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论·

中国军事政治的治理功能转型

苏世伟

【摘要】通过分析中国军事政治的特性，结合国家安全需求和军事力量发展，指出军事政治的原生性与连续性决定治理功能的纵深；治理的价值导向在于预防腐败与促进军事改革；从军官选拔的视角强调军事政治的“脱俗”与“入世”。

【关键词】军事政治 军事改革 军事选拔

【作者简介】苏世伟（1968～），男，辽宁凌海人。空军空降兵学院政治工作系副教授，军事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军事战略、军事政治学。

今天中外的军事政治现实，远非学理概括那样清晰。军事政治学作为“运用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军政现象，以探讨军政关系发展规律为目标的一门军事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交叉学科”, 可以使人从总体上了解这一学科的全貌。至于具体的各国军事政治的状态，纷繁复杂也各具特色。研究军事政治既要看清现实，也要剖析其内在逻辑，更要条分缕析，于复杂现象中提领结构和脉络。从比较政治的视角研究军事政治的治理功能，可视为一种探索途径。

进入21世纪以来，与全球性的国家治理吁求相一致，国家安全成为各国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各国的国情有别、面临的问题相异，国家安全治理内涵必然存在相当的差异，但伴随全球化的发展，作为国家安全治理的重要部分，各国军事力量建设可资借鉴的内容在逐渐增多。其中，军事政治在国家安全治理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军事力量建设的作用更是不言而喻。从传统意义上讲，军事政治的国家治理功能主要体现在军事领域，然而，国家治理空间的拓展与治理主体的多元化趋势客观上要求军事政治的治理功能要勇立潮头，在世界局势、国家安全、军队建设、军人群体等多维领域有所作为，与一定阶段的国际国内政治生态相适应，支撑国家安全的一片晴空。

一 原生性与连续性——决定军事政治治理功能的纵深

中国军事政治从属于中国政治，由于军事的特殊性，研究中国军事政治可以加深对中国政治的理解，也可以使人更深刻地思考中国政治。中国军事政治的作用体现在建军、治军、用军三大方面，具有保卫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和政权稳定等多重功能，而且在不同的形势下，多重功能还有不同的侧重。侧重于何种功能，受多种因素影响，宽泛地划分国内、国外因素，或是党内、党外因素，不足以解释中国军事政治的功能取向，因为当代中国的复杂性远不是哪方面要素所能左右的。这也是外界不能客观认识中国军事政治的原因之一。诸如“强军后的中国走向”、“中国军队的凝聚力何来”以及“中国党政军三者关系”等外界疑问，都与未能把握中国军事政治的功能有关。

在特定意义上，研究中国军事政治的治理功能，首先应该把握中国军事政治的基本特征、价值取向，再分析实际形态和作用。中国军事政治呈现本土化的发展过程，具有原生性、连续性。中国军事政治的原生性，是指这一政治不是单纯的理想化治理，而是与传统文化以及当代社会高度契合的政治；中国军事政治的连续性是指其内在属性和基本价值取向的稳定。

理解中国军事政治的原生性、连续性要有多维的视角。比如，传统文化与军事政治理念的结合，不一定有高超的智慧，也未必可以化解当下中国的难题，却能平稳地维持现状，这可以看作中国军事政治原生性的一个视角。中国军事政治的连续性在不同年代有不同表现。比如，“文革”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形态，把人的阶级属性绝对化，必然导致绝对冲突政治，其现实形态是持续的大规模运动政治和斗争政治。但在全国大动乱中，军队始终保持相对稳定。在一定意义上讲，这是由中国军事政治的内在属性和基本价值取向决定的，其具有连续性特点。

从历史纵深视角来看，往往是革命后才有国家战略，再有国家治理和军事治理。在世界历史长河中，近300多年来一系列的大规模革命形成后，才有政治转型和国家治理问题，军事政治的转型与治理也正是与此相伴。无论英国革命、美国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还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苏联解体，这些影响现代国际、国内政治秩序的历史剧变，必然拷问军事政治的旧有功能，催生具有时代意义的新功能。军事政治相对成熟、稳定后，才会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主动统筹国家安全与发展。当年西方国家的军事扩张能力与全球贸易、殖民掠夺相辅相成，最终形成世界强权体系。“首先考虑到各个 ‘时代’的不同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列宁的体会至今仍有现实意义。当代中国将主要通过贸易和金融实现国家的全球战略，不会走西方国家以武力开道夺取资源和市场的老路，但是以一定的军事能力为保证，实现国家发展战略和国家安全，是一条必由之路。从强调军事安全绝对优先，到国家安全与国家发展战略的统筹协调，中国军事政治的治理背景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军事政治呈现“治军思维—治军政策—体制机制”等逐步转换递进的特点。国家安全需求与军事能力的矛盾、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与军事需求的矛盾，以及这些矛盾运动的突出问题，在军事政治方面集中体现，形成了军事政治的治理任务。军事政治回应军事与社会经济的矛盾及发展要求，承担相应治军任务，在实践中不断更新治军思维，制定相关军政战略，依据这些战略方针及安全形势变化，调整制定相应政策，并且具体落实，解决军队的改革和发展问题，推进国家军事能力的发展。30多年来，党和国家的战略目标和军事战略任务的调整——三次裁军、军队不经商和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提出等——都是军事政治治理功能的体现。

二 军事政治治理的价值导向——预防腐败与促进军事改革

军队和军人是中国军事政治的治理主体。异质化的军人个体组成同一性的军队，使得军事政治具有异质同一的复合性。在政治心理层面，认同中国军队的宗旨和职能是军人政治认同的基本依据，也是评判其行为正当性的尺度。在军人生活层面，既有军队一元化的职业要求，又有社会生活多元化的需求。正是在这个结构基础上，军事政治蕴含着多单元、多层次、多方面的利益，军事治理的复杂性也由此而生。

社会价值观的变化对军人价值观构成一系列冲击。伴随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社会价值观也发生分化，个人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过去高度政治化、道德化的社会价值重心，逐渐下沉到以现实利益为基础的社会化和日常生活化水平。同时，利益诉求的多元化必然带来社会价值观的分化，社会共识难以有效形成。社会价值观分化对军队构成一定的冲击，军人秉持的价值未必被世俗社会认可，而社会追求的利益原则又为军人所不容。如果军人将军事职业当作谋生的手段，他充其量是职业人而已；只有与信仰结合起来的军旅生涯，才会有蓬勃的生命力——没有崇高的精神境界，能有多大程度的军事创新？解决生活和工作方面的具体问题，也涉及军人生存的常态。“对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说，在民生维艰的条件下，只有成功地解决了经济社会权利问题，才能解决政治问题，实际上，解决了经济社会权利问题，也等于解决了大部分的政治问题。”

现代先进的军事政治制度背后是合理的价值取向和深厚的文化支撑。打出来的江山，谈出来的国家。伴随启蒙运动的发展，欧美国家在战争结束后，各群体的愿望、利益通过谈判充分表达，最后多方相互妥协，达成国家的政治架构。中国历史上王朝的政治循环就是缺少谈判、妥协所致。“胜者王侯，败者贼寇”承载着历史的逻辑，但是王朝更迭后，文化对暴力破坏的修复是很有限的，民间戾气又为国家暴力提供了土壤，文化中的特权思想与政治的专制很难遵从合理的价值导向。新中国的军事政治对历史有所超越，但目前中国军事政治运作的一系列具体制度，是以农民出身的官兵为主体而建构的，沿袭至今，尚待调整和完善。在军队治理制度的效力有限时，如果军人的价值观扭曲，就难以抵制利益的诱惑，难免滋生军中腐败。新中国军事政治始终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崇尚纪律是军队的生命，然而如果价值观动摇，军内类似厚黑学的潜规则盛行，军队就会不攻自破，谈不上履行使命。

通过反腐败撬动改革同样适合于军队。军事政治最终的服务对象是人，只有个人舒展开了，才有社会的原生状态，服务于人的政治才称得上成熟政治。为什么军事政治理念与现实军事运作还有较大差距？关键是军队体系结构固化了，以前的指挥体制改革、编制体制调整、精简人员等改革措施大多虎头蛇尾，有些初具成效的改革也最终遭遇反弹而未能持续，主要在于那些本位意识强烈的个人和利益集团在间接地设置障碍。如果通过军队改革，让大量出身平民的基层官兵看到自己的军旅前景，感受到自身的职业价值所在，将极大地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当然，在腐败的环境中搞“改革”，难免沦为缘木求鱼。

在军事改革的攻坚时期，应该发挥中国军事政治的意识形态优势。意识形态，即“主流社会和国家权威所确定的一整套逻辑上相联系的价值观和信念，它是政治权威衡量政策行动合理化和合法化的重要手段和标准”。中国军事政治具有连续性，“听党指挥”的内在属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决定了军事改革的意识形态优势。只要中央军委决心坚定，多么艰难的改革都能改到位。同时，“军队具有集团的特征，它有自己的利益，在一定的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军队可能成为追求它特殊的团体利益的社会政治力量”。在国家发展全局中，军人群体也有自身的利益，这也是军事改革的动力。比如，军人工资具有三重含义：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经济的”是指劳动报酬与生存诉求，“政治的”体现社会地位，“文化的”则意味着职业属性。但是在中国军人工资结构中，级别工资占的比例高，在一定程度上是权力文化的反映；在欧美国家军人工资结构中，军衔工资占的比例高，向军功、贡献和资历倾斜。中西方军人工资结构差异的背后是政治和文化的差异。毛泽东曾讲，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显然，改革中国军队的工资结构、使之向军衔倾斜更合理。

三 军事政治的“脱俗”与“入世”——以军官选拔为视角

军官选拔是军事政治发挥治理功能的重要领域，在军队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它要求军事政治既“脱俗”，又“入世”。直面生死成败，这是军官选拔“脱俗”的必然；在素质、能力上全面超越对手，这是军官选拔“入世”的需要。

军官选拔是悄无声息的生死较量。军事是实践领域，纵观我国军史，名垂青史的治军理政人才大多活跃在改朝换代之际。在政权更替之时，战争本身对军事人才有特殊要求，不但要求军官会打仗，还要求其具备社会动员能力，能够用有限的财力物力打胜仗，所以不能用考察俗吏的规章制度选拔人才。战争的严酷性决定了军官选拔的严肃性，在一定意义上讲，是战争需求在进行军官选拔，用谁与不用谁，是敌人说了算。毛泽东麾下的我军开国军官群体，就是战争选拔的结果，他们的文功武略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和历史的省察。创新能力超群的粟裕大将，是对我军军官选拔“脱俗”的生动注释，可以说，是战争选择了粟裕，粟裕用有限的军力物力赢得了战役胜利。

出色的军官不同于庸众，大多个性鲜明，行为往往不大合群，在社会上显得比较另类。和平时期，历代的军官选拔主要按世俗的常规行事，有个性的人才不但没有充分的施展机会，而且还容易遭到庸众的漠视，乃至压制。汉代名将李广的不入流与不入时，最终导致他战败自杀的结局；而汉武帝时期积累的丰厚财力物力，倒是成全了霍去病、卫青等靠裙带关系录用的将领。类似的杰出军官与一般军官的不同命运，历史上屡见不鲜。军中乱象与社会乱象存在必然的联系，社会的权力崇拜肯定影响军官的选拔，这既有体制上的原因，更是文化上的惯性，是军事政治必须面对的问题。

和平时期，“管理出干部”是军官选拔的无奈之举。没有战事，生死成败的对抗较量少了，胜任事务型工作成为军官选拔的基本要求。军事政治决定军队的权力结构，任命而非选举的军官选拔方式，难免产生一定的人身依附关系。战争是生死相托，需要上下级的有效信任。这种有效信任不是一般的社会信任，而要有亲兄弟般的感情深度，这样才会有战争中的同仇敌忾，并有助于赢得军事胜利。

另外，相对于外部社会，军队内部人际容量有限，军人之间形成高度依存的小社会，在军营容易产生归属性的人身依附关系。目前，中国军队的军官选拔，还是以组织考核使用为主，这样，为了纳入组织关注的视野，得到培养重用，军官们就要注重积累资历和人脉，相当部分的精力消耗在迎合世俗社会及“和平体制”上了。这种军官选拔方式，是上级在选拔自己中意的下级，具有很大的主观倾向性，尤其是感情倾向和利益倾向，很容易导致选拔上来的军官不是岗位需要的人，更可能不是最优人选。军官与选拔体制的如此互动，不能保证有潜质的军官走上与其能力相应的岗位。由此看来，和平年代，如何选拔有潜质的军官，仍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总之，中国军事政治的治理功能转型，不只体现在预防腐败、军队改革和军官选拔三个方面，军事政治的复杂性决定着功能的多面性。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军事政治面临新的挑战，国家安全形势和军队建设都要求军事政治与时俱进、自觉回应军事力量发展中的问题。这一回应过程，是军事政治的自我修正、自我完善过程，也是治理功能向纵深拓展的过程。

〔中文校稿：邓巧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