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人概念析定

本书研究以近代扬州的文人群体作为考察对象，欲茂其末，先固其本，须对“文人”做出相应的界定，厘清中国文人阶层整体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

“文人”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传承久远的独特社会文化阶层，伴随着社会历史的演进，其角色与身份也在不断地发生衍化、转型。令人惊叹之处在于：在衍变流传中，文人阶层的面貌保持了薪火相传之连续性，此与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之间自有某种耦合与关联。综合不同历史时期来看，“文人”与传统的“士大夫”、近代的“知识分子”和“新文化人”具有某种程度的蕴意重叠与功能吻合。从科举时代“以文载道”的传统士大夫，到清季民初商业化市场中“以文谋生”的职业文人，再到五四时期追求个性解放、“以文启蒙”的“新文化人”，概念迁变和内涵演进缓慢勾勒出中国文人阶层从“文士”身份到“近代知识分子”角色的历史印迹，也见证了中国知识人在嬗变过程中不断寻求价值定位、精神人格的探寻历程。

有学者指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就社会经济、政治地位而言，‘文人’与‘士大夫’的确是同属于一个社会阶层”, 这种现象是传统文人“文士同构”身份特性的一种表征。“文士同构”的古典身份属性从春秋时期开始生发。春秋末期“礼崩乐坏”，各国君主急需“一套渊源于礼乐传统的意识形态来加强权力的合法基础”，其自然政治后果是原先“以力服人”的统治阶级，在暴力系统之外更注重文官价值系统的作用，以利用文人“替他的政权带来法律和秩序，提高他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文士递进的传统在唐代科举制度确立后更为彰显，且逐渐地走向制度化、固定化，这使中国古代政治形态在相当漫长的时期内表现为一种“文人政治”。技艺性的文人和政治性的士大夫之间并没有严格区分，而是存在自然性质的过渡，从而构建起中国传统政治社会的最大特点——极早就建立了社会的上下流动渠道。马克斯·韦伯将中国士大夫定义为“在远古语言的不朽经典方面训练有素并科考过关的文人”。他注意到，“中国以极具排他性的方式把文学教育作为社会声望的评价标准”，士人在其中“得到的是一种文学教育，特别是书写造诣，而他们的社会地位就是依靠这种书写与文学造诣”。在这种共同体语境下，读书人以治学始，道德文章是安身之本，而“走出书斋，匡治天下”则是他们立命之目标。

“文士同构”也意味着中国式文人从未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或稳定的行业建制。他们一开始就没能形成独立的文艺群体，但拥有自洽的美学目标和价值追求。文人不过是士大夫阶层的另一重文化身份，与官（绅）、儒（师）并列。文人通过学习可以成为朝堂之士，《汉书·食货志上》载：“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这种跨界性的身份结构不仅在知识内容和精神追求上使古典文人的内涵向度走向范式化，更赋予文人特殊的社会地位——四民之首。文人在传统社会生活中享有高于其他社会阶层——农、工、商——的特殊地位。文人的优越性地位不仅表现为有机会参与国家政治生活，还体现在世俗社会生活的细节方面，特别是服舆器具上。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民俗》中有“其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之描述。明代更是采取中央集权式的手段对各阶层的服饰进行种种限制，儒士、生员、监生等读书人大多穿襕衫或直裰，商人、农民则不许穿着这些款式。衣料方面，文人、农民以绸、纱、绢、布为主，而商人只准用绢、布。此种差异是礼制文化“昭名分、辨等威、分贵贱、别亲疏”的社会阶层划分之体现，文人在等级差序的格局中，由于与士有天然的亲近关系而一直备受优待。

天道无常，唯变为恒。尽管中国传统社会以超稳定性见著于世界历史，但随着欧洲工业革命打开了全球化的“潘多拉魔盒”，超稳定俨然成为超封闭与超滞后的同义语。19世纪后半期，全球化在枪炮声中撞开华夏帝国的大门，“文士同构”的传统模式也在硝烟中走向解体，中国自此萌生了近代意义的“职业文人”。伴随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开启，特别是科举变革及近代报刊市场的兴起，一些文人或自觉远离士大夫晋升之“正途”，或被迫放弃以“文砖”敲“仕门”之愿想，从而加速了文士分离、文政解构的社会进程，推动了传统文人阶层走向近代化与职业化。近代职业化文人最早涉猎的专业领域是报刊新闻。早期步入报业的文人多为仕途蹇滞或官场失意者，因社会的“正途”依旧是科举，所以文人从事新闻事业通常被看成从事“不名誉之职业”，是“落拓文人”和“狂疏学子”的无聊之举，难免遭到世人轻视，然其毕竟代表了一种崭新的社会动向：文人不再将政治作为实现个人价值的唯一途径，他们开始通过立足近代公共传媒掌握“另类”的政治参与权、道统话语权，“文人”逐渐成为一种近代化的职业。其中奥义在于，报刊是近代产物，内在逻辑是市场化、效率化，民众而非官场的关注才是其生存之道和发展关键。文人就食于报界，表面仅是职业的转换，实质却是文士分离的社会结构性表征。

文人形态变化始于报刊之形式，文人职业角色完备于报刊之内容。近代文人职业化的成熟标志是以提供娱乐为目的、取道报刊行业而起的“大众文学”（主要是小说文学）走向兴盛。19世纪末，文学副刊作为一种吸引读者的手段逐渐成为主要前沿报章的固定栏目，吸引了一批小说作家为其固定的撰稿文人。“考试无用，儒生失业，各奔谋生之路。别无它能者，只有就近奔赴江海口岸，卖文求活，乃不能不弃八股而著小说。”其中，发端于上海“十里洋场”、伴随文学副刊成长起来的“鸳鸯蝴蝶派”（简称“鸳蝴派”或“礼拜六派”）文人，是清末民初职业文人的代表群体之一。鸳鸯固成双，蝴蝶不单飞，其小说流派又细分为扬派和苏派，精英有包天笑、周瘦鹃、张恨水、徐枕亚、李涵秋、贡少芹等，他们都是民元之际社会著名的通俗小说家。尽管“鸳蝴派”文人的“靡靡之音”常被后起的“革命-启蒙”新文化人所诟病，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文学活动一开始即切中市场脉搏，在近代中国市场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实践上确立了“文人”作为一种现代职业的历史意义，为文人职业新途奠定了基石。至此可见，19世纪末期，文人与士大夫这两个原本一体的身份最终分离，相当一部分读书人主动或被动地脱离仕途窠臼，谋求新的立身空间，使“文人”这一古典文化身份在近代走向商业化、专业化，成为一种新兴的社会职业。

文人职业化进程中的商业化倾向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启蒙与救亡的基调下，主笔文学副刊的职业文人巩固的领地迅速被继起的倡导“启蒙与革命”的新文化人所占据。1919年《新青年》创刊宣称：“我们相信，世界各国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因袭的旧观念中，有许多阻碍进化而不合情理的部分。我们想求社会进化，不得不打破天经地义。”这些标榜“青年精神”的文人们显然抱有更为远大的精神和文化理想，他们批判以“鸳蝴派”为代表的商业化文人的功利主义倾向，在政治理想上又辩证回归到“士”的社会角色。当然，他们恰恰是通过彻底批判士的伦理维系而继承士的天下责任。市场的逻辑固然应当被文人接受，但市场逻辑不应成为文人的最高逻辑。对20世纪激变时代的中国而言，文人应有着高于市场的文学追求——改变文学以改造国民意识，改造国民意识以实现国族复兴。一味迎合市场的职业化是文人风骨的丧失和文人精神的彻底沦落。可以说，《新青年》文化宣言标志着中国的文人阶层正式接受近代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对文人所处社会的历史使命和时代任务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和自觉的把握。

“新文人”是近代知识分子对自身的第一种称谓。郑振铎称“‘文学革命’的大旗的竖立是完全的出于旧文人们的意料之外的”，他们坚决与“古文家”“名士派”“旧文人”割席分疆、划清界限，呼吁“反抗无病呻吟的旧文学”,“排斥旧诗旧词”以及“打倒鸳鸯蝴蝶派的代表‘礼拜六’派的文士们”。在新文人们看来，文人这个阶层“必须和时代的呼号相应答，必须敏感着苦难的社会而为之写作”，而且要“更较一般人深切的感到国家社会的苦痛与灾难”。可见，他们对“文人”的文化主体功能有了崭新的价值标准——文学的时代性和社会性。近代知识分子的第二种自我表达是“文化人”。到20世纪30年代抗战前夕，文化界出现泛指现代文化工作者的“文化人”的称谓。沈从文在30年代末观察到“忽然有许多读书人都被称为或自称为‘文化人’”。在新文人对旧式文人的批判与冲击下，“文人”一词在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舆论中，已经普遍被视作一个贬义词，被人们惯性地与科举出身的旧式士大夫和鸳鸯蝴蝶之伪浪漫文人联系在一起，以至于从事人文工作的知识人都有意识地避免“文人”的称号，改而自称为“文化人”。“文化人”自觉疏离文士一体结构性关联，转而强调会写文章的人并不是神圣，不必做官，学问研究和做官是两回事，其使命不是上升至官僚以治民，而是自觉和“民众”在一起。“劳工神圣”集中体现了这一时期文人“到民间去”的角色定位。无论是新文人还是文化人，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既是传统士大夫精神的螺旋式回应者，更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气质的开启者。