、工艺流程极其复杂，因此信息量急剧增大，而且瞬息万变。在这种情况下，要把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分散发生的信息收集起来，及时传输到中央计划机关去，是很难做到的。再加上由于体制方面的原因和利害关系，中央计划部门获得的信息，可能发生扭曲、失真和滞后。至于巨量信息的处理和反馈，那就更为复杂了。有人曾设想，运用现代的计算技术可以解决全国统一的指令性计划在信息收集和处理方面遇到的困难。这也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设想。单就价格的决定而言，至今没有一台高速运转的电子计算机能够及时地解开众多变量决定的价格方程，等其解开时，情况早就变化了。而市场机制则能够比较迅速地传递信息，从而为资源流向提供可靠的决策依据。因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的主体是企业，产需直接见面，各个行为主体均可平等地享用市场信息。特别是由于对自身利益的精确计算和周密考虑，可以有效地保证信息选择的可靠性和信息传递的迅速性。

第三，传统社会主义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公有制的实现使全社会利益一体化，各个经济单位并不具有自身的独立的利益，社会不存在相互分离的利益主体。它把全社会设想为一个大工厂，甚至一架大机器，各个单位犹如工厂的一个个车间、机器的一个个零件，在统一的指令性计划下运作。这里，市场对资源配置没有调节作用，经济利益对各个经济单位不具有激励和约束作用，不存在也不需要各经济单位在各自利益支配下开展的竞争。

然而，这个假设在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没有得到证实。社会成员利益多元化而不是一元化，这是一个无论如何也不能抹杀的事实。且不说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由于各种原因还不能形成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而且即使在全民所有制内部，各经济单位之间除经济利益的共同性外，集体和集体之间、集体和国家之间也还存在经济利益的差别性。就是在同一单位内部，由于社会大生产、大分工，形成了众多不同的职业群体；在同一职业群体中，由于人们体力、智力的差距，必然形成贡献的不同。于是，个人和集体之间、个人和个人之间，也时时发生着利益的分化，产生各自不同的特殊利益的主体。总之，在社会主义经济生活中，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之间经常出现矛盾，这是不可避免的。人们在提供信息、编制计划和执行计划的过程中，都免不了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受到自身利益的影响而发生偏差。传统的经济体制由于过分强调不同经济行为主体利益的共同性，忽略利益的差别性；过分突出根本利益、长远利益的一致性，忽视具体利益、现实利益的不同性，形成了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弊病。社会经济发展本需要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却无法使激励机制启动，无法充分调动和发挥广大劳动者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市场经济的特点是，它承认市场上一切生产者和经营者，都作为独立的利益主体参与经济活动，按照市场供求决定的价格在市场上进行交易活动。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他们根据市场价格的变动不断调节自己的生产和经营。在市场竞争环境形成的巨大压力和追求自身物质利益的内驱力的推动下，他们有效地发挥其积极性和创造性，改进技术，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将生产要素由亏损的、获利少的部门转入获利的或获利多的部门，从而达到资源配置的优化。

二

由于社会化的经济只有两种可供选择的资源配置方式，除了计划经济体制就是市场经济体制，二者只选其一。因此，以上关于计划经济体制理论根据的否证，已经从反面说明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性。下面我们再着重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角度，谈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哲学依据和现实可能性。

第一，马克思的社会发展“三形态”理论，说明市场经济是不可超越的。

过去，人们否认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联系，除上面已经提到的理论原因外，从更深刻的哲学历史观的角度看，它涉及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在马克思的论著中，对社会形态演进问题有两种不同的表述：一种是“五形态”理论，另一种是“三形态”理论。前者是人们所熟知的，我们的哲学书籍普遍采用它；后者在长时期里，却被人们所忽视。

所谓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即根据生产关系的不同性质，把人类历史发展过程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它的第一阶段）五种依次更替的社会形态。这个理论有两个明显的特点，直接影响着对于市场经济的认识和看法。首先，在理论上“五形态”理论中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态，一个公有制，一个私有制，二者泾渭分明。从这个特点看市场经济，人们觉得：既然市场经济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完善、发展起来的，因此以公有制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必须坚决抛弃它，否则就会混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犯方向、路线性的错误。其次，在现实中，并不是所有民族、国家都依照这个次序、遵循这个道路发展的，都是经由封建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然后再发展到社会主义。美国没有经过典型的封建社会，就直接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国没有经过独立的资本主义阶段，就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说明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之间、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不存在直接衔接的必然性。马克思在论述东方民族发展道路时曾经提示过，在那里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避开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选择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从这个特点看市场经济，人们觉得：既然资本主义可以跨越，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就不具有必然性，它也是可以跨越的。社会主义拒绝、排斥市场经济，是理所当然的、天经地义的。

应当肯定，马克思根据生产关系划分五种社会形态，这是正确的，不应否认“五形态”理论的科学性。问题在于，以往人们把“五形态”理论当作马克思的唯一的社会形态理论，并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简单地对立起来，最后引申出市场经济属于资本主义，要保持社会主义的纯粹性就要反对市场经济，坚持计划经济。

实际上，马克思除“五形态”理论之外，还根据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发展状况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人的依赖关系”的社会、“物的依赖关系”的社会和“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三种依次交替的社会形态。马克思在1857～1858年写的《经济学手稿》中说：“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力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在这里，马克思把人的发展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三形态”理论是依据人的发展状况划分的，也可以说是依据生产力发展水平划分的，人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与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个人全面发展相对应，社会宏观经济可划分为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或称时间经济）三种形式，人类历史发展可分为自然经济社会、商品经济社会、产品经济社会三种形态。

“三形态”理论同“五形态”理论相比，较好地体现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顺序，同时也体现了人们社会关系依次更替的历史和人类自身发展的历史。从“三形态”理论看市场经济，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首先，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是人类文明的成果，并不专属于资本主义；它在人类历史进程中起着巨大的进步作用。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客观要求，既然是商品经济，就应当有市场调节。其次，市场经济不可逾越。马克思用序数词第一、第二、第三来表示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产品经济是意味深长的，它说明人类历史发展具有自身的客观逻辑，即客观必然性；它表示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商品经济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不可逾越的形态，从自然经济社会到产品经济社会，企图超越或跳过商品经济社会是不可能的。因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社会生产力不可选择。“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资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从历史上的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生产力落后的东方国家虽然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呈现出历史发展的跳跃性，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跨越了“卡夫丁峡谷”，但并不因此而把生产力的发展一下子提高到一个很高的水平。发展生产力，使之高于或达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水平，还是一个相当艰巨、需要相当长时间才能完成的历史任务。再次，按照“三形态”理论，社会主义特别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从总体上说还处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这第二大社会形态。这是因为，就时代特征来说，在我们这个时代，资本主义居于主导地位，全人类还属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二阶段。这还因为，我国目前还是一个“不合格”的社会主义，生产力很不发达，不仅存在着复杂和细致的社会分工，而且劳动者以及劳动者集体具有独立的经济利益，劳动仍然是人们的谋生手段。现阶段必须实行按劳分配，人们的劳动成果必须通过商品的等价交换形式加以实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广泛存在着商品货币关系，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商品经济。所有这些，离第三阶段的“产品经济”和人的“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都还相距甚远。

第二，市场经济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人类社会发展是自然选择过程，也是人的能动选择过程，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是合乎规律的历史必然，也是中国人民按照自己的目的做出的能动性选择。我们之所以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千条理由、万条理由，但说到底还是邓小平的那句话：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这是我们选择市场经济的最根本的理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通过深刻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他指出，在经济建设中，计划经济建设能够做到集中力量、保证重点，这是它的优越性，“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因此，社会主义也要搞市场经济，“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思想，抓住了计划经济体制的主要弊端，从彻底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出发，对我们为什么选择市场经济体制做了科学的回答。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也说明，什么时候市场机制运用得好，生产力发展就比较快，经济发展就比较协调；什么时候运用得不好，生产力的发展就比较慢，经济发展就会出现失调和起落。从1956年进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的二十多年间，我们基本上是抱着排斥市场经济的态度实行计划经济的。这二十多年的经验表明，企图缩小商品生产的范围，限制市场调节的作用，都是做不到的，而且只能意味着倒退，不仅造成经济上的萎缩，甚至可能形成政治上的不安定。在新的历史时期，通过对经济体制的改革，在农村和城市的经济生活中不断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增强市场机制的功能。事实证明，这样的结果，无论在农村和城市中，广大劳动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更加充分地发挥出来，在计划经济下没有做到的许多事情现在都实现了。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无疑还会发生许多困难，但人们已经看到了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方向已经明确，道路已经打开，经过正反两方面比较的中国人民不会再走计划经济的老路。

三

市场经济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从哲学的角度看，它的最大、最直接的作用是充分调动劳动者的主体性。市场经济其他方面的作用可以说都是通过调动劳动者的主体性而实现的。例如，市场可以优化资源配置，但优化资源配置与调动人的积极性是一致的。因为配置资源是由人进行的，只有把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他们才可能以最佳方式配置各种资源。又如，市场经济可以推动生产力发展，而劳动者是首要的生产力。所谓推动生产力发展，最主要的就是通过权利、责任、利益和风险的结合，调动企业和个人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精神。

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当然不能说丝毫没有发挥人的主体性。计划本是人的活动特点之一，活动是有目的、有计划的而不是盲目的，这本身就是人的能动性的表现，就属于相对于动物的本能活动、物质世界的自然活动的人的主体性的内容。而且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的一段时间内，劳动者当家做主的自豪感也曾激发过劳动者主体性的发挥，推动经济建设的发展。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是也应当承认，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真正的经济主体只有一个，即国家经济管理部门。一切经济和生产单位，一切参与经济活动的个人，都被要求按国家统一规定的计划而行动，劳动者的积极性被压制了。这很明显的是和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相违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亿万人民群众的伟大事业。不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建设热情，社会主义就不能最终战胜资本主义。传统体制不重视广大群众的物质利益，不给企业以充分的生产经营权，因而也可以说是不符合党的群众路线的。邓小平充分看到计划经济的这种缺点，认为改革就是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他说：“鉴于过去的教训，必须改革闭关自守的状况，必须调动人民的积极性，这样才制定了开放和改革的政策。”他还说：“我们的经济改革，概括一点说，就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对内搞活，也是对内开放，通过开放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农村经济一开放，八亿农民的积极性就起来了。城市经济开放，同样要调动企业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

毛泽东在1956年已看出苏联的计划经济压抑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他当时提出了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样一个基本方针。这一看法无疑是正确的。可是毛泽东却企图用政治的方法来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于是就有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搞群众运动这一套做法，结果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接受这一教训，邓小平在改革的一开始就提出“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寻求解决经济问题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人类文明发展史已经提供并被实践证实了的市场经济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让亿万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干部、群众，利用各种各样的经济信息，承担责任和风险，有效地调动他们生产经营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把过去主要由少数人作经济抉择，变为广大群众普遍参与抉择。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实际上是充分调动一切经济活动主体的主体性，发挥广大劳动群众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

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够提高和发挥人的主体性，在于市场经济以承认企业是现代经济活动的主体为前提，认为产品的生产者、经营者、购买者都是自主的主体，有自己的独立的物质利益，形成自己的独立的意志，按照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没有千千万万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企业和个人作为市场活动主体，就没有市场经济，反之，也正是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运行，才保证了这些企业和个人有可能获得和实现其主体性。

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够提高和发挥人的主体性，具体地说是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的。

首先是市场经济的价值决定机制。由于资源产权和利益主体多元化，由于每个市场主体的行为都以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为宗旨，资源和产品的实物形态即使用价值必须转化为价值形态，但能否转化以及转化价值的大小，只能由市场竞争和供求来决定。如果活动者的主体性不强，对市场反应迟钝，他的产品对他人没有使用价值，那么他花费在产品生产上的资源和劳动就是无效的，形不成价值。也许他的产品对他人有使用价值，但如果他信息不灵，产品数量超过了社会需求，那么他的资源价格就会打折扣，低于边际成本。更主要的是，价值取决于劳动技术，如果劳动者技术先进、效率高，他生产的产品所消耗的资源或付出的劳动明显低于其他生产者，他就会得到平均利润以上的利润，就会赚钱；反之他主体性差，达不到平均利润，他就要亏本，被淘汰。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任何人要在市场交换中站得住脚，都必须丢掉幻想，横下心来，苦练内功，提高主体素质和主体性，在激烈的市场中奋力拼搏，成为强者。这里讲出身没有用，讲权力没有用，投机取巧终究也靠不住。

其次是市场经济的动力机制。利益是激励和支配人的活动的能动因素和主要动力。马克思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市场经济坚持利益主体多元化，认为市场活动主体各自都有独立的利益，对自身的利益的考虑和关切是市场提高和发挥人的主体性的真正契机。在市场体制中，人们的利益是通过市场的中介实现的。他们按照市场供求决定的价格在市场上进行交换，市场上商品和劳动的价格的涨落、高低，都同他们收入的多少息息相关。正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或者说在经济利益的激励和约束下，他们不得不根据市场价格的变动来调节自己的生产和经营。这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他们提高劳动的熟练程度和劳动能力，改进技术，降低成本。这是人们都熟悉的方式。另一方面是劳动者重新择业，或者流向获利多的部门，或者转入适合自己能力、宜于发挥其主体性的单位。人都有长处和短处，应当扬长避短。在某个部门、单位，他可能显示不出才华，发挥不了主体性，换一个工种、职业，他可能就如鱼得水、胜任愉快。而在旧体制下，企业没有自主权，工人没有择业的自由和流动的自由，压抑人的主体性的发挥。这是对人才的最大浪费。

再次是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突出特点。市场如战场。在市场经济的体制下，每个主体都力图在市场交换中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但市场奉行等价交换原则，把这一平等原则运用于不平等的生产者身上，就如同赛跑，虽然每个人的体质不同，但起点、终点都一样，谁先跑到终点谁就获胜。在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挥下，众多的商品生产者、经营者、购买者进行尖锐、复杂的竞争。市场交换过程实际上是择优淘劣的选择过程，机遇和风险并存。在“生存危机”的逼迫下，市场主体必然花大力量改善自身素质，提高自己的主体性，增强对市场的适应能力和驾驭能力。

而在传统体制下，整个社会都被纳入统一计划，每个企业和个人都按照它来活动，因此各个企业、个人之间的任何竞争都成为不可能和不必要的了。而一旦没有竞争，既无利益也无责任，干好干坏一个样，企业就会丧失为了生存和发展而拼搏的冲动，个人也可能由此而变得松懈、懒散，最终失去主体性。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是人的主体性提高和发挥的强大推动力。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